七日書｜第四天：出

二十二歲那年，決定出國重讀本科，讀的還是文科。之所以要重讀，是因為能直接讀碩士的地方都去不起。一來父母沒錢，我只能自給自足；二來，雖然沒有說破，但我深知，經濟獨立是我身心自由的基礎。父母自然不高興，但也沒有阻撓。

國內第一份正式工作的上司不理解我的決定，以長輩的身分說了些權衡利弊的話，讓我計畫好「人生大事」，所謂「人生大事」，就是結婚生子。我說這些不是我的「人生大事」，是我人生不打算做的事。上司的表情，是我見過無數次的「你也就現在這麼說說，你還年輕，以後會變的」的表情。礙於禮貌，他沒再說什麼。那一刻我很感激這種表面的虛假禮儀。

我當時有一個通過兼職認識的朋友，比我年長幾歲，是個很聰明的姑娘。我一直把她當姊姊看，她可能也有點把我當妹妹看的意思，她大概知道我的家庭情況，所以對我的決定表達了真實的想法和擔憂。她說我想要進入的行業和想要做的事情，都是留給那些已經掌握了資源的沒有後顧之憂的人的，有一些距離沒有辦法通過後天的努力去跨越，與其去追求「想做」的事情，不如把精力放在「能做」的事情上。我最後還是選擇了先去試一下「想做」的事情，倘若三十歲還沒能摸到「想做」事情的門，就放棄。

如今我已經三十好幾，依舊掙扎在貧困的邊緣，「想做」的事情也還沒有實現。我時常想起那天跟那位朋友的對話，體會到她說的這些障礙，都是真實的殘酷的，時常問自己是否做了正確的決定，是否還要再試一下。不過「想做」的事情在變，「能做」的事情也在變。許多以前「想做」的事情，現在變成了「能做」的事情。「能做」的事情很多，「想做」的事情也沒有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