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私有制！深度探究哈伯格税

写在前面

感觉 Matters 已经是华语世界有关无条件基本收入（UBI）的讨论最丰富的地方，但绝大多数讨论归结起来，都是功利主义的，效果论的，公共政策视角的。

即，UBI 可能有怎样的好处，所以我支持，或有怎样的负面影响，所以我反对。

这些讨论共同的前提假设是：UBI 是一项「公共政策」，是政府手中的政策工具之一，是社会福利体制的迭代，所以值得讨论其利弊。

而我在这里提供一个结构主义色彩的思路，比功利主义思路更有价值。

在这个思路下，本文将向你揭示 UBI 的另一面，更本质的一面：它其实是哈伯格税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本文的讨论对象并不是 UBI，而是哈伯格税（Harberger Tax），对 Radical Markets 那本书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把本文视作对哈伯格税的深度解剖 + 深度诠释 + 深度扩展（在此之前，我已经写过一篇浅度读书笔记）。

哈伯格税制（以及无条件基本收入）并不仅仅因为它有怎样的优良性能而值得被讨论和采用。

哈伯格税看上去是「一个经济学家异想天开设计出的一种税」，但是事实上，它可能是社会结构演化的必然结果。

所以本文并非是「介绍」或「分析」哈伯格税，而是假装哈伯格税不存在，从产权、所有制和社会结构中推理出哈伯格税。在这个推导过程中，你会发现，我们的社会五光十色的表象之下，是非常简洁的结构，充满着某种数学/物理色彩的美。

本文目录

1. 永久所有权市场与激进市场
2. 部分公有制
3. 认识是一种劳动
4. 智能主体的竞争
5. 测量的不对称性
6. 价格：维克里拍卖
7. 质押：无条件基本收入
8. 时空：分布式网络
9. 折旧许可证
10. 参考文献
11. 太长不看版本/懒人包

本文的思考完成于去年 11 月，3 月初开始写作，今天完稿，是我今年上半年最重磅的产出。

像我的所有文章一样，篇幅不短，共 2.1 万字，阅读时长至少 1 小时。

所以，我提供了懒人包——如果嫌太长，可以直接跳转到末尾的「太长不看版本」（读者也可以把懒人包作为一个理解正文的简单框架，避免 get lost），当然，你也会因此错过精彩的正文。我相信正文对大部分读者而言，如果读懂，将是一次对世界观的洗刷。

但是，我也真诚欢迎质疑和批评，本文不可避免地涉及许多学科的知识，如有错误，请不吝指正。

下面是正文，脑力激荡开始。

1 永久所有权市场与激进市场

哈伯格税（Harberger Tax），是经济学家 Arnold Harberger 在 1962 年注意到拉丁美洲房产税征收难而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在 Radical Markets （2018）一书中，Glenn Weyl 基于哈伯格税发展出其变体「公有制自评税」（COST）。这种税制「允许每个所有者声明他的财产的价值，然后公之于众」，然后所有者根据自评价值向政府报税，然后政府有权力「要求业主把他的财产卖给任何愿意支付报价的出价人」，把该财产「使用价值的一部分通过税收披露并转移给公众」，「税收越高，被转移的使用价值的比例就越大」。

拉美的民粹体制下，社会职能部门腐败频发，不动产评估机构从产权人处寻租，帮助后者压低估值，从而实现逃税。

哈伯格的解决思路是，表面上不变，依旧是产权人自评估值，并每年按此估值缴纳一定比例的房产税，但加上了额外一环：国家以强制力保证这一估值成为挂牌市场价，保证产权人必须按此估值向市场上的出价人出售地产。这样一来，产权人就不得不给出尽量合理的、不会过低的估值。

背后的逻辑简洁明了：如果想逃税，压低估价，产业就可能被人低价买走；如果估价过高，就要多缴税。于是，产权人的最优策略，就是给出尽可能最接近地产真实价值的估价。

然而，这额外一环事实上改变了哈伯格税的性质。看似是一种财产税，实则不然。

缴纳财产税，国家保障你对私有不动产的排他性财产权，因此可以认为，以不动产税为代表的财产税，是对社会契约下公共服务的采购，这些公共物品作为基础设施，保障了你对自己的产业拥有「固态的产权」，它稳定，持久，把产权人的意志置于市场资源配置需要之上；

但缴纳哈伯格税并不是对公共的产权保护服务的采购，甚至恰恰相反，进入哈伯格税制体系后，反而会承担因估值不足够理性而以低于预期的价格失去财产的风险，你对你的产业只拥有「液态的产权」。

对这一区分，Glenn Weyl 引出了一个概念：「基于永久所有权的市场」（the old market based on permanent ownership），以理解哈伯格税里存在的一种相对主义。

我全部的问题意识，从反思「永久所有权市场」下的私有财产观念出发。

目前人们所熟悉的大部分市场，都是永久所有权市场。无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永久所有制：

一旦你买到了一样商品的产权，只要你不做出积极的处置，不主动去卖出，那么社会系统和政府默认你对此财物有永久的所有权，并依法默认地保护这一私有产权。

公有制下也是同理，计划经济的政府和社区集体如不对财产进行积极的私有化，或者不主动卖给其他国家和其他集体，财产的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状态也不会发生变更。

站在永久所有权市场的参考系中看哈伯格税，会感觉它不像一种税，更像一种租。因为哈伯格税并不默认产权人对私产的永久产权。如果要在哈伯格税的体系里找到一个对财产有永久产权的主体，这个主体就是「the commons」，社会公共主体。这就是说，哈伯格税制是一种公有制。其他所有私人主体都只能「租用」财产一段时间，在租期内缴纳租金，一旦有其他承租人提出更高的租价（更高的自评估值 x 固定的哈伯格税税率），社会公共主体便有权立即把财产换租给他。

简而言之，戴上永久所有权市场的眼镜，可以说：哈伯格税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公有制。传统的公有制下，财富通过中心计划分配；哈伯格税也是公有制，但财富通过哈伯格税这种租金价格机制市场化地分配。

但是，这不是 the last truth。

对于所谓的永久所有权市场，人们太过熟悉，以至于把它当作市场生活里不可置疑的预设，但它并非必然。

与永久所有权市场相对的另一种可能性，是 Radical Market，中文版译作「激进市场」（我不喜欢这个译法，我更建议译作「根本市场」）。

如果你站在激进市场的角度看哈伯格税，则会发现，它不是公有制，它确实是私有制，承认私有产权，只是，以一种与经典私产观截然不同的形式：

激进市场的视角认为，永久所有权市场下的私有财产观念是不完备、不纯粹的；

哈伯格税制——与永久所有制相呼应，我在此姑称之为哈伯格所有制——不仅不是公有制和租赁，相反，它是真正的私有制。

2 部分公有制

Weyl 用了两个词来描述这种哈伯格税制下的财产所有制：「部分公有制」（partial common ownership），以及「所有权的部分社会化」（partial socialization of ownership）。

怎样理解呢？在永久所有制下，你是把你对一样财物的一份产权，想象为一个完整不可分的东西，这个苹果是我的，这种所有状态还能怎么再分割呢？

而在哈伯格所有制下，一切产权都是分数。一部分属于私人，另一部分属于社会，即「部分公有」。

激进市场的观点认为，产权的「可分性」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是财产的本质属性，而非通过某种社会契约订立的；相反，永久所有权市场中人对产权单子的垄断占有，才是被社会契约订立的，而非天赋的本质属性。

也就是说，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一个障眼法。私有财产的存在，就是对他人的「侵犯」。

为什么？因为你每时每刻对任何财物进行占有的状态，都在向你以外的社会释放外部性，这一事实得到哈伯格所有制的承认。

占有财产的状态所释放的外部性，是对全社会的「负担」。全社会拿什么来支付呢？假定不存在人对人的压迫，那么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所以，产权人要从自己的私产中拿出一小部分，用于代替全社会偿付这一部分外部性。于是，这一小部分财产的所有权便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全社会，这就是「部分公有」的原理。

为了便于讨论，下面采用一种「鲁滨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假定一个「最小理想社会」，这个社会仅由两个人组成，鲁滨逊和星期五。这比较类似于物理学上的「理想气体」模型，「真空中的球形鸡」。

这一片海岛本来是星期五和其他野人游居的地方，鲁滨逊到来后，为岛上引入了产权观念。本来，星期五可以在岛上随意取用资源。但现在，鲁滨逊宣布小岛是英国女王的领土，是鲁滨逊总督的私产，这造成了自然状态下的星期五利益的损失。

岛上只有两人。鲁滨逊的产权，如果没有星期五的认可，就只是自说自话，毫无意义。这种认可，是鲁滨逊通过救星期五的命交换来的，并通过对星期五施以「文明教化」而不断巩固。

鲁滨逊的私产中，大部分是纯粹的私有部分；而救命和教化所用到的资源，是为了主张产权而不得不支付的部分，即「部分公有」的部分，用于支付外部性。在最小理想社会中，社会其他全部成员就是星期五，所以，鲁滨逊对星期五的付出，事实上是产权所有者在向全社会偿付外部性。

这种现象，在任何主张产权的过程中都必然发生，但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里，并没有得到清晰地界定、记录。

启蒙以降的社会秩序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这种「神圣」的永久所有权的荫蔽下，人们相信自己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是无条件的、永续的、与他人无关的；

另一方面，在社会的影子里，为产权偿付外部性的过程一直在暗地里发生。有些人事实上支付了过多而不自知，有些人则没有支付，甚至从中渔利。

激进市场提供的思路是：在每一次产权主张和每一次产权交换发生的同时，都把这部分外部性放到台面上来，并予以量化。这就是哈伯格税的由来。

哈伯格税的 insight，便在于用货币承认私有财产的外部性，用货币把这份外部性的价值标记出来，让私有财产成为彻底的私有财产。哈伯格税制下的税金，就是产权外部性的货币表现。

也就是说，激进市场中的部分公有制，事实上是一种更加彻底的私有制；

而永久所有权市场中的私有制，表面上承诺神圣不可侵犯，实际上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3 认识是一种劳动

那么，占有私产所释放的这部分外部性，到底是什么东西？

鲁滨逊今天吃了一个鸟蛋，拿这个鸟蛋举例子。

在最小理想社会中：

1. 这个鸟蛋是鲁滨逊的财产；是鲁滨逊的财产，意味着鲁滨逊要求全社会（即星期五）认识到这一点。倘若鲁滨逊嘴上说自己对鸟蛋的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但星期五根本不了解此事，随手就拿走吃掉了，那么，鲁滨逊谈私有产权就是空中楼阁。因此，鲁滨逊要让社会（星期五）认识到这件事。
2. 鲁滨逊让社会（星期五）认识他的产权这件事，其实是给社会（星期五）添了麻烦，也就是鲁滨逊占有鸟蛋的所有权状态向社会（星期五）释放出外部性。
3. 社会（星期五）要认识这件事的麻烦在于，社会需要消耗一些能量，才能去做「认识这件事」这件事。所以，鲁滨逊应当为他给社会添的这份麻烦而对社会（星期五）进行价值补偿。
4. 在更大的现实社会中，给社会添麻烦的不止鲁滨逊一个人，所有人都有私产，所以大家都在给社会添麻烦。而社会本来就是由所有的个体人组成的，所以这个麻烦说白了，是大家相互之间在添麻烦给其他所有人，麻烦其他所有人来认识到自己的鸟蛋属于自己不属于他们。

鲁滨逊占有私产的状态对社会释放的外部性，等价于社会为了认识他对私产的产权而花费的财富。

所以，很显然，在社会认识鲁滨逊的产权之前，即将用来花费的这部分财富的产权一定不是属于鲁滨逊的，而是属于社会的，这就是所谓的「所有权的部分社会化」。

因为你对任何私产的所有权，都建立在社会消耗了一部分能量来认识这件事的基础上，所以，你必须从你的这部分私产里拿出一小部分来为此进行支付，才能实现公平的确权，否则就是强盗逻辑。

说白了——下面这句话比较拗口，但很重要——你不能一面要求社会花精力来认识你对私产的所有权，另一面又不去承认社会为了认识你的产权所花费的那部分财富的产权属于全社会。

也就是说：认识是一种劳动，确定产权是一种雇佣劳动。你作为产权人，要占有某样私产，实际是在雇佣其他社会成员开展「认识」这一劳动，因此，你需要向他们支付工资。

「认识劳动（cognitive labour）」和「认识劳工（cognitive worker）」(Berardi, 2012) 的概念最初是由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贝拉尔迪（Franco Bifo Berardi）提出的，我在此把这套概念用于理解产权的生产。

哈伯格所有制就是在测量一笔足以支付认识劳动的工资，测量社会全体成员总体上花费了多少财富来认识我对鸟蛋的产权。

不雇佣行不行呢？不行。在最小理想社会里，如果鲁滨逊主张产权，星期五对此无知无识，那么星期五便可以合乎自然法地拿走鲁滨逊自以为的私产——星期五眼中的无主之物，于是，单方面主张的产权事实上失去了意义。

所以，产权并不是先天存在的神圣之物，而是以雇佣劳动的形式被生产出来的，哈伯格税实际上是一笔支付给认识劳工的确权佣金。

当我走进万达广场时，我如何得知万达广场属于王健林而不属于我？这需要我对万达的财富有所认识，这种认识是一种劳动，需要得到支付。

在现行的永久所有制下，万达的私有财产，是被商标、城管、工商、警察、监狱、教育一层层包裹着保护起来并深入人心的，上述这些，都由纳税人共同支付。王健林也是纳税人，我也是纳税人，纳税人支付的税金，本是为保障全社会所有人的产权不受侵犯，并不分穷富。

那么问题来了：王健林私产的确权佣金，和我一介草民所有私产的确权佣金，孰高孰低？王健林纳的税，与我一介草民纳的税，孰高孰低？这两者的比例，确权佣金与纳税额的比例，孰高孰低？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数学意义，应当是：「确权佣金与纳税的比例」对全体社会成员是一个统一的常数。

万达集团 2017 年资产总额 7000 亿，纳税 200 亿；我 2017 年资产总额 20 万，纳税 2 万。（注意：这里说的是资产与税负的比值，不是收入与税负的比值，因为收入支付了基本生活开销后存不下几万块钱，又无房无车，所以资产总额大概就是这么多。）

我的财产很少，王健林基本上没可能接触我的产权；但王健林的财产很多，我每个星期去万达广场玩，都是一次与他产权的接触。然而，在 2017 年，王健林不仅没有向我支付确权佣金，相反，他事实上是在花我的钱来确定他的产权，相当于我每次去万达，除了正常的消费，用我口袋里的钱交换万达的产品与服务以外，我还在倒贴钱给王健林，花钱求着他恩准我认识他的财富。

不仅如此，王健林支付的 200 亿，和我支付的 2 万，是否足以支付确权佣金？税负中，想必大部分是购买公共服务，只有一小部分属于「事实上的确权佣金」，留给确权佣金的部分有多少？会不会过少？会不会过多？如果过多，那么王健林和我一样，也支付了不必要的部分，这部分钱，去哪儿了呢？

在永久所有权市场中，产权的外部性没有得到私人的货币偿付，即确权佣金由全社会共同纳税支付，不作测量，不作记录，不衡量是否公平。这种看起来一锅粥的状态，表面上是「神圣」的私有制，实际上是确权佣金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随着社会总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网络的复杂化，日积月累，「事实上的确权佣金」就会不断增多。确权佣金到底有多少，没有得到测量，没有被界定和记录。这些「没有得到测量的事实上的确权佣金」，成为无主的公有财富，反映为高税负，由政府代全民支配，其金额不断增多。政府因此不断扩大，公域扩展，私域萎缩。

那么，怎样测量确权佣金呢？如何确定外部性——换言之，认识劳动的工资——究竟有多少呢？

4 智能主体的竞争

在最小理想社会中，你对私产的占有，要求其他社会成员的认识，要求其他社会成员消耗一部分价值来开展认识劳动。

这种外部性带来的结果是：阻碍了大家把这部分价值用于其他偏好的机会。

人脑的算力是十分有限、十分宝贵的。每一个劳动者，要维持自身的生活，需要把大量认知资源投入在与自己密切相关的活动中。

我作为一个外人，想雇佣你使用你的认知资源来认识我的产权，就要开出足够高的价格，才能竞争得过你使用认知资源的其他偏好。

在此引入一个人工智能科学里的概念：Intelligent Agent（IA），译作智能主体，或智能体。这是我关于通证经济的系列文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今后的文章将越来越多地提到这个概念，这是第一次使用它。

上图是智能主体的简明版定义。一个对象只要存在这样的结构，它就是一个智能主体。它可以是人，动物，可以是机器，人工智能，也可以是社会群体、法人团体，还可以是大脑内部的思维单元，经济学上的「偏好」，等等。

这些有目的、有感知、能适应、能影响的事物，都是不同层次上的智能主体。理性人本身可以看作一个处于较高层次的智能体。若干理性人组成的法人团体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智能体。而吃美食、打游戏这些，是人的偏好，亦是人脑中的智能主体，是比整体的理性人本身更微观的智能体，是人类智能内部一个个独立存在、相互竞争的智能体。低层次的智能体共同组建起高层次的人类智能和社会超有机体智能，同时，高层次的智能体又会控制低层次的智能体。智能体之间组成的结构，与人类社会的形态很相似，人工智能之父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称之为「心智社会（society of mind）」。

认识的过程，可以视作各种偏好的智能体为竞争有限的大脑算力而竞相出价，要向决策智能体（decider）证明自己能够提供足够有价值的奖励。

神经元经济学近十五年的研究对大脑的决策机制有了更具生物还原论色彩的初步解释：大脑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会通过收集信息，为作为决策选项的智能体编码一个指征价值的参数，计算结果称作「决策值（decision value）」。在存在两个智能体选项的二元选择（binary choice）中，决策过程服从「漂移-扩散模型（DDM）」，腹内侧前额叶会动态地为两个选项生成决策值，并在决策做出前多次更新，decider 会一轮又一轮计算和比较两个决策值，直到决策值的差值超出某个阈值（Fehr and Rangel, 2011）。

基于决策值漂移-扩散模型，在最小理想社会中，产权的确定，意味着社会成员鲁滨逊向社会成员星期五开价，影响星期五大脑中不同智能体的决策值，进而影响智能体之间的竞争。

报价可以直接影响星期五大脑中「认识鲁滨逊的产权」这一智能体（cognizer）的决策值；与 cognizer 竞争的其他决策选项，可以缩合为一项：「忽视鲁滨逊的产权」（ignorer）。

Cognizer：鲁滨逊声明产权，星期五认识到这件事的存在。

Ignorer：鲁滨逊声明产权，星期五没有注意到。这意味着星期五的大脑要操心其他的事情，鲁滨逊的产权状况如何，对星期五没有意义，有限的认知资源要分配给他自己的生命活动。除了 cognizer 和 challenger 以外的其他一切智能体，吃饭睡觉打豆豆，都可以归并为 ignorer。

cognizer 和 ignorer 构成一个二元选择，意味着星期五在做一个决策：这个鸟蛋的利益，与我有关/无关。

如果有关，则进入下一轮二元选择：

Accepter：鲁滨逊声明产权，星期五认识到这一点，予以接受。这意味着星期五对鸟蛋的估值小于等于鲁滨逊的估值。（这很好理解：假设星期五的估值更小，又拒绝承认鲁滨逊的产权，这意味着星期五或者要求占有鸟蛋，或者什么也不做。如果星期五什么也不做，那么他所谓的拒绝承认是无意义的，因为他在事实上承认了鲁滨逊的产权；如果星期五要求占有，那么鲁滨逊对鸟蛋的标价高于星期五的估值，意味着星期五乐意拿出与鲁滨逊的标价等值的货币购买鸟蛋，或者乐意付出比自己的估值更多的价值来捍卫鸟蛋，这意味着星期五一方面认为鸟蛋最多值 5 元，另一方面又愿意拿出 10 元保住鸟蛋，如此可以归谬。）

Challenger：鲁滨逊声明产权，星期五认识到这一点，但不予接受。这意味着星期五对鸟蛋的估值大于鲁滨逊的估值。（质疑、挑战他人的产权，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有购买意愿。同样不难理解：假设星期五对鸡蛋的估值更高，却又承认鲁滨逊的产权，那么他明明可以以一个更低的价格——即鲁滨逊的标价——占有更高价值的财物，却不这么做，如此，星期五就是非理性的。）

最小理想社会中的产权确定过程，等价于星期五大脑中的智能体 cognizer/ignorer 和 accepter/challenger 在竞争 decider 的决策，鲁滨逊通过报价影响星期五的 cognizer 和 accepter，增强它们的决策值，相对地削弱 ignorer 和 challenger 的决策值。

因此，本文第三部分末尾提出的「私有财产的外部性有多大」，就转化为鲁滨逊的报价问题：鲁滨逊为资产提供怎样的报价，才能影响星期五的决策，让决策值足够大，让 decider 能做出决策把资源投入在 cognizer 和 accepter。

如果报价足以影响星期五的决策，让 cognizer 和 accepter 胜出，说明这个报价是对确权佣金测量的有效结果。

下面，我们先来讨论 accepter/challenger 二元选择，即默认 cognizer 已经胜出的情况。然后，从中引出对 cognizer/ignorer 的讨论。

5 测量的不对称性

前文讲过，激进市场是「真·私有制」，激进市场中的私有财产是「真·私有财产」。部分公有制，要求私产的外部性得到准确地测量和支付，让外部性的私有属性也得到确认，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制。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问题：鲁滨逊的测量和星期五的测量很可能并不对称。

鲁滨逊拥有一个鸟蛋，给星期五添的麻烦，在鲁滨逊看来和在星期五看来很可能不一样多。

转换到永久所有制的现实社会层面，双方之间的这种微观差异会逐步积累，产生两种可能的结果：

右倾的结果：社会总体确权佣金测量得偏低，那么，外部性支付不足，社会中下层、无产者的正当利益就得不到充分确保，进而，有产者的私有产权就得不到充分保护，公平就会缺失；

左倾的结果：有时，测量得偏高，那么，无产者分得了过多的确权佣金，私有产权被家长制地过度保护，效率就会被抑制。

永久所有制社会是没有真正的确权佣金的，上面两种结果，都只是在拿社会总体再分配中那部分「事实上的确权佣金」来说事；而激进市场，致力于测量出确权佣金并将其制度化为哈伯格所有制。

因此，激进市场框架下，社会的左右之争、公平与效率之争、政府干预和市场配置之争，被转化为一个技术问题——一个数学问题：如何发现确权佣金的「最优价格」？

而这一问题，如果还原到微观层面，正是第四节论述的智能体竞争格局下 accepter 和 challenger 的决策值报价问题。

每一对 accepter/challenger 二元选择，都可以视作一个点，社会中无数个这样的点构成巨大的点阵，这个点阵就是社会。如果点阵上的点决策值在统计层面容易偏向 accepter，这个社会总体偏右；如果容易偏向 challenger，这个社会总体偏左。

工业革命以降，人们为这类问题陷入三百年的价值纷争和实力搏斗。如果一个问题是价值问题，是意识形态问题，是道德和伦理问题，那么，它一定本应只是一个数学问题，只不过社会尚未发展到足以为计算这个问题提供足够完善的底层基础设施的程度。

而今天，我们也许已经有能力放下无休止的价值之争，做技术性的尝试了。

从技术的思路出发，怎样解决两个主体测量的不对称问题，发现最优价格？

6 价格：维克里拍卖

回到最小理想社会。鲁滨逊试图主张对鸟蛋的产权，此时鸟蛋的产权尚未得到星期五的认识，所以，产权还没有被生产出来，鸟蛋是「公有」的，即属于全社会。

假设鲁滨逊对鸟蛋的内心估价是 10 元，星期五的内心估价 8 元，此时，如果产权在鲁滨逊，星期五承认鲁滨逊对鸟蛋的产权，能让整个系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但是，这种承认对星期五是没有好处的，他付出了认识的成本，却什么也没得到。作为理性人的星期五不会接受做没有好处的事，因此，他不会承认鲁滨逊的产权。于是，他面前的鸟蛋就是一个价值 8 元的无主物，此时，星期五的最优策略就是拿走这个鸟蛋，于是，这个社会就解体了。

所以，鲁滨逊和星期五要报出各自对鸟蛋的估价，比较一下，看谁愿意为这个鸟蛋付出更高的代价。如果鲁滨逊的报价高于星期五，星期五就会放弃拿走鸟蛋的企图，因为他在这场博弈中拼不过鲁滨逊。

但是，报价可能是谎言，且可能是双重谎言。所以，报价高者要证明自己的报价（报价低者当然不需要自证）。

怎样证明呢？这就需要设计一个证明机制。

现在，二人独立报价，鲁滨逊的报价是 10 元，星期五的报价是 8 元，则存在以下四种可能的证明机制：

方案一，鲁滨逊拿出 10 元，当场销毁——以倒掉婴儿为代价，证明自己确实有实力倒掉洗澡水；

方案二：鲁滨逊拿出 10 元，质押给「社会」——让社会作为信用中介，为自己作证；

方案三：鲁滨逊拿出 8 元，交给星期五——直接消除星期五占有鸟蛋的动机；

方案四：鲁滨逊拿出 8 元，质押给「社会」——让社会作为信用中介，证明自己有能力消除星期五占有鸟蛋的动机。

【方案一】

很有效，但成本高到非理性的程度。

【方案二】

起源于方案一，但不那么极端，借用中介避免了实际损失。

【方案三】

方案三的原理，是向星期五证明，自己有能力消除他占有鸟蛋的动机。

在星期五大脑的二元选择中，星期五内心对鸟蛋的真实估价等于 challenger 胜出的决策值，所以只要能得到一笔同等的价值，challenger 就无法胜出。

这是因为星期五一旦接受了鲁滨逊的主张，认可鲁滨逊的产权，就失去了占有此鸟蛋的机会，理性的星期五不会这样做，除非影响他的决策，付出代价让 challenger 在二元选择中失败，即让星期五意识到不去 challenge 鲁滨逊的产权，也能得到与 challenger 足够的边际价值。

因此，鲁滨逊只要把星期五的报价支付给星期五，就能让 challenger 输掉二元选择，这相当于用钱买下了星期五的认可，从而建立了一个社会契约。

当方案三作为证明机制时，根据规则，星期五会发现，如果他的报价低于内心真实估价，从鲁滨逊处得到的支付就会少；如果高于真实估价，鲁滨逊因为不经济而放弃产权、拒绝支付的可能性就会提高，此时星期五的 challenger 将胜出，星期五再主张产权，就不得不付出比内心估价更高的加码，从而使得占有成为非理性选择；如此多轮博弈后，全社会对鸟蛋价值的评估，将回归到星期五的内心真实估价，但全社会为此付出了多轮博弈的交易成本。

因此，星期五在方案三下的最优策略是：诚实。

【方案四】

方案三的逻辑陷阱：如果星期五诚实，鲁滨逊就无法行动，因为他将向星期五支付太多的价值（8 元），以此为代价获得价值 10 元的鸟蛋，净收益只有 2 元，以至于他的最优策略将会是放弃自己主张产权而让星期五主张产权。但当星期五来主张产权时，又会陷入同样的循环。

于是，有了最后的方案四：把方案二和方案三的思路的结合起来，把一笔足以证明自己有能力消除对方占有物品之动机的资金交予社会质押，以证明自己为产权付出代价的意愿和能力。

方案四被称作「维克里拍卖」。

在私有财产的拍卖中，拍卖人希望利润最大化；但当拍品并非私有物，而是公共物品时，就不存在真正的拍卖人利益主体。如果把拍卖人、竞拍人和拍品视作一个系统，那么，让系统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机制就是最佳的拍卖机制。

怎样设计一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公共物品拍卖机制？

9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维克里（William Vickrey）1961 年描述了一种奇妙的机制，称作「维克里拍卖」或「次价密封拍卖」。维克里拍卖中，竞拍人独立、秘密报价，出价最高者得标，但他支付的价格是第二高的出价（次价），而不是自己的报价（首价）。

维克里拍卖的奇妙性能是：在这种拍卖机制下，人们的最优策略是诚实，诚实报出自己对拍品价值的真实判断，诚实的报价就是让每个人和整个系统都利益最大化的最优报价。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采用方案四的思路，建立这样一种与维克里拍卖等价的报价证明机制：

主张某物品产权的鲁滨逊，向社会质押星期五的报价；

如果他们这样做，不仅足够证明自己的产权主张，从而确定物品的产权，而且此时，物品的最优价格还会如魔法一般从系统中涌现出来。

7 质押：无条件基本收入

然而，方案四仍然是不完备的，问题出在「质押」的操作方法。

维克里拍卖机制也可用于拍卖私有物品，但性能不是很好，场景比较有限。谷歌和脸书的广告流量竞价算法都是以维克里拍卖的变体（GSP 机制和 VCG 机制）为基础设计的，这种拍品可以视作具备某种类似于公共物品的特点的私有物品。看起来是广告商们在自动化的算法划定的格局下自发竞争，但流量其实是互联网平台的私家资产，平台作为实际的拍卖人，会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非前面提到的帕累托最优。在这种情况下，拍卖机制发现的最优价格是对拍卖人最优的价格，并非对整个系统最优的价格。

用于拍卖公共物品时，拍卖机制致力于发现对整个系统最优的价格。「向社会质押」，所谓的「社会」，可以视作公共物品的维克里拍卖机制中的拍卖人角色。实际上，把钱「放在社会的手中质押」，是一种抽象设定，社会并不具备主体地位，只是一个范畴，一个名词，它没有手脚来看管你的质押品。那么，怎样把抽象设定落实到实际操作中呢？简言之，报价证明机制中的「向社会质押」是什么意思，要怎么做？

质押，就是把钱在公家处放一会儿然后拿回来。

如果钱拿不回来，方案四就变成了方案三。

如果钱全都无成本地拿了回来，证明机制就事实上不存在。

实际的质押过程是有支付发生的，支付的份额可以认为就是流动性的价格。在最小理想社会里，8 元钱质押一天，这个流动性可以被直接定价，假设其价格仅仅是 1 元，显然不足以说服星期五放弃鸟蛋，而且，这 1 元的好处，事实上是以方案一的形式被消耗掉了，并没有成为星期五的好处。再者，为了保管这 8 元的押金，最小理想社会需要建立一个政府，一系列基础设施，保护这 8 元在这一天内不受损失，这也是成本，其价格等同于 8 元的风险。

也就是说，基于维克里拍卖的证明机制是一次性的，只能用来发现一次物品的最优价格。一旦进入第二次博弈，鲁滨逊和星期五知道这个证明机制只是装个样子，它就失效了。

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换一种思路想。

所谓质押给社会，那么社会是什么呢？在最小理想社会里，社会就是鲁滨逊和星期五两个个体。因此，质押给社会，等价于质押给社会全体成员，即质押给鲁滨逊和星期五。

这样一来，就不需要任何额外的政府或保管机制，也不需要牺牲资金的流动性。操作方法很简单，就是把 8 元平均分给鲁滨逊和星期五，一人分 4 元，等价于鲁滨逊向全社会质押了 8 元。通过个体的持有，实现社会的质押，直到下一次交易为止。

这就是一个完备的哈伯格所有制的最小理想模型，4 元就是确权佣金，也是认识劳动的工资，也是事实上的哈伯格税，此外，还有另一个流行的名字：「无条件基本收入」。

是的，这四个名字指的是同一个东西。

根据维克里机制，我们可以求得物品的最优价格，基于最优价格，可以得出确权佣金的最优价格。通过向社会质押 8 元，鲁滨逊实际向星期五支付了 4 元，这 4 元以最小的代价实现了一个稳定的产权结构的建立，因此，它是最优的确权佣金。

根据第三节的观点，认识产权是一种劳动，有多少人认识到物品是你的，就有多少人在为你打工。通过支付 4 元，星期五认识到了鲁滨逊的产权，且再无异议，即成功消除了智能体 challenger 的影响，于是，这 4 元构成了对星期五认识劳动的工资支付。

哈伯格所有制下任何一笔财产的产权确立，都需要向全社会每个个体返还一笔等值于「次价÷社会成员数」的资金，这等价于若干个体的若干笔财产的确权佣金/认识工资/哈伯格税全数汇聚起来，再向全社会全体成员散发，这就是无条件基本收入。

中英文读者中鲜少有人注意到哈伯格税与无条件基本收入之间的这种关系。事实上，如本文开头所概括的，「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功利主义观点」，自阐发以来，一直面临巨大的质疑。阿西莫格鲁 (2019) 概括了无条件基本收入的三大缺陷：成本过高，威胁既有的转移支付项目，阻碍工作和投资，认为这项政策仅相当于古罗马的「面包和马戏」。然而，基于哈伯格所有制的「无条件基本收入的结构主义观点」，将提供别开生面的活力。

Radical Markets 的创始人们事实上已经在书中的注释部分指出了这一点：

越来越多的人将这种全民退税额度称为「无条件基本收入」。我们反对这种描述，因为 UBI 通常被描述为与一种体面生活的概念挂钩，我们认为这个概念是不明确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这都不是我们建议的目的。我们的社会红利将与一个国家的自评总财富而不是一些基本需求的概念成比例。

而在《激进市场》成书之前，Posner & Weyl (2017) 已经对哈伯格税的 UBI 用途进行了阐述：

哈伯格税的一个更为激进的用途，是提供全民基本收入。这将更直接地使资本的所有权社会化，因为社区内的个人将更直接地意识到自己在从社区资本中获得收入。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呼吁利用各种资本税为全民基本收入提供资金，以补偿不平等造成的不公正 (Piketty, 2014; Van Parijs and Vanderborght 2017)。看起来，这就是以这种方式使用这部分财政收入的唯一的益处。然而，我们认为，如果整个结构设计得正确，那么从投资角度看，也有重要价值。除了财货的所有者外，还有许多人影响着财货的价值。人们对房产的投资影响到他们邻居的房产的价值。公司员工影响公司资本的价值（并因此通常以股权形式得到部分补偿）。选民帮助决定影响资本回报的政策和经济环境，除非这些选民拥有资本存量中的一定份额，否则他们可能会把票投给那些计划破坏资本存量的领导人，正如最近兴起的民粹主义运动所表明的那样。

举一个实例来说明。淘宝的用户总量约为 8 亿人，意思是说有 8 亿人在日常生活中会与阿里巴巴集团的资产发生接触，需要认知这些资产属于阿里的这一事实，因此，马云需要消除 8 亿人大脑中的 challenger，为此，他需要向 8 亿人支付确权佣金，这些钱也是付给 8 亿人的认识工资。事实上，如果有黑客入侵淘宝，造成淘宝的损失，可以认为，这反映出阿里未能向社会支付足额的、足够均匀的确权佣金，以至于有一部分人的 challenger 战胜了 accepter。

阿里巴巴的市值约为 4 万亿人民币，请注意，这 4 万亿是「首价」，而非最优价格「次价」。也就是说，如果此时苹果突然想收购阿里，库克并不需要花 4 万亿那么多的钱——否则苹果一定已经买了全部的阿里股票。阿里的次价是多少，市场正在通过波动寻找，所以我也不知道，这里假设是 2 万亿人民币。

这 2 万亿在哪儿呢？如果应用哈伯格所有制，根据基于维克里机制的报价证明机制，正在「社会」那里质押着呢。在没有政府、不消耗流动性的奥卡姆剃刀下，2 万亿一经「质押」，便直接散发给全部 8 亿用户 + 阿里的所有投资人，人均分得约 2500 元。

假设中国的全部产业，均由阿里（4 万亿）、腾讯（3 万亿）、万达（0.7 万亿）三家包办，即中国只有三个产业实体掌握了全部产业的产权，平民没有私产，且假设次价均为市值的一半，则中国人人均分得 2750 元。

这就是哈伯格所有制观点下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再分配的资金不来自单立名目的政府财政税收，而来自对财货基于产权的所有接触人/认识者（cognizers）评估出的次价进行征收的哈伯格税进行普遍的、平均主义的再分配。

平均主义的意义，就是公民社会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数学意义。

8  时空：分布式网络

引入维克里拍卖，物品获得了最优价格；

基于维克里机制引入无条件基本收入，物品获得了最优价格下的确权佣金；

到这里，哈伯格所有制尚缺一环：税率。

上面给出的若干例子中，哈伯格税的税率，或者认识劳工的工资率，事实上无限接近于次价与首价的比。在一个信息对称的均衡市场里，这个税率将无限接近于 100%。

这种极高的税率，来自于一个重要的现实因素的缺失：时空。

报价证明机制证明出的次价，是物品基于整个系统视角下的最优价格，证明出的首价，是物品基于产权人视角下的市场价格。本文第二节即指出，确权佣金「羊毛出在羊身上」，它的最终来源是物品的价值。产权人从所占有的物品中拿出一部分来「部分公有」，这部分是哈伯格税（也是确权佣金/认识工资/无条件基本收入来源）。因而，基于产权人的视角，确权佣金与物品首价之比，事实上就是哈伯格税的税率。

在最小理想社会下，鲁滨逊持有鸟蛋的哈伯格税税率为 4/10 = 40%。相比之下，次价与首价的比值是 8/10 = 80%。

在这里，哈伯格税税率与次价首价比有着显著差异。此时，税率是合理的，无法再简化的，岛上只有两人，双方都是成年男子，基本上势均力敌，故鲁滨逊必须把足够利益让渡给星期五，换取他的支持（challenger 的认输），而即便他如此做，也能从鸟蛋中获取不少的利益（6 元）。

然而，假设岛民渐渐多了起来，且首价和次价均不改变，随着岛民人数增长到 50 人，鲁滨逊支付的哈伯格税会如何改变呢？

很明显，随着社会成员的增加，哈伯格税的税额逐渐趋近于次价，无条件基本收入趋近于 0，哈伯格税的税率逐渐趋近于次价首价比。

次价与首价的差价，也就是鲁滨逊的投资机会，正是来自于本文第五节指出的「测量的不对称性」，即每个个体所掌握信息的不对称性。

于是，在一个信息对称的均衡市场中：

• 次价与首价的差价无限趋近于 0，次价首价比趋近于 1；
• 产权人鲁滨逊的收益趋近于 0；
• 哈伯格税率无限趋近于 100%；
• 无条件基本收入也无限趋近于 0。（这正是无条件基本收入以及所有社会福利制度的终点：由于信息完备、完美且对称，岛上不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于是，无条件基本收入和一切社会福利制度都不再有意义了，即「趋近于 0」。）

这就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共同的圣杯：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古典自由主义者称之为「完全竞争市场」。

这二者在永久所有制、永久所有权市场下，是水火不容的两大阵营；

这二者在哈伯格所有制、激进市场下，是同一个东西。

你可以说哈伯格所有制是真正的、终极的私有制，因为它将私有产权落实到了社会的基本粒子「认识」的层面，你对你的每一次思想活动都拥有产权，别人需要在市场上花钱购买你的私有认识，以生产他的产权。

你也可以说哈伯格所有制是真正的、终极的公有制，因为它将剥削消灭到到了社会的最小波动「认识劳动」的层面，你的每一次思想活动都能得到来自全社会统一散发的最优价格的工资支付，任何人无法剥削你的剩余价值。

在终极图景之前，我们仍然要继续生活在大千世界之中。现实世界之所以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完全竞争市场，是因为存在测量的不对称性。最小理想社会的结构足够简单，而当结构逐渐复杂化，这种不对称性会逐渐扩大，表现为信息传播的空间距离变长，需要花费的时间变多。

这种测量不对称性有着相当具体的存在形式：

岛上只有鲁滨逊和星期五，且时间足够短、空间足够小时，关于鸟蛋的信息可以瞬间到达两人处，不对称的是两人的性格、经验等，即个体差异，智能体本身的不对称；

岛的面积增加到 1 平方公里，鲁滨逊便可以作弊，在丛林里吃掉鸟蛋而不被星期五发现，此时不对称的是时间和空间，鸟蛋的信息到达星期五的路程、花费的时间，要远远高于到达鲁滨逊的路程和花费的时间；

岛民人数增加到 50 人，有些人可能不在乎这个鸟蛋，有些人可能没看见鸟蛋，还有些人不认识鸟蛋，以为它是块石头，每个人的偏好和支付函数不同。同时，鸟蛋的信息到达 50 个人所需要的时空成本也高于到达 2 个人所需要的成本，有人可能正在捕鱼，结果被叫去评估鸟蛋的价值。人们还可能组成小团体，一些小团体故意结盟，阻止另一些团体出现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以免他们发现鸟蛋的存在……这些不平衡、不对称进一步加剧，可以归结为时空结构的复杂化。

现在，我们离开最小理想社会的伊甸园，返回人间复杂的时空下，就会发现，本文第四节为了简化讨论而建立的「默认 cognizer 已经胜出」的前提将不再成立，社会成员并非必然地进入到每一份资产的 accepter/challenger 二元选择，有许多社会成员在此之前，已经在 cognizer/ignorer 二元选择的环节被过滤掉了，也就是说，他们出于种种原因忽视了物品的存在，ignorer 胜出，cognizer 在智能体竞争中失败甚至根本没有启动（决策值一直是 0），于是，这部分人根本没有进入维克里拍卖的报价环节。

那么，现在进入 cognizer/ignorer 的讨论。

假如全社会的所有物品，从产权确立到发生下一次交换（即产权变更）之间的时间里，都能够遍历社会全体成员的 cognizer，这意味着物品在社会全体成员每个人那里，都会进入 accepter/challenger 的报价环节。

现实中，也许有一半人的 cognizer 失败/未启动，于是，报价人数也只有一半。随之而来的，就是在报价证明机制的质押环节里，「向全社会质押」这一步，需要扣除选择了 ignorer 的那一部分人，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一物品的意义，甚至不知道物品的存在，这意味着物品的产权确立并未向这部分人溢出外部性。

用更容易理解的说法，这个物品的产权，在来得及让那一半被 ignorer 支配的人认识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变更，以至于产权的确立来不及向他们溢出外部性。

这种产权的局部性或者产权知识的地方性，意味着私有财产绝非什么神圣的、永久的事物，产权的意义在于且仅仅在于两次交换之间的过渡阶段。

对过渡阶段发生的事可以做如下想象：

每一次交换完成后，新的产权人占有物品的状态，以一份记录的形态开始向全社会的 decider 扩散。

↓

未扩散到的 decider，缺省地采用 ignorer 的决策；

扩散到这个 decider 后，cognizer 战胜 ignorer，从而激活下级的 accepter/challenger 二元选择，此时，大脑激活腹内侧前额叶上的若干信息中枢，进而控制大脑各处若干向外界收集信息的智能体，让它们为 accepter/challenger 各自提供「论据」，进入决策值的漂移-扩散阶段。

↓

如果 accepter 取胜，则产权不变；

如果 challenger 取胜，即表示这个人认为买下该物品要比承认他人的产权对自己更加经济，于是他采取购买行动，产权发生变更。

↓

产权一旦发生变更，之前的产权记录尚未扩散到的那些 decider 就不再需要做选择了，新的产权记录开始在全社会扩散。

可见，产权记录的扩散本身，就是一份拍卖广告，是对潜在的产权变更的发动。扩散就是交换的起因。

交换是目的，产权是手段，而非相反。并非通过交换攫取更多产权，相反，产权是实现最有价值的交换的途径。

当扩散导致了交换时，上一轮过渡阶段质押给「全社会」的金额——即确权佣金/认识工资/哈伯格税——就完成了结算。

于是，这样的结算，导致哈伯格税不可能以社会全体成员为基数来征收。一部分人进入到物品产权的「弧光」中，有潜在的交换可能，但最终选择放弃交换，承认既有产权，以此换取更经济的认识工资。物主向为这一部分人的认识劳动缴纳哈伯格税。其余的人，物主来不及为他们潜在的认识劳动缴税，就已经将物品卖出了。

这一点反映到全社会层面，意味着在一个特定的周期内，物品将被交换有限次数，并导致每一位产权人为有限人次的认识劳动缴税。Weyl 把物品在一定周期内被交换的可能性称为「周转率」。周转率越高，周转效率越高，意味着资产持有者的回款速率、货币的流动性和信息的对称性，这些构成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在哈伯格所有制下，周转率直接等价于产权人支付出去的哈伯格税多长时间可以返还到他自己的手里。

周转率可以随着时空结构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假设岛上有 50 人，所有人对鸟蛋有着相同的偏好，譬如有 10% 的概率要求占有鸟蛋，岛上的人际距离是 1 km，鸟蛋产权记录在岛上的扩散速度是 1 km/h：

最简单、效率也最低的结构，是这 50 个人组成一条线性长链，最快的交换周期是 5 h（从鲁滨逊向两侧扩散），最慢是 10 h（鲁滨逊站在 1 号位 / 50 号位）。信息线性传播，效率很低。此时周转率为 10%~20%。

最有效率的结构是一个中心化网络，在下图的网络中，任何一个节点实现的交换周期最多 2 h，最少仅需 1 h，周转率为每小时 50%~100%：

或者一个去中心化的无标度网络，效率也很高。下图是一个有 50 个节点的无标度网络，最快 2 h 周转，最慢也只要 4 h 完成周转，周转率为每小时 25%~50% ：

又或者一个分布式对等网络，如下图，效率也有保证，实现一次交换需要 2h~3h，周转率为每小时 33%~50%：

效率是优点，下面看缺点。

在哈伯格所有制下，中心化网络虽然有着最高的周转率，但缺点非常明显：一个普通的「平民节点」，想要实现任何一次交换，产权记录都要通过一次中心节点，以抵达其他 48 个平民节点。

我们都知道，这叫做「垄断」。然而，在哈伯格所有制下，存在垄断的中心化网络里，承受痛苦的，并非平民，反而是中心。这是哈伯格所有制的另一个魔法：天然的反垄断机制。这是为什么？

中心节点比平民节点有更高的概率实现交换，这意味着中心节点在一个时间区间内会比其他节点占有更多的物品，因此，产权从中心节点向外扩散的频率更高。

理想的扩散，是只扩散到 10 个节点，从中发生一次交换，产权人为其他 9 个节点结算确权佣金/认识工资/哈伯格税。

然而，在中心化网络中，产权每一次由中心向外扩散，都将同时遍历 49 个平民节点。实际的交换只能发生一次（平民节点的报价中将出现过度竞争），即只有 1 个平民节点会拍得鸟蛋，但另外 48 个平民也同时付出了认识劳动，这就造成了认识劳动的浪费。

浪费，即交换已经发生，但更多认识劳动也已经付出，这些认识是错误的认识，但也是有成本、需要支付的，故中心节点必须为此支付过量的确权佣金。

中心化网络的结构决定了必须有人来做中心，然而任何人做中心，都会因为网络的结构特点而比其他所有节点有更高的可能性占有财产。永久所有制下，这一好处让垄断者容易做大，获得额外的利润；但在哈伯格所有制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垄断者将因此不断地支付过量的确权佣金。这种亏本生意，在多轮博弈后，将使得中心节点不得不考虑后果，即便物品的价值对他是经济的，也只能选择放弃竞拍，让产权从他眼皮下流过。

这导致了一个必然的结果：中心节点的虚级化。

也就是说，假定不允许网络结构发生演化，那么中心节点的理性选择只能是虚级化，这导致节点间步长为 1h 的中心化网络，事实上变成了每个节点同时连结 49 个节点但每个连结步长为 2h 的一个分布式对等网络。

在无标度网络中，所有的次中心节点也将面临同样困境，只是这种不经济要实际体现出来，需等待网络运转更长一段时间，最后的演化方向也将是次中心节点的虚级化。

而在分布式对等网络中，以上图为例，可以计算出，下限的情形是边缘节点经过 2h 触达 11 个节点，上限的情形是中间节点经过 2h 触达 21 个节点，大部分节点的浪费在 1~11 间不等。大家都会浪费，但差距并不是很大，经过多轮无条件基本收入再分配后，浪费可以被逐渐抹平。

不仅如此，分布式网络可以在演化中探索出既最经济、又最高效的结构，比如每个节点连结 10 个其他节点（周转率 100%），或者每个节点连结其他 3 个节点（周转率 50%），还可能是由 7 个次中心节点连结在一起的 7 个子对等网络（这也是现实中分布式网络的常见格局），每个子网络由 7 个节点组成，相互连结，并通过次中心节点桥接到其他子网络（周转率 50%~100%）。

网络的经济性可以直接计算比较，读者根据前面的曲线也可以查出来：

在中心化网络中，平民节点实现一次交换所需支付的哈伯格税最少为 7.20 元，但中心节点每一次交换需要支付 7.84 元，他的盈利将从理想的 2.80 元下降到 2.16 元。多轮博弈后，也就是所有节点都多次缴纳过哈伯格税、再转换为无条件基本收入散发回各节点之后，社会财富分配将呈现从中心节点向平民节点净流出的格局。

最理想的时空结构是分布式网络。

假定基础设施零成本，1 对 10 的分布式网络的综合性能（综合考虑经济性和效率）最高，周转效率最高，达到 100%，哈伯格税额对所有节点均等，稳定在 7.20 元，每个节点获得 0.80 元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哈伯格税率为 72%；

在考虑基础设施成本的情况下，网络的起步阶段，由于基础设施的边际成本较高，1 对 3 的简单对等网络综合性能最好；

到了网络的成熟阶段，基础设施的边际成本降到很低，「次中心节点+子对等网络」的综合性能最好。

这里对哈伯格税率的计算，存在隐含的前提：每个节点都知道整个网络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对网络结构拥有完全的知识。用博弈论术语讲，本节到此之前的讨论都是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时空干预了岛民的测量，使岛上演化出时间顺序和几何空间结构，但并未遮蔽全体岛民对整个博弈结构的了解。

下面讨论不完全信息的情况：时空干预了岛民对这个几何空间的认知，导致节点对网络结构的知识也是不对称的。

假定事实上仍旧是扩散 10 个节点发生一次交换，但不完全信息博弈中的节点对此是无知的，不仅如此，每个节点的 cognizer 激活时不知道同时还有多少个 cognizer 激活。这将导致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进而导致哈伯格税率的下降。

也就是说，发生交换的那一瞬间之前，产权人自己是知道产权记录扩散到多少节点的，但所有参与认识劳动的 cognizer 对此一无所知。于是，产权人将隐瞒「扩散 10 个节点发生一次交换」的函数，即隐瞒实际周转率，从而为自己节省哈伯格税的开支。认识劳工们获得的将是不足量的外部性（即确权佣金），把产权外部性视作商品，这构成了一个产权外部性的柠檬市场。

用更通俗的话解释：岛上总共有 50 个人，扩散 10 个节点会发生一次交换，周转率就是 20%。除了鲁滨逊以外，其他岛民都不知道周转率是 20%，只能猜测，由于岛上总共有 50 个人，只要交换能发生，周转率最低就是 2%，于是，每位认识劳工只有理由向鲁滨逊要求周转率为 2% 时（即 50 个人全部参与认识劳动）的确权佣金。鸟蛋次价仍旧是 8 元的前提下，可以计算出每个人所得确权佣金的单价（也是每个人分得的无条件基本收入）：8/50 = 0.16 元。

而实际上，只有作为产权人的鲁滨逊自己知道，并不是 50 个人都参与了确权，只有 10 个人参与了确权，所以他只需要实际缴纳 10 人份的哈伯格税，每人份仅仅是认识劳工所要求的基于 50 人参与认识劳动的确权佣金，即：0.16*10 = 1.6 元。

于是，鲁滨逊的实际收益为 10 - 1.6 = 8.4 元。

哈伯格税率为：1.6/10 = 16%。

这个 16% 还有另一种算法：最理想情况下的哈伯格税率是次价首价比 ，即 80%，实际周转率是 20%，80% * 20% =16%。由此得出哈伯格税率的最终公式：

实际哈伯格税率 = 实际周转率 * 次价首价比

相比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哈伯格税率，实际哈伯格税率在真实的经济系统中有实际意义，而不只是一个理想模型。从常识的角度看，也更合理，更有利可图，能够激励产权人对物品的维护和投资。在这里，逆向选择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了给读者一个感性的认识，在这里粗略地估算一下，如果中国 2019 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哈伯格所有制，根据这里给出的实际哈伯格税的计算方法，每个中国人所得到的无条件基本收入有多少：

假设，全社会所有商品/资金平均的年周转率为 10%，再假设，次价首价比为 70%，可以算得，实际哈伯格税率为 7%。2019 年中国大陆 GDP 总量约 100 万亿人民币，全国人口 14 亿，人均年无条件基本收入额为：100 万亿 * 7% ÷ 14 亿 = 5000 元。

以此类推，假设同样的周转率和次价首价比，台湾人的人均年无条件基本收入约为 50000 新台币，香港人的是 31000 港币。

9 折旧许可证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社会/完全竞争市场视作一个绝对平滑、无摩擦的理想社会，可以发现，时空，导致测量的不对称性，进而致使理想社会产生了双重的扭曲：

第一重扭曲：节点本身带来的扭曲。信息不对称导致智能体的偏好存在差异，进而导致了理想社会的扭曲。指标为次价首价比，也可以说是理想哈伯格税率。在信息对称的理想社会下，理想哈伯格税率无限趋近于 1。

第二重扭曲：网络结构带来的扭曲。指标为实际周转率，信息对称的理想社会下，也会无限趋近于 1。

由此可见，次价首价比，测量的是个体差异对全社会信息不对称的贡献度；实际周转率，测量的是社会的时空结构对全社会信息不对称的贡献度。

在《激进市场》一书中，Weyl 提出的哈伯格税的变体「公有制自评税（COST）」，事实上就是在假定次价首价比为 1 的情形下的实际哈伯格税。所谓对财产价值的「自评」，就是维克里拍卖中的首价，以自评价格作为基数缴纳 COST，意味着默认「首价 = 次价」，即次价首价比为 1，而 Weyl 似乎没有发现这一点，也许是因为他的讨论是从 Harberger 确立的「自评」传统出发的，并没有意识到所谓的「自评」，本质上是在忽略次价首价比影响的前提下，对「他评」进行算术模拟的一种权宜手段。

由于存在第一重扭曲，现实世界里的次价首价比当然是小于 1 的，如果强行按照次价首价比为 1 的前提征税，自然会导致再分配效率不高、产权人积极性被抑制的情况，因为这相当于过度缴纳了哈伯格税。因此我们看到，Weyl 从 2016 到 2017 年两次修改关于哈伯格税的论文，在《激进市场》中也花了相当的篇幅反复讨论「扭曲投资」（distorsion to investment）问题，即如何避免产权人的积极性被抑制、投资行为被扭曲，并提出设定一个权宜性的固定比例（30%）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其实相当于是人工地、先验地设定一个理论上的次价首价比，据此计算哈伯格税率。

所以，COST 事实上是哈伯格税的一种权宜性的打开方式，我认为可以称之为「先验哈伯格税」或「计划哈伯格税」。先验哈伯格税的特点是给政府开了一扇介入的大门，次价首价比不通过市场生成，而由政府通过调研来设定，以非常快的速度部署在市场中，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事实上，Weyl 和 Posner 的多篇文章，都是在基于游说、推动美国国会和政府考虑哈伯格税的可能性，往往以不动产做例子，去思考和设计哈伯格税的应用方案，这一思路继承了阿诺德·哈伯格六十年代最初提出哈伯格税时设想的场景：建立一个更好的房地产市场。

我所主张的与 Weyl 有所不同：市场，可以基于分布式网络，自组织一个高效且经济的网络结构，从中动态地生成合适的次价首价比，进而生成税率，而非人工先验地做规定，这一思路可以称为「后验哈伯格税」或「市场哈伯格税」。也许可以说，先验哈伯格税是激进市场框架中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后验哈伯格税是激进市场框架中的市场经济和古典自由主义。

与 Weyl 的先验哈伯格税 COST 相比，后验哈伯格税的优势在于，不存在扭曲投资问题，次价首价比更准确，能反映更局部的信息；劣势在于，次价首价比的生成成本很高，尤其对基础设施有极高的要求，高到不切实际。现实世界中，产权信息的「扩散」是看不见摸不着难以捕捉的，后验哈伯格税要求对等网络，相当于要把不同所有者、不同类型资产的产权信息全都分门别类都收束到不同的线路里，这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只要我走在街上，看到 200 米外有个万达广场，我就已经与万达的产权发生了接触，这样即时性的信息传递，怎么可能那么理想地做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呢？

更可笑的是，假如你和男友做爱，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安全套，你由于是第一次见到这只特定的安全套，此时你可不能撕开它的包装，而是要先认可它的产权，对这个安全套进行一次理性的出价！

现实世界的物理性质，事实上导致后验哈伯格税不具备实践的可能。但是，在信息世界里，后验哈伯格税是可能的，不仅可能，而且，它是打开互联网新时代的通证经济大门的金钥匙。

在这篇文章的第九节里，我谈到传统的知识产权概念可以在基于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的价值互联网中演化为「信息产权」，并作了定性的讨论。基于对哈伯格所有制和后验哈伯格税的讨论，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把信息产权量化，得到可付诸商业实践的方案——「折旧许可证」（depreciating license）。

折旧许可证是 Weyl & Zhang 在 2018 年发明的一种哈伯格税的应用方案，原作者把它用在面向房地产等实体市场征收 COST 的场景中。然而，如果把作为永久所有权的「固态」的版权，放到哈伯格所有制下，作为可部分公有的「液态」的信息产权来看待，那么，一篇文章的版权，就并非一份完整不可分的权利，而是可以视作若干份阅读许可证，以及发表许可证、修改许可证、改编许可证等，为避免冗杂，以阅读的权益为代表作讨论：

1. 可以构造一个分布式网络，让内容文本在分布式网络中的传播和存储，变成「超文本结构」的传播和存储，「超」的那一部分就是信息产权许可证；
2. 许可证一旦随文本开始传播，就会以原作者设定的单位速率「自然折旧」，逐渐「衰变」为 0；
3. 具体的折旧方式是，服务器每录得一个人看到了这篇文章的标题，即按照作者所设定的比率折旧一个单位；
4. 所有的许可证都需要消耗加密货币购得（或者它本身就是一枚加密货币，比如一种 non-fungible token），原作者也不例外，需要直接向内容平台购买，或者在交易所购买，所以许可证的总数是有限的；
5. 这意味着所有想要读这篇文章的人，都需要从某个来源购得许可证；
6. 如果作者更加重视内容的传播，可以把许可证的价格和折旧率设置得较低，如果更加重视收益和版权保护，可以把两个参数设置得较高；
7. 由于许可证是有限的，第一轮读者阅读完毕后，如果不需要再读，可以将许可证出售给第二轮读者，以此类推，直到市面上所有流通的许可证都折旧殆尽；
8. 这意味着，想要收藏文章长期阅读的读者，他的实际付费是整张许可证的价格，只想读一读的读者，他的实际付费是许可证在他手中直到出手的折旧费用，相当于建立了一个一手-二手无缝连接的市场，将长期收藏和短期略读、铁杆粉丝付费和路人蜻蜓点水付费完美结合在同一个体系里；
9. 原作者可以视收入水平和传播效果，花更多的钱增发许可证，如果他想收回或保护自己的版权，只要什么都不做就可以，所有市面上流通的许可证都将逐渐折旧殆尽，然后，市场上就不会再有访问内容的机会，所有的权利只归他一个人享有；
10.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所有折旧的价值，将定期、自动化、平均地全数返还给整个平台里的所有人，即无条件基本收入。

本文应该是折旧许可证第一次被介绍到中文世界中。在英语世界的币圈链圈里，它也被严重低估，也许因为还没有人意识到它的应用价值，也许因为还没有人想到要如何把它应用起来。

互联网上的所有影音文字内容、所有数据、所有流量、所有用户隐私，归根结底都是信息，而内容的版权遇到问题，数据的所有权遇到问题，流量的真实性遇到问题，网民的隐私权遇到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信息的产权界定不明的结果。

因此，基于哈伯格所有制下的后验哈伯格税，把包括各种数据权利在内的知识产权改造为可量化的信息产权，以区块链上的加密货币为实物载体，建立折旧许可证体制，这一整套组合拳，将令目前互联网领域、区块链领域和知识产权领域的种种问题迎刃而解。这也是激进市场理论目前看来最切实可行、技术最成熟、最有希望的实践突破口。我对此愿景深信不疑。

参考文献

我很讨厌做 reference 格式，反正并非论文，这里直接给出所有参考文献的获取链接，就不弄格式了。

1. E.Glen Weyl & Eric A.Posner，《激进市场》，2018
2. Stuart J.Russell, Peter Norvig, 《人工智能——一种现代的方法（第三版）》, 2013
3. Eric A.Posner & E.Glen Weyl, Property Is Only Another Name For Monopoly, 2017
4. Franco Berardi Bifo, Info Labour and Precariousness, 2012, Translated from Italian by Erik Empson
5. Ernst Fehr and Antonio Rangel, Neu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Choice: Recent Advances, 2011
6. William Vickrey, Counterspeculation, Auctions, and Competitive Sealed Tenders, 1961
7. Nicolaus Tideman and Florenz Plassmann, Efficient bilateral taxation of externalities, 2017 
8. Matthew C.Klein, Would debt deductibility and a generous basic income justify “Harberger taxation”?, 2017
9. Daron Acemoglu, Why Universal Basic Income might not be the answer, 2019
10. E.Glen Weyl and Anthony Zhang, Depreciating Licenses, 2018

太长不看版/懒人包

1. 现存的所有市场都可以归为一类：永久所有权市场，意思是说，你拥有什么东西，如果不授权许可别人租用/买走，它永远都是你的，法律保护你的产权。
2. 现在，想象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社会，谁出价高，谁就能拥有物品的产权，你想控制物品归你私有的意志不算数，价格算数，这种市场有个名字：激进市场。
3. 为什么会有激进市场这种诡异的东西？因为你的每一样私产，之所以是你的，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是，其他人同意你的观点，也认为这个东西是你的，不跟你抢不跟你争。
4. 这种对产权的认识，是一种劳动，相当于众人通过「认识劳动」帮你生产出了你对物品的产权。
5. 所以，私产既然是私产，就必然向那些认可你的产权的人释放出外部性，他们要付出劳动，而你对此需要给出补偿工资，才能建立一个合理的产权结构，这部分工资是产权的「确权佣金」。
6. 永久所有权市场下，确权佣金没有得到有效的、可测量的支付，是一团糊涂账。激进市场的意义就在于，要把这笔账算清楚。
7. 产权需要被认识，这意味着是否决定认识他人的产权，是一个决策问题，其过程发生在大脑中，两对智能体的竞争决定了决策的结果，cognizer/ignorer 的竞争决定了一个人是否会卷入对产权的认识，accepter/challenger 决定了他是选择认可产权拿确权佣金还是选择花钱买下物品夺走产权。下面的第 8~10 条来自于对 accepter/challenger 的讨论，第 11~13 条来自于对 cognizer/ignorer 的讨论。
8. 要形成最优的确权佣金价格，需要先生成物品本身的最优价格，然后从中再拨出一部分来做确权佣金。不同人对物品价格的看法是不对称的，借助维克里拍卖，系统可以自发地涌现出物品的最优价格。
9. 用维克里拍卖可以建立一个价格证明机制，这个机制要求产权人把全社会第二高的出价即次价质押给全社会，而次价就是哈伯格税的来源。
10. 所谓质押给全社会，最符合奥卡姆剃刀的操作方法，就是把钱平均返还给社会全体成员，这就是确权佣金，也就是所谓的无条件基本收入。
11. 真实世界的经济中，存在着复杂的时空结构，不考虑时空结构的情况下，确权佣金与物品的次价相等，哈伯格税率趋近 100%，无条件基本收入趋近于 0，即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和贫富差距，哈伯格税率 100% 的社会就是左翼的共产主义社会，同时是右翼的完全竞争市场，它们在哈伯格所有制下是同一个东西。
12. 考虑时空结构的情况下，时空中会生成网络，所有物品都要花时间和空间在网络中进行周转。此时，最有效也最经济的网络是分布式对等网络，因为哈伯格税具有天然地抑制中心化垄断的魔力，会让所有垄断的中心虚级化。
13. 在考虑时空结构和个体知识差异的情况下，网络中会发生逆向选择，这是最接近真实社会经济的情况，此时，可以推导出，实际哈伯格税率 = 实际周转率 * 次价首价比。实际哈伯格税率放在真实经济里有实际意义。据此，给定周转率和次价首价比，可以计算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如果在去年推行全民无条件基本收入，每位公民的 UBI 收入额分别为 5000 RMB / 50000 TWD / 31000 HKD。
14. 《激进市场》一书中提供的哈伯格税变体 COST，实际上的思路是让政府制定而非让市场生成次价首价比，进而得到哈伯格税率。我建议的思路是把哈伯格税应用在互联网的信息市场中，通过分布式网络市场地生成次价首价比和哈伯格税率。可以通过折价许可证体制与分布式网络相结合，来实现互联网经济的哈伯格所有化，这一方案已经可以付诸商业实践，有潜力成为新的互联网经济的钥匙，解决互联网目前遇到的种种问题。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