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下的對證》 — 女性間的對話誘惑了誰？

5 月 7 日

Anatomy of a Fall，在香港翻譯成《墮下的對證》，台灣則名《墜惡真相》。相較之下，筆者更喜歡香港的譯名，全因電影似乎沒有一刻在尋找真相。甚至可以說，戲中沒有半個人在意真相為何，卻每個人都在詮釋自己想看到的真相。

電影開場就發生了一宗墮下致死的案件，死者Samuel是一位男性、法國人、丈夫、父親。他妻子Sandra成為了嫌疑犯，而兒子則是證人。電影透過這一宗法庭的審判，帶出家庭、照顧者、性別、公義、移民、語言等多元交織的議題，道出社會制度不同面向。這部榮獲康城金棕櫚獎的電影，筆者以下就嘗試從性／別小眾角度出發，為大家帶來新角度的想像。

電影最能引我注意的，是關於身份的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及其角色衝突（role conflict）的描繪。從電影的第一幕開始，已經感受到主角Sandra作為作家及妻子之間的矛盾及張力。當同一屋簷下的丈夫開始播放音樂，主角先選擇恢復妻子的身份，而截斷了作家身份的自己與學生的訪問，並提出或許到城外繼續才是更好的選擇。故事再下去，就會發現她更多身份：女性、母親、移居者、雙性戀者，以及在電影中佔重要部分的被審判者。

多元身份交織下的交戰與權力

面對種種的身份，自然就有各自需要及想要飾演的角色，衝突亦油然而生。作為妻子的Sandra不希望在審判中將丈夫醜陋的一面放在兒子眼前，而她的律師卻一再提醒，被審判者的角色需要的是一個完美的受害者形象。於是最親密的妻子需要將丈夫生前各種厭世及自殺傾向的事件逐點細說。同時，作家身份的Sandra促使她完成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卻在法庭之中變成日記般。檢察官作為權力的一方，審視她作為妻子及女性的身份如何對伴侶抱有不滿，然後逐字逐句推敲出其殺人動機。而Sandra作為移居者，即使這位為丈夫而移居法國的德國籍妻子多次強調她不諳法語，在家庭之中卻被對方抱怨她作為母親只會以英語與孩子及丈夫對話；審判當中亦只能硬着頭皮以法語答辯，即使法庭翻譯一早已經預備好。

不論性／別身份，都會被多元交織性及角色衝突影響。然而相對之下，女性的確因為各種社會框架及要求而容易處於較弱勢的一方。電影成功透過一場法庭攻防戰，將各種女性角色的衝突直接放在枱面，並放大被觀眾檢視。從而提醒着觀眾，因身份交織性而帶來的角色衝突早已滲入生活各個層面，甚至因而處於弱勢（或強勢）位置亦不自知。

社會如何放大女性的性與慾

另一個筆者思索久久的部分，就是從檢察官及法庭角度去詮釋的第一幕戲。兩個女生摸着酒杯底，談笑風生，又討論着下次見面或許到城外的地方更好，各位的想像會是如何呢？或許一開始的時候，有人會默認她們是一對好閨蜜。就正如平常在街上碰見兩個女生親密地拖手，總會覺得女生之間的親密是友誼的證明。可是，當知道其中一位女性的性／別身份與社會既定的順性別異性戀有所偏離，似乎可以想像的空間就更多了。

在審判當中，除了將Sandra的性傾向放在法庭被公眾審視，亦將她與不同人發生（或沒有發生）的性關係以放大鏡分析。電影在最初的詮釋選用了丈夫的男性視角，於是帶觀眾看到的是一個不忠的妻子：選擇以第三者滿足自身性慾，卻不願滿足其丈夫性慾的「壞女人」。可是，當鏡頭回到審判之中，Sandra重奪話語權的時候，我們才更了解同一件事的另一面：她只因為丈夫拒絕行房才找其他人填補生理慾望。可是，男性主導的法庭仍只會將矛頭繼續指向她出軌的部分，而選擇性地忽視丈夫在事件的角色，以及Sandra一早已知會丈夫的事實。

我們要問的是，為何男性的慾望不被滿足而出軌的時候時，被責疑、怪責的往往是女性有否「盡妻子責任」。但當角色交換時，男性似乎未需要討論其丈夫責任，只剩女性一人被指責出軌、甚至是淫蕩？甚至在檢視她與其他女性的性關係時，Sandra亦會一再強調：只有與丈夫是靈魂連結的；她仍很愛丈夫。在這樣異性戀框架主導的法庭之中，似乎只能容下一男一女夫妻關係之間的愛與性，剩下的都是犯罪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