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衛平：誰害怕瓦茨拉夫·哈維爾

哈維爾逝世整整一年。在這一年當中，他的名字越來越少地被人們提起。在他離開這個世界漸行漸遠的時候，這個世界彷彿也離他而去。

人們讚賞他的勇氣，感佩他的行動。但是對於這行動背後的理念，卻始終覺得模糊晦澀。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到底他說過什麼，做了什麼？

1975年哈維爾向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寫了一封信，那是他作為異見者生涯的正式開端。然而在這封信中，哈維爾並沒有向胡薩克宣戰，他和他的朋友們也從來沒有向胡薩克的政權宣戰。

如果說哈維爾突然發難，揭竿而起，那是向謊言宣戰，向依賴謊言的生活宣戰，這也意味著向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宣戰。靠謊言支撐的制度，當然感到了巨大威脅。

問題是人們為什麼接受謊言？為什麼忍辱負重生活在謊言之下？

那是因為謊言帶來了巨大的好處。

人們無法拒絕謊言，是無法拒絕謊言背後的利益誘惑。

這就進入哈維爾的核心概念：「後極權社會」，即「消費時代的極權主義」。

權力仍然企圖控制局面，控制一切，照樣無所不在，但是控制的手段方式發生了很大改變。如果說，此前主要是通過牢獄、揭發和審查，那麼現在則通過消費品。

通過「發放」還是「撤銷」一個人的生活消費品——房、車、美味的食品、漂亮的衣物，各種「生活小玩意兒」，足以將一個人的眼睛蒙住，剝奪他對於世界的感知，他的良知以及他對於自身的判斷。

就像孫悟空給唐僧就地畫一個圈，你不能越出這個界限。你是受限制的。不是受法律的限制，恰恰相反，是受違反法律的限制，是受任意的權力的限制。

這樣一來，本來可以正當獲得的東西，非要經歷了一番羞辱，是經過「屈從」這道手續才能夠得到。有回與一位企業家在飯桌上吃飯。他聲稱自己也是「既得利益者」。我們便問了，「那你為什麼也有怨氣？」答曰：「沒有尊嚴」。

就是這個意思。有吃有喝，表面上看起來富有人性化，的確是「進步」了，然而卻在抽取一個民族的道德根基，讓人們在精神上變得腐化墮落。

每一個人都會模模糊糊感到自己生活得艱難晦澀，背上了一些說不清的事情，有把柄在他人手中。不知道頭上懸著的那柄劍什麼時候就落下來。

通過這種方式，正可以穩穩地把人們捏在手心裡。通過一種心知肚明的方式，人們相約界限在哪裡。

曾經經歷過的匱乏，令人們在「被允許的消費」品面前，表現得渴望和貪婪，毫無抵御能力。凡是到手的才算數。凡是到手的，就是我的，就是合理的。在權力的陰影之下長大，人們反過來向權力本身學習了很多東西。權力貪婪、無恥和虛無，人們緊緊跟上。

這不是一個合謀的過程，而是一個響應和配合的過程。不管做如何解釋，是被動的或者是無奈的。當然，也有習慣性的因素。一個人在壓力之下，作出不可理解的事情，尚可以原諒；然而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也那樣做，就難以自圓其說了。

簡言之，當人們屈服於自身利益，因而也屈服於權力。

試圖叩問生命陰濕的牆腳，質疑人們目前的生活如何得來的，向每一個人的屈服發出挑戰，這幾乎帶一點不合情理，顯得不識時務。不僅是讓權力難堪，也會令那些靠謊言獲取灰色利益的人們，感到本能地刺痛。

當人們喜歡將一切都說成是外部力量所致，把希望的破滅和生活的失敗都歸之外部，哈維爾提醒人們要學會自己承擔責任。

然而正是以這種方式，哈維爾在向他的民族發出強大的祝福：既然擁有「人」的稱號，就應該過一種配得上「人」的生活，享有人的尊嚴。

為什麼不？這有什麼錯嗎？為什麼不去爭取擺脫奴役的生活？不去取消臉上的刺字？

哈維爾也深知西方世界也面臨相同的道德危機和精神危機。他一上來便說，在捷克斯洛伐克發生的情況，只是西方社會一幅誇張了的漫畫？只是人們不太注意。到了今天，至少有一部分人意識到了。一個《一九八四》的社會，火箭般地開進了《美麗新世界》。

他也深知自己的立場多麼「逆襲」。他因此嘲笑自己在先，千方百計不要做成一個聖人的模樣。他講的許多關於自己的笑話，那些段子，足以編成一本小冊子。他寫文章的句子又長又繞，總擔心別人看不懂。他把自己弄得亂糟糟的，像個瘋僧。

成全他的是完全逼仄的處境，他把這種處境發揮到極致：認為自己在那種情況下，便可以當一個詩人，可以不需要順著權力的眼光看問題。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會距離哈維爾越來越遠，令他越看越像一個笑話。然而，這也意味著人們的生活，越來越失去深厚根基，以及越來越自身分裂。

「我們既同時是帥克和土地測量員K，而我們也都是揚·胡斯。」這才是他真正的底色。

2012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