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的哲学：二十世纪的史学发展与转向

百余年前，兰克将历史学定义为“不仅是科学而且也是艺术，并且两者是分不开的”。[①]伊格尔斯在回顾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发展时便将此作为一条主线，将古典的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二十世纪的社会科学史与以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等为代表的“语言学转向”连接了起来。[②]在他的笔下，这三者分别作为二十世纪前、中、晚期历史学的主流登场，不仅可以突出地说明二十世纪的史学演进，也体现了史学在学术语境下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向。从这个角度观察，则历史学天然且根深蒂固的叙事传统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一次“复兴”，其在史学写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解构的基础上得到了强调。

当代新文化史学名家彼得伯克曾试图通过比较的方式归结出了西方史学的十个特点[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为“西方历史思想最重要和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强调发展或进步的观念。易言之，即它对历史认识的‘线性发展’观念”。这样，在认识论层面上，历史研究自然会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目的性。R.格鲁纳将这种进步主义的目的性总结为两类，分别是“世界至臻可完善论”与“千禧年主义”。简而言之，二者都认为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人类将从历史中解放出来，进入绝对的自由王国中去。虽然二者对于最终王国的到来有渐进的与瞬时的两种区别，但在这种认识论指导下，历史研究与写作就必然是要“对人的现状和人在世界的环境有所不满”。[④]这种以人为中心的观念在写作上就直接地导向以叙述模式为中心。在这一点上，无论中西，史学自诞生之初就天然地选择叙述模式作为写作的主要方式。在中国史学中，所谓编年体、纪传体无非是对事件顺序的两种不同安排，而纪事本末体则直接是以事件为中心的写作。在西方史学中也有着类似的取向：史学的源头《荷马史诗》就是一部以叙事为目的的史诗；此后，历经各个时代，直到兰克真正建立起历史学科，这种以事件为中心的叙事史一直是传统史学写作的主要模式。

到二十世纪初期，史学出现了一次科学化的潮流。这种潮流的基础首先是兰克所确立的实证主义的史学传统，即对事实的高度崇尚，其目的自然是寻求尽可能的发现并还原出真相。尽管这种潮流在各个国家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是，伊格尔斯指出，“对社会史的新关怀”以及“与社会科学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是它们的共同特点。[⑤]在这种新史学潮流中，鲁滨逊最早指出了传统史学的问题与可能的解决途径。传统史学中“我们对政治史的偏心引导着我们专去叙述那些无关紧要的朝代史和军事史中的琐碎事实”，而其他更加广泛的人类活动却大多被忽视了。[⑥]于是史学需要寻找它的“新同盟军”，在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中“把过去重要时代的文化整体重新复原”，并“研究现代文化与制度的起源”。[⑦]可以看出，新史学要求建立一种“总体史观”，从多个方面对某个历史时期加以研究或回答某个历史问题，但鲁滨逊并未对这种写作的形式加以探究，仅对写作者的素质提出了要求，认为其应该“彻底精通作为一切社会科学入门的基础与初阶的社会学，以及各个专门的社会科学”[⑧]。社会科学应当作为史学的后援，以完备坚实的理论助力史学考据辨伪，使历史学家所给出的历史事实连贯而合理。

这种史学科学化的风潮所要抵抗的敌人就是传统史学写作中的叙述模式，史学开始逃离叙述模式甚至主动摒弃叙述模式，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年鉴学派的历史书写，这其中以第二代人物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为代表。在序言中，他将此书的三部分，也即三个层面，分别描述为“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掀动了地中海的生活”的“深海暗流”；“表面的骚动”、“潮沙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⑨]他还对基于时人记载复现的事件史表示了怀疑。在第三部分的序言中，他意识到这种事件史的书写几乎完全是随机的、处于史学家主观挑选的，但是“有深远的影响和后果的事件”才值得探讨，事件本身的重要性被过度夸大了。[⑩]归纳来看，布罗代尔将叙述模式与政治史视为一体，并且对其抱有怀疑；他以社会科学的眼光与技巧对地理、社会、经济做出了整体的描绘，并将其作为随机的政治史的基础，以理论作为叙述模式的后盾，使得论述整体上连贯而合理。但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新史学”对于兰克以来的实证传统并不抱有多大的敌意。

1979年，劳伦斯通发表了他著名的论文《叙事的转向》，指出了这种社会科学史的致命问题，被认为开启了史学的后现代化。如果从勒华拉杜里的眼光看去，“从14世纪到18世纪之间欧洲大陆的历史就可以称为‘停滞的历史’”，这种史学方法过于忽视了人在历史中的地位。[11]更深层次地，他认为自己写作这篇论文的目的即是“刺激人们对其将如何影响历史的未来进行思考，而且对于历史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假设史学是属于社会科学的”，明确表示了对于社会科学化的史学——也即二十世纪以来的那种“新史学”——的反叛。[12]海登怀特同样观察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对其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历史学家们一直在采取一种费边式的策略来面对批评[13]，而这“使得历史学家占据了一个处于艺术和科学之间的、从认识论上来说是中立的中间立场”，这使得历史学获得了一定的特殊性，并以调和两种立场为己任；但在整个学术语境下这一策略正受到普遍的批评，这两种立场一并将历史学视作了自己的敌人，历史学对自身反省的不足与历史学与学术语境的脱节一并使得历史学定位模糊了。海登怀特于是将历史学定义为“它既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14]他将此归结于历史研究的非学术性，即“历史学家已经习惯认为，历史研究既不需要一种特殊的方法论，也不需要一种特别的智力资质”，[15]并且激进地将十九世纪的历史学描述为“19世纪晚期的社会科学和19世纪中期的艺术的结合体”、“用低劣的科学和低劣的艺术研究过去”。[16]依照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如果我们以分析的眼光看待史学，那么无论是在方法论还是认识论上，当科学与艺术走出十九世纪步入二十世纪时，历史学却停留在了那里。

怀特进而转向对史学本身进行批评。他将我们对于历史的观念解构，从编年-叙事的层面上分别探讨何谓历史，并认为历史写作是“诗性”的，“历史是通过他们成功地从纯然的编年之中炮制出故事，而获得其一部分的解释效能的”；[17]如果以这种文学批评的角度将十九世纪的历史著作仅仅视为言辞结构，那么“这些著作似乎就具有迥然不同的形式特征，并且是以根本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解释着同一组材料的概念术语”。[18]他于是对历史提出了一种“绝对”相对主义的观点，“与编年相反，历史叙事展示给我们了一个预设为“终结”的世界，它结束了但没有分崩离析。在这个世界里，事实为意义所掩盖，即使事实再完整、充实，我们也只能想象，永远无法体验”。[19]在《元史学》中，他就从情节化、形式论证式、意识形态蕴涵这3类共12种解释，与隐喻、转喻、提喻、反讽四种修辞手段，解构了十九世纪四位史学名家与四位历史哲学家的著作，认为他们的写作仅为“同样基本的概念化形态”“以绝对是环环相扣的形式出现在不同的序列之中”，将整个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发展史描述为“历史哲学的演化终止于历史学在19世纪最后三十多年所达到的同一种反讽情形”，思想者们试图解决大革命各方面的余波，但又囿于余波之中。[20]安克斯密特认为怀特的批评使得“历史哲学最终还是完成了语言学的转向，并成为当代思想场景的一个部分”，并且“放弃了对说明和描述的强调这一来自实证主义阶段的遗产，转而关注历史解释”。[21]历史哲学于是回到了叙事主义，但历史学似乎并未附和这次潮流。安克斯密特简洁明了地指出历史学已经“产品过剩”了，“我们再没有任何文本，再没有任何过去，而只有对它们的解释”，[22]无论是新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或者历史学的理论化都归因于此。詹金斯提出了“时间性”这一观念试图重新建立一种史学，将对过去的研究彻底建立在现在的基础上，让史学“无需响应来自过去的号召，而径直相应来自伦理的、政治的号召，以及来自现实与未来的号召”。[23]

虽然后现代史学将上世纪初的“新史学”提倡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思路，但二者都不约而同地强调史学的跨学科结合，于史学而言这几乎又是一种必然。历史学科真正建立之前，历史学几乎是一门“业余”的学问——诸如马基雅维利、伏尔泰、梯叶里、基佐都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但都为史学留下了坚实的传统。[24]当代史学的发展部分与这种历史哲学相契合，历史学越来越倾向于当代的跨学科研究，政治科学、文化人类学正在成为历史学新的盟友。我们可以发现两个新的趋势。第一，文学与史学结合得愈发紧密。基思·罗威近年出版的《恐惧与自由》与《野蛮大陆》两部书就是如此，史学的写作回归了叙事，同时诸多文化人类学的观点与理论也被拿来作出历史解释。[25]这种结合的另外一个表现是非虚构创作的史学倾向，如《革命之夏》以叙事为主对美国独立的还原，以及《亢奋战》中对西线战场的一个非常规探讨。[26]另一个趋势延续了新史学的社会科学传统，仍旧以理论的视角对历史再发掘，如《逃避统治的艺术》中借用政治科学对东南亚历史的重构，或者《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中对人口与革命的关系探讨。[27]诚然，这两本书的学科分界或许有待商榷，但历史学从十九世纪开始就一直是一门大众的学问，就如同那种“费边式的策略”所描述的一样，史学的界限向来宽广。

[①] 兰克：《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转引自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6页。

[②] 参见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第1-13页。

[③] 参见彼得·伯克：《西方历史思想的十大特点》，王晴佳译，《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第69-77页。

[④] R.格鲁纳：《现代历史哲学》，任莲魏、安德华译，《哲学译丛》，2000年第3期，第18-22页，引文在第19页。

[⑤]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36页。

[⑥] 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9页。

[⑦] 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第187-188页。

[⑧] 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第203页。

[⑨]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9-10页。

[⑩] 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416页。

[11] 劳伦斯·斯通：《历史叙述的复兴：对一种新的老历史的反省》，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4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12] 劳伦斯·斯通：《历史叙述的复兴》，第27页。

[13] 即文章开头兰克的引言。

[14] 海登·怀特：《历史学的重负》，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9-20页。

[15] 海登·怀特：《历史学的重负》，第31页。

[16] 海登·怀特：《历史学的重负》，第34页。

[17]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第45页。

[18] 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5页。

[19] White, Hayden. "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Critical Inquiry 7, no. 1 (1980): 5-27. http://www.jstor.org/stable/1343174.

Quotations on page 24, translated by the author.

[20] 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第54-55页。

[21]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当代英语历史哲学的困境》，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第134页。

[22]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第152页。

[23] 基思·詹金斯：《“曾经”：论历史》，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第222页。

[24] 参见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六、七章。

[25] 参见基思·罗威：《恐惧与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改变了我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26] 参见约瑟夫·J. 埃利斯：《革命之夏：美国独立的起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诺曼·奥勒：《亢奋战：纳粹嗑药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27] 参见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杰克·A.戈德斯通：《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