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獨裁者聯盟》控制論述

控制論述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波蘭共產黨舉行了不完全自由的選舉，觸發一連串事件，最後導致共產黨人下臺。沒過多久，在要求言論自由、問責制和民主制的街頭示威推波助瀾下，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共產主義政權也紛紛垮臺。不出幾年，連蘇聯本身都不復存在。

同樣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共下令軍隊清理天安門廣場上的數萬名學生。這些學生像東歐人民一樣，要求言論自由、問責制和民主制。但軍隊在北京和全國各地逮捕並殺害示威者，追緝示威運動的領袖，迫使他們自白與公開宣布放棄主張。有些人下獄多年，其他人則躲過追捕，終生流亡海外。

這一連串事件後，中國政府認定這些反應措施仍然不夠。為了防止當時席捲西方（歐洲）的民主浪潮蔓延到東方，中國領導人決定，不僅要讓引發示威的人消失，還要讓引發示威的思想消失。這些思想包括法治、三權分立、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以及所有被他們說成是民主世界「精神汙染」的準則。早在習近平讓中國走上一人統治之路以前，中國就開始利用新的資訊科技，當時這些科技正要開始改變世界各地的政治生態與輿論內涵。

當時，即便中國已著手建立這整套科技監控系統，仍然沒人相信它能有效運作。如果說美國人當年以為貿易有助於建立民主的想法過於天真，他們對於科技的看法更是幾近夢幻。有個故事值得再說一次：二○○○年，柯林頓總統曾向滿室外交政策專家說，中國意圖控制網路「簡直像把果凍釘在牆上」，當時臺下哄堂大笑。《鄉民都來了》（Here Comes Everybody）和《美德實境》（Virtuous Reality）等書籍都主張網際網路會促進「自組織」的發展，甚至能推動文化復興。即使到了二○一二年，我在一本書中提出「網際網路可能成為一種控制工具」的論點時，《紐約時報》的書評家仍然不放在眼裡。「普丁或許會讓她成為先知，」書評家法蘭科（Max Frankel）這樣說起我，「但本世紀到目前為止，科技已成為一種對抗暴政的防禦手段，受到世人歡迎。」

當我們還在熱情歌頌網路能以各種方式傳播民主時，中國已開始使用那套被稱為「中國防火長城」的系統。這個呼應歷史的名稱雖然聽起來有意思，其實頗具誤導性。「防火長城」聽起來像是實物，而中國的網路管理系統（實際上是管理輿論）卻是由許多不同的要素組成，其基礎是一套精密複雜的封鎖和過濾機制，防止網路用戶看到特定字詞。其中最知名的詞語就是「天安門」、「一九八九」與「六四」，但遠遠不只這些。二○○○年施行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禁止多項在網路散播的內容2，包括任何「危害國家安全、洩漏國家機密、顛覆國家政權、破壞國家統一」及「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的內容 ── 換言之，就是所有政府不想看到的內容。當局允許中國的社群媒體蓬勃發展，前提是這些社群媒體要和維穩部門合作，而維穩部門自始就操控這些社群媒體，讓他們可以監控用戶。

外國企業也從中促成，一開始就湧入這個新的維穩市場，就像之前湧入後蘇聯的金融市場一樣。微軟（Microsoft）一度修改了旗下的部落格軟體，遷就中國「防火長城」的各種協定。雅虎（Yahoo!）同意簽署一份「關於自律的公開承諾書」，保證不會讓當局禁止的詞語出現在搜尋結果。另一家美國企業思科（Cisco Systems）則出售價值數億美元的設備給中國，包括針對被查禁網站的封鎖技術。二○○五年我寫出思科這些交易時，該公司一名發言人告訴我，這只不過與「你們的地方圖書館用來封鎖色情內容的設備與技術相同」，還補充說「我們不會做任何違法情事」。然而，已故中國人權活動家吳弘達也曾跟我說，他從思科駐中國代表得知，該公司的合約包括向中國三十一省的警察部門提供技術。

但中國吸收消化了所需技術以後，就和外國企業解約了，與中國在其他許多領域的做法如出一轍。Google則難以遵守中國防火長城的內容過濾規則，二○一○年遭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網路攻擊後，終於決定退出中國市場。Google後來祕密開發6了一個符合中國審查制度的特製搜尋引擎，但二○一八年遭到員工抗議及輿論批評後也捨棄了。中國在二○○九年封殺臉書（Facebook），二○一四年封殺Instagram。至於TikTok（抖音海外版）雖然是由中國公司開發，但從未獲准在中國營運。

中國政府也把網撒得更廣，擴大到網路空間以外，逐漸將網路追蹤系統與其他的鎮壓工具和手段結合，包括監控攝影機、警方臨檢、直接逮捕等。這套複合式系統最精密繁複的版本正在新疆實施。這是中國少數民族維吾爾穆斯林居住的行政區。二○○九年發生一連串政治抗議後，中國不僅逮捕拘禁維吾爾人，還開始實驗新形態的網路與實體控制。維吾爾人被要求在手機上安裝「保姆型應用程式」，這些程式會不斷搜尋「意識形態病毒」，包括各種通訊內容中是否提及《古蘭經》經文和宗教相關言語，或是其他可疑言論。這些應用程式可以監控數位圖書的購買情況，並追蹤個人位置，將資訊回傳給警方。警方還可藉此發現異常行為：凡是下載虛擬私人網路（VPN）翻牆軟體的人、完全不上網的人、家庭用電過多的人（可能是有祕密客人的證據）都可能引起懷疑。他們利用語音辨識技術，甚至DNA拭子檢測，來監控維吾爾人走路去哪裡、開車去哪裡、到哪裡購物。

這套系統到最後可能覆蓋全中國，這個國家已經有數億台監視攝影機在監控公共場所。人工智慧和臉部辨識軟體已經可以識別走過鏡頭的人，立即連結到當局自同一人的手機、社群媒體與其他來源取得的其他個資。所謂的「社會信用系統」已經將大量資料庫串接在一起，將違規的個人列入黑名單。當局也以「平安城市」這種無害用語來描述這套科技系統，彷彿它唯一的用途是改善交通，雖然它確實也改善了交通。

平安絕非唯一目的。科技記者安德森（Ross Andersen）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撰文稱，不久後「中國的演算法就有能力把各種來源的資訊（出行記錄、朋友和同事名單、閱讀習慣、購買行為等）從點串成線，在政治反抗力量出現前就事先預測」。隨著每一次新的突破，每一次人工智慧的進展，中國都離它的聖杯更近一步：建立一套系統，不僅能讓「民主」和「天安門」等詞語從網路消失，也能讓那些促使人們倡議民主或上街示威的思想消失。

其他國家也可能仿效。「平安城市」是一套監控與人工智慧系統，中國科技巨頭華為已將它出售給巴基斯坦、巴西、墨西哥、塞爾維亞、南非和土耳其。馬來西亞維安部門的一個分支也已與一家中國企業簽約，這家企業的人工智慧科技可即時比對監視器拍攝的影像與中央資料庫的影像。新加坡已經購買了許多類似產品，甚至已宣布相關計畫，要在這個城市國家的每支燈柱上安裝帶有臉部辨識科技的攝影機。姆南加瓦總統為辛巴威購買了臉部辨識科技，宣稱要用來設計「機場、火車站、公車站的智慧安全應用程式」，但顯然也可能成為政治控制的工具。

這種概念遲早會擴大傳播，讓民主國家的領袖也躍躍欲試。「平安城市」這類科技的某些元素確實有助於打擊犯罪，許多民主國家都在試用。民主國家，特別是混合式民主國家，也完全有能力發展自己的監控技術，用於對付批評人士、政治對手和真正的罪犯或恐怖分子。以色列NSO公司開發的Pegasus手機間諜軟體，已被匈牙利、哈薩克、墨西哥、印度、巴林和希臘等國政權用於追蹤記者、維權人士和政治對手。二○二二年，由民族與民粹主義政黨「法律正義黨」領導的波蘭政府，在我許多朋友和同事的手機上都安裝了Pegasus軟體，他們當時都和政壇反對派有關聯。二○一三年，美國國家安全局約聘僱員史諾登（Edward Snowden）揭露了該局的情蒐手段與戰術，還公開數千份文件，內容詳述美國在全球各地的軍事行動。美國政府是否應保留、又該保留哪些公民資訊，成為這樁國際醜聞的主題。史諾登後來逃往俄羅斯，至今仍居留當地。

這類情節在民主國家和獨裁國家會如何發展，差異很大。史諾登外洩的文件引起廣泛討論，有多位記者因調查這些文件裡的事件而獲得普立茲獎。在波蘭，Pegasus間諜軟體的醜聞後來被媒體披露，並且遭到國會委員會調查。如果中國、俄羅斯、伊朗或北韓沒有傳出類似醜聞，那只是因為這些國家沒有立法機構的委員會、沒有自由的媒體能發揮同樣作用。

不過，民主世界也使用間諜軟體和監控手段一事，的確讓獨裁政權更能合理化自己濫用這些科技的行為。隨著越來越多國家採用這些系統，批評此舉有違倫理道德的反對意見也會逐漸消失。中國出口這些科技既是基於商業理由，也很可能是用於間諜工具，另一個原因則是這些科技一旦廣為使用，就能合理化中國在國內使用這些科技的行為：若在其他國家實施大規模監視沒有遭遇那麼多反對，那中國國內出現批評的風險就會更小。那些開始仰賴中國先進科技來控制人民的獨裁者、政黨和政治菁英，或許也會開始自認有義務在政治上與中國結盟，甚至覺得唯有必須這麼做才能維持政權。數位科技專家費爾斯坦（Steven Feldstein）認為，中國越能「讓其他國家的治理模式和中國一致，這些國家對中國霸權的威脅就越小」。

然而，即使是最精密繁複的監控系統也做不到萬無一失。在Covid-19疫情期間，中國政府實施了大多數中國人畢生經歷過最嚴厲的身體行動限制措施。數千萬人被迫留在家中，甚至是被鎖在家裡，為數不詳的大批民眾被送進政府設置的隔離集中營。不過，大規模封城也引發了中國民眾多年以來最憤怒、最激烈的抗議活動。二○二二年秋天，從未參與示威、對天安門事件毫無記憶的年輕人聚集在北京和上海街頭，談論行動自由和言論自由。在中國封城時間最長、措施最嚴厲、網路管控最深也最徹底的新疆，人們上街高唱中國國歌，特別強調歌詞裡的那句「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他們高唱國歌的影片一時之間廣為流傳，因為中國的間諜軟體和網路過濾機制沒有辨識出「唱國歌」是在表達異議。

這次教訓對整個「獨裁者聯盟」來說是一種惡兆：即使在一個看似已實施全面監控的國家，人民若經歷暴政與不公，仍然會變得激進。政府肆意濫權引起的憤怒，總是會讓某些人開始思考其他制度選項，思考更好的社會管理方式。這些示威活動產生的能量與它反映的廣泛民怨，足以讓中國當局嚇得取消隔離規定，並容許病毒傳播。比起民眾憤怒示威，當局寧可讓病毒擴散導致死亡病例增加。

他國經驗或許也提供了教訓。就像二○一一年俄羅斯的反普丁示威，或幾年後委內瑞拉的大規模街頭抗議活動一樣，二○二二年中國的白紙運動讓獨裁政權又多了一個理由，要把他們打壓異見的機制向外延伸到民主世界。如果美好的人權形象、關於民主的論述、追尋自由的夢想會自然引起人民嚮往，那就一定要抹黑這些理念。要達到這個目標，需要的不只是監控系統，也不只是能防禦自由主義思想的政治體系；還需要一個進攻計畫、一套傷害民主理念的敘事論述，無論是世界上哪個地方實施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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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時，共產黨的政治宣傳無所不在且激勵人心，或至少是意圖達成這種效果。當時的宣傳海報、藝術、電影和報紙描繪了一個理想化的光明未來，充滿了整潔的工廠、豐足的農產品、熱情的工人和健康的曳引機駕駛。建築的設計要讓人民自覺渺小，音樂要產生威懾效果，公開表演則是要讓人驚嘆。理論上，人民應該要感受到熱情、啟發與希望。實際上，這類政治宣傳的效果適得其反，因為人們看了海報與電影後，會和貧困得多的現實生活相比較。

當今仍有少數獨裁政權在向人民宣傳自己是模範國家。北韓的大閱兵聲名遠播，有精心設計的體操表演和領導人巨幅肖像，充滿史達林風格。但「獨裁者聯盟」裡的許多政治宣傳者已從二十世紀的錯誤中學到教訓。他們不會向同胞描繪烏托邦願景，也不會激勵他們建立更美好的世界。反之，他們教人民變得憤世嫉俗且消極被動，因為沒有更好的世界要打造。這些政治宣傳者的目標是說服人民自掃門前雪，遠離政治，而且永遠別指望實施民主：我們的國家或許腐敗，但其他國家也一樣。你也許不喜歡我們的領導人，但其他領導人更糟。你也許不喜歡我們的社會，但至少我們很強大；民主世界則是衰弱、墮落、分裂、岌岌可危的。

當代中國的大內宣就未將中國描繪成完美社會，而是依據中國經濟發展和民族救贖的真實經驗，反覆向人民灌輸民族主義的自豪感。中國政權也將自己的「秩序」和民主國家的混亂或暴力對比。中國媒體以一部動畫片譏嘲美國應對疫情不力，結尾是「自由女神像」吊著點滴。之後，中國官媒《環球時報》撰文稱，中國人民說一月六日暴動是「因果輪迴」和「報應」：「看到這樣的場景，許多中國人自然會想起裴洛西（Nancy Pelosi）曾讚揚香港示威者的暴力行為是一道『美麗的風景線』。」（裴洛西讚揚的當然是和平示威，而不是暴力。）中國官方也告訴人民，這些混亂勢力是要擾亂他們的生活，鼓勵人民對抗這些勢力，針對境外勢力的影響或外國間諜展開「人民戰爭」。「境外敵對勢力一直在極力干預，（我們）千萬不能放鬆對國家安全工作的警惕。」

俄羅斯人民對自己家鄉城鎮發生的事情聽聞得更少。官方不斷告訴他們的是，那些他們不了解且大多沒去過的地方已然衰落，包括美國、法國、英國、瑞典、波蘭等國，這些國家都墮落、虛偽且充斥著仇俄心理。一項二○一四年至二○一七年針對俄國電視臺的研究發現，三個全由國家控制的主要頻道上，關於歐洲的負面新聞平均每天出現十八次。有些新聞顯然是捏造的（歐洲政府會偷走異性戀家庭的孩子，送給同志伴侶！）即使是真實新聞也經過精挑細選，用意是支持以下觀點：歐洲的日常生活可怕而混亂，歐洲人衰弱且不道德，歐盟不是專橫干預他國事務，就是即將崩潰。這麼做的目的十分明確：防止俄羅斯人像過去一樣認同歐洲。

至於對美國的描繪則是更加誇大。平常根本極少想到俄羅斯的美國民眾會很訝異，訝異於俄國國營電視臺竟然以這麼多篇幅報導美國的文化戰爭，特別是性別爭議。普丁本人對於推特上關於跨性別權益的討論，熟知到令人不安的程度，他還語帶譏諷地同情那些他口中「被取消」的人。這麼做的目的之一是要告訴俄國人民：自由民主世界不值得欽慕。但普丁也用這種方式，將他在俄國國內的受眾與在歐洲、北美等地的支持者拉攏結盟。

歐美有一群信仰專制主義的極右派人士追隨普丁，某些土生土長的保守派人士也被他說服，相信俄羅斯是「白人基督教國家」。事實上，在俄羅斯很少人會去教會，墮胎是合法的，而且人口由多元族群組成，包括數百萬名穆斯林公民。車臣自治區是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部分治理手段加入了傳統伊斯蘭教法的元素，也以伊斯蘭教奉行身心純潔之名，逮捕並殺害男同志。除了國家認可的俄羅斯東正教以外，俄國政府會騷擾和打壓其他各種形式的宗教，包括基督新教的福音派教徒。

儘管如此，普丁仍將俄羅斯描繪成一個領導者，率領著強大的傳統國家聯盟對抗衰弱的民主國家，而且這種手法確實在美國吸引了一些追隨者。二○一七年，惡名昭彰的沙洛茲維爾（Charlottesville）示威以暴力事件作終，當時白人民族主義者在示威中高喊的口號，就包括了「俄羅斯是朋友」。俄羅斯會參與那些宣揚基督教或傳統價值觀的國際組織，而且疑似祕密資助其中某些單位。普丁也會不時向這個群體的支持者發出訊息。在二○二一年十二月的記者會上，普丁就曾表示：「我秉持傳統觀念。女人就是女人，男人就是男人，母親就是母親，父親就是父親。」彷彿這是揮軍烏克蘭的正當理由。就在這場記者會舉行前，俄羅斯政府禁止了所謂的「國際LGBTQ+運動」，稱它是「極端主義」的一種形式，警方也開始突襲同志酒吧。

如此操弄針對同志權利和女性主義的強烈情緒，這種手法已經被整個獨裁世界廣為仿效。在烏干達執政三十多年的總統穆塞維尼（Yoweri Museveni）就在二○一四年通過一項「反同性戀」法案，將已婚的同志伴侶判處無期徒刑，並將「推廣」同性戀生活方式列為刑事罪行。針對同志權益引戰，讓他既能凝聚國內人民的支持，又能藉此化解外國對他長期執政的批評。他指控民主國家是「社會帝國主義」，「外人不能對我們說三道四，因為這是我們的國家」。匈牙利這個非自由主義混合國家的總理奧班（Viktor Orban），也同樣藉著挑起文化戰爭來迴避對國內腐敗的議論。他把匈牙利與美國政府之間的長期緊張偽裝成與宗教和性別有關，其實雙方關係惡劣是因為奧班和中俄兩國都建立了深厚的金融與政治聯繫。

有些獨裁者則是竭盡所能獨攬人民的注意力，藉此壟斷全國輿論。查維茲過去就不斷出現在委內瑞拉的電視上，搶占常態節目的播放時段，主宰所有的電視和廣播頻道。他每週日主持一檔長達數小時的談話節目《總統，你好》（Aló Presidente），讓觀眾看他一人滔滔不絕發表關於政治或體育的長篇大論，還有他的個人軼事和歌曲。他也會邀請名人上節目，其中包括娜歐蜜（Naomi Campbell）和西恩潘（Sean Penn）。從某種角度而言，他壟斷全國輿論的做法預示著川普二○一六年的競選方式，雖然川普是利用社群媒體而非電視來主導輿論。兩人都反覆不斷地公然說謊，和當代的其他獨裁者如出一轍。政治學家威登（Lisa Wedeen）就觀察到，敘利亞政權的謊言荒唐到不可能有人相信，例如在內戰最慘烈時宣稱敘利亞是絕佳的旅遊地點。她的結論是，這些「國家級虛構作品」的目的不在說服任何人，而是要展現編造故事者的權力。有時候，重點不是讓人民相信謊言，而是要讓人民恐懼那個說謊的人。

這種作風和過去非常不同。蘇聯時期的領導人也會撒謊，但他們會努力把謊言說得像是真有其事。就像赫魯雪夫在聯合國大會的表現一樣，如果有人指責他們撒謊，他們會生氣，會製造不實「證據」或反駁的論證來回應。但在普丁治下的俄羅斯、阿薩德治下的敘利亞或馬杜洛治下的委內瑞拉，政治人物和電視名嘴通常不玩這一套。他們會不斷公然說著明顯的謊言，但一旦被揭穿，他們卻根本懶得反駁。二○一四年，俄羅斯控制的部隊在烏克蘭上空擊落了馬來西亞航空十七號班機，俄國政府不僅否認，還捏造了各種說法，有些看似合理，有些則離譜到難以置信：他們將事件歸咎於烏克蘭軍隊或美國中情局，或宣稱這是一樁邪惡陰謀，是有人把二百九十八名死人裝進一架飛機裡，藉此偽造墜機事故，目的是要栽贓給俄羅斯。

這種所謂「流水式謊言」的策略不會讓人民憤怒，而是讓他們陷入虛無。給你這麼多種解釋，你要怎麼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如果你永遠無法知道真相呢？如果你無法理解周遭發生的一切，你就不會加入偉大的民主運動，不會追隨講真話的領導人，也不會傾聽任何人談論積極的政治變革，而是會完全避開政治。獨裁者有強烈動機去散播這種無望和憤世嫉俗的情緒，不僅在自己的國家，還要散播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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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三年二月，我在慕尼黑參加一場晚宴，對面坐的是一位剛從非洲回來的歐洲外交官。他在非洲曾與一些學生會面，訝異發現他們對烏克蘭戰爭所知極少或根本漠不關心。他們複述俄羅斯那套說法，稱烏克蘭人是「納粹分子」，並將俄國的入侵行動歸咎於北約，這一論點和俄羅斯每天的晚間新聞幾無二致。這位外交官大感不解。他急於找出解釋：也許這是殖民主義的遺緒，或是西方太過忽視全球南方國家，要不就是冷戰留下的長期陰影。他不斷搖頭。

他和許多只用自身經驗解釋世界的歐美人士一樣，漏掉了那個最簡單、最顯而易見的解釋。非洲人（還有拉丁美洲人、亞洲人及許多美國人和歐洲人）會如此複述俄羅斯關於烏克蘭的政治宣傳，其實與歐洲殖民歷史沒有太大關係，而是因為中國長期收買或影響世界各地的媒體與菁英階級受眾，以及俄羅斯精心策畫的政治宣傳運動（有些宣傳內容還被美國和歐洲有償或無償的極右翼分子放大）。此外，其他獨裁國家也越來越常利用這些宣傳網絡，以相同的策略和語言來鞏固他們自己的非自由政權，通常也是為了控制論述。反民主的言論已在全球各地散播。

中國是最努力向全世界自我展示的國家，利用最多管道、在最多國家發動宣傳，也許因為它是最富有的獨裁國家，也許因為它的領導人真的相信自己有個好故事要說。分析家沃克（Christopher Walker）創造了「銳實力」一詞來描述中國在文化、媒體、學術甚至體育等多個不同領域的影響力活動（不是軍事「硬」實力，也不是文化「軟」實力）。

其中很多活動是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統籌策畫，這是中共最重要的影響力部門，它建立各種教育和交流計畫，試圖控制中國在海外的流亡人士，也四處成立中國商會，最惡名遠播的是協助經營設在世界各地學術機構裡的孔子學院。孔子學院最初被認為是良性的文化機構，類似德國政府旗下的歌德學院，或法國文化協會。孔子學院曾經廣受多間大學歡迎，因為它提供平價甚至免費的中文課程和教師。但時間一久，它們就開始啟人疑竇，因為它們監控美國各大學的中國學生、試圖阻撓關於西藏或臺灣的公開討論，在某些情況下還改變關於中國歷史和政治的教學內容，以符合中國官方的敘事。雖然美國的孔子學院大多已解散，但它們在很多地方仍蓬勃發展，光是在非洲就有數十間。

中國向國際媒體投入巨資（估計達七十至一百億美元），更進一步擴大了這些細緻操作的效果。新華社、中國環球電視網、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中國日報》入口網站都獲得大量的國家資助，在多個地區經營多種語言的社群媒體帳號，以銷售、共享等方式推廣內容。在政府高額補貼之下，他們的新聞和影片都以專業手法製作，但成本低於西方同行，而且永遠呈現中國和中國盟友的光明面。歐洲、亞洲、非洲共數百家新聞機構使用其內容，包括非洲的許多媒體，從肯亞、奈及利亞、埃及到尚比亞。這些單位將非洲區域總部設在肯亞首都奈洛比，聘請當地知名記者，製作多種非洲語言的內容，另外還有阿拉伯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和中文。

目前觀看這些中國國營頻道的人並不多，因為它們的內容沒有令人驚喜之處，通常也很無趣。但比較「軟性」的中國電視臺已越來越多。四達時代（StarTimes）就是一家與中國有關的半私有衛星電視公司，目前在非洲三十國的訂戶已超過一千三百萬。對消費者來說，四達時代很便宜，月費只要幾美元。它以來自中國的內容為主，除了新聞以外，還播放功夫電影、肥皂劇、中超足球聯賽，所有對話和評論全部翻譯成豪薩語、史瓦希里語等非洲語言。這個衛星電視臺也提供來自西方國家的內容，但須額外付費。四達時代也收購了南非一家衛星電視公司的股分，並與尚比亞一家國營廣播公司建立了合作關係。如此一來，即使是娛樂節目也能傳遞對中國正面的訊息。

這些媒體和許多西方媒體不同，它們不僅相互合作，也直接和中國政府合作。無論是在中國國內或境外，中國不會將宣傳、審查、外交和媒體劃歸不同部門，也不會將它們視為各自獨立的活動。對外國新聞機構施加法律壓力、封鎖外國網站、藉網路留言攻擊外國記者 ── 要實施特定計畫破壞某個組織或宣揚某種敘事，這些都是可以動用的手段。中共也利用海外的學生會和商會來傳遞訊息，為當地記者提供培訓課程或津貼，甚至提供手機和筆記型電腦。這也是一套明確策略的其中一環：中國的政治宣傳者喜歡在當地媒體發表觀點，並附上作者在當地的署名。他們稱之為「借船出海」。

本著這種精神，中國也和其他獨裁國家的媒體公開而謹慎地合作。成立於查維茲時代的「南方電視臺」（Telesur）理論上是一家跨國廣播公司，其實總部位於卡拉卡斯，合作夥伴包括尼加拉瓜和古巴。該電視臺的某些內容看來是要吸引該區域的左派觀眾，例如它經常攻擊跨國農業巨擘孟山都（Monsanto）。由合作夥伴精心挑選的外國新聞也會出現在南方電視臺，許多標題在拉丁美洲其實不怎麼吸睛，例如「美國與亞美尼亞聯合軍演破壞區域穩定」，或「俄羅斯在歐洲並無擴張計畫」，這兩篇二○二三年的報導都直接取自新華社。對於想看不同形式相關內容的觀眾，伊朗還提供HispanTV頻道，這是伊朗英語新聞臺PressTV的西班牙語版本。

RT（今日俄羅斯）電視臺的知名度比南方電視臺或PressTV更高40，在非洲與中國的合作也更緊密。俄國入侵烏克蘭後，RT頻道被踢出衛星電視網絡，之後它短暫自許多非洲國家消失。但中國的四達時代衛星納入RT頻道後，它又重新出現在觀眾眼前，並且迅速在非洲各地建立辦事處和人脈關係，特別是在獨裁者統治的國家，這些國家亟欲呼應及模仿俄羅斯反西方、反LGBT的「傳統」言論。阿爾及利亞政府騷擾了法國國際頻道「France 24」的多名記者，但似乎很歡迎RT41。RT在南非的總部42也在建設當中，它的西班牙語版和阿拉伯語版則希望觸及拉美和中東的民眾。

但RT的真正目的43不見得是經營電視頻道。就像伊朗的PressTV、委內瑞拉的南方電視臺，甚至是中國的環球電視網一樣，RT比較像是展示空間、影片製造廠和影音片段的取材來源，用它的影片剪輯而成的影音可以透過社群媒體網絡與人際網絡散播，這也是俄羅斯和其他國家建立這些網絡的目的。二○一六年，美國人就上了一堂關於該網絡運作的速成班。當時總部位在俄國聖彼得堡、由已故的普里格津（Yevgeny Prigozhin）領導的網軍機構「網際網路研究署」輸出了大量專為混淆美國選民而製作的素材。（後來讓普里格津更出名的是他旗下的傭兵華格納集團發動兵變。）多個由俄羅斯人持有的臉書和推特帳號冒充美國人，發布有利於川普的反移民口號，還有偽裝成「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假帳號從左派立場攻擊希拉蕊。他們在幾乎沒有穆斯林的地方，人為製造出反穆斯林的狂潮，甚至在臉書上建立名為「保障邊界」的社團，成功煽動出愛達荷州雙子瀑布鎮的反難民運動。

自二○一六年開始，這種種策略已經蔓延開來。如今，新華社和RT駐非洲辦事處，以及南方電視臺和PressTV都在生產故事、口號、迷因和敘事，宣揚「獨裁者聯盟」的世界觀。它們生產出來的訊息會被許多國家或真或假的社群網絡複述並放大，還會翻譯成多種語言，並針對各地市場重新調整。這些素材大多品質平平，但也比較便宜。使用它們的政客、「專家」和媒體集團則是真假兼具。假的那些有時會隱瞞實際身分，像盜賊政權企業一樣利用可任意捏造的空殼公司，不是用來洗錢，而是用來洗資訊產地。其目標是傳播那些獨裁者在國內使用的相同敘事，將民主牽扯到衰落和混亂，醜化民主體制。不僅誣衊那些推動民主的人士，也誣衊民主制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