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晋三的对中政策是对其外交能力的终极考验

一路颠簸的中日关系出现好转势头的时候是2018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日。虽然安倍晋三总理在结束10月份访中之后信心满满地说：“日中关系已经完全地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但是双边关系真正开始升温是2019年6月28日的大阪G20峰会。在峰会召开的前一天、双方领导层的一小时会谈中，安倍晋三正式邀请习近平在2020年春天“樱花绽放之际”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国宾访日和普通的外交来访最大的不同在于，作为国宾的习近平将有会见新天皇德仁并与之共进餐的机会，从历史角度上来讲极有可能成为签下第五份中日“政治文书”的契机。而国宾身份对于外国来客来说又是最高的荣誉，上一次获此殊荣也就是德仁会见的第一个外国领导是2019年5月底访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日本媒体把安倍晋三的对中政策描述为“急速接近”的不是没有理由的。为“国宾访日”为圆心，Ｇ20结束后安倍在外交上做了一系列的调整：

• 8月14日，日本二战投降纪念日，安倍通过同事向靖国神社贡献了祭品而没有亲自参拜——当然，安倍最后一次亲自参拜是2013年12月；
• 10月1日，中国70周年国庆，安倍发视频用普通话庆祝；
• 10月10日，台湾双十节，安倍内阁没有进行任何表态，而蔡英文政府也因为摆乌龙说自己收到日方政府贺电而被媒体嘲笑了一番；
• 10月23日，德仁天皇正式登基，中国副主席王歧山访日，会见安倍时两人确认了次年习近平的国宾访日；
• 10月26日，第15届北京—东京论坛，中国外长王毅肯定了双边关系的好势头，整篇开头演讲中也只用了一句话描述了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两大问题：历史和台湾；
• 11月4日，东盟首脑会议，安倍会见李克强，谈到了习近平访日；
• 12月25日，中日韩峰会，安倍说自己和李克强“为习近平春天的成功访日毫无保留地交换了意见。”

安倍的对中“急速接近”背后的因素有很多，有内也有外。内因的话主要是安倍企图用外交成就来缓解自2019年4月以来被野党死死咬住不放的赏樱会丑闻所带来的政治压力，外因的话包括在由中美战略竞争愈演愈烈、特朗普坚持“美国第一”单边主义、中国受贸易战影响迫切需要改善对外关系等一系列元素构成的大背景下，充分吸收中国的经济动能，拓展日本的外交空间。从安倍内阁把自2017年以来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FOIP）”改为更加微妙的“印度太平洋构想”一事就可以看出日本在近些年来积极打造独立外交路线的努力。

但是，和安倍的热情形成强烈反差的却是日本国内的反应。国会一直向安倍的对中政策不断发难，民众也自行通过许多途径对此决定表示不满。产经新闻的晚报官网Zakzak在2020年1月28号进行了一次“紧急调查”，1637个回答中对习近平国宾访日表示反对的占了86%；产经新闻和FNN在2020年2月24日的另一份共同世论调查中，赞成和反对则各为43.8%和41.7%，相对持平。虽然产经新闻在日本媒体中有保守主义倾向，其读者带有偏右翼思想也不奇怪，但从日本政界的总体反应来讲，“国宾访日”受到的反对声音和对中国的批判遍布了整个政治光谱。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中国船只于尖阁诸岛（钓鱼岛）的领海和连接水域的进出

中国渔船、公船和飞机在东海方面的活动近年来有活跃化的趋势，这个现象持续性地占据了日本广大媒体的头条。2020年1-3月，连接水域的进出和领空的侵犯次数和去年同比增长了57%。这个现象和中、美、东盟在南海愈发激烈的博弈一脉相承：在一个国家出现危难的时候，它通常会通过采取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以表明自己在国际问题上的决心。

顺带一提，在2016年8-9月中国船只活动数量的急剧攀升大概是因为当时日本和一堆西方国家要求中国遵循南海仲裁案的判决。

而在普通民众眼里，东海似乎是阻碍中日发展的最大问题：

日本言论NPO在2019年10月公布了《第十五回日中共同世论调查》。在日方1000个有效样本中，回答“对中国持有不好印象/非要选择的话对中国持有不好印象”占了84.7%。在“理由”一栏中，选择“因为中国屡屡侵犯日本尖阁诸岛的领海和领空”的人最多，在847个样本中占了51.4%。在笔者看来，日本民众做出如此选择的理由之一很可能是因为民众对政治的漠视。恰恰是因为这种不关心的状态，所以人们最容易记住被媒体反复刊登的、最容易理解的、也是和日本国家利益产生最直接关联的问题：尖阁诸岛。

2. 香港、新疆等地出现的人权问题

由 1）2019年上半年开始的香港返送中运动 和 2）在2018年被曝光并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谴责的新疆“再教育营” 所带来的人权问题得到全球媒体的关注。尽管北京方面坚定地以反恐、反中、内政干涉、西方意识形态输出等一系列口号进行反击，但是这两件事情依然成为了国际社会中（尤其是有G7主导的自由民主阵营）压迫的代名词。有很多政治家认为，在中国人权问题毫无改善的情况下，“国宾访日”会向外界传递一种错误的信号，即表明日本默许甚至认可了中国的行为。

3. 在华日本人的扣留问题

至2020年，中国扣留的日本国籍人士达到了15位，其中只有5位返回了日本。中国在关押和审判过程中的种种不透明让接回这些国民成为了日本政府对中外交的主要课题之一。

4. 对中出口问题

自2011年福岛核事故以来，中国完全停止了从福岛、宫城等10个县的食品和饲料进口。日方认为已经有充分“科学证据”表明这些出口没有任何质量或食用者健康上的问题，所以中国的进口限制除了破坏双边关系以外别无用处。

5. 新冠肺炎所带来的形象影响

2019年12月于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冠肺炎已经被彻底政治化。一方面，华盛顿通过痛斥中共和世界卫生组织WHO来转移自己防疫上的失败和医疗体系上的漏洞，而另一方面，北京则通过大量的医疗援助和对外政治宣传（俗称“大外宣”）来清洗由新冠带来的负面形象。尽管至今也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中共隐瞒了病情爆发（除了李文亮事件）或病毒的真正源头在武汉，但是如今看来，似乎华盛顿在这场舆论战里略占上风，最主要的理由也莫过于“武汉—蝙蝠—病毒”的三位一体在太多太多的人心中根深蒂固。在中国形象再度大打折扣的情况下，国宾访日的决定必将承受更大的国内外政治压力。

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所以习近平访日目前已延期。

6. 台日关系

虽然这是否能归功于蔡英文的外交手段尚无定论，但在香港返送中和WHO会员问题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台湾的确成功地在国际社会中塑造了自己“被中共压迫”的弱者身份，这不但在2020年1月为蔡英文赢得了一场选举，还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同情台湾的舆论浪潮（例子如安倍宣布岩手县野田市为台湾的奥运host town时来自整个国会的欢呼声）。上升的亲台风向对安倍的亲中外交来说又是另一道摩擦力。

那么要如何解释在对中政策上安倍内阁与国会、舆论之间的代沟呢？原因总结起来就是，安倍认为通过国宾访日改善对中关系是解决问题的条件，而反对声音认为国宾访日是问题解决的标志。

作为一个领袖，对自己的外交能力充满自信是一件好事，安倍自然也可以继续大力推进习近平访日。但是，反对访日的政治风向愈加对之不利，国会和舆论对于访日后来带的实际成果的要求就越高——换句话讲，如果安倍坚持邀请习近平，那么他有着越来越大的义务用外交成就来证明自己的外交决策和路线是正确的。要是访中结束后中日关系并没有如安倍所愿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或者中日之间的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或明显的缓和，那么安倍极有可能被野党、舆论和右翼政客的批判所淹没而遭遇政治危机。毕竟，安倍从来就没有清晰地定义过“中日关系的正常轨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舆论的反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安倍自2012年重组内阁以来源源不断地对国民释放民族主义信号的结果。

这也不禁让人思考，安倍目前认为的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说他最希望能够通过国宾访日或一份政治文书解决的问题到底是哪些呢？尖阁诸岛、被扣留日本人的返还、战略关系的深化（如关于在一带一路、亚投行中日本的角色的讨论等）、双边经济的来往（如中日FTA、加速签证签发以推进旅游业务等）都是非常诱人的选择项；考虑到中美冲突的大背景，难度自然也有高有低。

另一方面，考虑到当前北京愈加强硬的、处处彰显现实主义风采的外交政策，安倍深知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而影响力的局限性也直接导致了某些问题是几乎不可能用访日来解决的。1970年代开始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便试图通过engagement（“接触”）战略来影响中国——简单来讲就是，秉持着“吸收同化优于孤立”的理念，通过建立并深化外交、ODA和经贸关系，渐渐地引导中国向民主化发展。接触战略在经历了1989、1999等颠簸之后依然被保留了下来，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今，因为中国国力的上升、改革派声音的没落、在习近平领导下加强的集权和依旧严峻的人权状况，所以这个战略已被逐渐遗弃。正如2020年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已退出竞选）Pete Buttigieg所言：“这么多年来，美国一直高估了对中国的影响力。”从这点看来，安倍应该知道自己无力也不打算通过国宾访日让北京在涉港、疆、台等问题上做出什么改变。2019年12年25日中日韩峰会，安倍也只是出于国内舆论压力草草地在双边会谈开始时提到了香港和新疆，然后意料之中地得到了习近平不干涉主义的回答。这么一来，国宾访日时安倍最上心的很可能局限于和日本产生直接关联的课题。

有很多日本媒体把安倍的外交政策和前首相中曾根康宏（任期1982-1987）的相作比较。中曾根在任内全力亲美，和美国里根总统互相用名而不是姓称呼对方，把日本打造成了由撒切尔的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力量所构成的保守主义阵线中的东亚抗苏要塞。然而，这个上过二战战场的、作为战后第一个亲自参拜靖国神社的、在大众眼里公认的自民党鹰派首相，同时也通过大量的对华ODA和积极的高层接触把中日关系带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其本人也被北京授予了和让中日成功建交的田中角荣首相同样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称号。从历史来看，在中曾根的带领下的日本确实成为了一个政治大国。

但是，安倍的外交成果并不能和中曾根相提并论。虽然安倍在2016年特朗普上任后保持了亲美政策，通过频繁的来往（例如积极实践“高尔夫外交“，被称为是奥巴马总统的“汉堡外交”的翻版）和推进战略关系（例如FOIP）极力拉拢这位放荡不羁的总统，但是安倍和特朗普的关系实在与中曾根和里根相去甚远。尽管里根的美国也同样对日本施加了贸易压力，安倍时期的日美关系则因为贸易逆差、防御预算、冲绳岛基地建设、TPP、华盛顿的反制度与反全球化倾向等一连串问题令人生疑。

然而，安倍所面对的世界格局又和1980年代有着天差地别。中国不再是一个潜在的抗苏伙伴或一个有民主化潜力的经济体，而是取代苏联成为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第一挑战者，主张友好关系的接触战略也被愈演愈烈的战略竞争所替代。这个截然不同的大环境中又有多少因素是安倍个人可以控制的呢？日本新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在2019年12月18日会见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时提到了中国船只和飞机在尖阁诸岛领海、连接水域和领空的进出，并说道：“创造良好的访日环境是很有必要的，这需要中国在很多事情上作出必须的努力。“ 河野的意思明显是想让中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软化在与日本领土争端上的态度，降低公船和飞机的进出次数，以改善访日决定带来的政治压力。然而，正如前文所言，新冠肺炎的爆发打翻了安倍内阁的如意算盘。

无论如何，对于采取亲中政策的安倍内阁来讲，情形正在向不利的方向发展，而其中安倍能控制的变量又实在很少。由于夏季奥运会的推迟，那么一切顺利的话安倍最快可以在秋天实现习近平的国宾访日并签下第五份政治文书。然而，考虑到与日俱增的政治和舆论压力，安倍若坚持国宾访日的决定，他也应该很清楚失败（或者不够可观的成功）对他的执政意味着什么。作为日本首相，他唯一可以信赖的只有自己的外交手腕，而国宾访日必将是一场巨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