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運動反思:從社會運動和媒體識讀淺談馬來西亞華人為何不支持
回到馬來西亞的第一天,是香港示威者發起「黎明行動」,努力守住中大的那一天。而回到台灣的第一天,是示威者受困在理大的第二天。所以,待在家的那幾天,電視機不斷播放家裡長輩最常收看的電視台新聞,來自中天、香港傳統電視台。這些新聞裡的畫面是警察與示威者的激烈對峙 — — 警察開催淚彈、開藍色水炮車推進,而示威者以汽油彈、碎磚頭回擊。終於,原本有著不和家裡長輩談「香港」的默契被打破了。他開口,「太過分了!這些暴徒哪裡可以打進去學校裡面的?警察應該像六四一樣,幾槍給他開下去!」
從中大到理大事件,家中長輩氣憤「示威者連校園也不放過」,而我氣憤「警察連校園也不放過」。當看到示威者的家長齊聚為受困在理大內的示威者流淚打氣時,也引來落井下石的評論,「就是父母不會教。」或許,也因為那幾天警察和示威者的衝突持續升級,「開槍」、「六四」,就如此輕而易舉、毫無歷史包袱地脫口而出了。
在反送中運動中,「馬來西亞華人」親中的表態意外引起一定矚目,外界好奇為何經歷過政黨輪替、過去支持淨選盟運動,甚至是「體驗」過政府暴力鎮壓行為的人,居然會對港府和港警的暴力視若無睹?因此,可以怎麼回應,怎麼搭起彼此對話的橋樑,是我這幾個月來一直在思考的事。但橋樑可以怎麼搭,我依然沒有答案,且處於嘗試理解彼此的平行世界的階段中。
而且老實說,我並不知道瞭解這個「平行世界」是否真的有助於搭起橋樑。對我而言,這已不是支持警察還是示威者的問題,這關乎個人價值觀,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因此,我指的的「平行」已不僅僅是沒有交集,更是一個彼此認為彼此被洗腦、彼此認為彼此都站在正義的一方,彼此都認為彼此荒謬的世界。可否談,如何談,也不僅僅是丟出數據、丟出證據、丟出新聞報導佐證就可以談,因為彼此都不相信彼此,且認為對方接受訊息的管道有所偏頗。
當然,這個「平行世界」的產生背後有許多結構性的問題,小至一個人的信念、價值觀、成長經驗等,大至華人在馬來西亞的歷史脈絡和生活經驗、意識形態、公民社會等等。其中,也有很多作者已經就以「大中華主義」、「紅色滲透」等角度寫出深入的分析文章。因此在這一篇文章裡,我將從我想要理解且比較熟悉的兩點切入,分別是「社會運動」以及「媒體素養」,並結合我個人的生長經驗和所觀察的一些現象,試著淺談馬來西亞華人為何不支持反送中運動。
我們從何認識「社會運動」?
「無論如何,我覺得暴力就是不對。」
「示威就示威,為什麼要麻煩到別人?」
「破壞公物、燒地鐵不對的,人家要上班,要生活的!」
「政府都已經撤回逃犯修例了,還想要怎樣?」
「你如果不出來示威,警察為什麼還會要開催淚彈?」
這是我在反送中運動中,最常看到馬來西亞華人對示威者的批評。但在下評論之前,可以試著反思的是:馬來西亞的教育和生活經驗裡,真的有讓我們認識,甚至瞭解什麼是「社會運動」嗎?如果有的話,我們又是透過什麼管道認識呢?
在端傳媒的文章《吉漢:暴力抗爭先天有道德包袱嗎?》中,作者指出了重要的一點:「從現代社會運動誕生那天起,暴力抗爭就流淌在其血液當中,暴力是社會運動的天然組成部分,也一直延續至今。從根本上說,抗議示威活動的核心意義本就在於,通過對日常生活秩序造成衝擊和擾亂,來達到表達某種訴求、彰顯示威者力量、吸引大眾關注、迫使特定群體作出回應的目的。」
正如作者所說的,其實從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從爭取普選權的英國婦女、爭取勞動權益的美國礦工等,都曾經使用過暴力手段。而也正是在這些所謂「暴力」的社會運動,且無數人為此奮戰和犧牲之下,越來越多國家政權才開始承認「示威抗議」是公民的「合法權利」。換句話說,若回看過去社會運動的歷史,「暴力」作為一種策略性的抗爭手段,是社會運動的重要組成。尤其,走上街頭抗議的示威者大多是社會結構裡的弱勢與邊緣群體,面對眼前這麼一個龐大、有政治權力和話語權力的國家機器 ,暴力其實是示威者手中「僅有的最後武器」。
然而,這不代表我就鼓勵和同意在抗議示威活動中的任何暴力行為,尤其這涉及很多層面的考量,包括示威活動發生的背景為何、暴力是否會騎劫這場運動、暴力可以被接受的底線又在哪裡等等。但透過稍稍認識這些社會運動的歷史,有助我一定理解剛到台灣時對太陽花學運的疑惑,因為當時的我也認為「示威不用這麼激烈啦,暴力沒有用的!」
所以現在的我也好奇:我當時為什麼會這麼想呢?
首先,這逃脫不了馬來西亞大環境下的威權統治和意識形態。在長達半世紀的威權統治下,我們形成了對政治領袖的依賴,進而限縮了自身對參與政治的想像,彷彿參與政治的方式只剩下選舉和投票;而國家的進步與發展,也只能依靠這一些政治領袖帶領我們前進,公民個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這種帶有父權式的威權文化,也讓我們習慣於服從,就像我聽到長輩在形容反送中運動時,這麼告訴我:「難道你跟你爸爸媽媽討東西不成(指香港示威者的五大訴求),就打你爸爸媽媽(政府、警察)嗎?」在他的認知裡,國家就有如不會犯錯的父母,而身為孩子的公民,則是要服從並聽從「父母」的話。若父母不答應,孩子的反抗也要「適可而止」。
在這之外,還有馬來西亞對「發展主義」相對有限度的認知,認為所謂的「發展」常常是政策上和建設上的,例如要在什麼時候蓋完哪一座捷運、高速公路或是摩天大樓等等。這是一個國家乃至社會的意識形態,而在這樣扁平化的認知裡,公民的角色與參與對於國家的建設與發展幾乎是被忽視的。
而身處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我認為還有兩點原因,其一是馬來西亞缺乏「公民教育」。作為一個馬來西亞公民,我過去在小學和中學的教育體制裡並沒有接受到任何「公民教育」,只有「道德教育」。在這樣的情況下,先不論我是否熟悉馬來西亞政治體制的運作,我連身為一個公民有什麼權利、責任和義務也不一定清楚知道,也不曾思考過國家、社會和公民之間的關係,或是有探討民主、自由等議題的大環境。這樣的情況到了大學也不一定有顯著改善,馬來西亞開設社會系、哲學系等人文科系的大學也不多,讓擁有這方面訓練的人才更為稀缺,大學校園內對公共議題的討論也不如 60、70 年代時如此多元與有活力。即便踏出社會後,我們也相對缺乏對公共議題的討論平台與空間,很多相關討論有時也會因為語言的隔閡而難以進行。
因此,先不論社會菁英、政治人物或社運份子等,這將導致的結果是一般的「我們」在龐大的國家機器和複雜的政治制度面前是「沒有意識」的,政治之於我們常常是遙遠且無法觸碰的。這份「無意識」是我們根本沒有意識到政治對我們的影響,甚至也不一定意識到自己的權利受到侵犯。尤其,當受侵犯者是社會結構裡的弱勢與邊緣群體時,他們對此也不一定有想法、資本、策略,甚至是語言去與之抗衡,更不論組織一場社會運動,走上街頭。
其二,這牽涉了被打壓的馬來西亞學生運動和公民運動歷史,而這些珍貴的「社會運動」歷史,在我所接受的教育體系裡是不存在的。在這,我試著從 60 年代開始說起。以學生運動為例,與其他國家一樣,當時馬來西亞歷史最悠久、最著名的大學 — — 馬來亞大學(馬大)是學潮的發源地。那時的校園除了設有屬於學生的演說者角落(speaker corner),很多大學生也站出來,多次走上街頭為邊緣群體發聲,例如農民的貧困問題以及土地耕種等問題。根據《轉變中的馬來西亞》一書,當時學運的最高潮是馬大學生在全國巡迴舉辦 13 場群眾大會,宣揚民主人權、還政於民、和改善民生等觀點,但最後卻被政府擊出《1971年大專法令》,打壓學術自由、校園自主以及學生自治,甚至動用內安法令大規模拘捕學生,最終成功讓學運噤聲。儘管教育部宣稱將在 2020 年廢除大專法令,並以新法取代,但具體的新法為何目前仍未公布。
另一方面,當時的公民社會運動其實亦具備相當活力,關心的議題多元包含環保議題和人權議題等。但不幸的是,這後來也受到時任首相馬哈迪發動「茅草行動」的影響,大規模逮捕環境保護、婦女、宗教、人權組織等領袖,最終社運也不得不黯然落幕。被強烈打壓的結果是,這份陰影仍籠罩在公民社會裡,公民普遍認為自身參與政治的行為並無法影響國家,甚至還要為此付出代價。於是,我最常聽到長輩告訴我「你要知道,雞蛋無法與高牆對抗」,以及「有時候不要多管閒事」。雖然在接下來的20年間也有「烈火莫熄」(Reformasi)和「淨選盟」(Bersih)運動,但兩者幾乎都因為擺脫不了政黨色彩(例如政黨的資助、資源和動員等),且後者因淨選盟主席瑪麗亞陳參政而陷入低潮。
由上,在整體威權的大環境下,不論從學校到社會,我們都較缺乏一個認識、瞭解以及參與公共事務的環境,進而我們也難以透過公共參與去發展對體制的反思能力和關懷能力。簡單來說,教育體制和整體大環境並沒有讓我們「學會關心」,久而久之,我們就會視之為理所當然,甚至是無感的。而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認識」社會運動的管道不來自公民與社會,常常是來自政治領袖,媒體以及網路,但這樣的認識管道和方式很有可能是非常單一、扁平化,甚至是去脈絡化的。也因此,對於理解香港示威者的抗爭方式、對民主和自由的追求,我們也不一定能盡然理解,也相對更容易被餵養資訊。
我們具有「媒體識讀」的能力嗎?
「這些孩子,從一開始被人煽動爆乱,帶的口罩是被做了手腳的:有興奮剤和神經麻醉剤。所以爆發起來很 high. 現正过了四個月了,有心人由一開始用金錢淳淳善诱,現在已不再需要金錢了。香港驟然間多出了成千上萬的毒品癮君子,沒有毒品已不能過日子了。借用李嘉城的黃台之瓜,不用摘,半途已經凋零了。現在上癮者只需毒品供應就可控制了。多可恨呀,多狠的手段啊……中國人,歷史不能再重演了,二次鴉片戰爭,是中華民族的國恥,不要忘了。中華人民在全球各地現正站起來了,不能不能再度被人左右。起來,起來,站起來,打败敵人,这次不能手軟,心慈總被人欺!
The face mask 😷 used by HK young rioters have been sprayed or soaked dried with drugs and nerve agitated drugs. In the beginning the ‘enemy’ used cash as inducement for riot. Now after four month or so, they Organiser save monies now. HK suddenly flooded with young drug addicts cane from no way! Now the addicts need to carry out missions to destroy in order to get the drug supplies. You see how dirt is this! We should prevent history from repeating, remembered China went through twice opium war with the West? The HK young rioters is liken the opium war used by the west to destroy China!」
這樣中、英文都具備的「訊息」,是我從家中長輩的手機群組裡截圖下來的。這樣的「假訊息」,沒有附上來源、日期、作者,根本無從查證,但幾個月下來,我相信應該也有好幾百條類似這樣的假新聞流傳在長輩群組裡,還有「警察被咬斷手指」、「理大示威者染上毒品,毒癮發作發冷」、「香港海關捕獲 157 萬粒毒品準備給暴徒和學生吃,ISIS恐怖份子都食。」而除了毒品一說,當然還有外國勢力的干預,如我的長輩如此質問我:「為什麼香港(回歸)好好的這二十年都好好的沒問題,因為他們(外國勢力)已經醞釀很久了。英國撤出香港後,(外國勢力)就醞釀這班人馬(示威者),所以 20 年後,這班人就是英國美國所訓練出來的年輕人,洗腦過的。」
在資訊量爆炸且真假難辯的時代,媒體識讀的能力是重要而且刻不容緩的。當然,這不是馬來西亞獨有的現象,是我們身處在這個時代裡必然要面對與解決的問題。但據我所瞭解,對年輕一代來說,馬來西亞的教育體制裡並沒有納入對「媒體識讀」的培養與訓練,而年長一輩也較缺乏相關知識。我們習慣、理所當然地接收網路媒體的新聞、報章上的新聞、群組裡的訊息,但卻沒有深刻意識到這些新聞與訊息會如何影響自己的判斷。我們不習慣查證,所以往往只是一張附上幾句說明的照片或短片,甚至沒有提供任何可以查證的作者、日期和內容,就已經是「有圖為證」和「確鑿的證據」,幾個月下來不斷接受這些資訊的結果,便是我們不假思索地相信了。
資訊接收一段的閱聽眾有自身的責任,但資訊傳播的另一端,處理新聞的媒體和新聞工作者更要負上責任。這邊先不論是否真的有「紅色滲透」,但作為一名稱職且受過專業訓練的媒體工作者,要服務的是整個社會。雖然媒體都有立場,但這不代表在新聞處理和撰寫上,可以直接對轉載的內容不作查證、照單全收,甚至在貼文的撰寫上使用強烈、煽動性的字眼,如部分馬來西亞中文媒體寫出「香港恐怖份子滿街跑」、「港暴徒向汽車丟汽油彈」。這些用詞與新聞報導根本無助於傳播事實,只會加深對立。
其中一位在馬來西亞中文媒體裡工作的朋友就告訴我:「如果是和理非,那麼我們撰寫的用詞就會是示威者;但如果行為有牽涉到破壞公物、燒地鐵,那用詞就是暴徒。」但同樣的標準,這個中文媒體卻沒有將之套用在「警察」身上,就像他們不會在撰寫上使用「黑警」一詞。
這除了是雙重標準,且在一開始就已經預設了立場:「警察一定是對的,他們的暴力行為都是執法所需。就算執法過度,也是示威者造成的。」
而在一則新聞報導的整理上,常常也是去脈絡化的,只呈現單一的事件,不談整體結構性問題。例如:呈現了所謂暴徒破壞地鐵和公物,卻鮮少提到「為何」破壞地鐵和公物、 721 元朗事件和 831 太子站事件等疑點和來龍去脈;呈現了香港人說要「報仇」,但幾乎沒有提到口號為何會從一開始的「香港人加油」變成「香港人反抗」,到最後演變成「香港人報仇」,也鮮少談疑點重重的陳彥霖「自殺」事件和周梓樂墜樓事件;呈現了暴徒與廢青的暴力行為,但卻不提整個香港社會法治的失效失能、警察的暴力、甚至是制度的暴力。
於是,如果將之全部綜合起來,從群組裡的假訊息到新聞媒體上的一則則煽動性、去脈絡化的報導,閱聽人最終對反送中運動接收到的資訊很大可能就會是:這一群被外國勢力洗腦、吸毒的香港暴徒和廢青,只會造成破壞、為了暴力而暴力,只為了擾亂香港秩序。
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呈上所說,是要服務整個社會的。然而,這不代表是要美化示威者的行為。引用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身兼獨立記者譚蕙芸在接受《報導者》採訪時的話,「但我希望人們知道,我們不是來宣傳這些運動的,我們不是你們(示威者)的文宣。例如我知道有示威者扔汽油彈,還是要直接寫出來,不能說沒有發生。我們做好的記者,是要為整個社會服務的。整個社會的意思是包括同情運動跟不同情運動的警察、市民、官員等等的人。」所以,在面對越發失序的情況時,越要報導事實,越要注重脈絡,這是身為媒體和新聞工作者的專業與操守。
而作為一名閱聽眾,我們也有可以做的事。那就是在接收每一則報導和訊息前,都一定要保持警覺且提醒自己不要全然相信。在真假難辯的時代,至少也要為自己吸收的資訊努力做好把關,不那麼容易成為假訊息、假新聞的傳播者,澄清從來都比散播謠言還難。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之前曾製作了「如何辨別假訊息」的圖片,分別有八個參考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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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開始所說的,透過回看我、我們、馬來西亞華人的生長和生活經驗,我希望(雖然並不確定)這有助於開啟異溫層的對話;此外也必須再強調一次,馬來西亞華人(當然,並非所有)不支持反送中的原因不僅僅只有我提到的上述兩點,還有很多複雜的結構性因素。因此以上也只是非常粗淺的觀察和分析,但希望是個瞭解的開始,稍稍做到拋磚引玉的效果。
最後,想引用亨利‧梭羅在《公民不服從》裡提到的:
「如果不義是政府這部機器的部分必要摩擦,就別理它,別理它吧……如果不義有了專屬的彈簧、或滑輪、或一條繩索、或曲柄,也許你會想想,對惡的補救會否不比惡來得糟;不過如果其性質使你對他人來說必然會成為不義的走卒,那麼我說,違反律法吧。讓你的生命成為反制的摩擦力而讓機器停下來。我必須做的是,確保自身無論如何都別為我所譴責的過錯增添一臂之力。」
從夏天到冬天,香港公民社會在這場反送中運動中展現對自由、對民主強烈的追求。這一些走上街頭的示威者,無論老少,都努力透過自己的力量表達對體制的不滿與反抗。邁入 2020 年,一切或許才正要開始,香港加油。
我把我之前看過且受益良多的文章連結放上來供大家參考,希望提供更全面的理解:
(1)淨選盟十年回顧(上):首次黃潮集會始於2007,那是馬來西亞風起雲湧的一年
(2)淨選盟十年回顧(下):經歷催淚彈和水砲的熱情,遇上 「嘉年華」化的瓶頸
(3)未竟之志:在恐懼文化的籠罩下,馬來西亞青年行動者這樣找出路(上)(4)未竟之志:在恐懼文化的籠罩下,馬來西亞青年行動者這樣找出路(下)(5)是紅色滲透還是血濃於水?淺談馬來西亞華人的「中華膠」現象
(6)香港反送中引發的省思與調查:參加馬來西亞淨選盟的人是怎樣的一群「平凡人」?
(7)怨氣沖天只為中華?
(8)解析大中華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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