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这样的死亡率？

开宗明义，我算了一下新型肺炎的最新死亡率（死亡人数/感染人数）。

发现很是奇怪：

湖北省 3.1%（350/11177）

湖北省外0.18%（11/6062）

武汉5.15%（265/5142）

黄冈1.3%（17/1246）

孝感1.5%（14/918）

荆州1.2%（6/499）

宜昌0.2%（1/392）

荆门3.1%（11/345）

仙桃1.7%（3/169）

天门8.6%（10/115）

我又算了下武汉和省外的治愈率

0.41 % （251/6062）

0.44% （228/5142）

简单分析一下数据：

1、省外死亡率极低，平均500感染病人才死亡1人。而且，很多省份虽然有很多感染病例，却是0死亡率，比如浙江和广东，分别有661和632例感染，但没有死亡人数。

2、湖北死亡率非常高，是省外的18倍。

3、武汉的死亡人数最多，死亡率极高，明显不正常，平均20人里就有1人死亡。确诊案例占省内的四成左右，死亡数字却占近76%。

4、最严重的武汉和省外的治愈率却几乎一样（样本数也比较接近）

5、省外的死亡人数普遍较为平均，而湖北的死亡率不太平均。

我觉的从数据分析上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我做一些纯假设性的推论（只是死亡率数据的逻辑推论，而没有实际感染病统计的依据）。

首先，我认为省外的数据不太会造假，所有省市县同时造假的可能行很低，所以根据省外死亡率的数据：得出推论。

推论一：新型肺炎本身的死亡率并不高。5000多人的省外样本，死亡率只有0.18%，应该能说明问题，而武汉和湖北死亡率很高，应该有其他原因。

其次，我倾向认为湖北和武汉的数据都是真实可信的，或者说造假也不影响推论。其一，假如武汉瞒报数据，按省外的死亡率减一半计算（假设比省外高十五倍），那武汉的疑似感染人数起码有十几万，我觉的可能性不大。其二，治愈率更容易夸大处理，而不是隐瞒，从武汉和外省的治愈率很接近，我倾向认为武汉感染人数并没有水分。而且，就算隐瞒有更高的死亡率，也不会影响推论。

 那武汉这么高死亡率的原因是什么？我倾向认为是医疗资源对死亡率的影响。省外各县市病例分布比较零散，可以集中医疗资源进行救治，特别是重症病人，大概占10-20%。新型肺炎没有特效药，只能依靠自身免疫力，所以，武汉的病愈率和外省一致。而重症病例容易引发并发症，特别需要医疗资源支持，当医护资源大量短缺，就会造成一到两成的重症病例成为死亡人数。武汉省内的死亡率也不平均，似乎可以佐证湖北的死亡率和新型肺炎本身的致死性没有非常直接的关联性（当然也可能有其他原因）。

推论二，很大可能是短缺的医疗救治资源造成更大的死亡率。武汉是医疗资源短缺最严重的，因而死亡率就极高。

那什么导致了短缺的医疗资源呢？

我倾向认为是极端的封城措施，封城也许可能减少其他地区的感染，但是对武汉却形成人为灾难。在封城之初，英国自然杂志就报道过一个澳大利亚病毒学家的看法，他说这样的措施所形成的后果：第一，会让整个城市变成一个细胞组织培养皿，所有人就在里头互相传染；第二，会有物资供应的问题；第三，会对城市居民造成巨大心理打击。应该说这些都让他说中了。极端措施带来恐慌进而形成资源短缺，从而造成非正常的死亡率，似乎是可以成立的逻辑链。

当前是流感季节，很多人是会出现流感症状。流感症状与新型肺炎的症状非常接近，中国流感的死亡人数每年都近9万人，可见感染范围之大，武汉的居民一有头疼脑热，全都往医院里面跑，往医院跑反而导致交叉传染，真正传染上新型肺炎。而医生完全顾不过来如此多的病例，无法及时救治真正需要的重症病人。当然，新型肺炎占用了大量医疗资源，以及交通的封堵，导致其他急性病没办法救治的死亡就更不在其统计之内了。

美国公共卫生学家霍华德·马克尔在纽约时报专栏中分析新型肺炎的措施认为，在行动较早、持续时间较长、同时使用多种措施的城市中，发病率和死亡率低于没有采取这些措施的城市。而恰恰他认为中国的封城措施，并没有做到较早的行动，采用渐进限制与透明执行等多种措施。

推论三，人为措施不当形成武汉的高致死率。封城可能减少其他地区的感染，但是对武汉造成巨大的恐慌和短缺，造成极高的死亡率。

我的数据分析极为简单，集中一点就是：武汉的死亡率为何是省外的近30倍。我相信我都能通过简单分析看到这一点，各种专家和官僚们自然完全掌握清楚，但其中原因，却无人解释。也许是因为这是太过直白的数据，表明武汉之疫不仅是病毒肆虐，更像是一场人道灾难。

如纽约时报所言中国政府就像一群只有两个大拇指的人。的确，中国政府似乎只有控制和失控两种选择，如果不让全国失控就必须紧紧控制，铁腕掌控与恐惧失序正相反馈，带来的灾难与牺牲终将无法避免。

传染病伴随人类，永远不会消失。十七年前如同这次一样发生，我知道下次还会再来发生，就是不知道下次牺牲的是哪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