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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 北京豆瓣书店：一家只卖滞销书的书店

2020 年 5 月 29 日

野兽按：十几年前北大附近有许多学术思想书店，除了北大西门的万圣书园，还有北大校内的博雅堂书店和野草书店，其中最奇葩的是豆瓣书店，本来在校内租了一个小平房做仓库式小书店，后来有点钱了又在北大东门的一小区里租了一个房间，商住两用，规模弄大了，又搬到了万圣书园对面，因为价格优势，据说当时让刘苏里兄非常不开心，分流了不少销售额。第四次是直接搬到万圣书园旁边的商场里头，第五次又搬回了万圣书园斜对面，从2004年到2007年，我见证了豆瓣书店的五次搬家，之后我的活动半径就到了北二环的雍和宫附近了。豆瓣书店去了很少了，不知还在不在？搜索了一下，发现2019年GQ杂志还做过一次长篇报道，看来还在。一直觉得店主卿松和余杰长得蛮像的，也都是四川小伙。

作者：陈寿文提交日期：2006-8-27 3:22:00 | 分类:生活 | 访问量：5787

豆瓣书店的店主卿松和雨虹是我的朋友,我也是他们的大顾客之一,已在他们那购书近千本.当初是在北大周末书市认识他们的.还曾促成过一次沉香书屋和单向街的合作.单向街进门左侧几柜子半价书就是沉香书屋拉过去的。

今年五月他们新开张,第一次过去，那天巧遇了厉以宁和他的夫人过来购书,他竟然找到了一本50年代他读书翻译的一本书,关于赫尔岑的经济思想的一本书.听他的夫人说是他翻译的书后,店主卿松便坚持赠送该书予他.有趣的是厉夫人坚持要给钱，但厉先生在合计钱数的时候忘了加上那本书钱了。我在旁边看着卿松欲言又止的样子，偷偷直乐。

转贴卿松的声明如下

萤火虫小花 (http://chenxiangbook.spaces.msn.com/) 2006年 6月17日 12:04

大家好,我是"豆瓣书店"店主,楼主误会了。小店与“豆瓣网”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以前叫“沉香书屋”，也有一个网站，是刚开的实体店。因为注册的时候阴差阳错，将用来凑数的“豆瓣书店”注册上了，而前面的“沉香书屋”等四个店名，因重名反而被刷下啦！

所以，大概是楼主听了一半谈话，误以为是大名鼎鼎的“豆瓣网”。并且在外面的招牌上也没有“豆瓣网的线下书店”这几个字。只有店名、网址（是我们的网址，非豆瓣网的）、特价、真秀购物中心内字样。

这个误会已经在豆瓣网上有一定的影响了，望楼主将日志修改过来，以免更多的人误会。谢谢！

http://www.flickr.com/photos/shizhao/164709541/

首先，我介绍一下“豆瓣书店”。

我们是2005年5月4日开的书店，店名叫“沉香书屋”，是取“沉淀书香”之意。那时候还不是个正式店，只是在北大朗润园租了个五平米的小屋子，堆了几架书而已。但北大有个周末文化市场，每到周末我们都会参加。这样就慢慢认识了一些爱淘书的人，因为他们的支持，5平米的小屋已经太小了。

2005年8月迁到北大西门外芙蓉里小区内，租了个一居。这时有些象样了。但还不是个正式店。主要还是靠每周的北大书市。书铺中只是一些老友过来。

2005年12月，终于，有了自已的网站。网址:www.802books.com

2006年5月初，北大周末文化市场停办，给我们打击极大。故急于找一个正式店面。于是就有了现在的店面。

而店名，上面已经说了，是阴差阳错，“沉香书屋”已被注册。让我们很是郁闷，而万万没想到的是请朋友另想的三个店名亦被注册。轮到一个当时着急于凑数的第五个名字“豆瓣书店”。第六个是“萤火虫书店”萤火虫是我的网名，由此可见也是临时想的（因为工商有个申请表，一定要真六个名字，不真满就不让交）。当时我们也很是失忘，觉得没有成就感。

#日志日期：2006-8-27 星期日(Sunday) 晴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6-10-28 10:00

豆瓣书店：精挑细选的学术书店

http://news.bookicp.com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作者：花港鱼

豆瓣书店原名沉香书屋，位于万圣书园旁边。店长卿松大学毕业才一年多，是个个性开朗的小伙子，书店是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开的。虽然开业才一年有余，书店却已三易其址。先是去年５月４日开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旁，开了三四个月又换到了北大西门外的博士生楼畅春新园，两个地方均十分难找，比造假窝点藏得还好。２个月前，书店搬到了蓝旗营小区万圣书园旁，并改名为豆瓣书店。说起这改名，卿松有点郁闷：“因为和大名鼎鼎的豆瓣网重名，很多人以为我们是豆瓣网的线下书店。其实小店与豆瓣网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注册的时候将用来凑数的豆瓣书店注册上了，而前面的沉香书屋等四个店名因重名反而被刷下了。这件事在豆瓣网上已经引起了一番讨论。一些网友认为我们是冒牌货，甚至有人说我们很无耻。其实我们的顾客群在我们还叫沉香书屋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而且在我们的顾客群中，有６０％的人并不知道豆瓣网。对于网友的说法，我们也感到很无奈。”

搬家后，借着万圣书园的人气，书店的生意比以前好了很多。“你们两家都是卖学术书，万圣对你们的生意难道不会有影响吗？”“不会，我们是互补的。”“怎么个互补法？”“万圣卖的都是新书，我们卖的都是旧版书，也就是特价书。逛完万圣的人都会到我们这儿再来转一转。”

听到特价书三个字，我的心就往下一沉，看来我是找错书店了。因为特价书店一般不在个性书店栏目考虑范围之内。然而卿松还在继续说着：“豆瓣书店的书大多是已经出版两年以上的书，主要是来源于在北京的出版社的积压书。”记者仔细看了一下书店内的图书，多是社科文艺一类的书籍，品种偏重于严肃的学术方面。例如《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姆逊》，翻了一下出版年月为２０００年。其中也不乏一些出版年月较近的书，如《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世界汉学论丛）》２００５年出版。

“那么你们和一般的特价书店有什么不同吗？”卿松回答说：“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对图书的选择要求很高，要花很多力气在这些积压书中选出好书来。有时候在一大堆书中只能选出几本好书。”大概是感觉到了我对特价书的成见，卿松反问我说：“你买过特价书吗﹖”“我……买过啊。”

“那你应该知道特价书中虽然很多是烂书，但有些书是非常好的。特价书不是盗版书、烂书的代名词，我也讨厌烂书。豆瓣书店的特价书只是因为长期积压有些磨损的旧书，或者是因为太小众而没有卖掉的书，内容是绝对有生命力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到不打折的书店买书还是有点贵的。我开这家店的初衷就是希望读者能以便宜的价格买到好书，让读者不在书价面前望而却步，让读书更加平民化、生活化。”

卿松说他希望能开一家像纽约的史传德书店那样的书店。史传德书店被誉为世界最大的二手书店，共有十一层楼，总藏书量高达２５０万册，光店员就有１８５位，是纽约市的地标之一。它在全世界范围内采购特价书，所有的平装书至少打七五折，精装书则降３０％以上。“豆瓣书店还刚刚起步，现在的书还主要是来自北京的出版社的积压书，但以后我们将更多地与外省的出版社联系。”

在开书店之前，卿松曾经在风入松书店做过一段时间的兼职，主要是负责全店的主题书展。他说：“主题书展是想通过书来表达一些东西，来表达书店关心的东西，专题的好坏可以反映书店关注的问题，同时也展现书店的品格。”豆瓣书屋虽然不大，但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小型主题书展作为点缀，营造购书氛围。因为书店的主要顾客群是周围大学的学生和老师。除了依靠书店自身的网站宣传外，卿松和他的朋友们还经常在大学校园论坛上发帖子。

豆瓣书店还设置了一个代卖区，读者可以把他不想要的图书放在这里代卖，由读者自己定价。现在已经有不少读者把书拿到这里卖了，大多是北大的知名教授。在他们提供的书中，豆瓣会选择适合书店风格的图书上架，目前代卖区的书已经有四五百本。卿松说希望不仅能将豆瓣书店变成一个淘书的地方，也成为读者交流的场所。今后书店还将举行“换书会”等一系列“以书会友”的活动。

评论人：必竟书生 | 评论日期：2006-10-28 18:02

豆瓣书店(原沉香书屋）专题 www.802books.com

异域的眼光——西人眼中的中国

几个世纪以前，一批批深谙中国文化的西方人，以外来人的视角和眼光大量、考察着这块神奇的土地，并以生动形象的语言记下他们的观感和惊奇。这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中国的观察，确有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独特之点。当然，西方的中国形象毕竟是自己构建，其中自有其夸张和扭曲之处。如果作为反观我们自身的镜子，了解这些异域的眼光就十分必要了。八十年代钟书河先生编《走向世界丛书》，旨在展示近代中国人最初走出国门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在这里我们以书展的方式来展现西人对中国的观察和思考，不妨把此专题定名为 “异域的目光——西人眼中的中国”

“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

作者：周宁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这句话，被萨义德引作《东方学》的题记。萨义德和他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同道们想说明的是，东方学不仅为西方构筑了一个作为文化他者的“东方”和言说该“东方”的知识体系，而且作为话语支配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东方文化或殖民地文化对自身的反思。跨文化交流的知识霸权理论，提醒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现代的国民性批判问题。

西方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看法，虽然流行于19世纪，但基本观点在18世纪末就已经形成了。西方不仅开始描绘、评价中国的国民性，而且试图对一种确定的有关中国的国民性表述，提供自然环境、社会制度、种族遗传等方面构成因素的解释，将人们观念中的杂乱的印象统一到一种确定的概念上，并为这种概念找到典型形象或象征。赫尔德论述的所谓中国人的国民性，至多不过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文本的虚构。赫尔德认为直到他写作《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糟糕的是人们最终还是无法寻得一条既不美化又不丑化中国的途径，无法找到一条真正真实的大道。”而他本人对于这个“终日守着炉火睡觉、从早到晚喝着热茶的民族”的描述，“对中国人特性的敌意诋毁，相反它是从中国人特性的最狂热的维护者的报告中一点点地概括起来的……这不过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几一个民族的真实写照”。赫尔德没有任何直接的中国经验，他解读中国的国民性的根据不外是那些传教士的传教书简。同一些书简曾经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中国形象，现在换一种解读方式，又可以提供完全相反的意义。中国的国民性是在西方特定的解读语境中构筑的，在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物。所谓真实不过是文本制造的幻象，只是人们忘记它的幻象本质。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第11卷第3部分对中国的国民性的描述，从主题到意象，对西方思想界有着深远的影响，从黑格尔、史莱格尔、谢林、马克思一直到20世纪的许许多多相关的言论，甚至中国的国民性批判，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源头。西方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话语传统层层迭置，以至人们都忘记了这些主题与意象最初的来源，比如说中国人性格中的孩童般的奴性幼稚与老人般的世故狡猾的结合，将中华帝国比作“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西方构筑中国国民性的写作是一个表述过程，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认为“表述”(representation)是同一文化内部成员生产与交换意义的基本方式，它虚拟某种指涉对象并假设某种本质，实际上却只是在特定话语系统中的文本的虚构，既可以指向现实世界，也可以指向想象世界。我们研究的前提不是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如何反映或歪曲中国的国民性，而是假设国民性概念本身就是一个西方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为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虚构的文化他者的幻象，它的功能是在自然、种族、文化格局中突出所谓中国国民的异质性、怪诞性、落后性、堕落性，巩固以西方现代白种（或雅利安）民族文明的优越与统治地位。在此前提下，我们只是追溯西方有关中国国民性文本的历史，揭示其意义生产与分配的方式以及这些文本构成一种话语传统的过程。我们发现，始于启蒙时代的中国国民性话语，到早期浪漫主义时代，已基本成型，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中有关表述，具有典范性，不仅代表着他那个时代的普遍观点，而且对后代有着深远的影响。

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经过启蒙时代近半个世纪不同文本的磨合表述，最终在浪漫主义时代早期确定下来。回顾这一话语构成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表现在精英思想与大众文化不同层次上的明显一致化、规训化的过程。启蒙运动时代总体上看是欧洲赞美中国政教人文的时代，传说中的中国不仅可能是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中国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伏尔泰得知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逊(George Anson1697-1762)在《安逊环球航行记》说中国人既不文明又不诚实，官吏百姓全是骗子、盗贼，感觉有必要为他理想的中国人的形象辩解，他说安逊上将“因广州小民曾经想方设法欺骗英国人，便鄙视和讽刺中国人。但是，难道可以根据边境群氓的行为来评价一个伟大民族吗？”伏尔泰赞扬中国的礼节“在整个民族树立克制和正直的品行，使民风既庄重又文雅。这些优秀品德也普及到老百姓”。但是伏尔泰赞美中国人的品性的时候，欧洲印象中的中国人的形象已经开始恶化。杜赫德神父的《中华帝国通志》（1735）是启蒙运动时代欧洲的中国百科全书，在这部书里，杜赫德神父描绘的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复杂矛盾，有肯定方面也有否定方面，但总体上看是否定多于肯定。他说中国人一般都很温顺，人情味浓。从皇帝到百姓，“十分尊重老年人”，而且举止文雅，“他们的谦逊也是令人惊讶的。有学问者非常稳重，事事处处表现得十分得体。女性似乎生就品质端庄，”中国人没有粗鲁的行为，很少性情暴躁。但也并非没有丧失理智的时候，他们一旦被触怒，可能会暴跳如雷，而且报复心极强。贪婪、欺诈、自私、自大也是这个民族的习性。“欺骗常见于老百姓之中”；中国人性情温和，连“盗贼都很少使用暴力，他们宁可选择狡猾的伎俩来达到目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很自私，他们相信要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利害关系”；“他们认为自己应该高人一等。这种与生俱来的傲慢激发起哪怕是最卑贱的中国人瞧不起任何其他民族的人”。尽管杜赫德神父不愿意说太多的中国人的坏话，而且认为有些恶习是中国人谋生迫不得已的技巧，诸如“在自己出售的东西里面掺假”，但他还是承认，“诚实确实不是他们喜爱的美德。尤其是当他们与陌生人打交道时，只要有可能，他们总是会使出欺骗的手法并且还大言不惭。还有一些人在欺骗被人当场抓住时，竟然厚颜无耻地抱歉说自己骗术不高明……由于他们十分阴险狡猾、诡计多端，他们明白如何保全脸面，掩盖罪恶。他们手法非常狡猾，做的事情很少会在公众面前暴露。” 最后，杜赫德还想“再补充一点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尽管他们十分邪恶，但是，他们本质上还是热爱那些有所追求的人身上的美德的……”。

转自“文化研究网”

评论人：必竟书生 | 评论日期：2006-10-28 18:03

GQ报道 | 豆瓣书店：一家只卖滞销书的书店

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GQ报道（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709254851/

62㎡的豆瓣书店，在北大清华门外经营了14年。老板卿松每日坐在没有窗子的小仓库里，对着书单选书、买书，把喜爱的人文书籍进上几百本，再花10年的时间卖出去。人们常带着“情怀”、“坚守”的预期来怜悯豆瓣书店，很少意识到，小店的吸引力远非如此——出身贫寒、做事慢条斯理的卿松，是消费市场的失败者，又是个人自由意志成功的捍卫者。他投入全部身家，维系对书籍品位的忠实信仰，即便是周边名校的学者，这一点上也很难及他。我们想展示一家小书店的多种角色：它是店主修复童年伤痛的避难所，是趣味相投者的社区，也行使着书店古老的权力——决定你看什么书。算法会推荐相近的趣味，奖项会鼓励一时之选，但书店会遵守最苛刻的标准：时间。不能温和地将选书的权力交付于别人，是书店屡受挑战、却不曾消失的原因。

❶ 165块赊账

给一摞书扫完码，卿松说，“都打六折，一共165块钱。”

中年男人掏出手机，发现没电关机了。他翻找衣兜，身上的现金也凑不够。卿松看看书，又看看男人，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男人想了个办法：我先把书拿回去，回家充上电，再转账到书店的微信上？卿松痛快地答应了。他给那6本关于法国艺术史的专著打上捆，目送男人抱着这摞书出了门。

直到半小时后，被太太邓雨虹抱怨前，37岁的卿松都没意识到这一单有什么问题。豆瓣书店每天销售两三千块钱，毛利率约20%，还要扣除房租、水电、店员工资各项成本。如果165块不到账，小半天就白干了。

“他说打钱，就肯定会打的嘛。”卿松嘟囔着。他性格温吞，有张圆圆的娃娃脸，小个子，是个好脾气的中年男人。卿松抱着一种平静的态度，好像从不会为什么事发怒起急，“放心吧，会到的。”

豆瓣书店已经开了14年了，小店一直守在北大东门1公里外的一处门脸中，主营人文社科类的打折书。这一度是个赚钱的生意。在2009年年底，卿松抢到一大批上海出版集团的清仓库存，《洛丽塔》、《屠格涅夫文集》、迟迟没有再版的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这些市面上稀缺的书，大批量出现在书店里，还打五折。

在那几个月，每天傍晚上新书时，北大清华的学生都涌到书店里来，守着两张桌子拼成的新书台，一包书传过来，大家争抢着帮忙拆开牛皮纸，好第一时间占据自己想要的那一本。一次一位店员提前扣下一本稀缺书，发在豆瓣小组里炫耀，甚至引发了一场骂战。

在行情最好的时期，豆瓣书店每天能卖6000多块钱，这让卿松还上了2家分店倒闭欠下的40万债务，甚至还凑上一笔首付，让夫妻俩买了一个40多平的小房子。

转折点是2010年，京东“6·18”特价那天，连豆瓣书店的店员都守在电脑前抢一套半价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实体店的兴亡史也自此开始。光合作用、风入松、更远一点儿的第三极、单向街圆明园店……五道口附近一度赫赫有名的品牌们都消失了，留下的几家，也在倒闭的阴影下生存。

2017年2月的一天，乌云飘到了豆瓣书店头上，十几个城管上门，留下一张通知：一个月内，书店的门窗要被封死，“完成整改”。邓雨虹气愤地在网上发日记：“为什么现在开个小书店，这么难？”日记出人意料地引出来无数前读者，大家蜂拥到书店里，很多人第一次发现，如今的媒体记者、学术新星、民谣歌手、青年画家和无数从海淀区毕业的学生们，都曾与这家袖珍的小书店有过密切的关联。

与影响力不匹配的是，豆瓣书店还是同样的旧书架、旧桌布和几万本老老实实排列的书籍。不卖咖啡、不搞活动，只卖折扣书，十几年里居然没有任何变化。

在11月末的这个冬夜，165块钱变成了一个梗，大家总恶作剧地突然提起这笔钱：

“钱到了吗？”

“还没有，再等等。”

❷ 库存书中寻宝

去年11月初的一天，我跟卿松一起去东南五环外的王四营批发市场，这是北京最大的图书批发市场，书籍像装修材料、像大米粮油一样，一垛一垛地堆积在各家的门市里。

乍一看，每家的选书也不错，最多的是世界文学名著，《呼啸山庄》、《猎人笔记》、《契诃夫短篇小说集》……新设计的素雅封面，塑封得整洁平整，进价只要三五折，看上去是不错的货源。

卿松在书堆里转来转去，什么书都不买，扑哧偷笑了一声，还被女店员发现了。他拿起一本《羊脂球》，一本《局外人》，小声提醒我注意译者的名字：都是同一个人。眼前这些法国名著，译者皆为“杨风帆”；俄罗斯名著，全是“羊清露”翻译；一个叫“麦芒”的人，几乎承包了所有英文作品，不分英国美国，不分作家流派，欧·亨利、毛姆、勃朗特……全是ta的翻译范围。

“这都是洗版的书，随便找人攒出来的，一般都卖给图书馆做馆配，要不就卖给超市。”卿松又带我参观了一个巨大的图书仓库，里面除了一些色彩拙劣的绘本和几本一看就是伪书的《李嘉诚全集》、《乔布斯全集》，没有任何真正让人提得起兴趣的图书。

最后，卿松带我去了两家仅剩的，他认为“能买”的店。一进门，老板就起身热情地打招呼，第一句是：“好久没来了！”第二句完全相同：“什么时候把你的书拉走啊？”

“快了，快了。”卿松已经贴在了书架上，飞快地一排一排往下看，他突然发现有2015年华夏出版社出版，哲学家陈嘉映的文集《从感觉开始》、《无法还原的象》，只打听了一句折扣，马上就说“这一摞我都要了”。两个伙计前后围着他，话音一落就立刻躬身抱起一摞书，搬到门口堆好。

“这个来20本，这个来10本，这个我全都要……”卿松陆续发现了《尼采引论》等十几种文史哲书籍，店门口很快堆起了两三百本书，卿松一圈转完，看到书堆，恍然大悟似地发现居然订了这么多。

这些书封面颜色朴素，腰封上只有内容介绍，没有大幅的名人推荐。内文里谈论的是尼采、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白宫水门事件、美国陪审团制度……我打开手机搜了陈嘉映的那本《从感觉开始》，京东页面第一行字就标红“适读人群：有一定文化层次的大众读者”。陈嘉映被称为“中国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一个哲学家的随笔集，在眼下无论如何不会是一本畅销的通俗大众读物。

然而卿松对它们有极大的热情。在订货的瞬间，卿松不再是那个终日躲在书店后台十几平方米小仓库，脸色有些苍白，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店主，他变成了网络段子里那种大老板，到店里用手指头指，这个、这个、这个，全都给我包上。

2003年，22岁的卿松刚到书店打工时，看起来怯懦、内向。他出身农村，家里很穷，小学去城里亲戚家寄宿，却一直被当校长的姨父家暴。在学校、在家，姨父总是毫无来由地突然打骂，这让他长期精神高度紧张。放学后，卿松孤立无援，一个人藏在安静的学校厕所里，挨到饭点再回家。读书时，卿松总拿着一本盗版的路遥《人生》来回翻：“举着一本书，别人就不来打扰你了，实际上什么内容我都没看进去。”

来到北京，他在北大朗润园里租了一个大杂院的单间，一边泡图书馆，一边在北大南门外的风入松书店打工，他幸运地赶上了北京学术书店最后的鼎盛时期——从1993年开始，万圣书园、风入松、国林风等学术书店各自在北京创立，成了当时知识分子固定买书、办论坛、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风入松的老板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王炜，他曾经于1996年在书店举办过“陈寅恪的最后20年”学术讨论会，邀请季羡林等北大学者座谈，让沉寂多年的陈寅恪研究重回大众视野。书店还搞过唱反调的图书讨论会，直接批评过度炒作的《亚洲大趋势》学术价值不高，给畅销书降温。

风入松的经理叫卢德金，对店里各种图书如数家珍，拿起一本书，从译者、出版社、责任编辑、版本区别都能讲上半天。

有一天，卢德金路过“科普”书架，随意地从角落里抽出来一本《科学革命的结构》。

“这本书怎么放这儿了？”卢德金问。

没有人回答，书放在这儿一年多了，从没人买。

现在卿松知道，这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经典著作，分析科学研究中的范式演变，应该放在科学哲学，至少放在哲学架子上。

“摆出去看一下。”卢德金随手把书交给卿松，让他放在新书台上。

《科学革命的结构》此后一直被留在推荐位，一年卖出了五六十本。在书台上，卢德金摆过“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红学研究”的主题，把库房里积压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拿出来，重磅推出，一周卖出上百本。

跟着“卢大师”，卿松第一次发现，书店其实是一种有强烈价值判断的行当，“真正的高手就是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我说这个书不错，而且会得到（顾客的）公认。”

22岁的卿松开始展露出一种沉默的执拗，他整日泡在风入松，试着读加缪、卡夫卡，书中很多细节如今都已淡忘了，他只记得《罪与罚》的主人公也是个贫苦青年，悲剧故事让他“精神都要崩溃了，整个人都是极其地恍惚”，这种激烈的阅读体验让他至今钟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编内刊时，为了介绍汉学家，卿松主动跑了四五家书店查书，像写字典一样，把海外汉学家按照师承的源流，一个一个地梳理下来。

卿松记得住每一本书的位置，文学区店员邓雨虹托他找一本艺术书，他连着三天忙忘了，等到大家跟店里借书时，卿松看到小邓借了一本《驼背小人》，“天啊，她喜欢读本雅明！”卿松终于把这个女孩记得牢牢的。

在书店，卿松体会到被器重的滋味，老卢让他编内刊，推举他做店长，等到2004年卿松离职时，老卢把自己在北大周末书市的地摊也转给了他和他的女朋友邓雨虹。

摊位只是一米宽、两米长的木板，两个人用自行车驮书，一人弓背往前推，一人低头捡掉下来的书。等送到地方，从脚尖到头发丝都往外喷着汗，内衣已经湿透了。有时赶上天气不好，先去的人就发短信：“风大，速送鹅卵石过来。”

书摊卖的是出版社积压的库存书，卿松反复证明，一些库存书只是没有遇到它合适的读者。第一笔生意，是卖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这套文库从周易、楚辞，到契诃夫、萧伯纳，涵盖了古今中外的社科经典，在市面上不多见，拿到北大校园打五折出售，很多人一捆一捆地抢购，一个周末就卖了两千多块。

很多青年学者、博士开始出入书摊，卿松戴着眼镜，微笑羞涩，站在摊边更像是在寻找知音，常有人以为他也是北大学生。他销售康德、叔本华，对每本书都略知一二，有老读者说：“他识货，分辨的出好坏，至于究竟好在哪里，他无法给出鞭辟入里的分析，但他至少不肯当一个肤浅的书评家。”

书摊渐渐变成北大东门外的小门市，卿松渐渐掌握了卢德金点石成金的本事，在新书里挑宝贝太容易了，榜单那么多，推荐语比书做得还漂亮，从旧书中选宝贝才考验知识量。从书堆里盯到一本多年前的好书，卿松会立刻心跳加速，一种强烈的快感迅速袭来，一直延续到这本书上架为止。十几年来，这种快感从未削减，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等到有懂行的顾客发现宝贝，惊叫“这本书你们都有？！”——期待的反馈到了，那种战栗的快感又再次降临。

豆瓣书店至今还保存了几本1984年一版一印的《亚洲腹地旅行记》，原价2.4元，译者是民国学者李述礼，卿松坚信他的翻译远远好过后续的现代译本。2007年，有位个人卖家找到卿松，带他去了西苑一个尘封已久的仓库，卿松看到眼前足足有500本《旅行记》时，立刻双眼放光，以5元的价格全部收下。自己兴冲冲地用三轮车往店里拉，骑到一半，车胎都被压变了形。

那次采购，花掉了书店仅有的2500块流动资金，卿松赌对了，500本书在几年内持续稳定地卖出，豆瓣书店有好书的名声渐渐开始流传。等到2017年卿松翻出最后几本时，在网上，这本书已被炒到60块钱一本了。

❸ 旧知识分子与新算法

也有很多书卖不出去，一些书已经摆放有年头了，从2008年开始，几本《储安平与〈观察〉》和《储安平文集》就出现在书架上了，好像永远没有被卖完的那一天；书店角落里还有一摞《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也已经卖了五六年。

卿松喜欢储安平，储是中国现代学者，新闻界知识分子，曾担任《光明日报》主编。从20世纪80年代末，学界有过一段储安平研究热，他被当作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样本，曾带领过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浪潮。

最近10年，这股研究热已经降温，豆瓣书店这两本书销量并不好，几个月都没有人买一本。10年前，卿松两种书一共进了2300多本，原因只是喜欢储安平的文章和为人。最初销售时，他还做了一张手写的海报，宣传语是：能卖这种知识分子的书是我们的荣幸。

“我觉得有他的书，就是代表我对他的尊重。”卿松郑重地说完，又有点儿不好意思，“这么说是不是太装了？”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是卿松弟弟进的——弟弟10年前在书店帮工。跟卿松相反，弟弟对经营书店没什么兴趣，偶尔搬书时抱怨：“我不是干这种活儿的人。”他照着电商排行榜，一下子批发了500本网络上畅销的《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这套书自称是精神病患者访谈录，实际上全为虚构，心理学和物理学的内容错误百出。

弟弟如今在老家经营一家男士皮包淘宝店，每天研究广告投放、首页导流，手里没有一个皮包，靠做电商分销，每个月收入大几万。他留下的那500本书堆在店里，像个碍眼的钉子。曾有北大教授在店里翻了几页，生气地质问：你家怎么还能卖这种伪科学？卿松有苦说不出，500本资金量太大了，总不能扔掉吧？

“《天才》那本书马上就卖完了，只剩最后几本了，一想到卖了这么多，其实心里是很难受的。”卿松再一次坚决地表明态度后，又小心翼翼地解释，“你可能觉得这话太假了……但真的不舒服……”

“不舒服”的还有教辅。2008年，卿松在重庆开了一家分店，门可罗雀。重庆店长每天眼看着一到放学时间，一大堆孩子涌到街对面的教辅书店，自家一整天一个客人都没有，问，能不能进点儿教辅，先把店撑下去？“不可能、不允许，太可笑了，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卿松在电话里瞬间炸了：“书店要努力地生存，但不会为了生存卖这些书。”持续亏损8个月后，重庆店直接关掉了。

在豆瓣书店之外的世界，实体书店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天前，我与一名前店员约在一家美术馆装修现代的书店里采访，女孩大一时在豆瓣书店做兼职，卿松夫妇影响了她的阅读品位，一定程度上促使她选择继续攻读文化研究，成为了一名文化行业从业者。

女孩讲了很多反消费主义的看法，聊到一半我忍不住承认，我一直在看她身后走来走去的顾客，其中看到了两个微博网红，大概4个香奈儿手袋，3个Gucci 挎包等各种名牌。在我们聊天过程中，在这家光鲜亮丽的书店里，她身后走过的奢侈品流量已经二三十万了。

逛时髦的连锁书店等于宣告消费品位，我们一起回头看身边不停拍照的顾客们，女孩撇嘴：“豆瓣书店那种环境，就没什么好发朋友圈的，对吧？”

在书店行业，现在的商业明星是西西弗书店，在2018年12月，这个品牌开了第180家连锁店，每一家都布置得像个party现场，日均几千客流量，经营秘诀是“依靠数据”。

这更像是弟弟淘宝上卖皮包的经营方法，西西弗书店过去也经营人文学术，创始人退出后，新公司成立了选品部，把一本书拆成作者、出版社、定价、主要内容等分类信息。同时，书店顾客也被解构，城市、年龄、教育程度、单身已婚、消费水平……两边的标签被严格匹配，“根据顾客的已知信息就能判断出他会买什么样的书，反之也成立。”

这些模块化的数据库，让连锁书店快速自我复制，大量畅销书、成功学书籍伴着“新零售”、“坪效”的字眼涌入商场里的新书店，西西弗董事长金伟竹有句著名的反问——他从不去自家的书店买书：“懂书有什么了不起，你懂市场吗？”

另一个成功案例是单向空间。今年1月，我见到了单向空间的联合创始人张帆，他们在杭州刚刚开了一家2800㎡的新店，一回到北京，张帆就召集编辑团队开了一下午会，“就是讨论怎么用媒体化的方式，把书推介出去。”

2005年，单向空间跟豆瓣书店同年诞生，前者现在已经是个拿了风投的文化公司了。张帆对选书、采购这些并不在行，三位创始人都是资深媒体人出身，他们更擅长“用媒体化操作的思路引导大众”。比如同样卖冷门书，杭州新店做了一个“滞销榜”书架，一开业就变成了读者发朋友圈的热点。

单向空间早已不靠卖书盈利了。张帆告诉我，公司现在有出版物、文创产品、有偿冠名的沙龙……收入足以养活4家实体店，让书店继续保持知识分子的阅读品位。他们用全新的媒体方式，推介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同样是推荐陈嘉映，单向空间在《十三邀》做了一期对谈，视频浏览量达到了1698万——卿松进的几十本文集不知道几年才能卖掉，在当下，网络视频更容易抵达那些“有一定文化层次的大众读者”。

“单向空间他们太厉害了，创始人都是媒体人，像许知远，又能写又能说，这样很容易把书店做起来。”卿松说自己做不到。有朋友让他参加论坛，跟互联网的大佬们对谈；也有北大的读者建议他，把常来的教授、博士们组织起来做些文化活动，卿松全都拒绝了，他身上隐约还有少年时被欺凌的怯懦，“我是一个无能的人，做不了这些。”

卿松从来不写文章，也很少在网上发言（豆瓣书店微博微信都是店员代管），他说自己“算不上知识分子”。他影响力最大的产出，是设计过70多本书的封面，《乌克兰拖拉机简史》、《时蔬小话》、《在北大课堂读诗》……大部分是素淡清净的底色，配上一叶小舟，一个简笔人物小像。其中一些作者也常来豆瓣书店，他们都不知道眼前这个小个子老板就是封面的设计者。最近半年，店员催促卿松为日后做考虑，让他在微博上开了一个@八月之光设计的账号，介绍每本书的设计过程。账号只有134位粉丝，每一条微博都像是自言自语。

西西弗的创始人薛野，也曾经是豆瓣书店的常客，卖掉书店后，薛野离开了北京，很少再来了。“西西弗已经天差地别了，”卿松猜测，薛野宁愿从这样的书店里退出，“如果有一天别人来这么经营豆瓣书店，哪怕商业上很成功，我也会退出。”

连师傅卢德金也变了。卿松一直期待卢大师开一家自己的书店，结果老卢在孔夫子上开了一家全品类的网店，当年“那么在意书的品质、厌恶垃圾书”的人，现在什么书都卖。卢大师老了，从风入松离职后，他一直没遇到合适的空间，就连这家全品类的网店，现在页面也空空如也——卢德金3年前中了风，半边身子偏瘫，已经没办法继续工作了。

对于外界的所有变化，卿松能掌控的是不做什么。比如一本许渊冲和一本傅雷翻译的《高老头》，即使前者因为央视综艺大火，卿松还是把他的书摆在角落里，仅做品类的补充，“真正要读，还是傅雷的译本更好吧。”

每天下午，卿松到了书店，都走到最里面十几平方米的小库房里，这是卿松的办公室，他在这里看选进货，给一些出版社做封面设计，反复画一只蜻蜓的草图，试验怎么摆放在封面上更合适。

小房间没有窗户，黄色的灯整日开着，一半是写字台，一半是一摞一摞累积到房顶的进货。卿松总是躲在巨大的电脑显示屏背后，有人喊，一抬头，才能发现他在那里。

❹ 老熟人与偷书贼

在11月末的那个夜晚，165块钱迟迟都没有到账。卿松回忆中年男人的脸，记不清这是不是一个老顾客了。

豆瓣书店有很多常客，人大政治系教授张鸣10年前就开始来店里买书，店员总见他急匆匆地一头扎进店，买完书又急匆匆地出去。张鸣在媒体和学术圈以口无遮拦、爱放大炮闻名，卿松见过他的另一面：张鸣资助的一个农村孩子，有一年给他寄了一袋花生，张鸣找到卿松，给了他400块钱，让他以豆瓣书店的名义选些书寄回去。

常来的还有一些出版社的编辑，卿松给近十家出版社设计过新书封面和内页。编辑们常常跑到书店的小仓库，一下午一下午地跟他对着屏幕调整版式。如果喜爱的设计被否，卿松最激烈的举动，就是把两三版书皮打印出来，找一本厚度相似的书，包上，坐一个多小时地铁，赶到出版社去，再拿给编辑们看看。如果还不通过，他也不会再说什么。

另一位熟客，是清华的曾老师，他年过八旬，四五年前，每天都来店里转一圈。有一年冬天，他开始每天带一份饭菜，逛完书店，再去给住院的老伴送饭。第二年开春，曾老师还天天出现在书店里，但那份饭菜已经不见了。

邓雨虹眼看着曾老师越来越瘦，人渐渐枯干下去，记忆力也明显减退，总把买重的书拿回来退，有次新进了译文出版社的名著全集，曾老师不得不把家里的书架抄了一遍，回来一个一个比对了再买。邓雨虹见过他在马路对面来回来去地走，寻找自行车，车放在哪里、有没有骑出门，老人都想不起来了。

一位店员送了他一个老年助步器，怕他一直佝偻着走路容易摔跤，老人来店里的频率越来越混乱，最后不再出现。两年后，书店终于忍不住跟常来的清华老师打听，得知曾老师早已不在了，他因为失智，最后孤零零待在家里，连饭都不知道要吃了，去世时身边无人知晓。

“我后悔去问这个结果。”邓雨虹说。

时间在豆瓣书店是静止的。卿松指着墙上几年前的一张旧照让我看，我实在看不出区别，他讪笑了一下：当时整洁一些。

少有的变化，是书店新安了监控——邓雨虹很反感监视读者，直到5年前的一天，刚摆到书台上的书，不到一小时，就被偷走了两本。发现时书台还是很平整——偷书贼从旁边书架抽了两本书，偷偷垫在书堆上，自己把最值钱的两本摄影集拿走了，一本是森山大道的《犬的记忆》，一本是荒木经惟的《东京日和》。

两本书都是铜版纸印刷的，定价126元，豆瓣书店的进价是75块6。邓雨虹愤怒地在网上写日记计算：

“昨日我们的流水1585.7，毛利是475.7，一天的店面房租是372，不算库房不算水电不算车费不算电话宽带所有员工不吃不喝白干，净利润是103.7。谢谢您，我们还剩了28.1。”

邓雨虹回忆那个偷书贼，大学生模样，就像一种行为艺术，他临走还买了一本书，是劳伦斯·弗莱的《假装的艺术》。

这个其貌不扬的书店，吸引的是同一个频段的读书人，连偷书贼都是斯文的相貌，各有独特的品位，偷古籍研究，偷研究宋元明器物的扬之水专著，也偷美国作家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

一些偷书贼还是书店的熟人，有时碍于面子，卿松夫妇发现了也不言语。最令人吃惊的，是一个清华研究生，这名研究生过去在武汉大学读本科时，还在武大店做过兼职店员。他胆子已经大到就站在收银台边，把一套8册的木心作品，拿了4册直接往包里塞。

“这套书要买最好整套买。”邓雨虹隐晦地警告，学生故作镇定地把4册又放了回去。

一周后，研究生又来书店，刚离开，一个胖子顾客立刻提醒卿松，快把他追回来。卿松叫回研究生，眼看着他脸色绯红，从书包里掏出一本王蒙的《中国天机》。卿松心里也不好受，“我跟他很熟啊，熟得要死。”

“我无法理解，之前不算是朋友，也算是熟人，能没事儿过来聊聊天什么的。”邓雨虹比丢书更生气的是，“就为了偷这么一本书，你可能失去了一个书店，没办法再来了，不会觉得这个损失有点儿大吗？他觉得值得吗？”

当天更让夫妇俩出乎意料的，是这个难堪的对峙过程中，旁边举报的胖子嘟囔了一句：“偷一次两次就算了，老偷就没意思了。”

夫妇俩讲到这儿，已经觉得事情荒诞得令人发笑了：“所以这胖子也偷过我们的书！”

❺ 侥幸的避难所

2018年夏天的一个下午，邓雨虹看店，屋里突然进来了四五个中年人，为首的看起来是个领导，领导背着手，迅速地在书店里转了一圈。

“这书店还挺好的。”领导说。

“是，这家干了很多年了。”旁人回答。

眼前的旧书架已经漆皮斑驳，密密匝匝摆了几万本书，一把多余的椅子都放不下。它的租金已经涨到了一个月1万8，在这个炎热的下午，因为酷暑，半天都没等到顾客。邓雨虹一个人坐在收银台里惊讶地看着这群人，揣测他们的身份，但没有人主动拿起一本书翻翻，也没有人跟她说一句话。

领导又环顾了一下，说，这个书店要保留啊。转身推门出去了。

前后不到两分钟，邓雨虹始终一头雾水，不知道来者何人。几天后，这一排门脸中有两家店被关掉了，大门被砖封上，租户们猜测那两家被赶走的原因，始终没有什么头绪。只知道那两家内部都与隔壁打通，业主出租的面积没有减少，只是两家店突然消失了。

刚收到整改通知时，卿松夫妇急得每天都在五道口附近奔波，他们看了中国地质大学附近的门脸（死胡同，过路人太少）、看了五道口地铁站旁边11楼上的小开间（没法办营业执照），犹豫要不要接马路对面一家马上倒闭的旧书店（二楼来客不便）……在寸土寸金的五道口周边，已经没有第二个门面能容得下一家利润微薄的小书店了。

与此同时，书店里正忙成一团，看到闭店消息的顾客们站满了小店，2008、2009年的盛况又回来了，店员忙得手脚不停，连从库房取书的时间都没有，每天都有近一万块钱的销售额。到了晚上，店员和老板都累得直不起腰来，心里却觉得，也许这一次真的要告别这个行业了。

2017年2月的那一次限期整改通知，最后不了了之——跟很多事情一样，并没有一个“拆”或“不拆”的明确通知，业主催大家交租金，每一家都续了新一年的全款。夏天的这次领导视察，好像一只靴子落了地，被封堵门窗的威胁，暂时悄无声息地放下了。

卿松从来没想过离开北京大学、五道口、蓝旗营的生活。他的青春全都留在了这里，2003年，他本来是想考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在租住的大杂院，卿松第一次感受到了平等的氛围。2000年前后，那是个尚且不耻于谈理想的年代。有男孩自称要做导演，因为“当演员有什么意思？演员又表达不了自己的想法！”广东女孩家境殷实，去过西藏，会画画，狂热地旁听北大课程，天天开个烂吉普车在校园里乱跑；院子里还有正宗的北大学生，一个四川的小姑娘，瘦瘦小小的，因为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报了地球物理学系，自己搬到大杂院里住，天天写诗。更多的人是来考研考博，几年都考不上，潦倒地漂在校园里，每天晚上聚在一起谈论文学和哲学。

最窘迫的时候，卿松兜里只剩7块钱，靠几包挂面吃了一周。为了赚伙食费，卿松去风入松书店找了份兼职，在那里，他遇到了卢德金，认识了邓雨虹，无意识地给未来的人生抛下了两根锚。

13年过去了，风入松倒闭了，朗润园拆迁整治园中村，变成了现在的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严格限制入校外来者数量，那批自由的年轻人早已四散，剩下卿松和邓雨虹两个人。

书店以后怎么办？“等开不下去了再说。”夫妇俩埋首在各自的日常中，邓雨虹已经把店里一整个书架的日本推理小说读完了，卿松躲在小仓库里画画，他梦想以后有一天能好好画一下“真正美好的东西”：在去城里寄宿之前，他也有过无忧无虑的农村童年生活，水塘、农田，那些记忆都是彩色的，没有被恐惧玷污过。

此前，卿松给宫崎骏的传记中文版做过设计，他在页眉、页尾精心画上小雨伞、小飞机，一棵刚刚长出来的小蘑菇——是只有尚有天真童心的人才能画出的朴稚笔触。“可惜心理压力太大了，没完成。”卿松关掉页面，叹了一口气，童年的家暴创伤在3年前突然压垮了他，卿松一度住院，所有设计工作都做不下去了。

再次回到书店，他长久地躲在书堆里，有时邓雨虹到小仓库来，会发现丈夫在自言自语——那些创伤还在折磨着他。

小仓库一年比一年拥挤，卿松攒了许多没有再版的旧书，一组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外国文学诗选，一摞肖斯塔科维奇1998年版的《见证》，汪曾祺全集的第三、第六卷，一套资中筠文集……这些书常常是放在书店里，突然有一天，被顾客四五本连着抱走，再一查，才发现这些书已经被炒成了高价。卿松囤积了一批属于自己的库存，它们印刻着不同时代的阅读偏好，那是被他记录的一个小世界。

最近店员小钟要离职了，她从银行辞职后来做店员，收入减半，但能睡到自然醒。工作马上满两年，她打算重新回到大公司找个工作。邓雨虹招过很多类似的店员，他们是前插画师、民谣歌手、律所助理，其中一位形容，豆瓣书店有点儿像大海里中途歇脚的小岛，是一个城市的避难所。

在2018年末的这个夜晚，周五9点半，小岛要休息了。卿松顺着脖子掏出一张公交卡——他弄丢过二十多张公交卡，现在全天都把卡挂在脖子上，像个小学生。他打算一会儿到家继续看《镜花缘》，那是一个天马行空的唐代幻想世界，他期待能给这本书画一本连环画。

五道口刚刚进入夜生活时间，在回家的路上，卿松将看到另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快手、搜狐的霓虹灯闪亮在半空中，地铁旁边的酒吧街刚开场，二十出头的大学生们奔赴酒局，能闻到他们身上荷尔蒙的味道。

这一夜豆瓣书店暂且是安全的，“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卿松突然看了眼手机，语气欣喜：“165块钱到了。”█

本文刊载于《智族GQ》2019年3月刊

采访、撰文：刘敏编辑：靳锦

视觉：张楠摄影：苏里

运营编辑：佟通通微信编辑：尹维安

豆瓣书店关店120天之后

原创张艾宁出版人杂志

时隔4个月，豆瓣书店终于全面复工，正式开始接待读者。

1月15日，卿松在店门外张贴了一张告示，告知大家当时定下的放假时间是1月16日至2月2日。没成想，这个假一放就是120天。

5月15日，豆瓣书店像四个月前一样，早上九点正式营业。店员将卷闸门拉起，“哗啦”一声，好像宝藏盒子被郑重打开，店里散发出幽幽的书香。北京前几日下雨，书店内还有些许潮气。门前的几颗矮树早已枝叶繁茂，隔绝了街道的喧嚣，书店更显得宁静。

卿松头发长了，扎着小辫，整个人瘦了很多，“瘦下来后脑子都更灵光了”，他笑道。

疫情期间，62平米的豆瓣书店每天都平白扔掉近1500的成本，现金流压力是巨大的。

3月份，豆瓣书店开始在朋友圈中进行书籍推荐——四个微信号添加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万多位读者，他们在刷朋友圈时会看到书籍信息，遇到喜欢的书便可私聊店员进行购买。

彼时，“保卫书店”的说法正处于舆论高峰，直播、社群、会员制、大额储值卡如火如荼。相较之下，仅在朋友圈发布书籍信息显得原始许多，这种方式不干扰读者，是豆瓣书店求生的极限。“如果没有在朋友圈推书，我们撑不下来的”，卿松淡淡地说，“撑不下来就倒闭了，书店有自己的命运，我不会因为支撑不了而改变豆瓣书店的本质。”

好在，很多读者都关心书店的状况，豆瓣书店应声而开。

卿松一早便一头扎进四面无窗的库房——同时也是他的办公室，坐在电脑前开始设计书籍封面。除了亲自把控选书品质，店里的日常运营不需要他亲历亲为。因此卿松有精力兼职封面设计，以补贴书店的花销。他和四五个伙伴一起成立的八月之光设计团队，如今已有了一定的体量。

与此同时，值早班的店员在整理书架，她白净、清瘦，留着寸头，刚到豆瓣书店就职不久，此前她是一名有着16年资历的经纪人。这是她第一天在店内迎接读者，即使此前的工作令她熟稔于社交，今天她还是感到一些紧张，这种感觉就好像悉心为朋友准备的礼物即将被打开，期待又担忧。

开店40分钟后，豆瓣书店有了120天以来的第一位进店顾客，是一位奶奶带着5岁左右的小朋友。他们缓缓地走进来，快速浏览书架上的书，向店员询问：“这里有没有这么小的孩子能看的书？”得到否定的答复后，奶奶与小朋友便走出了书店。虽然没有开张，但也为店里增添了些许烟火气。

九点四十六分，店里走进了一位穿polo衫、戴鸭舌帽、容貌和蔼的中年男人，他款款地浏览书籍，在文学类书架和二手书架前驻足挑选。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北大微电子专业的老师，“我喜欢淘书，在豆瓣书店总能挑到很‘奇特’的书。”说着便翻开他刚挑选的《张中行散文选集》，扉页有1998年张中行赠书友人的亲笔签名，如获至宝。

“近两年买书花了不少钱，好多都是在这里买的。买的书也不是都能看完，但就是忍不住想买。”这或许是所有爱书人共同的困扰。这位老师最终选了七本书，一共143元。“豆瓣书店有别的地方买不到的书，有自己的坚持。我们应该多关心这样的书店。”

豆瓣书店与他的读者之间是惺惺相惜的，卿松视之为“气场自动吸纳”，气场相合的人会彼此吸引，会相处得舒服融洽。但随着豆瓣书店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网络中关于豆瓣书店的讨论也逐渐增多，许多“北京必打卡的书店”榜单中都能看到豆瓣书店的身影。

卿松认为这是读者的厚爱，同时也让很多人产生了误解。“我记得有一个读者进来之后，觉得跟他想象中的豆瓣书店不一样，他觉得‘真是太小了，没什么意思’。”

的确，相比其他“必打卡书店”，豆瓣书店显然是不一样的。这里没有精致的装修，只有蓝色调的条纹墙壁，几幅卿松的个人画作和干花点缀其间；没有舒适的休息区，只有几张简朴的塑料小板凳，供读者翻阅图书时歇脚；也没有利润较高的咖啡业态，有的只是一排又一排的人文类旧书，都是卿松以较低的折扣从出版社和中盘商那里精心挑选出来的，大多是别人的退货和滞销的库存书，年限不等，再以六到七折的价格卖出。15年的时间，这里始终如此。

这几年，不少人劝说卿松改变经营模式，丰富书店其他业态，比如卖一些咖啡、做几场活动。这样的声音越多，卿松反而越坚定自己的立场。“如果所有书店都有丰富的业态，那会成为另一种扁平和单一，书店好像复制似的，说是开放了，其实是更封闭、更无趣了。”“我讨厌让别人以为我和他想的一样，我只能用我的坚持表明立场。”这样的豆瓣书店就代表着他的立场。

“我们不是网红书店吧？”卿松反问到，他对此有一些迟疑。“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词，我对主流的东西都有点排斥”。2019年，卿松被评选为新京报感动社区人物“梦想使者”的称号，读者的积极投票让卿松的票数在候选人中遥遥领先。“当时人家让我去参加颁奖典礼，我没有去。不是拒绝这个奖，而是真的很不好意思”。卿松只是做他内心真正认同的事，并不想感动任何人。

十点十六分，一位老者探向店内，轻声问：“开门了啊？”听得出来他的欣喜。他背着手在每一个书架前浏览，从上到下，舍不得忽略任何一本书。最后在每周上新书架前的小板凳上坐了下来，戴上老花镜，阅读书里的文字。此时店里开始播放《别离的预感》，是一首邓丽君的日文歌，悠扬而温柔。

“卿松在吗？”一位男子在店门口喊道，打破了店内片刻的宁静。卿松从库房走出来，接过男子递来的文件。这些文件提醒着卿松，该交房租了。“一年24万，每年5月份交租，一分都不能少。”卿松早习以为常。“前段时间还说今年要再涨3万，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涨，涨不得啊，再涨会引起民喷的。”豆瓣书店对面就是清华大学，背后是中科院，往西走几百米便是北大，东面不远处就是五道口商业中心，这一小片临街商铺真是寸土寸金。

一次性拿出24万，对于本就现金流不充足的豆瓣书店来说，无疑是有压力的。“但对我来说可以承受，心里不会有太大负担。”卿松解释到：“相当于有人明天没饭吃就会觉得很难受，有人却觉得还可以，没饭吃就不吃了。但是朋友们会担心，他们会觉得好不容易。”

2013年以来，面对实体书店倒闭潮，全国多地持续推出扶持政策。对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实体书店来说，可以申请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资金和海淀区实体书店扶持资金两项。然而，豆瓣书店却从未得到过任何补贴。申请扶持资金需要很多申报材料，其中包括书店举办文化活动的照片。“为什么书店非要做活动？我不想做活动，店里也没有场地去搞活动，我为什么一定要和别人一样？”卿松对此感到费解，他是个怕麻烦的人，与其花费时间准备申请材料，还不如多做点设计活。

一个小时后，那位老者还在店里挑选书籍。他七十多岁，年轻时在北大工科专业求学，退休于书店旁边的中科院，常来豆瓣书店选书。虽然老者的脸上已布满了皱纹，思维却非常活络，也十分健谈，从大英博物馆聊到屠格涅夫，再到回忆五十年前的生活。“六几年校园里很多人烧书，我有很多好书都在那个时候丢失了，非常可惜。”“在网上买书不能了解书中真实的内容，在书店翻书才能感受到。豆瓣书店的书多，还便宜，但是现在我看书的速度变慢了，不敢一次性买太多。”他在店里慢慢浏览，直到饭点家人打来电话，才急忙买了一本《狗日子猫时间》，想看看书中的英国，与自己在英国时的感受有什么不同。

半晌过去了，除了来提醒交房租的人以外，店里来过五个人，产生了三笔消费。这已经超出卿松的预期，他本以为上午一个读者都不会来，毕竟这是一个周五的上午，同时也是书店复工第一天。

整个上午，卿松一直在忙着做设计活计，目前正在为叶广岑的《青木川》设计新封面，底色素净，人物传神。除了封面设计以外，卿松所在的八月之光团队还会为豆瓣书店设计明信片和帆布袋，都是卿松自己的创意。“这只是做着玩，最想做的其实是动画。”卿松透露。做动画是他的终极想法，他想做一些内心涌现的东西。

其实在五年前，卿松就有做动画的想法。当时他为了寻找平衡，尝试连接儿时的状态，却被童年的家暴创伤压倒了。整个人笼罩在恐惧中，抑郁、精神崩溃，他住进了医院。“如果我力量很弱，就会有强大的外界力量压迫我，让我没法找到自在的状态，这种感受后来成为一种很大的障碍。”卿松回忆。“现在状态好多了，我能开始做动画就是一个风向标。”他笑着说到。事实上，动画计划正在推进当中，卿松已经开始画一些分镜头，“画完之后再去做，明年吧大概。”

“宫崎骏的动画就是他内心涌现的东西，是一个抛开所有经验的世界。”卿松受他启发。“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只是成年人的思维模式被经验遮蔽了，变得很乏味。”这是内心尚有童真的人才会产生的思考。“经验的事情都很刻板，只有感受才丰富。”

“其实人能感受到虚无或者感受到绝望，不是消极悲观的，人只要能感受到一些东西就就好。最可怕的是人没有感受，像躯壳一样，没有生命。”“如果一个人能感受到痛苦，大家却觉得他很悲哀，都要强迫他正能量一点，强迫每一个人都要有相同的感受，这就是扭曲人性。只有承认人的复杂性，才能感受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卿松进一步解释到：“飞蛾扑火对吗？理性告诉它扑火必死无疑，但如果不扑火它的感受就很糟糕，所以扑过去，只要感受好就可以了。”

这样的观念也反映在卿松的个人选择和豆瓣书店所坚持的立场上。豆瓣书店可以改变模式、丰富业态，也可以推出储值卡以周转现金（储值卡带来的收益基本可以覆盖整年的房租），甚至可以接受资本的投资进而开疆拓土。卿松何尝不知道这些举措所带来的收益？但是那样做会给他带来不好的感受，这种糟糕的感受甚至大于没钱所带来的感受。卿松就像那只飞蛾，对于自己内心的坚持义无反顾。

“其实金钱本身毫无价值，它只是个求生手段。没钱不行，人要吃饭、要生活、要做动画、书店要运转，但它不是一个目标。”卿松在商业逻辑和价值导向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对于他而言，金钱只是一个技术，而不是一套价值体系。“物质欲望只是人对不安全感的遮挡，用物质的东西包裹不安全的自己，其实是很次要的层面。”

下午三四点钟，人流量明显增多，有不少读者远道而来专程来这里买书，店里变得热闹而充满秩序。卿松的太太邓雨虹也来到店里帮忙，她开朗而亲切，跟卿松颇为互补。除了到店里购书的顾客，还有不少在线上下单的，两个店员忙着梳理线上的订单，要在下午五点前打包好所有包裹并交给快递员。

豆瓣书店也常常收到读者从世界各地寄来的包裹，大多数是明信片，有鼓励、有感谢、也有一些会提出宝贵的意见，其中有一张明信片写着：“感谢你们为读者的坚守”。邓雨虹却笑着说：“其实不是我们为读者坚守，而是读者坚定了我们。”

在书店里，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夕阳落下，天色渐黑，书店的灯箱亮起，照亮了这一方过路人的路。

晚上九点，豆瓣书店今天的最后两位顾客走了进来，他们环顾一周，其中一位感叹到：“现在纯粹卖书的书店太少了。”看样子他们不是豆瓣书店的熟客。“应该再开个咖啡厅啊，不然太难做了。”另一位同伴这样说着。他们在店内待了几分钟，就被同伴叫出了书店，急匆匆的走了。

晚上九点半，豆瓣书店准时结束了一天的营业。销售日报显示，今日卖出121本书，总码洋5827.9元，总实洋3750.54元。卿松没有想到，正式复工第一天，书店已经基本恢复到往日的状态。

“把所有开支都算上，豆瓣书店的收支其实是基本持平的。只是采书会有一些紧张，现金流还不太够，但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在可控范围内。”卿松表示。“如果未来豆瓣书店濒临倒闭，我不会挽救它。我就是做设计补贴他，如果做设计也补贴不了，那就关了，继续搞动画。”

“哗啦”一声，他们将卷闸门拉下，宝藏盒子关闭了，那扑面而来的书香也随之被尘封起来，时间被按下快进键。卿松通常骑自行车回家，偶尔在路上会吹口琴，心情也随着口琴落下的音符随风飘扬起来。书店1公里以外，霓虹闪烁，车水马龙。恍惚中意识到，这里是北京五道口，现在是周五的夜晚。在街角的酒吧中，荷尔蒙攒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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