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黨國」：反思戰後政權治理與運作的問題和方法-戰後規劃史座談會後回應(20151222)

前情提要:

2015年底受邀兩次演講交流,一次是11月到北京亞際書院與孫歌老師及中國社科院的一群師友對談,另一次是12月受傳凱邀請到台大社會系講述省府都計資料庫及個人碩班階段的一些研究經驗觀察,兩次演講的會後對談都非常精彩,那個對話的空間讓自己把很多之前沒能說出口的思考和一些觀察,有機會談談並有了些進展,因此就想把這兩次對談的一些主要論題再做整理. 第一部分先整理出來的是台大社會系會後座談的部分,第二部分主要是談台灣戰後土地與都市政策的政治論述,制度邏輯和實作經驗,以及提出對於戰後城鄉發展與土地制度架構的不同視野(相對於支配性論述的框架和評斷),並在這視野下重看台灣戰後的城鄉與政社發展,提出不同的研究議程和想像,這部分初稿完成後也會貼上來供大家參考.

「弱中央、強地方」的重新提問

我認為這個提問應該要放在一個中國近代史和台灣戰後發展連續性的歷史視野下來看，我會這樣說有幾個原因，首先是國民黨政權在台灣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被視為一個威權獨裁且有強大控制影響力的政權（至今台灣社會裡的支配性論述仍以此為主要成分），但我們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會發現他們即使是在中國時期，很長一段時間也高度囿限於中央－地方的軍、政、經關係和治理的權力競合衝突裡，實際上不論是在政務派任或是官僚系統的範疇裡，都很難被視為一個由上到下、如臂使指，有強大控制與治理能力的黨國政權，這部分目前在中國、日本研究民國史和國民黨的學者，以及在台灣的近代史和黨史系統的學者已有相當的研究成果可做參照。我認為這是我們在談論這個政權性質及其治理形式時應具備的一個歷史視野和框架前提。

其次在這個前提下，我要進一步指出的是為何在台灣戰後發展的情況裡，我會提出所謂的「弱中央、強地方」的假定，這有一些屬於台灣當時特殊的歷史機遇和政治權力結構條件，其中一項或許可以稱作是「殖民遺產」，也就是日本殖民統治底下的總督府體制所具有的特殊權力，一定意義上被長官公署縱向的繼承，這其實是和當時國民黨政權在大陸上其他多數省分的狀況不大相同的，這也是當時戰後初期的臺省政治菁英所感到不滿而抵抗的重要面向，也是至今戰後台灣史相關研究裡常常指出的一個層面（有意思的內在矛盾是，多數台派論述在論及戰後初期狀態時，多會以此抨擊國民黨政權下的長官公署和省政府體制掌握過大權力，在論及戰後發展時省府角色時，卻又認為省並不重要，而對此缺乏分析研究）。

然後我們進一步來看1945－1949年這個戰後接收階段的重要性，既有研究可能對於這段期間國民黨政權與陳儀、魏道明長官公署（省政府）接收與治理台灣的評價多是負面和充滿惡評的，但從「弱中央、強地方」的這個提問出發，我必須強調這個戰後接收階段的重要性，也就是當時國民政府基於某種必須要快速接收、重建復員與政經動員的目的（當然我認為應該也包含某種國族主義的競爭動力催使），促使當時確實有一批各領域的中高階技術官僚來到台灣，透過長官公署這個系統，重新組建省一級機構對於戰後台灣的治理與掌握，並為了要維繫組織能力與進行戰後復員工作，陸續從大陸調派與組訓相關領域技術與工程人員來台支援常駐，也就是這個接收階段，一定意義上組建了省一級機構的完整性和重要性，並且省一級的主管機關人員與主事者，其實也透過這四年多接收階段的調查掌握和實地治理經驗，相對於後來在1949、1950年前後才陸續迫遷來台灣的中央層級各部會機關單位，對於戰後台灣發展的掌握，有更好的基礎治理能力和人際網絡關係。

最後我們來談談1949、1950年之間中央政府部會遷台的狀況，國民政府，特別是指行政院部會部分來台後，確實是有一波一般性的裁併和事權整編的過程，這當然與組織員額、管轄事權、經費資源與來台人員等各種客觀因素有關（以及不可避免的在黨組織裡和各種派系政治的因素考量），但我特別要指出的是特定中央部會裁併及其管轄事權的高度弱化這個問題，也就是其實有一部分的中央部會的組織人員及其重要的主事者是沒有跟隨國民政府來到台灣，而留在中國，轉往香港，或逃到歐美日各國，甚或是有組織性的投奔共產黨，不論是人員逃竄或投奔共產中國，這類相關的機構後來許多事權遭到弱化、隨後逐步裁併而消失（然而目前具體的經驗研究和故事是相當缺乏的，比較明確的是資源委員會這個脈絡，之所以提及這個因素，在這邊比較是作為一個重要原因和歷史脈絡的提醒；另外一個有意思的研究方向會是，那麼相當龐大的一群民國時期的技術官僚和知識分子留在共產中國後的狀況，以及他們對於共產中國在戰後各項層面發展的影響）。

在我自己的研究主題裡，像是在大陸時期成立的內政部營建司，當時許多重要的建築與都市計畫主管人員與學者就並未隨國民政府來到台灣，而營建司在戰後初期的部會整併裡也隨即被裁撤，相關事權回歸到原先地政司下的一科辦理，然而當時的地政司或是地政司下一科的組織能力和人力資源完全無法掌握負擔全國（其實主要指的是台灣省）的都市計畫與土地行政與政策規劃的治理工作，而分別是由省政府的民政廳地政局和建設廳公共工程局實際負責相關工作，而這個基本權責不符的權力與組織架構竟然一直延續到1970年代之後，中央部會的地政與規劃部門開始成立組織、提高層級、擴編人事、強化事權之後，這個不對稱的結構才慢慢有了平衡調整，這個行政與治理的權力中樞才慢慢進行轉移。（但實際上轉移的非常的慢，以規劃與土地部門為例，一直到1990年代，省政府的住都局的組織規模和人員編制都還是相當龐大，並具有相當強的實際影響力）

以上是我從一個中國近代史和戰後台灣發展的歷史視野，以及特別把「殖民遺產」、「戰後接收」與「國府迫遷」這三個歷史階段點出來的意義，這也是為什麼我會指出過去支配性論述對於國民黨的黨國政權在戰後台灣發展過程裡，所謂「強中央、弱地方」的分析框架需要重新被質問、檢驗與研究，而到目前為止，我認為「弱中央、強地方」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機遇和政治權力格局的基本架構裡（特別是指向內部的政經治理相關面向），會是一個比較普遍性的常態狀況，但具體而言這些不同部門技術官僚領域的專業系統，在中央－省－地方三級的日常行政與治理權責的實際運作邏輯和實踐為何？黨政系統、本省政治菁英和國際援助介入影響的角色與效果如何？各系統在什麼樣不同的歷史階段開始進行權力結構的重組與轉移？以及如何透過對於這些不同技術官僚系統日常行政與治理權力的重新研究，去重新理解與掌握國民黨政權在台灣戰後的治理模式和效果？

上述這些問題，我自己目前沒有明確的答案，而是需要不同研究領域和主題的研究者投入，透過各種歷史與經驗研究的摸索，我們才有可能慢慢重新去掌握這些面向的狀況。

「省」在何種意義上被視為地方？

這個問題其實有種語意和歷史情境上的吊詭，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假定1949年國民黨政權沒有被共產黨打敗迫遷來台灣，使得中央政府與省政府所管轄的領土範圍與各項事權高度重疊的話，而是仍在一個大中國架構下來談國民政府與台灣省的關係，在這個反歷史假設的前提下，雖然組織架構上可能還是三級制（中央－省－縣市，或是再多一級鄉鎮），但在那個情境下我們談到中央和地方關係緊張或事權有衝突競爭時，所指的「地方」通常會是在省一級，省被視為地方是很自然的，而非是落到縣市一級（例如像是前一段提到中國、日本與台灣學者對於近代中國，特別是國民黨中國時期的中央地方關係研究做為參照），也就是這個發問其實是有屬於台灣戰後發展的歷史情境的脈絡下出現的發問，（例如可以參考我碩論裡引用吳國楨在回憶錄裡的一段非常經典的觀察[1]），「省」如果如同我前一段所言在戰後具有極其結構不對稱、名實不相符的行政資源與治理權力的話，他在何種意義上能被稱作為是「地方」？

如同我在碩論裡對於支配性論述的批評，他們因為有一套三位一體的認識架構強國家/中央/外省－弱社會/地方/本省的二元切分的政權化論述，在這樣的政權化論述及後續在這個架構下的經驗和歷史研究，往往就會很輕易地的在研究戰後歷史發展的過程裡，不去（不認為需要或不該，不需要和不該是兩種不同主觀目的的驅使）處理社會/地方（特別是省、縣市層級），以及本省菁英的角色和影響，而是把這段歷史的功過主要歸因到國民黨政權的本質及其治理形式上，其中特別又是把「過」歸因到國民黨政權（例如解嚴後的社會力將萬惡國民黨視為共同假想敵，或是新一波的政治動員口號：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其實一定程度都預設了台灣發展和體制上之惡源流於黨國體制，而打倒這黨國體制後，台灣和台灣人就被解放出來了），而「功」的部分因為不肯正面承認國民黨政權也曾扮演某些積極角色和具體影響，很多時候都是被放到國際政經環境與美援因素（包含物質、人員和制度等多層面）的影響去談。

但實際上我認真地說，即便是在支配性論述架構下的那個被認為是「萬惡的國民黨政權」和所謂的黨國體制，究竟他在戰後的黨組織是怎樣改造發展，如何透過「黨」來治國（在中央層級如何影響和操控行政、立法、司法系統），甚或是實際上在地方上的侍從體制如何被建構和具體運作，我都不認為我們已經有好的足夠的經驗與歷史研究可以去談這件事情（我這個質問同時是指向支配性論述陣營、親國民黨的知識陣營和不隸屬於上述兩方的批判左翼陣營的大部分學者），那就更別提在支配性論述裡基本上避談、不正面處理的社會/地方/本省的角色和影響了。

換言之對於台灣戰後發展過程裡，實際上這三組重要行動者元素的複雜運作的動態圖像，以及與外在國際環境，特別是美、中、日等地緣政經上三個重要國家的互動影響，我覺得基本上還是相當模糊不清的。因此在當前支配性論述的認識框架和研究範疇裡，我所提到台灣戰後中央和省長期不對稱、名不符實的組織權力架構並沒有被正視，而連帶的本省政治菁英從戰後以來長期在省一級的小內閣和議會的重要能動性和關鍵影響力也被漠視不處理，也就是在這組二元對立的認識框架下，省很明確的是被擺置到「地方」的位階上來看，一定程度其實是台灣的知識社群漠視和低估了他的重要性和實際影響，而非他未曾真正發生過影響。

這論述框架其實是可以和後來國民黨政權自己後來所說的「催台青」路線相配合的，也就是指稱國民黨政權在1970年代之後開始在中央部會和省主席層級才開始晉用台籍政治菁英，讓被挑選/培養的台籍菁英開始進入中央層級的政治決策權力結構裡，我認為這個說法有幾個問題存在，第一個問題，自然是沒有注意到早期中央－省的不對稱權力結構，而誤以為一直要到1970年代之後，台籍菁英才得以透過進入中央部會擔任政務官，始得以參與中央重要政經決策，但其實台籍菁英早在戰後初期就開始透過省縣級的行政與立法職權（包括廳處長、縣市長、議員等），高度參與和影響內政決策和地方事務；其次則是這些被挑選/培養的台籍菁英並不是橫空出世的，他們之所以可進軍中央，正是來自於從戰後初期到1970年代前後這段時間，在省縣層級占據重要政治位置具有實質影響，並和國民黨政權的治理形成協力關係，成為體制內的協力者/抵抗者，而被挑選/培養的；最後說是這批台籍菁英是在1970年代進入中央層級後才開始參與決策影響，其實如果我們從權力結構轉移調整的視角來看，他們忽視了國民黨政權在1970年代之後開始進行中央－省之間在各種面向權力結構的調整和轉型，這批人其實很大一部分是隨著這個結構轉型，因著之前在省一級相關廳處或是縣市首長的政治權力和實際治理的歷練和位置，而被拔擢到中央層級的相關部會單位去接手移交的政治權力。

也就是說在支配性論述的認識框架下來看，省長期以來都只能是「地方」，台籍菁英從戰後初期開始在省府佔據各項重要廳處長的戰略位置這件事情沒有被重視與處理，台籍菁英如何透過掌握省議會的系統橫向聯合省府廳處，向下聯合地方縣市議會結盟，向上對中央政府部會和立法院施加壓力產生決策上的影響，成為國民黨政權的一部份，成為國民黨政權治理台灣的協力者，這個在當時很關鍵的政治動員與結盟的動態過程，以及政治權力結構的分配機制與協助圖像其實並沒有受到重視與研究。

雖然說剛提到從1970年代開始，中央－省之間各層面的權力結構開始進行調整，但我認為這個戰後不對稱權力結構遺緒的影響其實一直延續到1990年代中期，然後在宋楚瑜當選第一屆也是最後一屆的民選省長時達到最後一波高峰，而又以透過民選形式產生省長的龐大政治基礎和社會能量，將中央（這裡就特別指的是當時的總統和行政院，所謂的葉爾辛效應，以及李宋連三人的權力三角關係）和省的政治和治權競合緊張關係，拉高到另一個高張力和檯面化的高峰，最後以李登輝透過政治結盟和交換進行精/凍省的方式嘎然而止的結束這戰後五十年左右的不對稱權力結構關係和架構。

（一定意義上，我認為宋楚瑜在1990年代中期的崛起當然有各種層面因素，特別是他個人在國民黨接班梯隊裡優異的個人能力和經歷，但他能夠很敏銳的透過民選省長這個政治形式/形勢，整個強力催動與掌握省一級的政治與治理權力，我覺得是一個重要有歷史脈絡的政治基礎；其次是省一級在戰後從來不是虛位，或是僅隸屬於聽從於中央部會的下屬派出機關，因為它長期以來在戰後治理的方方面面就具有實質的治理權力和戰略位置，所以不論是從戰後以來中央和省之間各項權力不對稱所引起的爭論與後續移轉機制的歷史研究，或是比較近的對於精/凍省後長期以來各方面政治治理的後續影響，以及把省拿掉之後中央－地方（直轄市與縣市）的治理架構與權力和資源分配機制，我覺得在台灣政治、社會、法律與公共行政學界一直是沒有人認真去研究處理的，但這些其實都是很重要且很好的研究課題）

重啟對國民黨政權性質及其戰後治理的研究與認識

我同意傳凱在座談時提的，其實不論是台派的支配性論述或是現在被戲稱為「左統派」比較習慣談的雙戰結構，其實有一個潛在的共同預設，就是比較強勢而有權力的黨國政權與中央政府，然後同樣對於地方社會關照不足，或認為地方社會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是被高度壓抑的，因而不須關照和分析解釋。不過我覺得兩者雖有一些共同的預設，但中間還是有些細微的差異，從而指向對於台灣戰後發展與國民黨政權有不同的認識圖像，例如台派會比較著重在鎮壓綏靖這個面向，但這個指向會是比較全面/稱性的，階級因素、左派和共黨等等也是被考量的部分，但更大一部份是以省籍與國族的界線和框架所壟罩統合，然後會特別去強調其軍、警、特這些部門的技術官僚系統，所展現對於本地社會和人民整體性的統治、鎮壓、監控、暴力與恐怖特質（當然也包括前面所提的一套三個層面二元對立架構下對於本地社會和本省菁英鎮壓與排除的邏輯同時運作）；

雙戰結構也不可避免地的得談到鎮壓綏靖這部分，但特別著重的會是談左派和階級這個路線被消滅的部分，例如他們常會說這個社會至此之後失去了左眼，身心失調，不平衡發展之類的，缺乏某種視角的關照和反省等等，不過他們對於其他層面的台籍菁英和本地社會這部分的分析卻也是高度缺乏和忽視的，這部分一定意義上雖沒有明說，但我認為他們在早期其實也是接納，或是無力抗拒台派論述的支配性架構的說法而被含括進去的（這我覺得是這派論述越來越無影響力的一個重要原因，有機會可以在深談）。比較不同而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一個支線（說是支線，其實主要也就是瞿一個人，晚近值得注意的還有張國暉）嘗試正面的去處理了國府官方論述裡關於財經與科技官僚系統在國府戰後治理的角色與貢獻，這部分也比較多的能和國際學界關於發展型國家理論和國民黨中國的相關研究進行接合和對話。

從我個人的訪談和研究經驗（規劃與土地部門），以及前面所提的「弱中央、強地方」的假定出發，我其實比較傾向與同意傳凱所提的，就是國民黨政權在戰後治理有一套複雜的邏輯與規則，並非是簡化的綏靖鎮壓或是權利交換兩套邏輯手段交互運用而已，這涉及一個比較大的治理邏輯、規則和形式如何掌握，比較簡化的來說，也就是在什麼樣的遊戲規則外必須嚴厲處置，而在規則內怎樣有另外幾套競合和折衝妥協的邏輯實際上在運作。因此我認為我們對於國民黨政權的性質、治理運作的邏輯和規則，及其與本地菁英和社會折衝妥協和協力運作的高度複雜性和過程的掌握其實相當有限。

不諱言的是，這個掌握有限，很大一部分的根本問題，我認為是囿限於政治與知識立場，而在這個立場先行的限制情況下，在1980、1990年代階段台灣社會科學界一些重要的關於台灣戰後與國民黨政權相關研究的典範論著，則產生了對於民主轉型階段之後在知識和政治論述上的定錨效果，逐步建立了這個支配性論述的認識分析框架（比較刺耳的說，一定定義上這個雙戰結構的知識社群自詡作為批判左翼，但我認為在歷史的和現實上來看，他們其實反而可能是成為了支配性論述的側翼輔助而存在，這部分有機會也可以在深談）。

然後回到上述所談的支配性論述框架的知識和政治議程下，以國民黨政權的軍、警、特這些部門系統在台灣戰後的暴力鎮壓和監控調查的脈絡，透過一系列重要政治和運動事件的研究書寫（從二二八事件、地下左翼、白色恐怖、黨外鎮壓、獨派運動及後來的民進黨崛起等等），就成為了支配性論述及其陣營對於戰後台灣發展與國民黨政權性質研究認識的主要內涵；可悲的是，國民黨政權自身在這塊戰後發展的歷史詮釋和研究是相當薄弱和空洞的，不論是相對應於支配性論述所強調的政治暴力和監控鎮壓這個主軸，或是其他方方面面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治理層面，勉強稍微比較有個模糊的軸線，是透過對於一批經濟與財經官僚的清廉自持、積極任事的形象和能力塑造，配合台灣在1960~1980年代的經濟政策與發展成績，對於國民政府在戰後經濟與科技治理這塊有些淺薄的政治論述積累，但我認為這都還說不上是這個國民黨政權有意識的、有計畫性地進行知識上的研究設定和政治上的論述打造，現實上比較發揮效果的，我覺得還是這一批很廣泛的財經、科技技術官僚在民主化階段前後比較自主性有意識地透過各種回憶錄和訪談去留下某些紀錄，透過自己零星的說些話，形成某種社會氛圍支撐一個微弱的論述說法（而這個論述也逐步在後來的實踐中失去效力，這涉及的是另一個大問題，民主化前後國民黨組織和政府官僚組織的新舊傳承與破壞，其中李登輝時期和他個人的政治布局是最為重要的分析關鍵，這部分也是另外一個重要但乏人問津的課題，有機會也可以在深談）。

然而像我在會後問答時所提的，我認為要對於國民黨政權戰後治理的複雜性及其邏輯與形式重新進行研究和認識掌握，我們不可能是簡化的接受上述兩種說法的其中任一種，因為前述的兩種說法其實都根植於某種特定立場的知識和政治的論述和議程，從特定的技術官僚部門的治理邏輯和面向出發，而以特定部門系統的治理邏輯和形式（及其與決策者/統治者、本地菁英和社會的關係）的圖像，全稱式的取代或推想對於台灣戰後發展與國民黨政權性質和治理形式的認識。我認為這兩者基本上有點像是瞎子摸象，也就是摸到象牙者，以為這是象的全部，摸到象腿者，以為那是象的全部，掌握了非常有限的局部，就以為自己掌握了全部，或說企圖將他推演到全部。或許這個譬喻還不那麼精準，我的意思也並不是說，假定我們摸透了象的全身，我們藉由部分的完整拼湊就能宣稱自己掌握整體狀況，我覺得那還得是一個有機相互連結影響的過程，才能慢慢趨近掌握這個政權的性質與治理形式，進而重新認識戰後台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性質。

如果有一個可能的方向的話，我認為雙戰結構比較有歷史視野和大架構的提醒仍是重要的，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必須掌握國民黨政權在當時一個比較根本性的條件情境，以及他的政權的動態性質（例如戰爭動員、國共競爭、國際援助和地緣政治經濟的各種影響），然後一方面是透過對於各個專業技術官僚部門具體對於國家治理不同邏輯、想像與實作的經驗與歷史研究，另一方面是透過重要政、社、經的制度、政策與事件的歷史過程，去掌握分析決策者、政府部門（間）、黨組織和本地菁英和社會的衝突競合妥協，我認為透過這兩個路徑研究取向的分進合擊，慢慢累積一些好的、精彩的、扎實的經驗與歷史研究，我們會比較有可能重新掌握與認識國民黨政權戰後的性質和治理邏輯，以及戰後台灣社會的各種面貌和圖像，以便慢慢趨近與掌握他，而非站在特定知識與政治立場猜想或認定他應該是怎麼樣。

我認為這個研究議程的設定不僅僅是有知識上質問與拓荒的意義，長遠來看這也是政治論述上，乃至於制度改革和政策方向的思想資源與深度論爭應該進行的長期耕耘，也唯有透過這個慢慢做工的打基礎過程，重新撥開歷史與知識的各種迷/路障，接回/找回某些根植於歷史基底的政治、制度和政策的思想與論爭資源，我認為在現實上的某些知識和政治論述議程僵局，才有可能藉此打開一些破口，走出一些不同的路。

[1]吳國楨：國府與省府之間的混亂關係，使我的處境難上加難。對一個西方觀察家來說，通常也難以想像有兩個政府同時在臺灣運轉的情況。事實上，我們這些當事人也搞不清楚。關於當時的混亂，也許最好用一個假設的例子來說明：現在除了夏威夷群島外，美國的本土和其他領地都被火星人占領了，整個聯邦政府，包括總統、各行政部門和國會都逃到夏威夷，這就很像臺灣的局面了。於是有了兩層政府，一個在另一個之上，儘管夏威夷的州長是美國總統任命的，但他在該群島上的實權可能比他的上司還要大。…同中國其他地區不同，由於有日本占領的背景，再加新近重返祖國，臺灣擁有一些其他省份沒有的特權。在這種特殊情況下，臺灣省主席的職位特別不合理，其權力和責任實大於名。…從理論上講，國民政府權威更高，可以按自己的意願頒布命令，但在很大程度上，如果其命令沒有臺灣省主席的協助，就無法得到貫徹。這真是個混亂的體制，我被任命為省主席時真可謂混亂至極，那時國民政府已從大陸遷臺，但兩層政府間的協作方法尚未被制定出來。那時充滿了危機，只要它一出現，民眾就看省主席怎麼辦，不管哪裡出了問題，都會責怪省主席。可以說，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無論願意與否，我都被推向了焦點（吳國楨，2009：264-265）。

進階參考文獻 :

廖彥豪碩士論文：臺灣戰後空間治理危機的歷史根源：重探農地與市地改革（1945~1954） http://handle.ncl.edu.tw/11296/ndltd/40225609620666829299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8期-重探台灣戰後農村土地改革專題 http://taishe.shu.edu.tw/periodical_98.html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0期-重探台灣戰後農村土地改革專題:評論與回應 http://taishe.shu.edu.tw/periodical_100.html

戰後台灣規劃史資料庫 http://twspdb.ntu.edu.tw/indexhttp://twspdb.ntu.edu.tw/index.php

20151222－關於國內政府組織機構檔案的初步盤點講稿（台大社會系）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5%BB%96%E5%BD%A5%E8%B1%AA/20151222%E9%97%9C%E6%96%BC%E5%9C%8B%E5%85%A7%E6%94%BF%E5%BA%9C%E7%B5%84%E7%B9%94%E6%A9%9F%E6%A7%8B%E6%AA%94%E6%A1%88%E7%9A%84%E5%88%9D%E6%AD%A5%E7%9B%A4%E9%BB%9E%E8%AC%9B%E7%A8%BF%E5%8F%B0%E5%A4%A7%E7%A4%BE%E6%9C%83%E7%B3%BB/10153817427842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