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波”论初探
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是政治经济学里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它是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一把钥匙。我们要理解资本主义，必须对“长波”理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长波的概念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长波”理论有好几个分析框架，根据荷兰学者罗伯·温特的归纳，可以分为4种：“1.资本投资理论，和康德拉季耶夫自己有关，这种理论认为长波肇因于对资本财的投资，以及长久下来资本财的折旧，如铁路、运河和工厂。经济繁荣时，会产生对资本财的过渡投资，这便导致了衰退，而多余的资本即在衰退中被冲销……2.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和托洛茨基有关，主张长波是利润率下降趋势（最早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即会描述过）的产物……进入新扩张期的转折点，是外生因素的结果（例如发现新的自然资源、扩张市场、或工人运动的历史性挫败）而使长期的条件变得更有利于资本积累。利润率的上升使新的扩张期成为可能，但是新的衰退将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3.创新理论，和熊彼特有关，认为长波的特定时刻、特定部门中一连串的创新所导致的结果。这一连串相互连结的创新，在经济中创造出新的领导部门，而这个领导部门迅速成长，导致新的复苏……经过一段时间，这些促成经济扩张的创新所带来的报酬日益下跌，使得经济冷却，终究带来了衰退……4.战争理论，和一个以欧洲学者为主的团体有关，包括杜普列兹，主张长波是重大战争的结果（或至少密切相关）。周期性重大战争的后果（尤其是通货膨胀）使世界经济反覆受创，并导致长波。”[1]我们在这里采用第二种分析框架，也就是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来进行理解“长波”理论。
资本主义长波理论按照曼德尔的解释是这样：“任何一个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长波理论只能够是一个资本积累理论，或者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表述同样的思想，它是一个利润率理论。”[2]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语境里，利润率是个极其核心的概念，利润率的高低既是资本家所关心的，也是我们判断经济周期的最重要标准。那么长波和我们平时所说的经济周期有什么区别呢？曼德尔接着说道：“克服前面所承认的平均利润率的长期下降时，就会出现平均利润率的突然急剧上升。这并不是意味着它们抵消了平均利润率的正常周期的上下波动（即，它们消除了正常的经济周期）。但这的确意味着只要相互抵消的力量比以前更加强烈地和用更同步的方式起作用，它们就可用作对周期性下降的制动器。相反地，当这些相互抵消的力量相对很弱，并且只有少数（或者没有）力量起作用时，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就是不可抗拒的，其特点将是长期的低平均增长率（一个萧条性的长波）或者甚至是一个走向停滞的趋势。这又一次不能消除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的周期性上升（即一个正常的经济周期），但它的确说明了为什么复苏阶段将是相对很弱和短期的。因此，扩张性的长波是指抵消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力量以强烈的和同步的方式起作用的时期。萧条性的长波是指抵消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力量较少，较弱，并且不那么同步的时期。”[3]利润率的下降趋势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已经提出的概念，在此我们不详细证明，而是作为一个已经被证明的概念直接使用。在资本主义危机理论里，很多人误认为利润率下降是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但这是错误的。我们平时所说的经济危机指的是生产相对过剩危机，是由于生产相对于有效需求来说过多而引起的生产相对过剩。这是因为资本家都想给自己企业的工人低工资，却又想其他企业的工人都有足够的购买力来消费自己的产品，并且资本家都只顾自己企业的利润，整个社会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这就造成了供需的不平衡。而这种生产相对过剩危机本身也就以消灭一部分过剩生产力来解决供需不平衡的问题，经济危机发生后，商品滞销，利润减少，生产急剧下降，失业大量增加，企业开工不足并大批倒闭，使得过剩的生产力被消灭，资本贬值，资本家得以重新进行资本积累，然后又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周期。这其实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调整，因此是内生的经济周期，可以自己解决危机，虽然其代价是巨大的。
但资本主义的长波却不是这样，它根源于利润率的涨落，而不是供需矛盾，平均利润率长期大规模上涨就会产生扩张性长波，而平均利润率的长期下降会导致萧条性长波。这并不代表在一般的经济周期里就没有利润率的涨落，但长波却有更为根本性的原因，也是更为深刻的资本主义矛盾。它无法通过自身调节，而必须通过外部条件的变化来进行调节，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讲到。
斯威齐区分了这两种不同的危机，萧条性长波被他称之为“与利润率下降趋势相联系的危机”，而一般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被他称之为“实现的危机”。而他也正确地将“与利润率下降趋势相联系的危机”根源解释为“与其说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毋宁说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所以，问题丝毫不在于市场的匮乏，而在于工资收入者与剩余价值获得者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当（从资本家的观点看来）。”[4]但斯威齐并没有用“长波”理论来解释这种危机，因此对这种危机的探讨并不彻底。
长波的历史
最早看到资本主义长波的应该是帕尔乌斯（“不断革命论”的提出者之一，另一位是托洛茨基），曼德尔介绍道：“从资本主义历史似乎已经看出这些个‘长波’的第一位著作家，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亚历山大·黑尔普汗，即帕尔瓦斯。”[5]但帕尔乌斯的文章缺乏统计数据，也有划分周期的错误，因此虽然得到了考茨基的赞扬，但仍然不被人重视，一直到十多年之后才被重新提起，而这一次才是“长波”理论的真正起源：“一九一三年，范·盖尔德伦用费德尔这样的笔名，在荷兰的‘左翼’期刊‘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组三篇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他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处处可以看得见的价格上涨作为他的起点，为自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建立起了一种‘长波’的假设……这些文章把这一整个问题提高到了一个水平，这个水平比之帕尔瓦斯和考茨基所达到的水平要高出许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对‘长波’理论的进一步阐述的人中——从康德腊季耶夫到熊彼特和杜普利茨——几乎没有一个超出范·盖尔德伦所发展了的概念。”[6]而由于这组文章都是用荷兰语写成，所以也几乎无人知道。后来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也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于1920年成立莫斯科联合研究所搜集资料，提出“长波”理论，而这也最广为人所知，熊彼特就将其命名为“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不过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康德拉季耶夫将其简单理解为资本的投资与折旧，而这与古典经济周期并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康德拉季耶夫认为长波只是“长期循环”，它能够像古典经济周期一样通过自身调节。而熊彼特虽然加上了“企业家的革新活动”这么一个因素，但同样将其视为内在的自主变量，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可以推动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创造出新的生产部门，从而带来经济的繁荣。而当这些新的经济部门边际报酬日益减少，也就造成了经济衰退。
但这种康德拉季耶夫的观点却被托洛茨基所批判，曼德尔接着说：“托洛茨基提出了两个中心论点以反驳康德腊季耶夫的论题：第一个是‘长波’与古典的‘周期’之间的类同是虚假的，也就是说，‘长波’并不是象古典的周期那样具有一种相同的‘天然需要’。第二个是，古典的周期可以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动力学来单独作解释，与此同时，对长波的解释，就需要‘对资本主义曲线、对后者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更具体的研究。’”[7]托洛茨基的观点后来被曼德尔所继承和发展，认为资本主义扩张性的长波是可以通过其内在规律进入萧条性长波：“具有扩张趋势的新长波之后不可避免地要跟着发生一个具有停滞趋势的新长波。”[8]而萧条性长波却不能通过内在规律进入扩张性长波，必须通过外在条件：“不能认为新的扩张性长波出现是前一个萧条性长波的内在结果，不管后者的持续性和严重性。不是资本主义运动规律而是整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结果决定这个转折点。”[9]因此曼德尔提出了“非对称性长波”的概念。
利润率的下降趋势根本上是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当然也不止是这一个单一因素，“还必须考虑马克思提到过的、促进利润率周期下降的另外两个因素：工资提高导致的剩余价值率下降以及商品价值实现问题。”[10]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从扩张性长波转向萧条性长波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资本家会想方设法来抵消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具体的细节方面我们这里不讨论，只是指出利润率突然的大规模上涨几种可能的原因：“1.资本有机组成的突然降低，比如说，资本大量深入到一个有机组成非常低的领域（或者国家）的结果。2.剩余价值率的突然增长，比如说，由于工人阶级的严重失败和原子化导致劳动强度提高所造成的结果，这种失败和原子化使得工人阶级不能在劳动市场上使用其有利条件以抬高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并迫使工人阶级即使是在一个经济繁荣时期也得以低于其价值的价格来出售劳动力这一商品。3.不变资本因素的价格，特别是原料价格的暴跌，这种暴跌对资本有机组成的突然下降或由于在第Ⅰ部类中劳动生产力的革命性进展而发生的固定资本的价格的暴跌，有比较大的影响。4.由于交通运输新体系的完备、分配方法的改进、股份的加速循环等等原因而发生的流动资本周转期的突然缩短。”[11]而当这些因素一个或多个共同起作用时，利润率下降趋势就会暂时得到遏制，出现利润率的上涨。在此曼德尔认为这些抵消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因素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生因素，而是取决于外部条件的作用。
科技进步在曼德尔看来也不会成为扩张性长波的原因，因为资本家在利润率低的情况下是不会投资于新部门的：“相对停滞的长波先于技术革命而发生，大规模的创新就不会出现，因为预期利润很低。”[12]而这和熊彼特明显不同。但曼德尔同样也正确地把技术革命解释为支持扩张性长波持续下去的因素：“一旦利润率开始急剧地高涨，资本就会发现大量没有应用的或者只是稍有运用的发明，因此就有了物质财富以用于技术创新率的高涨。”[13]当然扩张性长波持续下去的动力不止这一个因素，还有无产阶级在萧条性长波里讨价还价能力不足，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导致无产阶级内部分化瓦解。而扩张性长波开始时无产阶级仍然不能立即利用自身筹码来提高工资，即使提高也赶不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相对剩余价值率仍然在提高。这也说明并不是越穷越革命，阶级斗争强度反而在经济形势好的情况下比较高，当然这并不是机械对应关系。
关于出现第一次资本主义长波的时间，这个也存在争议，多斯桑托斯指出：“费尔南·布罗代尔研究中心的一批研究人员跟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泰伦斯·K. 霍普金斯合作提出了一个关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周期律和长期趋势的广泛的研究计划；他们发现康德拉捷夫长周期始于1450年。”[14]不过曼德尔认为其始于1793年。长波根本上是一个资本积累理论，它需要有工业来进行积累，因此我们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才出现了长波。
第一次扩张性长波出现的时间为1793年至1825年，其原因在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和工业无产阶级队伍扩大，世界市场扩大。紧接着1826年到1847年为萧条性长波，除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外，还有从本国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获取的利润衰减，殖民扩张也告一段落，世界市场扩张速度放缓的原因。1848年至1873年为又一次扩张性长波，根源于可以使用机器制造机器，降低了固定资本的价值，西欧北美铁路建设使得世界市场又一次扩展。1874年到1893年是萧条性长波，因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工人实际工资的增加而利润率降低。1894年至1913年为扩张性长波，“对殖民地的投资、帝国主义的突破、垄断的一般化，都更进一步从原料价格明显而缓慢的上升中获取了利润，并且由于第二次技术革命及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力和剩余价值率的总的增长，这种增长说明了资本积累迅速增长的原因。”[15]1914年到1939年是最为严重的一次萧条性长波，一战的爆发、世界市场的分裂和俄国革命造成的世界市场缩小使得资本主义面临深刻危机。1940年至1966年为又一次扩张性长波，而这次扩张性长波同之前的扩张性长波有着根本的不同，它起源于法西斯主义和二战造成的无产阶级削弱和原子化产生的利润率上涨，而第三次技术革命促成利润率的长期增长，世界市场由于扩大劳动分工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化而扩展。但资本主义这一次已经不能像之前几次一样在基本稳定的国际金融制度下进行扩张性长波，而必须通过通货膨胀、国家干预和军备活动等人为干预来进行。这次扩张性长波的出现本身就以全人类极大的灾难为代价，而它的维持也要花费巨大代价。1967年开始萧条性长波，由于阶级斗争和相对过剩人口减少，国际竞争和世界通货危机共同作用使得利润率下跌。
此外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就是阶级斗争规律问题。按照一般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率越高，对资本主义不满的人也就越多，希望打破这个制度的人也就越多，社会主义革命也就越顺利。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的是工人的自我组织，这种组织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往往也最多，虽然绝大多数都是改良主义组织，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内部也有严重的官僚化倾向，但至少是工人自我组织起来的组织。在扩张性长波期间，资产阶级由于有足够资金，工人阶级讨价还价筹码也较多，因此资本家更喜欢用收买的方式来对付这些工人组织，将他们纳入资本运动的轨道，在二战后的扩张性长波期间这个表现最为典型。到了扩张性长波尾声和萧条性长波初期的时候，由于利润率降低，资本积累速度下降，资本家没有那么多多余的利润来收买工人了，倾向于削减福利等政策。但在扩张性长波里形成的工人阶级自我组织仍然存在，经济形势的恶化使得资本家图穷匕见，这些改良主义的组织就只有两条路，要不彻底站在资方一边，要不彻底站在劳方一边，选择保卫劳工利益的组织这时也就成了革命的工人组织了。这解释了每次革命浪潮的出现时间，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浪潮。曼德尔对欧洲阶级斗争长波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间相互关系做了梳理，当然我们不能把这绝对化，无产阶级先锋党、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传统和阶级意识对于阶级斗争形势来说也非常重要。
革命浪潮一旦没有成功，被资产阶级所击退，那么在后来的萧条性长波里革命就会变得困难许多，因为工人组织已经被打垮，工人阶级的凝聚力被拆散，比一盘散沙的状态好不了多少。这时长期的失业加剧着无产阶级内部的斗争，谈判筹码的减少也动摇着无产阶级斗争的信心，革命也就困难了起来。而对于失业者来说，他们并不是工人阶级，是丧失了阶级属性的一群人，很多时候是资产阶级挑动无产阶级内部斗争的工具，他们也就更容易支持新自由主义，因为这代表着劳动力是平等的，大家都平等地在资本家脚下跪着，拥有相同的工作机会和待遇，即使这很低，“缺乏灵活性不仅对资本家来说是弊端，通常对个体劳动者而言也是弊端，主张灵活具体的劳动过程和弹性劳动时间，此类积极要求能够成为新自由主义劝服个体劳动者的说辞，尤其是说服那些被强势工会带来的垄断性利益排斥在外的劳动者。”[16]这也说明了工联主义和工会官僚的罪恶，他们让无产阶级内部产生分化，最终成为资产阶级客观上的帮凶。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托洛茨基就指出：“资本主义长久的危机，在无产阶级内部——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产生了最变态的和最危险的分界线……在业工人还能继续等待。失业者则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现在他们的急躁具有革命性。但如果共产党找不到能把在业工人与失业工人联合起来，展示革命出路的前景的斗争形式和口号的话，失业工人的急躁不可避免地会反对共产党。1917年，虽然有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政策和革命的迅猛发展，在9、10月间，甚至连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中处境较差的和更加急躁的阶层，开始把自己的目光从布尔什维克转到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一边。如果十月革命没有及时爆发的话，无产阶级的瓦解就会具有尖锐的性质并导致革命的衰败。在德国，没有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需要：他们的位置被国家社会主义者占据，他们把无政府主义的蛊惑和自觉的反革命目的结合起来。”[17]失业者是最需要被谨慎对待的人群，如果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无产阶级先锋党没有正确的策略来争取他们，他们就会转向反革命。在平时的时期，如果先锋党没有做到无产阶级内部的团结，那么他们就会让革命愈加困难。
虚幻的长波
由于曼德尔成书时间较早，20世纪90年代后的情况他并没有研究，不过也提出了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新的扩张性长波的可能性，虽然也同样提出了其可能的代价：“当我们说不能排除90年代开始一个新的扩张期在理论上的可能性的时候，尽管对我们来说表面看上去相当不可能——就必须立即加上一句：‘适应’的社会和人的代价此时将远远高于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18]而多斯桑托斯指出90年代后又有了新一个扩张性长波：“从1994~1998年到2020年为一新增长期。”[19]虽然多斯桑托斯是以康德拉季耶夫的分析框架来研究“长波”，对于扩张性长波的时间确定存在问题，但也正确指出了20世纪90年代后的一系列迹象，不过这一次很难将其定义为真正的扩张性长波，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虚幻的扩张性长波。
曼德尔事先对90年代可能的扩张性长波出现的原因做了估计：“经济增长率将显著地高于70年代和80年代平均水平之上的扩张性长波，需要的必要条件是骤然提高积累率，因而提高平均利润率及最为一般含义的资本主义商品市场更为显著的扩张。我们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所经历的低速增长长波的‘合理化’的功能，似乎定会创造平均利润率长期大幅度提高的必要的经济环境。而在实质上，这一环境却需要下列的条件：旷日持久的大批失业侵蚀实际工资和工人的自信心、战斗精神和组织水平及大幅度提高劳动强度，导致剩余价值率的迅速上升；通过进一步消除小型、中型甚至大型的，包括许多多国公司（在资本的国际集中和聚集上，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实现了新的跃进）在内的无效率的企业这一办法，来大规模降低资本的价值；至少相对地彻底降低设备、原料和能源成本的新方式；新的技术创新广泛应用；资本周转率新的变革性的提高。”[20]非常不幸的是，新自由主义使得这些条件几乎都出现了，它打垮了工人组织，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范围消灭中小资本，加强西方国家大资本的势力，也使得流动资本周转加快，成本降低。这一切给了新一轮扩张性长波的出现创造了一个条件。
另外还有一件人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发生了，那就是苏东剧变。苏联，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虽然是畸形的工人国家），竟然在没有强敌入侵的情况下从内部自动垮台了。这个国家在20世纪的一大半时间里都象征着全世界被压迫者的火炬与灯塔，意味着劳动者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国家（虽然也受着官僚压迫）；它曾经给不少人类解放事业提供精神与物质支持（当然也破坏过不少革命），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人类解放并不是乌托邦，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可以为之奋斗的事业，而这个希望居然一夜之间灰飞烟灭。既然在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兴起造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历史性失败，那么苏东剧变绝对是对全世界无产阶级从生理到心理的一次灾难性打击。它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打击远远超过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政党在90年代出现了世界性的退党潮，这个对人类解放信心的打击直到今天都还没有恢复过来，它让全世界的阶级斗争形势一下转入最低潮，而这也是资产阶级的一次大胜利，使得资产阶级更为方便地推行新自由主义，肆无忌惮地提高剩余价值率。当然，根据托洛茨基的分析，如果没有苏联工人的政治革命，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件，但这并不代表苏联解体就是存在于政治真空中的事件，而是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有实实在在的影响。并且苏东剧变使得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工人国家几十年内积累的财富纷纷落入西方资产阶级的腰包，这一切导致了利润率的猛增，新一轮扩张性长波的条件成熟了。
但这一次扩张性长波之所以没有成为真正的扩张性长波，是因为这一轮经济增长有一个最为致命的缺陷：它并没有技术革命作为支撑。第三次科技革命支撑了1940年到1967年的扩张性长波，让长波维持了20几年。但这一次却没有出现科技革命，也就是说利润率的提高完全是靠资本家死命剥削工人。这一方面是由于没有出现基础科技的重大突破，另一方面也是曼德尔所预见到的：“机器对人力的根本替换（实际上，新的自动化浪潮是以‘机器人主义’为特征的）几乎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生产性就业的大批减少……即使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停滞趋势得以控制，甚至实际工资的下降将极大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作周中工人生产的以其工资可以购买的商品等值的部分），生产劳动力的根本减少也极可能意味着大量剩余价值的骤降。在这样的条件下，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只能是有限的，不能与使用机器人所必需的巨大的新的开支成比例。利润率不会增加很多。被变革性技术排挤出生产过程的众多的工人能够通过所谓服务业的新扩张来再吸收，至少看来是不现实的……即使不考虑长期失业的社会和政治上的严重后果，显然也还存在可怕的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新技术往往意味着生产的使用价值量（新创造的和已有的）的跃进，帝国主义国家存在大批失业情况下谁将购买这些堆积如山的产品？”[21]也就是说，虽然理论上存在着新技术，但是这些新技术却要极大地削减工作岗位，而不是像之前几次科技革命一样大量增加就业岗位。而减少就业岗位也意味着全社会剩余价值量减少，提高的剩余价值率和新技术的巨大投入相比性价比太低。同时新生产的产品在存在大量失业的情况下会面临供需矛盾，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危机，资本家必须在这两种危机之间进行选择，这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艰难的选择。这些原因使得新技术的推广很难进行。
上世纪末以来，我们经常被灌输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科幻小说与电影里很多都是以机器人时代作为背景，而当时人们普遍也相信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无人的自动化工厂，机械枯燥的流水线作业将成为野蛮时代的历史。但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人们天真的幻想，在冷冰冰的利润逻辑支配下，资本家根本不会放弃剥削廉价劳动力，所谓的日本机器人抢美国工人饭碗，富士康推广机器人代替血汗工人，只不过是很多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我们也可以从美国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增长的特征来证明这一点。根据朱安东等人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形成了靠金融活动来进行资本积累的新模式，利润率的提高很大一部分是金融部门的贡献，而不是实体经济的增长。
而正是因为没有技术革命的支撑，使得这次经济增长里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也享受不到帝国主义国家淘汰落后产业的好处。在1940至1967年的扩张性长波里，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产业升级换代，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开始了初步的工业化，而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抓住这个机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亚洲四小龙就是典型例子。在这个历史机遇期过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实现这样的飞跃发展，因为产业升级已经完成，新的经济格局已经确立。但在20世纪90年代的这一次扩张性长波里，没有出现像二战后那样对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进行大规模产业转移的现象，这些国家和地区反而在新自由主义里苦苦挣扎，政治腐败、经济萧条、人民贫穷、社会动荡。所谓的跨国公司大量出现只不过是资本寻找能带来最大利润的地方，是跨国大资本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更加深入的剥削，并没有带来多少产业转移（只是产业链下游的转移，而不是整个产业的转移），即使有也以帝国主义国家的产业减少为代价（没有新产业填补），在世界范围都是一样的。并且投资于工业的资本只转移到了少数国家和地区，大部分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并没有享受到这个好处。
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大资产阶级在萧条性长波时期里所采取的提高利润率的一种策略（当然不止这一种提高利润率的策略，不过这是最主要的策略），而在扩张性长波里很难推行。而凯恩斯主义却是在扩张性长波里维持经济繁荣的一种策略，它在萧条性长波里也无法有效应用，“滞涨”现象就是最好的例子。曼德尔也阐明了这一点：“萧条性长波在根本上决定了从凯恩斯主义的以充分就业为主的政策主张转为主张治理通货膨胀为主的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并不是主要的经济信条改变经济现实，而是经济现实的变化改变了主要经济信条……在扩张性长波时期，在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乃至在国际关系发生不利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资本家阶级的首要政策目标是通过改革，使充分就业和社会福利保障政策发挥关键作用，以此来收买工人阶级。经济扩张本身创造了物质条件，总的来说，这使制度能够支付这些产品。但是，当我们由扩张性长波转到萧条性长波时，维持充分就业消除贫困，扩展社会福利保障，确保工资收入者的实际收入稳定（如果适度的话）增加不再可能了。此时，通过剩余价值率（即工人阶级的被剥削率）的跃升而维持利润率的斗争成为最高政策目标。”[22]
现在的普遍观点一般都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实行使资本主义走出了1929年的大萧条，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凯恩斯主义的提高有效需求只能解决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反而更会加剧利润率下降的危机，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萧条性长波里并不能解决问题。美国于1932年实行罗斯福新政，但“新政没有治愈危机。1933年以后，美国经济的确开始复苏，但是速度很慢。1939年，总产量仍然低于1929年的水平，经济复苏经历了10年的时光尚未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复苏还未充分展开时，第二次衰退又在1937年来临。”[23]一直到二战开始后美国才靠战争经济摆脱危机。
我们现在可以梳理清楚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古典自由主义教条地否认供需矛盾的存在，既不解决价值实现的危机，又不解决利润率下降带来的危机，因此这套理论被资本家所抛弃了；凯恩斯主义承认会发生生产相对过剩危机，也提出了解决方法，但却没有看到利润率下降的危机，也不可能解决此危机；而新自由主义却根本上是解决利润率下降危机的方法，它虽然采用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些术语和分析，但却赋予了其不同的内涵，这使得新自由主义思想能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萧条性长波里迅速被资产阶级所采纳。但新自由主义的药方虽然可以提高利润率，却不能解决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反而使得生产相对过剩危机更易发生，破坏性更严重，这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框架下任何政策理念都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要彻底解决问题只能通过社会主义。
[1]《全球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荷兰】罗伯·温特著，台北、香港：连结杂志社、新苗出版社，2002年12月初版，第109-111页
[2]《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比】欧内斯特·曼德尔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第一版，第9页
[3]《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比】欧内斯特·曼德尔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第一版，第12-13页
[4]《资本主义发展论》，【美】保罗·斯威齐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00页
[5]《晚期资本主义》，【比利时】厄尔奈斯特·曼德尔著，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第134页
[6]《晚期资本主义》，【比利时】厄尔奈斯特·曼德尔著，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第135-136页
[7]《晚期资本主义》，【比利时】厄尔奈斯特·曼德尔著，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第140页
[8]《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比】欧内斯特·曼德尔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第一版，第22-23页
[9]《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比】欧内斯特·曼德尔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第一版，第39页
[10]《高级政治经济学》（第三版），张宇、孟捷、卢荻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第三版，第320页
[11]《晚期资本主义》，【比利时】厄尔奈斯特·曼德尔著，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第127页
[12]《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比】欧内斯特·曼德尔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第一版，第19页
[13]《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比】欧内斯特·曼德尔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第一版，第19页
[14]《新自由主义的兴衰》，【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2月第一版，第96页
[15]《晚期资本主义》，【比利时】厄尔奈斯特·曼德尔著，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第142页
[16]《新自由主义简史》，【美】大卫·哈维著，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2月第一版，第63页
[17]《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俄】托洛茨基著，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第172页
[18]《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比】欧内斯特·曼德尔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第一版，第90页
[19]《新自由主义的兴衰》，【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2月第一版，第95页
[20]《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比】欧内斯特·曼德尔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第一版，第83页
[21]《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比】欧内斯特·曼德尔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第一版，第83-85页
[22]《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比】欧内斯特·曼德尔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第一版，第78-79页
[23]《世界经济史》（第二版），高德步、王珏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二版，第3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