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中的迷途者，你向何处去——评《我的凉山兄弟》
在读刘绍华的这本书之前，我对彝族这个民族知之甚少，最早听说凉山彝族（诺苏人）则是通过央视放映的迷你剧《听见凉山》，这部小成本制作的电视剧讲述了几个喜欢音乐的彝族青年在外闯荡的故事。剧中的五位彝族青年怀揣着音乐梦走出了偏僻的大凉山，在大城市中他们经历了演艺公司的压榨、选秀节目的暗箱操作、毒品的诱惑和一些汉族人的歧视排挤，而当他们心灰意冷回到凉山后，却发现故乡已凋敝不堪，感到无所适从……
导演最终还是给了主人公们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太阳照常升起，彝族青年在山坡上唱着对未来的希冀。但在现实中的凉山，苦难还远远没有到头。而最让人痛心的是，这是一种不被多数人理解的苦难。打开知乎搜索关于彝族的问题，我们会看到有很多人讲述他们从别人那里听说的或是自己在支教、扶贫时目睹的彝族人野蛮、愚昧的一面，然后痛斥彝族人多么不争气，多么浪费国家投入的资源云云。在这里，我们好像看到了一种十分沉重的“汉人的负担”，凉山听上去是多么不可救药，像西南大地上的一个脓疮，不断地向其他地区流出浓水。
但是，刘绍华，愿意来到这个“不可救药”的地方待上二十多个月，深入了解当地人特别是青年人的生存状况，为我们写下了这份宝贵的凉山彝族医疗民族志《我的凉山兄弟》。
刚到凉山时，作者只是和比较有文化的彝族村干部、乡村教师交流，并未深入了解彝族人的境况。直到她偶然间经历了当地许多人都经历过的灵异事件，并且在警察来“破除群众的封建迷信”时愿意为惊慌失措的乡民说话，乡民们便开始彻底信任她，愿意为她敞开心扉，诉说凉山几代人的生命旅程。有时，存在文化差异的人之间建立起信任甚至情谊，往往是在这样的小事中，看似微不足道的共情行为，恰恰是无数少数族裔人士渴望的。彝族村民不希望自己因为目睹灵异事件就被打成“封建迷信”，正如维吾尔人不希望自己被当成“危险的人”，藏人不希望自己被视为某种肉欲的载体。
凉山和毒品这个现代性的产物的接触，始于二十世纪初。当时凉山的贵族借助种植鸦片所取得的暴利，获取大量现代枪支，使他们更有能力镇守凉山林立的部落，维持相对的独立，不落入国家政权的管辖。而与此同时，凉山开始与外面的广阔世界联结起来，接收第一波现代性的输入。可以说这一时期，毒品促进了凉山彝族保持独立，甚至是壮大了彝族的势力。谁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凉山彝族也会因为毒品而衰落、沉沦，在现代性中走向迷途。
现代性（modernity）通常指现代社会的性质或特征，在社会学的定义中，它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民主化等进程，与之相关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可以指一种常常由国家启动、以前述的几种进程目标为导向的治理计划。
长期以来，中国人把现代性视为神圣的，把追求民族与国家的现代化视为不可置疑的目标。在中国的中学历史课本以及市面上常见的中国近代史图书中，中国近代史就是一段被西方欺凌后不断寻找现代化道路以走向富强的历史，而洋务派、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党人、参加新文化运动的文人、南京国府都没有开辟正确的现代化道路，被历史抛弃了。最后是中共引入了苏式社会主义现代化，让中国得以解放和走向富强。
很多人特别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会质疑这种叙事，但是他们自改革开放以来所接受的、宣传的观念，不过是另一种现代化的金科玉律，比如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纪录片《河殇》还有影响了几代青年人的纪录片《大国崛起》。这些文化制品的主旨就是，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不够现代化，还存在着很落后腐朽的事物，我们必须追求更彻底的现代化而且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特别是“第五个现代化（魏京生语）”——民主化。
这固然是有一些道理的，也是值得思考的，但是中国的问题全都是不够现代化吗？自由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难道没有问题吗？好像除了社会学、人类学的学者与学生外，没有太多人会思考这个问题。中国的老一辈自由派知识分子大多数也把少数民族视为未开化的野蛮人，在中共宣传自己如何如何解放、拯救、开化少数民族时，他们也会点头赞同。同样的，环保主义、后现代思潮、福音派红脖子、反智主义这些反现代性的、反思现代性的东西，也让他们迷失。川普上台后引起的民运人士内讧，其实可以视为某种在现代性中的迷失。
让我们把目光重新聚焦到凉山彝族身上，审视他们被卷入的（也是所有中国人被卷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彝族人在中共控制凉山地区后，被迫接受了社会主义政府治理，以前的生产模式、传统亲属体系与社会阶层（名字叫做家支的类宗族权力组织）都被打碎了，取而代之的是集体化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党政机器集中一切权力与资源，将计划经济落实到每一片辖区，不论是蒙古人的游牧生产模式还是鄂温克人的渔猎生产模式，都被以类似于“格式化”的手段变成“集体所有制”下的计划经济，彝族人自然也不例外。在这样的治理中，社会总体上的公平（不如说是均贫或者平均主义）被置于个人的自由选择之上。
中共还运用其惯用的手段，在凉山进行所谓的阶级划分，将一部分人变成“进步分子”和党员干部，让凉山内部开展与汉地相同的土改和阶级斗争，期间有很多人遭受私刑而死去，彝族人被迫建立起对党与国家的效忠。
彝族人的宗教信仰被中共视为封建迷信，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式打压。直到现在，彝族人仍把他们的宗教活动叫做“干迷信”，尽管他们并不理解这三个汉字的意思，但他们仍然用汉语发音念出来，因为上面派来的党员干部们就是这样训斥他们的，他们已经习惯了。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农业危机与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中的血腥武斗，也影响到了凉山：
我一个女儿上吊了，她太饿了，吃了米糠还有草，受不了了，吊死了，才18岁……我们没有食物办丧礼，那个时候大家也没力气去死人那（吊唁）。又饿又累。——曲比奶奶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建立了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大潮下的又一波现代性，扑面而来。但是像大多数后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中国并没有走出苏式社会主义，反而是将从前的社会主义治理与市场经济杂糅，旧的弊端与新产生的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这实在是让人迷惘啊。
沿海地区快速发展起来，正如同那首歌颂邓小平的歌曲唱的那样：
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
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
但凉山彝族人仍陷在贫困中，旧的公社与生产队都被解散了，而沿海地区的建设并没有延伸到地处偏远的凉山，所建立的只有一个高污染的小工厂，在那里工作的彝族村民几乎都有肺部问题。走投无路的彝族人特别是青年人，设法离开凉山来到成都或者更远的大城市，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现代化的生活，还有彝族文化中不惧冒险的男子气概，他们在现代性中探索、嬉戏。
但彝族青年在文化冲突还有城市纸醉金迷的氛围影响下，在现代性中走向迷失，许多人染上毒瘾，艾滋病通过共享的注射剂传播，病魔被带入凉山。凉山人当然没有束手就擒，一些有责任感的彝族长者和成功解毒的彝族青年组建了以残留的宗族关系为纽带的禁毒协会，一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担心“落后的、反动的”宗族组织死灰复燃的党政机关，非常忌惮禁毒协会的壮大，随后停止了对禁毒协会的鼓励和资金支持，转而通过自上而下的运动式禁毒来铲除毒品。后者并没有取得和禁毒协会一样的成果，凉山的禁毒事业停滞不前。
对于艾滋病的防治，当局也由于没有考虑当地的具体情况，好心办了坏事。彝族人本不歧视艾滋病患者，在他们的信仰中因为各种原因生病死去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但当局出于“教化”目的的防艾宣传，却把得了艾滋病的彝族人塑造成一种需要特殊对待的他者，彝族人变得和其他人一样歧视艾滋病患者。
“我始终如一的初衷，就是凉山和我的诺苏兄弟们的生命能广为人知。”刘绍华向澎湃新闻的记者表示。她与当年的调查对象保持着长期联系，经常给他们打电话，如果对方不接电话就会禁不住胡思乱想、心急如焚。对她来说，他们就是她的梁凉山兄弟，她多么想让外界关注凉山的问题，知道他们的痛苦。
“这是一种污名化！说凉山人好吃懒做、好勇斗狠、忘恩负义、心术不正，都是对彝族的污名化；而这些污名化中最荒唐、最离谱的一种，就是说他们拒绝现代化！”刘绍华说，“这种种污名化，说到底，都是在继续怪罪受害者，这种归咎方式容易而廉价，而且毫无用处。”
《我的凉山兄弟》这本书本应该广泛流传，促进当局与大众反思中国现代化中产生的问题，使我们认识到，地方管理者是那样傲慢，他们缺乏相关的文化知识却草率的动用公权力干预凉山彝族内部的修复进程，如果借助家支宗族这种前现代产物的遗产，会更好地促进凉山社会的修复与发展，汉族人不应该强迫少数民族接受自上而下的“开化”事业。毕竟，不论什么民族，我们都是在现代性中的迷途者，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性，鼓励探索更适合各自的发展道路。
可是这本书已经停印很多年了，笔者也是经人指点才知道有这本书，在网上阅读了电子版，不得不说是令人遗憾。
现代性究竟为少数民族，为这个社会带来了什么？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吗？合上这本书，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它们是解决当下解决当下迫切的民族关系危机的关键。
感谢刘绍华，这位真正做到知行合一的人类学家，她让我们明白研究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应该把自己的研究变成一种人文关怀，让那些处于苦难与困境中的人早日获得解救。
P.S：这是我在社交平台发表的第一篇书评，本人知识水平有限，文字功力撑不起表达更多内容的野心，还请诸位见谅。若有值得商榷之处，还请赐教指正。
写于大一开学的第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