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社会学的角度看文科生与理科生的互相鄙夷

最近由于央行一篇论文中，夹杂了一句“东南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文科生太多”掀起了轩然大波。又激起舆论关于“文科是否无用”的激烈讨论。众所周知，我国理科生与文科生素来不睦，前者蔑视后者没逻辑，后者鄙夷前者没文化。不过在网上的论战中，理科生底气更足一些，毕竟不少文科生选文科的原因只是理科不好，辩论起来未免少了些“理论自信”。

我可能比较另类，中学最擅长的课是语文、历史和数学。虽然考进复旦数学系，但数学没考好，反而是语文作文拿了最高分。数学系毕业后先读统计，最后又转回历史系中。这两天不少朋友问我怎么看这次舆论之争，“文科生是不是真的没用？”。我倒不想辩论文科或理科的重要性，一无新意，二太空泛。但我认为大部分人在为文科或理科辩论时，似乎默认双方对文理的内涵并无异议，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置问题：

“文科”与“理科”这两个翻译准确么？如果不准确，错在哪里？其中的误差又如何误导了我们对于文科与理科的想象？

“文科”与“理科”之误及其成因

当代文科与理科的划分，虽然参照西方的教育系统，但在英文中却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对译。比如文科似乎囊括了英美学校的Ar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理科则包含Natural Sciences，Applied Science，Mathematics。这些分类之间也有模糊地带，比如数学算不算科学，人类学算Humanities还是Social Sciences都有争议。不过我们就文科的全称“人文社科”来看，似乎是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的对译。那么文科的“文”，应当源于Humanities（人文）。

但“人文”一词出自《易经》：“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和天文一样，属于偏义复词，重点在于“人”和“天”，而非“文”。古文中也有水文和地文，均是研究水流与地质的学问，与“文化”无关。其实文通“纹”，因而关于星象、水流、地脉的活动，都缀以“文”这样一个表示脉络的语素。因此我们可以说，把“人文”简化成“文”，已经错了，毕竟我们并不把天文学、水文学、地文学也视为“文科”。如今所谓之“文科”，其内涵应当是“人科”，这倒与Humanities的精神相符，后者在文艺复兴时，被用于指代世俗社会中的活动及文化，与神学研究相对。

理科的“理”也有类似的问题。俗语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里的文与理其实是近义词。地理与地文在古文中内涵类似，只是现代文中地理用以翻译geography，地文用于代指physiography，才形成了差异。文与理在古文中并不构成一组对立，与“文”对立的是“质”（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或者“武”（文武双全），与理对立的是“欲”（存天理、灭人欲）。“理”也并不跟科学方法论所强调的实证主义有什么关联。

但语言是个积非成是的过程，历史学者不能简单地说某个现象或概念“错了”，而应该进一步追寻其何以如此。具体到“文科”与“理科”的翻译，其成因在于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虽然今人把“文科”视为“人文社科”的缩写，但“文科”同“人文”一样，古已有之。科举体系把考试分为文、武两榜，大众认知中皓首穷经的“科举”统称“文科”。有趣的是，在科举初期，唐代一度将“算学”纳入科举，即“文科”。而清末迫于时局，清廷推动科举改革，1887年重新加入算学，1898年开设包含政治、经济、科技、理工、军事、外交等内容的“经济特科”，这些包含了不少“理科”内容的考试，当时同样归于“文科”一类。因为科举“文科”的对立面，是“武科”而非自然科学。

“文科”一词之所以稀里糊涂地从一种学问的统称，退化为humanities的对译，其实正源于这种科举思维的惯性。1902年，清廷废除武科，三年后彻底废除科举，“文科”由此名存实亡。但由于思维惯性，科举强调写文章（并且也多少涉及如今人文社科中历史、政治、哲学这些领域），但大部分时间内与数学、物理这些典型的“理科”全然无关。于是命名者基于惯性把他们眼中的西洋新鲜玩意视为与文科对立的理科，把跟科举涵盖面类似的当成了“文科”。但此处的“文”，已经沾上了科举考试中皓首穷经，重背诵而轻分析的八股味道了。

如果咬文嚼字地说，当今所谓“文科”与“理科”，其实可统称为文科。毕竟科举传统的“文”是与骑马打仗的“武”相对，知识分子无论文理，本质都不是武夫。一个讽刺的例子是，随着科举的废除，中国的文章学传统逐渐丧失（高考考生缺乏积淀，其作品及影响不足以跟科举相比），“文章”一词的内涵在学界逐渐窄化为期刊论文。在发表论文的意义上，科研工作者显然也是“以文为生”。严格来说，大家都是“文科生”，只是作为对立面的“武科”被取消，所以译者基于思维惯性，把sciences当成“文科”的对立面。

“文科”与“理科”这组翻译的误导性

可能有人会想，就算翻译错了，又有什么关系。名称只要起到区分作用就行。这句话半对半错，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认为，语言中的所指（语言符号signifier）与能指（语言符号所指代的概念signified）之间的指涉关系只是偶然确立，没有必然关系。比如humanities这个词的发音和拼写跟其内涵无关。但这一论点如今也受到批评，比如索绪尔显然没有把中文这种表意文字考虑在内，更未涉及从拼音文字到表意文字的翻译过程中，选用不准确的翻译（signifier），会给其传达的信息（signified）带来怎样的误导。

以“文科”为例，把Humanities翻译成文科，极易望文生义地把“文科”想象成文献研究（textual analysis）。实际上不仅国内理科生这么蔑视文科，很多文科老师与学生也这般理解文科的。一个直接的恶果是，国内文科生天然地排斥量化、编程之类被贴上“理”的标签的东西。我也遇到几位国内文科的访问学者，常把“我们文科不那么强调逻辑”挂在嘴边。虽然他们只是自谦，但也能看出文科教育本身对于文科的偏见。

实际上，且不论文科生与理科生谁更有逻辑，至少文科研究比理科更需要缜密的“逻辑感”。原因很简单，理科的逻辑是显式的（explicit），一个方程算错了，等式没配平，算到最后一步自然出错（或者无法证明命题）。换言之，理科的数学形式本身就能帮助学者发现思维过程中的纰漏。文科的逻辑是隐式的（implicit），一段洋洋洒洒的话是否成立，史料之间能否形成有效的逻辑链，全凭自觉。美国的人文学科比较强调理论性，经常有一些反直观的论点。讨论课上，不时出现研究生以“原作所批判的观点”支持原作的滑稽场面，这显然是没有细读或误读了原作，后者似乎更可悲一点。

举两个具体的例子吧。大一的马哲课上，老师提到事物无限可分，有个学生表示反对“虽然我是文科生，但中学物理教材说原子是物质的最小单位……”这显然是“记忆”而非“理解”教材内容。教材说的是“原子是保留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单位”，就好比人也可以一分为二，但后者不能作为社会人而存在，所以“人体是保留社会人性质的最小单位”，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意义的不可分割。当然，“原子（atomos）”这个词的本意确实是“不可分割”，源于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世界由不可分割的最小单位组成）。但这并不是物理学意义下的原子。

如果说上一个例子可能是把哲学原子论与物理中的原子混淆，还情有可原；下一个例子则更让人无语，也更典型地体现出“文科轻逻辑”的偏见带来了怎样的恶果。在一节社会学课上，要读布尔迪尔的场域（field）理论。我发现场域和电磁学的场用的都是field这个单词，便有意地把电磁场的性质与布尔迪厄的分析相对照，发现颇为类似。在《为何阅卷组长成了小镇做题家》一文中，我分享了这一对比：

“场域”常见于社会学理论，如文学场域、政治场域等。对这个概念最常见的质疑是，场域和通常说的领域有什么区别？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视角的转换。当我们说领域时，强调的是领域中的行动者，如“电影领域的陈导李导 ”，这句话的主体是导演，电影只是他们工作的场所。但若要研究电影场域，那就不是研究电影人，而是针对一个抽象的电影圈子，研究它如何对具体的电影人施加影响，以及这个圈子自身的权力结构、流动性等特征。 这是因为场域借鉴自物理学的电场（二者原文都是 field）。布尔迪厄认为场域能对其中的行动者造成宏观上的影响，但行动者本身仍然具有一定的能动性（agency）；这对应了电场对微观上不规则运动的电子产生作用力，使其宏观上沿着电场方向产生电流。 此外，电场作为客观物质，其自身是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因此社会理论家提到场域，研究的也是场域的主体性，而非作为表演舞台的领域。

课上教授问起如何理解场域时，我也以此作答，随即招致一位国内文学博士的反对。本以为她有什么理论性的批评，没想到其理由竟是“我刚才翻了Introduction，没看到布尔迪厄说他参考了物理学。”看来我在分析场域与电场理论结构的相似性时，她一字没听，而是去前言里看作者的原话，仿佛这才是正确且唯一的研究方法。那一瞬间，我感觉她似乎在从事圣经研究。这个例子无疑体现了国内文科教育诉诸权威、而轻视分析的倾向。后来我在布尔迪厄其他著作中，看到他确实承认受到了电磁场的启发，不过对我来说，观察和分析场域与电场理论的相似性，远比考据布尔迪厄说没说一句话重要地多，后者是传记作家、文献学或版本学的事。

我现在算是“文科生”，所以对关于“文科”的偏见更有切肤之痛。但这种偏见是双向的，不仅文科生有着轻逻辑、重堆砌的倾向，理科生也因为对文科的这种刻板印象而远离了人文社科，并以“更讲逻辑的高等人士”自居。许多为文科辩护的文章大谈文科的深邃、批评性与人性关怀，却没有思考人们为何嘲弄而远离文科。“文科”与“理科”一词的流毒正是原因之一。

人科与物科：异质化与同质化的研究取向

那么Humanities与Sciences的对立，有没有比文科与物科更恰当的翻译？

我认为，译为“人科”与“物科”好一些。当然有人会问，文学是书面文字，为什么叫人科？医学研究人体，为什么要叫物科？这里的“人”与“物”是隐喻性的（metaphorical）。文学是研究“作为人的物”，医学是研究“作为物的人”。换言之，一门学问的重心是人、还是物，本质就是我们的侧重点，究竟是异质的、与人的心智、精神世界、社会实践相关的活动；还是同质的、自然世界中的物理规律，抑或人身上同质化的部分（比如作为生物体）。

关于异质与同质的区别，可以援引一位物理教授的观点。我问他，为什么物理学家不思考“电子是否有自由意志”之类的哲学命题，万一它们也会思考甚至发脾气呢？教授说，我不知道电子是否会思考，但至少在宏观层面，电子是否思考并不影响我们的观察，毕竟电子本身也做着无规则运动，只是因为各向同性而相互抵消。也就是说，不论电子是否“异质”，基于我们的研究兴趣，可以默认他们是同质的（特别微观的研究除外）。

自然科学大致也可以沿着这一思路加以分析。举凡量化研究，必定要对研究对象做同质化假设。中美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实验室做着科研，大家并不觉得美国的小白鼠，与中国的有什么本质差异（老鼠个体当然有差异，但在实验的意义上这个差异被忽略了 ）。不过在文科或者说“人科”研究中，个体的差异性不仅难以抹去，反而突出其异质性才是研究的意义所在。以人类学为例，之前提到人类学属于Social Sciences还是Humanities争议很大，原因就在于学者看待研究对象的视角不同。偏于叙事学的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学属于humanities，每一个故事都自有其深意；侧重量化（比如把人群依照种族、位置、收入划分）的则视之为Social Sciences。

在国内，我很少看到有人以“同质化”或“异质化”来区分文科与理科，更多地是以“需不需要数学”作为简单粗暴的标准。这当然会带来一些悲剧，比如国内文科生跨到了美国的“文科”专业，却被其中的量化折磨地苦不堪言。我有一个中文系的同学就申到了国关的硕士，结果痛苦地上了一整年统计课。她认为国际关系既然是政治学的分支，当然也是文科，怎么会有数学呢？我们姑且不论文科、理科的命名之争，研究国际关系，自然要面对海量的资料与数据，为什么不能运用统计知识及软件呢？这就是被“文科”的“文”误导了。如果我们把国际关系视为“人科”，那就不难理解了。相较于物理学中的电子，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显然是异质的，不同的国家、组织、跨国公司都有着各自的利益考量，不服从某种宏观的“物理定律”；但若和文学批评、艺术之类更突出个人特质的学科相比，国际关系的研究单位仍以机构组织为主，组织内部具有一定同质性，可以量化分析。无论如何，不能一刀切地认为“文科”就等价于跟数学或数字无关。

结语

其实人们之所以对“文科”与“理科”望文生义，还有一重原因，就是古文与现代文的隔阂。今人看到人文之文，已不会想到天文、水文、地文中的 “文者纹也”，而自然地将之与文化、文明相联系。类似地，由于“理”被用来翻译“rationality 理性”、“reasonable 合理”，也在语感上与“文”渐行渐远，而侧重逻辑思辨。我们似乎很容易就能接受“理科生”讲逻辑这一观点，却并未质疑它的逆否命题“文科生不讲逻辑”是否成立，而是下意识地默认。反之“理科生没文化”也是一样的望文生义。这或许是文理互相鄙视的根源，然而逻辑也好，文化也罢，本就无所谓文理。从这个意义上，晚清科举改革把人文社科、理工知识一同纳入“文科”，反而有着歪打正着的启示作用。

我提出“人科”与“物科”的分类，倒不是为了取代“文科”与“理科”。在翻译问题上，我始终持保守态度。唐玄奘曾提出“五种不翻”，其中就包含“顺古故不翻（顺应之前的译法，不另加翻译）。”文科与理科的提法，已有近百年历史，一朝颠覆，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但是倘若在思考“文科”与“理科”各自的侧重与价值时，引入“人科”与“物科”，或者说“异质化”与“同质化”的概念，很多问题或许不言自明。

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国内与国外文科教育的差距，恐怕远比理工科的差距大得多。这或许有点反直观，因为我们坐拥各种“国学大师”，理工科诺奖却寥寥可数。然而这种错觉源于学科性质不同：理工类的差距是显式的。有个段子说，“世上只有数学不会辜负你，因为数学不会就是不会。”理工类的定理证不出就是证不出，零件造不了就是造不了。因而面对美国的围堵，我们时常感到自己科技实力的差距。但人文类的差距却是隐式的，胡适所谓“敢开风气不为先”，虽是自谦，也是事实。五四之际，只要能把西方人文学问嫁接到中国，不论是否准确，至少也有一代大师的名号。理工类就难多了，因为他们本来就要跟全世界在同一套标准下竞争。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之前吐槽大会范志毅吐槽男篮，引发男篮反扑，骨子里觉得“你国足也配骂我？”其实很多人忽略了，篮球在世界范围内相当小众（中美比较热门所以让国人产生了错觉），国篮排名世界29，亚洲第4，最多就跟国足排名世界79，亚洲第9半斤八两。只是在篮球本就无人问津的亚洲闭门造车，所以感觉良好。文科同样如此，当人们把“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并立时，文科已经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即便不谈文学、哲学这些与语言高度相关的学科，只看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这些社科领域，相对于华人在理工类的成就，依然乏善可陈。

其中的原因既有教育的原因，也有美国与英语在知识生产层面的霸权原因，已非本文所能承载，最后就以我在一个群中的留言做结吧。这段话是回应一位群友认为“文科生至少在马哲等大学基础课比理科生强”的观点，也算点出了我认为“文科”教育落后的部分原因。

马哲这些“基础课”可以对标高数。有的文科不用学高数，或者只学高数c，但马哲也没有a、b、c，在高中准备比较多的文科生肯定有优势。但就研究而言，悲剧在于，高数还是那个高数，马哲却不见得是那个马哲。比如找一个理工科（数学、物理、统计）之类的硕博士，功底再差，高数基础概念微积分之类的总是完全掌握了；但人文社科的研究生，虽然理论上国内从高中就学马哲，还有大学四年，没读过原文或者误读的比比皆是。这当然也不怪学生，一方面是学科属性决定的：国内数学教材虽不如美国苏联，但副作用最多就是学得慢一点，启发性差一点；一个理工科学生不用读牛顿的原著也能学会牛顿三定律和微积分；文科就不一样了，很多人批判的马哲可能只是列宁主义，或者列宁主义都不算，不阅读整个系统的谱系，只能南辕北辙，但这恰好是高中教育没法承载的。如果把文科窄化成古诗词、训诂学、文献学这些与中文强相关的，那中国还是有优势的；但那样的文科就不足以与理科并列了，人文社科中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这些都离不开理论。但知识生产的上游不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