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帮助——论“帮助”作为一种权力话语（Big Brother is helping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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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又跟妻子吵架了。

起因是她在策划一个儿童聚会，需要找到久已丢失的两个玩具鱼竿。叫我起身找，我半天没动，她一再催。我说别催了，我这就来帮你找，结果她一下子就爆发了：孩子是两个人的，“帮”是什么意思？这活动本来是应该由我负责策划的，现在是她在帮我，不是我在帮她……

太乱了。现在她走了，我来捋一捋。

夫妻应“相濡以沫”，友邻则“守望相助”。愚公移山，邻家小儿刚刚换牙，便“跳往助之”。可见“帮助”在许多语境下本来是一个好词。

之所以能引发矛盾，其实是它在特定语境下也有可能构成一种权力话语。这可不是在说“施者比受者更有福”，而是强调施加帮助者相对于被帮助者的主体地位。或者说，是权力结构中的上位者，对意欲矮化的对象进行的一种“定位”。

被帮助，就意味着弱小，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得不接受来自更高一级存在的“善意”。

“地球三体组织”的纲领里不是也有么：“人类社会已经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应该请主降临世界，借助他的力量，对人类社会进行强制性的监督和改造”。

为了强调上位者施加帮助的紧迫性，甚至不仅仅说“帮”，而是说在“救”你，所以父权制的影视文艺中才总是充斥着“英雄救美”嘛，ETO里也有“拯救派”嘛。王小波曾写过一段，说自己YY女老师，总是幻想她掉到水里，然后自己去救。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文艺必须“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而延安整风期间王某某被当成靶子，开大会的名目便是“拯救”。

这类用法在后来的历史中用得很多，最有名的怕不是七六年的“帮周”……

不过，这类被帮助者基本没有还手之力，给我印象更深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对于“帮助话语”的争夺。

比如1961年1月，在农业集体化方面遭遇严重挫折的东德等米下锅，已经难以为国民提供黄油了，其国内居民逃往西德的问题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那时还没有柏林墙）。询问苏东各国无果后，东德党只好派政治局委员马特恩秘密访华，希望能说服中国继续履行已经签字的贸易合同，把大豆交给东德生产人造黄油。

众所周知，中国此时正在经历“自然灾害”，人口都负增长了，怎么还拿得出大豆来兑现合同？于是接待他的周恩来左推右挡，就是不答应。但周又不能讲实情，就只好说中国现在“要靠大豆来接济粮食，靠大豆治病”。

东德那边也已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再加上对周恩来说的理由又不是很明白，所以也死磕到底，终是大吵了一架。吵架的爆点就在“帮助”二字上：在周总理这儿，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如何给予东德“帮助”，而马特恩却一再强调“问题不在于帮助，而在于履行合同……政治局派我来不是来谈帮助问题，是谈执行合同问题”。

可是周总理觉得，如果中国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给了大豆，对方还不承认这是“帮助”，那就太不可接受了，这才让他在外事活动中罕见地动了怒火。

在马特恩离开中国一个月后，赫鲁晓夫于1961年2月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产自古巴的蔗糖，帮助中国渡过难关。但中国政府只留下了“古巴糖”。不能在中苏分裂的大背景下再轻易接受帮助呀。

要知道，三个月前苏共中央刚刚给中共中央写过一封信，历数多年来苏联对中共的帮助，特别提到苏联在援华过程中无偿的技术转让，一边说这些都是“我们的人民……43年经验的结晶”，是中国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拿钱都买不到的“无价之宝”，一边又算出一笔账来：“至少价值60亿卢布”。信中没说这60亿要还，但“帮助”这两个字确是在循环往复，要砸到实处。

中苏关系中有这样的故事，中越关系中有没有？

苏联跟中国有这样的故事，跟南斯拉夫有没有？南斯拉夫自己跟希腊共产党之间不也有这么一段“我帮了你所以你要听我”的故事吗？

当然，这种“说帮助”的权力话语并不仅限于社会主义阵营。

彭斯在2018年的演讲中也历数一百多年来美国对中国的各种帮助，却“终究错付了”，以此作为一种修辞手段。

可见，“互助”好言，“帮助”难说。“帮助”一词一旦嵌入权力结构，双方便没有那么容易相让。慎之，慎之……

这篇文章给妻子看了她能与我和解吗？

当然，最重要的是写完了接着去找鱼竿……

【截至到发稿为止，找到了一个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