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柏拉圖國家衰敗論的一點思考——基於《理想國》第八、九卷關於國家衰敗的討論

在《理想國》第一至四卷，我們提出了“什麼是正義”的問題，以及“為什麼要正義”和正義的本質。第五至七卷則是闡述建立正義的城邦需要越過三個浪頭，越過三重阻力後，就是柏拉圖教育思想的核心，諸如“太陽喻”、“線段喻”和“洞穴喻”。第八、九卷就是越過高峰之後，闡述理想城邦是如何一步步退化衰落的。依次從最理想的王者政制（或貴族政制）到榮譽政制，到寡頭政制，再到民主政制，最後到僭主政制。接下來我會先闡述一下四種政制一步步衰退的進程，然後觀照現實，嘗試用柏拉圖的國家衰亡論對俄國半世紀的衰敗歷史進行一個過程分析。

一、柏拉圖的國家衰敗理論

在柏拉圖看來，理想中的正義城邦就是第八卷開篇總結的：一個治理得合理的城邦必須將婦女、兒童公有，不論戰爭還是和平時期，男女要共同承擔責任，統治者或者國王應該由那些證明了自己擅長戰爭與哲學的人來擔任。這就是王者政制，王政是善的，正義的，它也叫“貴族政制”，主要看由幾個人掌權，一個人掌權便是王政，兩個以上的人掌權便是貴族政制。但無論幾個人掌權，統治者都必須是哲學家，只有這樣才能將智慧與政治權力合二為一。這其實和前面所提及的“洞穴喻”是一致的，哲學家就是那個走出洞穴看到了可知世界又放棄個人思辨的幸福，背上為公眾謀幸福的使命，重新下行到洞穴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集智慧與權力於一體。

但在現實政治中，大多數政制卻並非善的，不能給公眾帶去幸福。首先是榮譽政制，“這種制度裏勇敢起主導作用，因而僅有一個特徵最為突出，那就是好勝和愛榮譽”。它是由貴族政制演變而來的。柏拉圖認為政治制度更迭的主要原因就是領導階層的不和。由於文藝和音樂教育的被忽視，下一代的統治者在成長中喪失了單純、忠誠和智慧，開始有了愛財之心。這些不合格的統治者一方面趨於私利，貪圖財富，但另一方面又不許可公開撈錢而去花別人的錢。這種政制是折中的，處於好勝與激情之間，是個善惡混雜的政體。

之後是寡頭政制，柏拉圖認為這是“一種由財富決定資格的制度，富人掌握政治權力，窮人遭到排除。”因為在榮譽政制時期，人們不再僅僅滿足於好勝和愛榮譽，而是熱愛金錢，讚美財富，崇拜財富。於是寡頭政制的法律便規定，財產數達不到規定標準的人禁止從政，並用武力強行通過這條法律，用恐怖手段來推行法律。於是社會將權力交給富人，而看不起窮人。

再次，是民主政制。當舉國的人民都鑽進錢眼裏去，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開始肆無忌憚地斂財，以財富之是非為是非時，社會中的貧富兩極分化將愈演愈烈。統治者養尊處優，而普通民眾卻身陷囹圄一般。最後，無產貧民越來越多，革命終於爆發了，寡頭被處死或自動流放，民主政制建立。在這種制度之下，“完全不問一個人原來是幹什麼的，品行如何，只要他轉而從政時聲稱自己對人民一片好心，就能得到尊敬和榮譽。”柏拉圖說“這很可能是最美好的一種政體，很像那種五顏六色的衣服，上面繡了各種花卉，點綴這各種類型的性格，看上去眼花繚亂。很多人正是這個原因，斷言民主政制是最美好的。”但實際上，這種看起來令人喜悅的政制，確實一種實際上無政府的混亂狀態。它看似把某種平等不加區分地給予給所有人，也不管他們實際存在的差異。這種政制對一切都不加選擇，全盤接受，來者不拒，民主人和他的城邦一樣，沒有定型，雜亂無章。民主人的很多價值觀也因此被逆轉，他們會把羞恥看作是愚蠢，把自我控制看成是怯懦。他開始變得傲慢無禮，無法無天，奢侈又沒有羞恥感，反而“稱廉恥為傻瓜，並無禮把它推出門外，讓它流亡，憑武力控制形式，稱自我節制精神為懦夫，往他臉上抹黑，並把它趕出城邦。”最後，民主人沒有了理性，沒有了秩序和節制，並且還自以為過著一種快樂、自由而幸福的生活。

於是這種極端自由最終導致了僭主政制。這是一種最惡的政治制度，在過度自由的民主政制中，一些壞分子趁機當上統治者，而其他人則像喝醉了似的渾然不知。於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發生了錯位，那些服從統治的人被看作是甘心做奴隸，而那些像被統治者一樣的統治者卻能在公私場合受到讚揚和推崇。於是自由從極端中產生了可怕的奴役。

其實柏拉圖的國家衰敗理論也同他的現實經歷有著密切的關係。他見證了所謂的民主制度對自己的老師蘇格拉底判處死刑，見證了“三十僭主”推翻民主政體。於是他想要從不斷衰敗的國家的現實中去構建一個完善的理想的城邦。這其實同馬克思基於現實的不堪而去構建共產主義是相似的。

二、對俄國衰敗的分析

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且是以經典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對共產主義最初的闡釋是“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鬥爭的真正解決。”在《共產黨宣言》中對共產主義的界定是“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我們不難看出，即使是無神論者的馬克思，也似乎也潛意識中以宗教的格式去構築了一個理想社會。而且我們發現這和柏拉圖的王制的內核很像，都是善和自由的國家，並且同樣在現實中脫胎於這一理想社會的政治實踐也歷經了衰敗。

對於蘇聯解體的原因有很多，李慎明教授在《蘇聯亡黨亡國的根本原因、教訓與啟示》一文中列舉了八個方面：信仰上、理論上、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等等，今天我們不過多闡釋，就從蘇聯的衰敗過程作分析。蘇聯在史達林模式下有著很多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以至於英年早衰。（我突然想到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以咱們的校花玉蘭為例，這種遵循非通常自然規律，先開花後長葉的花期都很短，感覺蘇聯就挺像的）。儘管蘇聯在實踐中有走樣和失真的地方，但是我們不可否認的是它所堅持的還是科學社會主義的靈魂和理念。就像柏拉圖所說的，它自身的靈魂裏擁有真正的財富而趨向美德和傳統秩序。

1. 赫魯雪夫時代的榮譽政制

在極權主義領導人史達林之後，赫魯雪夫領導的蘇聯似乎可以說步入了柏拉圖所謂的榮譽政制，當然這裏不是說史達林時代是王者政制。在二十大上，赫魯雪夫作了關於史達林的秘密報告。這個報告可謂是對很多人信仰的顛覆，於是人們頭腦中出現了史達林化和非史達林化的鬥爭。思想分裂引發了現實的衝突，順從者還是表面順從和沉默，而波匈兩國的叛逆者則選擇了抗議。

按照柏拉圖描述的榮譽政制，統治者內部分裂為兩個集團，“銅鐵集團趨向追求死裏，攫取土地房屋，斂聚金銀財寶；金銀集團則由於自身心靈裏擁有真正的財富而趨向美德和傳統的秩序”，他們之間相互鬥爭，最後妥協，以一種折中的方式維持著統治。反觀蘇聯也是如此，赫魯雪夫企圖對史達林的批評並不完全奏效，即便他從“物質利益問題”出發著手農業改革，在工業上改革管理和生產模式，並且取得了一些實效。但赫魯雪夫主政期間的意識形態還是在史達林的陰影之下，即便史達林模式可能已經被換了副面孔，但其內核並未改變太多。人們對於共產主義的理解還是傳統式的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中央集權等等。 因此，企圖走出史達林模式陰霾的蘇聯，又陷入到改革派與保守派無休止的爭論的泥沼。這也就像柏拉圖所謂榮譽政制的那種折中狀態。

2. 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寡頭政制

事實證明，赫魯雪夫時代的政體最終還是被以勃列日涅夫為代表的保守勢力，通過宮廷政變的方式所取代。勃列日涅夫並沒有全盤否定赫魯雪夫時代的改革，而是以史達林時代的方式走赫魯雪夫時代的路。在政治變革方面，勃列日涅夫不感冒，一方面他致力於消除的個人崇拜，另一方面又樹立了自己的個人崇拜；在經濟方面則延續了改革的思路。於是這種集權化的政治和改革中的經濟成就了蘇聯最穩妥的一段時期。

而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政制就像柏拉圖描繪的寡頭政制。“這是一種由財富來決定資格的制度，富人掌握政治權力，窮人則被排除在外。”新的特權階層用手中的權力追逐金錢帶來的個人利益，並且越來越多的投機分子擠破腦袋加入到這一“隊伍”當中。而與之相對的是被統治者的慘澹，廣大人民群眾生活在水生火熱之中。在這個政體裏，特權階層的比重就那麼小，而貧窮的人民大眾的隊伍卻越來越大，就像柏拉圖描述的，“他們有的負債累累，有的失去了公民資格，有的二者兼有，他們武裝了，像有刺的雄蜂，同吞併了他們產業的以及其他的富而貴者住在一個城裏，互相仇恨，互相嫉妒，他們急切地希望革命”於是社會矛盾越來越多且愈加尖銳。

3. 戈爾巴喬夫時代的民主政制

到了戈爾巴喬夫時代，這位年輕的領導人提出了改革中的新思維，並且他認為，“蘇聯以往幾次改革不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為打破長期以來蘇聯社會死氣沉沉的局面，動員群眾投身改革，必須改變過去蘇聯共產黨領導人高層領導決策和工作、生活情況對群眾保密的狀況。”戈爾巴喬夫明白，與其等著人民通過武裝鬥爭來建立民主制，不如積極主動引導人民走向改革。

於是在實踐中，戈爾巴喬夫通過政治多元化、三權分立、多黨制、 議會制、總統制等方式 “全面充實人權，提高蘇聯人的社會積極性”。但是，我們不得不說這種近似於極端民主的方式，誇大了民主的作用，盲目推崇人民的自發性。這種改革看似像柏拉圖描繪的民主制，“這很可能是最美好的一種政體，很像那種五顏六色的衣服，上面繡了各種花卉，點綴這各種類型的性格，看上去眼花繚亂。” 當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將蘇聯推向民主政體時， 這種多彩畫面為蘇聯社會增添了許多亮色，卻忽略了亮色之下昏暗的主基調。統治階層似乎很多人渾然不知，而民主也對改革沒有持久的興趣，他們只是享受著放縱的自由。像柏拉圖描述的，“一天又一天地沉迷於快樂之中，第一天是劇烈的體育鍛煉，第二天又是遊手好閒， 懶惰玩忽；然後一段時間裏，又研究起哲學……經常心血來潮，想起什麼就跳起來幹什麼說 什麼”這樣沒有目標的盲目的人和國家像是沒有方向的船，只能最終被趁虛而入，亡黨亡國了。

4. 普京時代的僭主政制

蘇聯解體前後的這一段時間裏，就是在演繹著民主政體和民主政體退化的鬧劇。這一段時間裏，克里姆林宮上三色旗換下鐮刀鐵錘，人民群眾在平民領袖葉利欽的帶領下解決了一些歷史遺留下的問題。但同時葉利欽也將俄羅斯帶入到僭主政體，並在普京那裏表現的尤為明顯。對於普京的發家史今天沒有時間贅述了，但大家熟知的普京的硬手段，對於寡頭勢力毫不手軟。可能就是柏拉圖的那個正話反說“美妙的清除”。之後普京將政治權力收歸中央政府，用以對付權力分散之下的政治腐敗、地方權力膨脹、社會治安混亂等問題，但實際上則是將權力收歸到他個人手裏。最後，他還禁錮了獨立電視和媒體。此時的普京，也就是柏拉圖描述的“他打到了許多的反對者，攫取了國家的最高權力，由一個保護者變成了一個十足的僭主獨裁者”形象了。

最後，我們可以看出柏拉圖的國家衰敗論是針對小國城邦，要是將其模式套在蘇聯的消亡史上，不免有生搬硬套之嫌，但個人覺得不失為一種分析模式。而曾經以俄為師，走俄國人的路，並且和蘇聯同有社會主義之名的中國，如何避免衰敗值得我們深思。我想針對外部對於中國的“潰而不崩”論，也是時候找出新的路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