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读书笔记
一、作者的学术背景
王东杰，河南濮阳人，历史学博士，先后在川大和复旦完成学术训练，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1996—2019年就职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2019年起担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作者师出名门，硕士师从复旦大学朱维铮先生，朱先生耕耘于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近代史，功力颇深。朱先生的老师周予同，也是经学史大师。其博导罗志田同样从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罗志田的老师余英时先生更是思想史研究大家。所以，王东杰的学术渊源有一条线索——中国思想文化史，先后受到了周予同一派和余英时一派的影响。
二、本书的学术史背景
（一）关于民族主义运动研究
大学是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场域，学生出于民族主义冲动不断参与抗议运动。[1]但罗志田教授指出，民族主义在“抗议”一面外，还有着“建设”的一面。这一面在大学“国立化”问题上的主要表现，就是如何使一所大学成为“国家的”，这同时也带来了中央与地方或私人之间的竞争。
（二）关于中国大学的“国立化”运动研究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中国大学的国立化（或国家化）运动，至少存在着两种类型，它们分别和民族主义的两个向度相关。一是对外的，主要例证为教会大学及清华学校（大学）。对它们来说，国家化的目标和表现即是争取学术独立、收回教育权。简言之，要使大学成为‘中国的’。在这方面，学者们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成为中国大学史研究中成果较为丰富的一个领域。”[2]作者对这方面的学术史追溯显然受到了其硕导朱维铮先生的指引。对内而言，则是大学“国立化”反映的中央与地方或私人之间的竞争。[3]此外，人类学也关注中国现代教育与国家之间的关系。[4]
（三）关于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统一运动
当时学界对“国家统一”的研究颇多[5]，但多从“全国”这一大范围着眼，而人们是如何从“地方”甚至更为基层的角度对这一过程作出反应的，研究则明显不足。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近代区域史和地方史研究的薄弱。
（四）关于地方军人与国民政府的冲突研究
当时学界研究比较多的是两广地区。这与两广军人较多地参与了全国范围内的军事竞争有关。然而，对于派系纷争尤烈的四川军人，研究很少，已有的著作多集中在政治史和军事史的范畴内，社会心态史则基本上未进入研究视野。当时，学界对二三十年代四川的研究，也多集中在“军阀史”的领域。
（五）关于地方主义与国家观念的研究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很难确知时人对地方（如四川）与全国的关系是如何理解的。比如说，从知识界的立场看，军阀、国家统一这些问题有何意义？它们对学术界的影响如何？此一时期的地方观念和国家观念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人们怎样处理‘省籍认同’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都是我们现在的研究关注不够的。”[6]
（六）关于四川大学“国立化”的研究
任以都教授《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8章《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中，从国家统一的角度提及川大的国立化运动，并把它视为“中央政府扩张权力”及高等教育通过“国家复兴”计划得以“进步”的双向互动过程。不过，由于篇幅和主题所限，对于国立化进程仅是一笔带过，没有做更多的考察，所述也仅仅集中在任鸿隽时期，因此难以洞察这一事件背后错综复杂的多元因素作用。
川大校史编写组《四川大学史稿》对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四川军人与川大的关系、四川的地方“中央化”等问题也做过叙述，但它从“校史”的角度入手，更关心的是学校自身的发展过程。
（七）关于中国教育史的研究
学界关于大学史的研究，长期被视为教育史，教育史研究多属于教育学学科范畴，与一般的历史学在研究路数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学术性”也不够强。
学术界对于教育史的关注点往往在于宏观层面的教育政策、制度与措施，这种研究路数可以提供一个从宏观层面把握中国现代大学学制、中央政府对教育和学校的管理方针等全国性问题之基本变化和发展趋向的角度，这种路数特别注重统计数据的应用，在学校数量、学生人数、师资力量、经费筹措以及设备增减等问题上尤能发挥其特长，并同时注意到课程设置、教材选用等教育的“内部因素”的变化。但其存在的问题是注重共性，忽略各个大学的个性。同时，太偏重“典章”方面的研究，忽视政策、制度或措施的落实情况。
另一方面，大学史也是一所高校的校史。这种研究路数关注大学的“成长”过程，对于宏观的政策史、制度史和措施史的研究更为切实，更能表现出一所大学发展的具体语境以及它对这些语境的灵活因应。但其缺乏“历史学”关怀，不能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大学发展的互动关系联系起来。
三、史料来源：
第一，以档案为主，包括四川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档案”、“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档案”、“国立成都大学档案”、“公立四川大学档案”、“国立四川大学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关于川大的部分。
第二，当时出版的报刊，尤其是《国立四川大学周刊》和成都市的几份报纸，其中报纸多为30年代，尤其是1935年以后出版的。
第三，当事人的回忆录，包括一些亲历其事者的口述。他们是历史的亲历者，其口述包括了一些公开发表的材料中看不到的、更“内幕”也更形象的东西，极具史料价值。“但离预期效果仍很远”。
四、问题意识
中国现代的“国家统一”运动在大学这一场域中的复杂体现。川大作为中央驻川机关，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变化又是怎样影响了四川大学的发展的？换言之，从“大学”这一角度看，中国的国家统一运动是如何展开的？在这一进程中，川大师生、地方军阀、中央政府、地方社会知识界是如何对“国家统一”所带来的关于“国家”、“中央”、“地方”、“学术”等问题进行互动与博弈的？
正如桑兵所言，本书背后反映的问题极大，即 近代中国集权与分治的矛盾所体现的复杂社会内涵。
五、所采用的方法
作者作为一名历史学者，首先采用的是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法，通过扎实的史料梳理了四川大学的国立化进程，揭示了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与大学国立化之间的复杂联系。
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前史学社会科学化，作者在本书中也进行了跨学科的尝试。他受到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蹲点”考察和回到基层的研究路数影响，对当初川大的教师、学生等尚未去世的当事人进行采访，挖掘口述资料。在分析程天放提拔向楚等在地方有一定地位的人物时，也曾引用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人文类型》的观点。在讨论国语运动与国家统一时，也引用了安德森·本尼迪克特等人类学家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在分析任鸿隽长校时期的“现代化”与“国立化”的具体措施与表现这一章节中，作者采用了诸多图表，量化数据，使数据分析一目了然。当然，一些社会科学化史学阵营内的史家，也开始以讲故事的叙事方式来解释历史和组织他们的历史著作。（譬如勒华·拉杜里《蒙塔尤》、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提倡的“叙事的复兴”）在这里，叙事依旧指的是讲故事（story-telling）。作者受此启发，更多借鉴了“新叙事史”的写作方式，以叙述为主，间以个人对事件的分析，并非以“问题”为导向进行写作。作者还受到了年鉴学派的影响，对作者而言，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中关于“小历史”、“微观历史”等方法的运用也影响了作者。
六、目录
绪论
第一章 大学格局与地方政治：从三大鼎立到国立四川大学
第二章 “不在场”的中央：“国立化”初期的惨淡经营
第三章 “把国立二字真实化”：任鸿隽长校时期的改革
第四章 成为“名副其实之国立大学”：“拒程”运动的前前后后
第五章 大学中的“国家”：总结与思考
七、文章架构
在这本书中，作者讨论的问题很大，即“国家统一”运动在大学这一场域中的复杂表现。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中，围绕着“国家”这一资源（包括物质性和象征性资源），地方军阀与中央政府相互争夺，发生了诸多权力关系的变化。
总的来说，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1935年以前的“地方化”。四川政治为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能力所不及，处在半独立状态。学校虽名国立，实是一所地方性大学。由于川内资源匮乏，军阀克扣国税款项，学校经费不能完全独立，这是这一时期学校难以发展的重要原因，而各校之间也常为经费、校产等事关生存的问题而产生矛盾。川大师生为了对抗地方势力的控制，积极寻求“国家”的支持，以获得被军阀控制的喘息与自由度；而军阀之间也利用“国家”这一象征性资源为自身利益争权夺势，这成为此期国立化的基本特征。教育与学校也成为军阀权力争斗的一个场域，各校发展好坏与其背后的军阀势力及其自身利益有着密切联系。
（二）1935年到抗战初的“国立化”。伴随着四川逐步被确立为“中华民族策源地”，又遇上剿共的好时机，中央势力得以入川。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两位校长任鸿隽和张颐大力推进国立化，使川大从地方力量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并着力消除学校的地方色彩。而中央则将此视为权力扩张的一部分，又使得国立化带上了中央化色彩。这一时期，川大不再面临经费等生存问题，而是“国家”与“中央”之间“和而不同”式的关系。
（三）抗战爆发后的“党化”。川大的国立化基本完成，学校被牢固地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新任校长程天放属于CC系，这一任命遭到学校多数师生的反对，认为“行政”不应干涉“学术独立”、“学术自由”。但是，教育部坚持任命，加之程天放的一些笼络举措，他得以顺利担任校长。程天放长川大后，积极推进“党化”教育。川大此前一直同地方当局存在着或明或暗的冲突，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常常被川大人当作一种庇护性力量来求助。但随着国立化的实现，川大人冲突的对象变成了中央。“拒程”运动期间，川大内部的矛盾以“道势”“政党”“派系”“地域”之争的模式呈现出来。
八、论证方式
作者是从三个角度对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进行分析考察的，学校师生、地方军阀、地方社会知识界、中央政府在大学这一场域中的复杂体现，为“国家统一”及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多维度的思考。
（一）政治层面。从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到国立四川大学的成立，学校都与地方军人的个人势力及其内斗有着密切关系；川大师生为摆脱地方军人的控制，积极寻求中央的支持；中央入川后，四川“地方中央化”，川大也成为中央权力扩张的场域，逐渐实现国立化，此后川大内部的政治权力转变为不同党派之间的竞争。
（二）社会层面。川大国立化进程中，相对于东南而言，四川较为落后，而川人内心又极为敏感，因此四川地方社会心态基本趋新，但“国立化”给成都文化界引发了何为新、何为旧的争论，即“新”是否代表先进，“旧”是否代表落后？中央入川后，川大由任鸿隽长校，这位代表着中国30年代的主流知识分子，给川大带来了一系列的“现代化”和“国立化”实践。与此同时，其“主流”措施也引发了四川地区相对“边缘化”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的不满，在《川行琐记》事件中，边缘知识分子更是受到以《独立评论》为代表的欧美留学派知识分子的刺激。任鸿隽是主流知识分子，这一批知识分子受过欧风美雨的熏陶，希望中国实现现代化，他们愿意选择国民政府以及国民党阵营，是其愿意接收一种“开明专制”的方式以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但内心还是更愿意做一个“国士”、“中国人”，而非带有任何主义、信仰、立场的“中央人”。同时，对四川地方而言，任鸿隽还要极力去除政治上关于“乡人”这一地方意识（不论是由“地方自治”还是狭隘的地域观念所引起的），培养其“国家观念”，由此也引起了地方军人、社会人士的不满。另外，“中央人”与四川人之间，也有着不同的心态矛盾。
（三）文化层面。1922年教育部颁布新学制，规定不再设高等师范学校，全国诸多高师基本改大，唯独成都高师依旧留存。高师力图改大，反映着四川文化界在教育政令的统一上要求与“国家”步调一致。除了学制之争外，还有学术典范的转变。任鸿隽提倡“现代化”与“国立化”，在学术上的表现之一就是在川大树立“新学术”的典范。四川、成都地区地处偏僻，学术风气较为“闭塞”，“国学”一直是清季民初四川地方学术界的强项。但在任鸿隽时期，川大擅长经文训诂之学的学者基本活跃于中文系，而历史系的则是经过几位外省人如徐中舒、冯汉骥等人的提倡，成为“新史学”（或“新考据学”）在国内的重镇。这自然与任鸿隽本人在学术界的资源有关的。从民族主义视角来说，掌握了现代知识体系的主流知识分子认为这种“旧学”是不适合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而四川学者同样出于民族主义的冲动认为传统文化才是塑造“国家观念”的根本。在川大国立化进程中，这种所谓的“旧学”相对应的则是有更多“现代化”色彩的“新文化”。“新”与“旧”之间的矛盾往往又被受到进化史观的现代化学者视为“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冲突，导致“新学者”与四川学术界的部分“旧学者”之间互相瞧不起。虽说知识生产的现代化是以“地方性知识”为基础的，“蜀学”是传统学问，却也是地道的“国家”之学，而这在“新学者”看来却属于“地方学术”，由此也反映出“国家”与学术之间的复杂关系。
九、学术创见
首先，作者选取了四川大学作为个案考察，“回到基层”的方法使其摆脱了宏大叙事，对地方有了更加细致的了解，而又能避免历史学研究的“碎片化”。
其次，作者突破了教育史和校史的写作模式，完全采用了历史学的方法重新书写了四川大学的国立化进程。相较于教育史关注宏观政策等与教育有关的“内部因素”，作者更多注意了“外部因素”与校园内的小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更加关注了具体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
其三，作者对四川军阀割据时期的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还运用了社会心态史的角度与方法进行考察，他认为“缺乏了对地方社会心态的认知，所谓‘国家统一’也就往往被视为仅仅是一个政治权力（辅之以军事权谋）的运作过程，而这一印象至少是不全面的。”
最后，相较于前人研究，其选择的角度更为广泛，特别是在中央（国民政府）与地方（军人）两种权力集团之间加入了“学术界”（大学）这一指标，既考察了当时知识分子对国家统一所持有的态度，又研究了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关系。
十、个人思考与问题探讨
（一）读完这本书之后，结合作者试图反映的问题，总感觉意犹未尽，这大抵是与本书的主题相关，即从川大国立化进程透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治”，因此并未有更加全面地探讨“国家统一”的问题。
作者在书中指出，学界对“国家建设”的讨论多采用国家行政力量基层化的视角，着眼于“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权力渗透，其理论前提则将各级的行政力量视为一个整体，均为“国家”之代表，从而构建出“传统—现代”、“国家—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由此，我想起了此前读过的几本书。一是小浜正子的《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小浜虽然在讨论上海地方社会的“公共性”、“公领域”，但最终试图讨论的东西仍然是国家对都市社会的渗透与重组，最后被党治国家纳入统治当中。此书于2003年出版。另外则是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此书于1996年出版。杜赞奇在书中试图与很多人或观点进行对话，感觉内容很多很杂很乱，但他主要想讨论的还是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清末新政以后国家权力的扩张及其对乡村的渗透与重组。这种“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明显是二元对立的，其有一定的可适性。尤其是在说明20世纪中国革命（KMT and CCP）的“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之际，“国家社会化”与“社会国家化”的历史过程。
但是，作者在考察川大国立化进程中，指出“国家”并非是一个完整的实体，它有着自晚清以降区别出来的“中央”与“地方”两种含义，并且有着相对独立性。在川大这一场域中，南京的中央政府与四川的地方政府在涉及川大皇城校址问题时，与“承买皇城城根地皮主权团”之间的态度并不一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是国家的一部分，但其在政治生活中的长久冲突，更表明各级政权的实情与理论上的“一以贯之”相去甚远，此时“国家”的意志是分裂的。
因此，“国家—社会”与“传统—现代”、“冲击—反应”、帝国主义模式等都是一种分析框架，可以视为历史研究的一种视角。令我感到好奇的是，为何这些分析框架都是一种“二元”的模式？本书呈现的川大国立化进程中，各方积极利用“国家”资源现身说法，似乎历史中的人及其行为方式也反映着“二元”的观念。（譬如新旧之争）
当然，这些框架模式都是学者从西方引进的，而且往往是由社会科学首先提出的，这与西方的社会制度有着相关联系。历史学是滞后于时代的，学术理论也要从其他学科中汲取。
（二）何为“国家”？
在传统社会中，没有近代欧洲的“国家”观念，但是有自己的家国观念，“修齐治平”就是传统士人的人生目标。不过，《礼记》中的“治国”指的是先秦时期的诸侯国。另一方面，传统社会中有“朝廷”，如果要强行给传统社会的民众强行添加一个“国家”观念，那么一家一姓的“朝廷”或许就是民众心中的“国家”。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地方督抚权力扩大，以朝廷为代表的中央权力逐渐削弱。此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治成为缠绕中国国家统一的重要问题。尽管“国家”包含着“中央”与“地方”，但任鸿隽这样的主流知识分子仍然要成为“国士”而非“四川人”与“中央人”。另一方面，当一个搞行政出身的、CC系程天放要出长川大校长时，力行“党化教育”，学界师生诸多出于“学术独立”“学术自由”予以反对。由此可见，川大师生所希望的“国立化”并非“中央化”，甚至“党化”。正如作者所言，“国家”实超越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层级划分，具有独立的意涵。本书的主标题为“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全文第一遍通读下来，我没能想明白为什么是“国家”与“学术”的互动，全文就在谈川大国立化的进程，体现着中央与地方的各种互动。现在似乎慢慢体会到了。
在英语世界中，“国家”有三个英文单词，分别是nation、state、country，分别代表着不同层面的“国家”的含义。“国家”既包含着“中央”与“地方”这一政治层级划分，也包含着“国家”范围内的物质性资源，还包含着…？ 那么，我们应该从哪些层面去探讨“国家”这一概念？回到本书的标题，“国家”指的是什么？“学术”指的是什么？是大学本身，还是文化？不过，我所认为的“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应当包含着不同时期的央地关系、政学关系、党学关系等等互动与博弈。换言之，这里的“国家”包含着中央、政府、政党等多主体，它们都试图霸占“国家”的象征性资源进行权力的争夺。
此书开创了关于大学史的政学关系研究模式，但其对于政学关系的论述并非本书的主流。
正如作者所言，川大的“国立化”至今仍在“进行时”，相对于书稿末尾所写的情形似乎还有所“倒退”。
[1] John Israel,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
[2] 关于教会大学的“国立化”。1949-1993年的中文研究著作：王维江、廖梅编《基督教文化研究中文论著索引》的第4部分《基督教与中国科技、教育及文化》，收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72-481页。1994年后的论著：顾学稼、林霸、伍宗华编《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章开沅《教会大学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政治》；吴梓明《岭南大学与中国现代化》；顾学稼《华西协合大学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杨天宏《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第4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1-226页；珠海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教会大学的研究著作：《华中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福建协和大学》《齐鲁大学》《之江大学》《东吴大学》；刘家峰《调适与冲突：1950年前后的教会大学——以齐鲁大学为个案》，收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21-335页；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第8章，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3-142页；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金以林《南京国民政府发展大学教育述论》第2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02-308页；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4-197页。关于清华大学的“国立化”：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二战”后台湾的大学“国立化”：李正心《论光复时期台湾高等教育祖国化》，《教育史研究》1998年第4期。
[3] 陈三井《民初西南大学之倡设与弃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1990年6月。（该文谈到了民初地方势力筹设大学的情况，并从政治派系斗争的角度论述了西南大学的酝酿与“胎死腹中”的过程。其主要观点在论证“地方武人因政治斗争不惜摧残教育”）
[4] 王铭铭《教育空间的现代性与民间观念——闽台三村初等教育的历史轨迹》，《王铭铭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6-170页；李书磊《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5] 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考的系谱》第8章《构筑“中华民族国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86-217页。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论文集》；李守孔《国民政府之国家统一运动》，收中研院近代史所，1984年，第389-431页；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台湾弘文馆，1986年；石岛纪之《国民党政府的“统一化”政策和抗日战争》，收入张宪文、陈兴唐、郑会欣编《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288-297页；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意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易劳逸著、陈谦平等译《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1995年。
[6] 王尔敏《戊戌湖南客籍人士对于地方思潮的启发》，《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5期，1976年；刘伟《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王续添《经济·文化·外力——民国地方主义成因探析》，《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3期；《民国时期的地方心理观念论析》，《史学月刊》，1999年第4期。地方史方面：苏云峰《联省自治声浪中的‘鄂人治鄂运动’：兼谈省籍意识之形成及其作用》，《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论文集》；王东杰《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收杨念群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87-417页；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