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側記】康庭瑜 X 黃哲斌｜非典型男子的自白：我是這樣演化成一個普通爸爸

原文發佈於2022年8月19日，講座活動舉辦於飛地書店。
本文轉載自 @世界走走 seh seh 粉專貼文。​

昨晚，世界走走邀請到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康庭瑜、新聞工作者 #黃哲斌，一起在 飛地nowhere 分享不同世代的親職角色變遷，以及他們身為非典型媽媽／非典型爸爸的日常 。 ​

​康庭瑜：#抗拒成為刻板印象裡的媽媽​

​康庭瑜說，異性戀家庭進行家務分工時，父親往往從事比較有創造力的活動，例如說故事和玩耍，母親卻經常負責處理子女的日常瑣碎需求，例如把屎把尿、泡奶餵食等等，這也她使得她有些抗拒與 #母親 的形象連結，下意識地主動接起傳統認為是「父職」的工作，而先生則負責傳統認為是「母職」的工作。​

「我會和孩子聊國際政治、女性主義和康德，盯小孩寫作業就交給我老公。」康庭瑜笑道。​​

她也提到，許多擔任主要照顧者的男性，為了對抗社會不友善的眼光，會發明許多應對策略（coping strategies），並生產許多論述，說明爸爸帶小孩不只和媽媽「一樣好」，甚至「更好」。例如男性情緒較穩定，對教養有益；或者力氣較大，搬嬰兒車和抱小孩可以一次完成、不需分趟等等。​

​黃哲斌：#父代母職就像花木蘭​

​提及社會對「母職」和「父職」的刻板印象，黃哲斌也分享了自己當「晨讀媽媽」的故事。​

在黃哲斌大兒子的學校，家長必須在早自習輪流到學校當「晨讀媽媽」；由於太太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晨讀媽媽的工作就落到了工作時間較彈性的黃哲斌身上。​

「我家老大很怕跟同學不一樣，」黃哲斌說，「當時我為了『替天下的爸爸爭一口氣』，晨讀時間又唱又跳、還辦抽獎，班上氣氛很熱烈，我問他們下次還要不要來說故事，大家都大聲說好，只有我兒子小聲說，可不可以換媽媽來說。」​

不只子女會意識到社會既有 #性別角色 伴隨的社會壓力，黃哲斌也談到，自己向他人介紹自己職業時，經常遇到對方不知所措，甚至質疑的聲音。​​

「我一開始跟別人說『我的工作是在家裡帶小孩』，也會覺得怪怪的，很怕被覺得不務正業。但習慣之後，觀察別人的反應變成我的樂趣，」他說：「大多數的人雖然會楞一下，但都會禮貌轉移話題，但也有人會問：『你為什麼在家吃軟飯？』或是『你為什麼不叫太太在家帶小孩，你出去上班？』」​

黃哲斌表示，雖然偶爾也會覺得被冒犯而感到不開心，但由於他生長在很傳統的家庭、經歷過性別觀念較傳統的年代，因此反而能夠理解和釋懷這些外界的反應。​

「我從小就對家庭和性別角色有特別的疑惑，」他回憶，「我從小在母系家族長大，外公非常 #重男輕女，但是他的三個老婆卻都只生女兒，因此他堅持女兒嫁的對象，一定要同意第一個兒子跟著母系家族姓黃。」​

在對「從母姓」、「入贅」帶著特殊眼光的年代，他從小就被同儕嘲笑是「豬仔囝」（ti-á-kiánn）——傳統上經常稱從母姓為「抽豬母稅」（自家養的母豬與別人的種豬交配生產時，出種豬的一方可分得部分仔豬，後引申為從母姓）。​

「小時候不懂怎麼應對，長大之後，面對那些不習慣的反應和刻板印象，回想爺爺為什麼這麼重男輕女，就能理解對方的想法。」​

黃哲斌形容，父代母職就像 #花木蘭。​

花木蘭打破性別藩籬代父從軍，而當代男女抵抗既定性別角色「做父母」，同樣也需要花木蘭的勇氣。​

​康庭瑜：#做母親時回想自己怎麼做女兒​

「我是快樂教養派的媽媽，所以我的孩子成績非常差。我有時候會想，我這樣做對嗎？會不會我只是想彌補我童年的創傷？」​

康庭瑜回憶，她是一個非常痛苦的小孩。爺爺家非常貧窮，四個孩子沒辦法全部升學讀書，但是爸爸非常希望能念醫學系，重考了一年最後還是只考上藥學系。到她這一代時，爸爸將他沒能考上醫學系的遺憾投射在她身上，父母對她的課業也採取高壓的管教手法。​

「我小時候都被規定一定要考第一名。有天，我不小心考了第五名，把成績單拿給我爸的時候，我手非常抖，當時他眉頭深鎖，說：『康庭瑜，你考第五名，在我們家是劣等生。』」​

她回憶，自己正好生在台灣出生率最高峰的一代，一個班級有70幾個學生，自己考第五名，竟然就是劣等生了。​

康庭瑜也舉台大社會系教授藍佩嘉的著作《#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為例，提到早期世代的父母因為資源匱乏錯失受教育的機會，導致他們將創傷投射在子女身上，對於子女的學業就會有超乎尋常的期待，甚至高壓逼迫小孩讀書。​

因此，她的教養策略就是：父母對她做的、讓她不快樂的事，她都避免去做。​

「我自己就會overcompensate ，覺得對小孩一定要超民主。我的兒子說想要當遊戲實況主，我就說我支持你，」康庭瑜笑道：「但是當我的孩子打遊戲發出很大的鍵盤聲，然後我買的哲學、物理書，他都沒有翻開，我心裡還是會有點擔心。」​

​黃哲斌：#我們的小時代都鑲嵌在大時代裡​

「我媽媽小學畢業那年，剛好二戰結束，她國中畢業時成績很好，但是因為外公重男輕女，不准她繼續升學，她只好去西藥房上班。所以她對我們小孩就常常有『供你們讀書你們還不好好讀』的心情。」​​

黃哲斌印象非常深刻，自己小學二年級時因為貪玩，沒有立刻把媽媽送到學校的 #便當 吃掉，媽媽就當場坐在他旁邊，一口一口餵他吃便當。媽媽用鐵湯匙刮便當盒飯粒的聲音，他到現在都還記得，就像是電影《十三號星期五》裡殺人魔佛萊迪的磨刀聲。​

​「從小我的父母就安排好了，我長大要當醫師，我弟弟當工程師，」黃哲斌說，「以前父母有三句口頭禪：『#小孩子不要問那麼多』、『#我做這些都是為你好』、『#等你長大你就知道了』，只要小孩子不合自己的意，就把這三把『萬用斧頭』拿出來。後來我當父母，就一直避免說這三句話。」​

黃哲斌分析，從前，父母對小孩子的想像比較單一，教育小孩就像生產線，成績好的一律去讀台大醫科或台大電機。現在「產業升級」後，父母常常要陪伴小孩，根據他們的興趣和專長做「客製化」的嘗試，而且以前的父母和現在的父母的差別，就是服務業要常常接受客訴（笑），所以父母在家常常要聽小孩抱怨。​

黃哲斌笑說，因為想要努力避免像自己父母那樣管教孩子，「後來我的老二成了一個非常活潑的孩子，我太太都說是因為我，孩子才會這麼沒大沒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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