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èle Haenel：面對結構暴力，她拒絕沈默。

▍法國影后退出影壇

「對我而言，離開它就是一種抗爭。」

現年 33 歲的凱撒影后 Adèle Haenel 自 2019 年遠離電影圈，如今已三年沒有電影作品，她現在將重心放在劇場表演，並積極參與社會運動，近期的一則訪談中她談到了這個決定。

Haenel 原先預定參與導演 Bruno Dumont 的新作《The Empire》，但她表示劇本中充滿了關於取消文化和性暴力的笑話。「我試圖與 Dumont 討論這件事，因為我認為有討論的空間。我無數次想相信這不是故意的。但這是故意的。這種無視是故意的。」由於無法與導演達到共識，她最終退出了這部電影。

「我不再拍電影了，」Haenel 說，「因為政治原因。因為電影業是反動、種族主義和父權的。」

Haenel 表示，儘管她試圖從內部改變問題，但現在是時候轉向一個能促進真正改變的領域了，若她繼續留在這如此結構的產業，她便等同於是「父權產業的女權保證」，於是她選擇退出。

不過， Haenel 仍然有可能再演出獨立電影，她表示她「只會與新人藝術家共事，我唯一會再度合作的知名導演就是 Céline Sciamma，因為我們的關係超越專業領域。」

▍性侵犯電影與社會責任

Adèle Haenel 會對電影業如此失望並不讓人意外。

《戰地琴人》猶太裔名導 Roman Polański 被 63 歲的德國演員 Renate Langer 與其他五人指控他在 70 年代性侵她們，且其中許多受害者當時是未成年，但這些案子皆過了追訴期。

不過 Polański 倒是承認了 1977 年一起 13 歲少女性侵案，他承認與之性交，但否定進行迷姦，在最終審判前他逃離到法國，成為美國通緝犯。1984年，Polański 在自傳中坦誠陳述了這樁案件。4 年後，受害者通過民事訴訟獲得了 50 萬美元賠償金。她聲稱，Polański 曾經懇求她的原諒，她也因此原諒了他。在波蘭斯基的支持者看來，這意味著此案可以宣告終結。

2019 年由他導演的電影《我控訴》（台譯：軍官與間諜），改編自小說《An Officer and a Spy》，講述歷史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一名猶太裔法國軍官 Alfred Dreyfus 在反猶氛圍甚重的法國社會下，被誤判為叛國罪。

「我在（電影的）故事中有時會發現自己同樣經歷過的時刻，我可以看到同樣的決心去否認並譴責自己沒有做過的事情。大多數騷擾我的人都不認識我，並且對這個案子一無所知。」

Polański 在採訪中提到這同時也是自己二戰時的「猶太人經歷」與新女權麥卡錫主義下的「性侵醜聞」之投射，彷彿這也是他自身的「控訴」。

Polański 認為自己在新女權的麥卡錫主義下成為「被剝奪自身敘事」的受害者，而其對立方也認為 Polański 性侵案的受害者「被剝奪自身敘事」，兩方的對抗似乎難以清晰分成善與惡。

「是否該將創作者本人和他的作品分開看？」

這部電影上映前幾天，Haenel 透過影片討論這齣「Polański爭議」，及其背後的集體責任，「怪獸並不存在，畸形的是我們的社會。大家都需要進行自我審視。」專訪一出，女權團體和部分媒體也隨之發起抵制，迫使該片調整宣傳策略，取消了許多 Polański 本人的媒體訪問，但《我控訴》仍然取得漂亮的成績，並在2020 年 1 月公布的凱薩獎入圍名單中獲得 12 項提名。

2020 年 2 月，400 位法國電影工作者在《世界報》發表投書，要求改革凱撒獎的甄選規則，訴求更民主透明的運作，以及更多女性（目前僅占法國電影學院會員35%）和非白人電影工作者的參與。持續延燒的「Polański 爭議」迫使凱薩獎的理事會集體請辭。現任凱撒獎主席 Alain Terzian 允諾：2月28日凱撒獎頒獎典禮後，將遵循男女平等比例的原則，全面改選電影學院成員，2020 年凱薩獎也就是這屆法國電影學院會員的最後一次投票。

凱撒獎的頒獎當天 Polański 並沒有出席，《我控訴》獲得最佳服裝設計、最佳改編劇本兩座獎項，不過均無人上台領獎。事情爆發點則是在凱薩獎將壓軸的最佳導演獎頒給了 Polański，此獎一宣布，Haenel 便憤而離席，《燃燒女子的畫像》導演與劇組也一同離去，加入外面的抗議群眾。

此外，《燃燒女子的畫像》在凱薩獎入圍了 10 項獎項，最終只獲得了最佳攝影獎，此舉被認為像是凱薩獎在羞辱《燃燒女子的畫像》，網友提到，這彷彿是在宣告這部電影只有「畫面好看」。這屆凱薩獎的種種操作下，讓人難以不質疑其背後用意。

此事件在法國社會遭到各方輿論，當晚的典禮主持人 Florence Foresti 發了一則 Instagram 限時動態，圖上只寫了兩個字「噁心」，女權組織在報紙聯名發表公開信，寫道：「如果強暴是一門藝術，那麼請把所有凱撒獎都頒給 Polański。」。但同樣也有人捍衛，過去曾抨擊 #MeToo運動的老牌影星 Brigitte Bardot 就在推特發布手寫信，強調她感激 Polański 的存在，「挽救電影免於平庸 [⋯] 我以他的才華而非私生活評斷他！」

法國文化部長 Franck Riester 被法國新聞電台（France Info） 問及此事時，表示他認為藝術家及其作品應被分開看待，但他也指出，《我控訴》可以作為一個「集體創作」獲頒最佳影片獎，Polański 奪得最佳導演獎則可能「傳遞出負面訊息」，「因為所有人都必須意識到，我們必須與性暴力與性別歧視對抗。」

凱薩獎離席一事後隔年 3 月 9 日，當屆凱撒主持人 Marina Foïs 在電視節目上提到，她曾提議邀請 Adèle Haenel 替這屆凱薩獎頒獎，「對我而言，提議 Adèle Haenel 來是正常的，凱撒學院現任副主席 Eric Toledano 說我們必須擺脫這種有害的氛圍。這不是說要去排除什麼，而是意味著要納入什麼。」但最終 Haenel 基於個人原因拒絕。

▍決心控訴兒時創傷

Adèle Haenel 也是未成年性騷擾的受害者 。

2019 年 11 月，法媒 Mediapart 發布一篇調查報導，內容為 Haenel 指控她第一部電影《惡魔的孩子》的導演 Christophe Ruggia，在 2001~2004 年，也就是她 12~15 歲時，對她的長期控制和性騷擾。這篇詳盡的調查報導費時超過七個月，採訪了 30 多人，收集諸多文件和證詞佐證 Haenel 的指控。

由於證詞數量龐大無法在此一一闡述，但在這些證詞中我們能找出許多共同點，那就是 Christophe Ruggia 對兩位主演兒童強大的「親近欲」、「排他性」與「支配慾」。

Ruggia 曾表示拍攝電影及宣傳期間，孩子們有將近一年的時間與家人分離，因此「我們三個之間產生出超乎想像的羈絆。」他如此說道。

許多人也表示自己對 Ruggia 與小演員過於親密的肢體接觸感到納悶或不安。此外，他不讓其他工作人員干預他與兒童演員之間，並時常以「電影教育之名」讓他們私下到他家看電影，尤其是對 Haenel 擁有各種「特殊待遇」。

本片中飾演哥哥的 Vincent Rottiers 表示 Ruggia 花更多時間來陪 Haenel，他當時有些嫉妒，但他當時認為這是因為 Haenel 飾演的是自閉症患者，而現在回頭想想他有了不一樣的想法。
Christophe Ruggia 的前妻 Mona Achache 則表示他在 2011 年親口向她吐露自己愛上了 Haenel 並做了出格的舉動。

Haenel 詳盡的講述年齡尚幼的自己，在當時對導演的心情是如何從「仰慕」漸漸轉變為「不適」，再到「憂鬱」、「恐懼」甚至產生「自殺念頭」。

她描述 Ruggia「緊貼著我，親吻我的脖子、聞我的頭髮、沿著大腿撫摸到我的生殖器，然後開始將手放到我的T恤下並往胸部靠近。他很興奮，我把他推回去，但那還不夠，我必須一直換位置。」她說道，「我深知它每次都會發生，我不想去那裡，我真的很難過，覺得自己很骯髒，甚至想死。但是我不得不去那裡，他有恩於我。」

Haenel 在2005年初寫信給導演，表明「不想再去他家」與「決定中止電影事業」。Ruggia 將 Haenel 帶進了電影的世界，Haenel 熱愛表演，「但對當時的我而言，導演代表者電影，」「是他讓我站上電影的舞台，沒有他我誰都不是，我陷入了一種絕對的空虛之中。」

多年來 Haenel 一直不想公開控訴這段經歷，促使她下定決心是在 2019 年的春天，她看了關於孩童性侵的紀錄片《逃離夢幻莊園》，以及發現 Ruggia 正在籌備一部新電影《蝴蝶的誕生》，與《惡魔的孩子》同樣以兩名未成年人擔任主角，甚至連主角名字都相同。

「這真的太過分。這種讓罪犯逍遙法外的感覺，對我來說，這代表他完全否認了我的故事。」她也害怕自己的遭遇會重演在這兩名青少年演員身上。

《惡魔的孩子》描述兩名離家出走的孤兒，約瑟夫與他自閉、緘默、對身體接觸極其敏感的妹妹（Adèle Haenel 飾）之間的亂倫戀情，其中更穿插著裸露場景。Ruggia 毫不隱含這部電影帶有部分的自傳色彩，他在訪談中描述這部電影是「我兩個最好的朋友和我之間所經歷的艱難現實的折衷。」

法媒 Mediapart 取得的《蝴蝶的誕生》劇本也充滿令人質疑的內容。包括危險關係、中學性騷擾、成年人與未成年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強姦未成年人」案件。如同 Ruggia 的其他電影，在募資文件中這部電影的描述為「部分自傳，受到導演青春期的強烈啟發」。製片人在得知本項性騷擾調查後，將這份專案凍結，並解釋不會再與 Ruggia 合作。

此事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視與迴響，Haenel 將公開演講視為一種新的「政治參與」。
「我目前的情況，包括物質能力、工作穩定性、社會地位在內，使我不再接受沈默。就算這樣的標籤會跟著我一輩子，就算在這之後我的演員生涯被迫結束，我都接受。我已承擔起抗爭的義務。」她希望透過自己的證詞來支持性暴力的受害者。

「並非我很勇敢，而是我已下定決心。說出真相是向世界宣告我們還活著的一個方式。」

▍事件背後的社會問題

「怪獸並不存在，畸形的是我們的社會。」對於 Polański 爭議，Haenel 在一則訪談中說道。

Ruggia 爭議的眾多證詞中，許多人都曾查覺不對勁，但悲劇仍然發生。人們之所以「閉起了眼」、「不積極阻止」，正是因為那導演也就是老闆的身份，因為人們不敢對挑戰權威。另一個原因則是那被藝術之名模糊化的道德界線。

Polański 爭議同樣如此，不過即使作品與作者私德之間的分割仍然是個「難以給出正確答案」的議題，但凱薩獎今天是將「最佳導演獎」搬給了 Ruggia，我想這已經超越此議題的範疇。2020 年的凱薩獎身為「舊成員的最後一次投票」，在種種操作下，實在讓人難以不質疑其意圖，就好像是「左派」與「右派」的對抗，背後也代表社會對性侵的重視或漠視。

無論是性騷擾、性侵，任何的暴力，除了當下對受害者造成的傷害以及永遠留下的創傷，司法正義與大眾反應同樣重要，這會反映岀社會的氛圍、體制、立場與權力，並且對受害者將造成極大且永久性的影響。

「所以我們並不是為了除掉誰，而是為了改變這一現狀。」Haenel 曾如此說道。

「美國導演 Woody Allen 因被養女控訴猥褻而在美國遭到抵制，在法國卻如常上映新電影，且不受輿論批判。
法國名導 Luc Besson 曾遭到五名女性以實名或匿名指控對其性侵或性騷擾，作品仍大受歡迎。
法國名導 Jean-Claude Brisseau 強迫女演員試演情色鏡頭，被判處一年監禁，緩期執行，卻還有百名法國電影人發表公開信，表示 Brisseau「只是個受傷的藝術家」。 」

「公共場域的情慾流動成為一種社交禮節，更透過 12 世紀宮廷愛情、17 世紀沙龍聚會的長期催化，演變為法國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甚至被文學與藝術作品昇華成美學。[⋯] 故像 #MeToo 運動這種強調兩性互動規範與界限的主張，自然被其視作禁慾的清教徒思想，並認為這是要藉互聯網與美式話語霸權優勢，前來對法國進行文化清洗。」

——截自文章《性侵女童醜聞導演獲獎：在法國水土不服的 Me Too 運動》

崇向情慾與男性追求的文化、保守且缺乏掌權年輕人的影壇。法國國情及產業結構下似乎讓這類事件更加難以被訴說與重視。我想這些正是為什麼 Haenel 如此反抗著結構暴力，甚至決定遠離法國電影界。離開的這三年來，她比從前更加投入於社會運動。

「過去兩年多以來，我致力於講述這個故事，我真的不後悔，這是我人生中做過最重大的事。」

Adèle Haenel, 原是法國影壇前途大好的一線演員，十幾年來的電影經歷卻讓她一再失望，2001 年開始的導演支配在她內心中種下種子，2020 年震撼法國電影圈的「凱薩獎離席」一事則成為了爆發點，也是轉折點。

Haenel 自此之後便沒有新的電影作品，距離十多年後第二次決定停止電影事業，著實令影迷婉惜，但她的勇氣與行動力也使大家欽佩並受到鼓舞，即使再次出現在銀光幕上的機會不大了，Haenel 仍然在劇場、訪談、請願、遊行等各種藝術與社會活動綻放光芒。

Adèle, 我們愛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