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数学出身，又转入文史的我，对这两则新闻五味杂陈。未撰文评论数学系凶案，主要是不想以个人视角蹭这个可悲的热点。对中文系的悼文也一样，我不了解作者，但听说他学术造诣不凡，深得学生爱戴——这是完全可能的：古文甚至现代文写作能力与中文系的学术研究没有必然关系。因此本文也无意抨击学者个人的学养，而是谈谈上述现象何以发生：古文教研室主任为何不必写好古文？什么是古文？古文又是如何死的？

古文是一个谱系而非一种文体

如今谈及古文写作，好像是与应用文、说明文、散文平行的文体，可以用来彰显才学、或在高考夺人眼球。其实不仅今人讨论“古文”，视之为与“现代文”对应的他者，唐宋明清的学者，无一不谈“古文”，彼此却又不尽相同。“古文”严格来说，应当是包含先秦文、秦汉文、唐宋文与明清文的一个谱系。

这一谱系中不同文风的语感也并不相同，以我个人为例。我对“古文”的认知从一年级读《三国演义》开始。那至多算是糅杂了白话的浅近“文言”，但对字都认不全的我仍颇为艰涩，只是囫囵吞枣地乱翻。诸葛瑾念成诸葛窝至今被我爸津津乐道。支撑这一阅读动力的，不过是课间休息时给同学讲故事的炫耀欲。故事有时而穷，到三年级陆续有同学也读起三国，为了稳住自己的权威形象，我又翻起了老爸书架的《三国志》。读罢难免对三国的前史感兴趣，于是初中就这么不求甚解地读了前四史。高中时对《三苏文选》手不释卷，高考所写的古文也化用了不少三苏谋篇的结构。关于“古文”语感，我最得意的是高中一次考试，古文阅读是《子虚赋》。我读罢断言这绝非司马相如的原文。老师颇感惊讶，确实是徐汇教研组长为了出题所仿写的，问我如何得知。其实要是抠字眼似乎也没什么大错，但字里行间透着一股现代味道，不少句法舍弃了古文中更简要的表达，所以是古文为表，现代文为里（作为对比，鲁迅文章内核则是古文）。

我当时自恃准确的“古文”，除却教材，主要是前四史与三苏文章，如此片面自然也有翻车的时候。大学时有个同学发朋友圈，引了一段“古文”；当时刚好仓央嘉措的文青伪作泛滥，我便留言说“这遣词造句一看就不是古人写的”，却被告知是晚清的《浮生六记》。羞愧之余，我也意识到古文绝非一成不变，明清时已演化地与白话相近。这或许是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迟迟没有下卷的原因，毕竟写到明清就能看出他所鼓吹的白话运动并无新意可言。前年在书城，发现某网红写手翻译了“白话本《浮生六记》”，还洋洋洒洒写的译后序，顿觉文风更迭之快，连19世纪的白话都需要再白话一番。

转入书籍史领域后，我对晚明的笑话书情有独钟，顺便读了些俗文学，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幼时读《三国演义》的起点。恍然发现，“古文”不仅因时而变，即便在同一时空，不同社会阶层眼中的“古文”也迥然相异。比如明中叶，前后七子高举复古大旗，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其后又有鼓吹“唐宋古文”的风潮。但在晚明游戏书籍《博笑珠玑》中，却把“古文”与“俗语”或“江湖俏语”并列。如“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之类俗谚便视为古文；甚至连“邻舍养儿我也养，聪明愚钝一般同”等打油诗也算。此处“古文”似指民俗之古。

由此观之，“古文”观念依照不同时代与阶层变动，构成一条跨越时空的“谱系”。这一谱系中的每一种古文，均可由古/新或雅/俗的程度加以定位。若就《博笑珠玑》那种打油诗程度的“古文”而言，朱文倒也不算粗俗，只不过这类晚明通俗读物虽然格调不高，但通俗中仍具有母语者的一致性，不像朱文有半文不白、语势不通的问题。如果要比喻的话，晚明的打油诗好比中学肄业者所发的朋友圈，朱文则像海外汉学家仿写的中文（或国内大学生的GRE作文）——后者用了一些考究的词汇，却远没有前者地道。

然而这段悼念文字的作者不仅是复旦中文系教授，也是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为何他的古文，犹如汉学家的中文，都透着一股“异域风情”？另一方面，明代文人精英为何又对古文有台阁体、复古派、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诸多门派，争斗不休？这两个问题实则指向了同一个现象的两个侧面，即文学写作能力与政治权力的捆绑与脱钩。

中文系之殇：文学场域与政治权力的脱钩

我在《敌在阅卷组》一文中，曾以场域理论（field）考察科举与高考的异同。简而言之，明清的科举几乎垄断了阶级流动的渠道，使天下仕子“一心只读圣贤书”。在科举场域获取的功名，又可转为其他场域的经济、文化或政治资本。因此对科举文章优劣的评判权，在晚明为不同势力所争夺，甚至创造了“文权”一词。明初的科举文风由三杨等翰林出身的内阁重臣把持，即所谓台阁体。这一时期“文权”与“政治权力”高度重叠。明中叶以六部官员为主的前后七子开始攻击“台阁体”文风萎靡，高举“文必秦汉”的复古大旗。其后归有光等人更以“唐宋古文”来批驳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凡此种种看似是文学史领域的文风之争，实则也是中低层官员由政治权威手中争夺“文权”的过程。随着晚明制举用书的发展，“文权”最终滑落到屡试不第的参考书作者手中，犹如如今各位考研名师，其高考成绩大多平庸，但无碍于在教辅领域呼风唤雨。

然而不论是内阁首辅、六部官员、一介县令、或者屡试不第的士商文人，要改变文风，毕竟还是得有拿得出手的作品。无论“文权”在何人之手，科举永远都是绝大多数人通往政治权力的不二法门，非文笔超凡不能服众。这就是古人获取功名后，无论成为高官还是学者，文笔不至于不堪的原因（最多不擅长诗词等影响备考的“旁门左道”）。

高考与科举最大的区别便是考试与政治权力脱钩，语文更是最大的受害者。科举场域中，写一手好文章几乎开启了通往政治资本的坦途；如今遑论高考考生，即便是名校中文系教授也与政治权力全然无关。权力是最大的春药，政治权力又是诸权之首。若非为了成为“治人者”，谁会呕心沥血钻研文章学？“辞赋小道”是曹植的凡尔赛，却是如今的现实：与政治权力脱钩，正是中文系不必锤炼写作的根源。上峰所仰赖的国师已不是文学造诣不凡的翰林，而是现代学术体系下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与科学家。如今的历史系相比于明清修史的高官大儒，地位已大幅下降，中文系怕是犹有过之。

如今的文学精英主要可分为两种，一是莫言这种享誉文坛的作家；二是北大复旦等名校的中文系学者。两者的区别犹如足球明星之于明星解说。正如解说员并不必然踢球，中文系教授也不必然擅长写作。学术圈的中文写作本身并不构成一个生产资本的场域，而附着于整个学术场域之下：发表论文、评职称、拿基金的逻辑在中文系和理工科等不那么“文雅”的专业并无二致。有中文系的朋友跟我吐槽，在中文系谈文学写作甚至会被嘲笑，这大概就跟明代人嘲笑有人痴迷作诗，耽误了科举正途一般。然而八股文章做得好，毕竟还能锻炼写作能力——现代学术论文就写作而言，则颇为机械而缺乏美感。

很多人以为中文系是中国文学创作系，那恐怕是科举体系下翰林院之类概念的错觉，中文系实则是中国文学评论系。文学青年进中文系，约等于足球少年去腾讯体育。解说员纵使把比赛吹得天花乱坠，也只能培养解说员而非球员。从这个角度，朱文所揭露的也非学养不足，而只是残酷的现实：你不能要求解说员带领中国队杀进世界杯。但解说员仍应有评判球技优劣的能力，学者可以不擅长文言，但不应对好坏失去判别。该文言辞不通，即便作者最初放在朋友圈，作为悼念文字也有不够严肃之嫌。至于把它贴到官网的行政人员，则缺乏必要的文字审美，给本是朋友圈随感的朱文煞有介事地加上了落款，反招致更多骂声。五四以来科举骂了百年，到头来高考不仅内卷程度犹有过之，连培养文字审美的功能也消失殆尽。

古文的谱系自民国而终

不过总的来说，古文之死，并非一两位学者之过。严格来说，古文在白话文运动时就死了，如今的学者至多算是给古文扫墓时态度不够肃穆。历代文风如何演变，总能称得上秦汉古文、唐宋古文、明清古文，谁听过民国古文（鲁迅倒是算，他自己不认）、甚至新中国古文（如果那些“古风”也算古文的话，那大家也别批判朱文了）。古文的谱系自民国而终。它不仅突然被抛弃，现代学术环境也不允许其复生，在西方知识论把持知识生产上游的背景下，传统的文章学已无容身之地。中文系写的也是期刊论文的文，而非文以载道的文。从这个角度，中国才是“汉学家”的大本营。这么说并非群嘲，我自己也深感阅读古文时的疏离感，恍如漫步异乡。

但可悲的并不是解说员不会踢球，而是我们这个时代，除了中文系这些“足球解说”，哪里还有“球员”，或者“足球从业者”呢？不能怪大众误把“解说”当成“球员”，只能说在这个时代，古文确实也该死了。

但“古文之死”这个概念本身仍有矛盾。人只有死了才算“作古”，文字也只有死了才算“古文”。明人眼中的秦汉文、唐宋文，自然是死的，因而需要复活。不过明人至少不会把先秦、秦汉、唐宋混为一谈。如今把辛亥之前统称“古文”，连《浮生六记》都要出白话译文，只能说古文死透了，你我都是古文世界的异乡人。倘若扳倒一个学者便能理正风气那还算有救，可悲的是对个人的口诛笔伐不仅无济于事，而且朱的研究依照如今的学术规范也确实无可指摘。

在这个意义上，我宁愿把复旦“古文悼词”当成对古文本身的哀悼。心念及此，悲从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