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费孝通《乡土中国》之“从欲望到需要”：现象的捕捉与误读「2019-11-07 11:45」
费孝通《乡土中国》正文最后一章《从欲望到需要》，通过对一些现象的捕捉，即“计划”“工程”这些说法的流行于世，引入对社会变迁的探讨。在写作此文的年代，对工程和计划的推崇是时代主流，搞计划经济工程几乎是中国知识界的典型思维，费孝通也未能跳脱出这个社会大语境。
费孝通认为这些语词是“现代的”，“不是乡土社会中所熟习的”。这里显然呈现出一种变化。对由乡土进入现代的社会变迁过程的探讨，将有助于对长老权力和时势权力两者差别的理解：前者说明在稳定社会中“传统文化”的重要，后者说明“现代科学知识”的重要。这种变化被抽象地归结为：从欲望到需要。
欲望是什么？费孝通将欲望定义为：取舍的根据。欲望规定了行为的方向，并且欲望的不满足这一状态是不能持久的，会诉诸行为，实现“欲望——紧张——动作——满足——愉快”这一过程。“人类行为是有动机的”，在费孝通看来，有两个意思：一、有动机表现在人对自己的行为可以控制，即自由意志的存在；二、有动机表现在以之为根据作出取舍的欲望的存在。
而这个过程公式并不是全部的事实，因为欲望不可能全都得到满足，也不会仅止于一次满足，失去对过度欲望的抑制将会是世界陷入混乱、失范的状态。费孝通应该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而他提到了自觉和控制。“自觉”在这里解释为“知道自己要什么”，他提出这样的设问：依据欲望而行为，是否必然有利于己，以及，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完整和持续？这个设问与性善性恶的伦理道德判断无涉，而是以生存事实为发生的背景，这体现了费孝通思想的超越性，超出了道德的说教，回到社会事实来看待这个问题。不言自明的是，“自觉”是这个时代理性发展对欲望和情绪的控制所不可缺少的。
关于个人欲望和社会持续之间的关系，若基于一种去人类中心论的客观视角去看待人类的历史，会发现个体为自己行为提供的具象的理由，即各自的欲望，与社会的完整、群体的生存绵续无关，而这些行为又确实造就了社会完整、族群延续的事实结果。换言之，个体欲望驱使下的行为主观上满足了自己，客观上服务于整个社会，且后者常不为某一个体意识到，自觉的欲望支配引导的行为，其目的与远看上去往往并不一样。
费孝通因此联想到了十九世纪亚当·斯密的理论，大意是自私的个体只要为自己的利益作打算，充分满足本性里带来的欲望，社会在“冥冥中看不见的手”安排下就会形成最好最融洽的秩序。在这里，费孝通是一定程度上误解了亚当·斯密，他也没有看到《道德情操论》的理论，将这只“看不见的手”归给传统，而把基于现代科学知识的“计划”视作是现代的。而我们知道亚当·斯密所指的“看不见的手”是价格机制，他的观点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而绝非为计划经济大唱赞歌。
费孝通认为这种理论所根据的并非现代社会而是乡土社会，因为“乡土社会中个人的欲望常是合于人类生存条件的”。结合上面的文字，大致意思为：正因为乡土社会中个人的欲望常合乎生存条件，才看上去像“冥冥中有只手”在安排秩序，而不需要人们的“计划”，如今进入现代社会，个人欲望并不完全符合生存条件，所以需要“计划”，“计划”和“工程”是现代的。
上述观点牵连出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乡土社会个人欲望常合乎生存条件？第二、为什么现代社会个人欲望不符合？第三、“需要”是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
为回答第一个问题，费孝通找到了“文化事实”这一概念。文化事实即决定欲望内容的社会文化环境。“乡土社会中个人欲望合于生存条件”这一论断的合理性由以下的逻辑推导而来，可以看出明显的文化功能论意味：
因为：
个人的欲望是文化事实，来自所处的社会环境。
乡土社会是传统社会。
传统是经验的累积。
能累积即经得起自然选择。
经得起自然选择即是有助于生存的。
所以：
在乡土社会，个人欲望合于生存条件。
欲望是文化事实，但不能说“一切文化事实都是合于人类生存条件的”——逻辑推导如下：
因为：
欲望是文化事实（社会文化环境决定欲望的内容）。
一部分文化事实不合于生存条件。
所以：
人的欲望也有不合于生存条件的可能性。
——这是现代社会要解决的问题，且由科学知识来解决，随之产生的是“需要”。传统欲望与现代需要之间的差别在于根据的不同。
社会变动迅速，旧有的文化无法带来生活上的满足，因此引发对行为和目的之间关系的重新审视——欲望并不是最后动机，而是为生存所造下的动机，从而人类开始关注生存条件本身，新的概念产生——“功能”。功能是分析的结果，并不一定是行为者所自觉的。自觉的生存条件是“需要”，有别于“欲望”，“是营养而不是味觉”，这是现代的理性社会。“理性”指人依据已知的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去计划他的行为，费孝通认为现代社会变化快，所以要有自觉的生存条件，即“需要”。
现代化过程中理性和科技力量发展，国家干预社会工程或计划随之兴起，人们总以为用现代科学知识，社会就可以被大规模改造了。1949之后延续了社会计划和工程思维，是现代化语境下的“需要”。
至此，“生存”是第一要义，而费孝通开始拓宽考虑问题：“生存作为最终价值是不太确切的”。主观上尽管有比生存更重要的价值，“在生存之外找到若干价值标准”，或主观信奉某种超越生存的理论，不合于生存条件的文化终将在时间中被淘汰，淘汰的力量有文化的也有文化之外的。非人力所能及的“天道”不关心任何价值问题（即文化价值标准），而只是“列下若干条件，不合则去，合则留。”这里又有点“适者生存”，或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意味。所以一种理论说法出现了。费孝通用孙末楠《社会习俗》中的理论来说明行为与思想的关系：“先有行为，后有思想”，而“决定行为的是从试验与错误的公式中累积出来的经验”。
费孝通认为，不自觉的印合的弊端在于，若环境变化则人不能作主动的有计划的适应，只能通过盲目地试错来找到出路。乡土社会环境不很变，人们可以从容地盲目地试错，而不必担心引起致命的损失，这也从侧面印证了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诸如不确定性，巨大的风险，高速运转的秩序，相对紧张的生存样态，而我认为这恰恰是层出不穷的迭代创新的来源，因为只有变动弗居的社会才能维持自身，也才能在一轮代谢之后催生出新的动力。
“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权力。”说明在传统社会权力的来源不在知识，也说明了现代社会的进步性：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因而传统社会的权力的基础也难以从经验中脱离；现代社会的权力更多的是“时势权力”。
《从欲望到需要》的中心思想，就是走出乡土的现代社会，因某些人掌握科学知识而具有时势权力。有一种观点称，费孝通没有看到现代科学知识本身，在现代性里需要一种反思。
对知识的反思，是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之后果》里所强调的。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在解释行为时把人类理性的作用夸大了，成了泛目的化。工程思维本身借鉴于自然科学，用之于社会则有不少误导，造成社会改造中人类的自负。费孝通的误读之处在于，他认为现代社会是要计划经济的,而在1944年，哈耶克已经在英国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批判的就是计划经济。从欲望到需要，是从“乡土社会的传统经验下不自觉的欲望”到“现代社会构建于科学知识的自觉的生存条件（即需要）”，时势权力因之而生，其间也经历了一个人类重新审视行为与目的的过程，而如果轻信现代科学的力量能实现计划与工程的完美执行，将使我们陷入“致命的自负”。
参考文献
费孝通. (2019). 乡土中国. BEIJING BOOK CO. INC..
陈心想. (2017). 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