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中国（19）——武汉“新病毒”来袭：数字专政的预演与陷阱

泽西

内容提要：

2025年初，武汉市公安局发起“扫码亮灯”专项行动，以提升城市治理效能为由，实则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信息采集与入户监控。文章指出，这场行动不仅涉嫌侵犯个人隐私权，也延续了疫情时期的“数字管控”逻辑，实质上是“枫桥经验”的技术升级版。作者通过微信群的两种不同反应，揭示出中国社会对自由权利认知的严重分化，同时借用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思想，深刻剖析了数字极权可能演变为“自愿奴役”的技术控制社会。文章警示：“扫码亮灯”背后，是权力边界被一步步突破的过程，我们不能再沉默。

 武汉“扫码亮灯”：数字病毒正式出笼

 武汉又一种“新病毒”来啦！是的，你没有听错，它是一种新病毒，只是武汉的这个“新病毒”不是类似于新冠病毒那种从实验室里弄出来的人工合成病毒，而是武汉市政府研制出来的数字监控病毒，它叫“扫码亮灯”。这种数字监控病毒虽然不能横向传播，但却能单向自动生成，即公安局扫码亮灯，扫码即得。

日前，武汉市公安局的《致广大居民群众的一封信》在网上流传，有意味的是，在我的几个微信群里，对此反应却截然不同。一个是校友群，大多数为体制内的人，就是那种始终感觉岁月静好的群体，尽管也有人发了这封信的贴图，但没有一个人提出质疑，他们不是没有看见，而是根本没有任何异议，觉得很正常。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政府部门随便说一个由头，要他脱裤子，他居然没有质疑，没有生气，更没有愤怒，而是平静以待，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然后就平静地配合着把裤子给脱掉了。

一个是意见领袖群，平时挺乌遣俄热闹非凡，经常隐晦嘲弄讽刺中共的自由民主宪政群，当有人发了这封信的贴图，就像沸油的锅里漏进了几滴水，噼噼啪啪炸开了，等一会儿我就把他们的质疑和反诘列述出来，大家一起讨论。这不同的微信群是不是中国当今社会精神群落的某种代表或者某种象征，让我感慨万千。

铺垫结束，进入主题。这封信说的是，为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效能，武汉市公安局决定自2025年2月起至12月底，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基础信息采集“扫码亮灯”专项行动。期间，公安机关将上门入户采集地址、房屋及人口等信息。

怎么采集呢？信中讲了四点：一、上门入户前，社区民警将发动物业在居民微信群进行预提醒，工作人员采集信息时将出示工作证件，请您积极配合。二、为减少工作人员在您家中的采集时间，请提前准备好户口簿、身份证、房屋证等相关证件，以便工作人员登记。三、采集过程中，请您如实提供房屋内所有居住人口（包含暂住人口）的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等信息，保证真实、准确、完整，您所提供的信息将依法予以保密。四、工作人员会扫描核对入户门上方安装的“二维码户室牌”，用以确认“标准地址”准确性（“标准地址”：街路巷+门牌号+栋号+单元号+楼层号+户室号），不会泄露个人隐私信息。最后来一句，武汉市公安机关真诚希望广大居民群众们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公安工作。

这件事看似是一件日常小事，但它又绝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关乎个人隐私、公民权利和政府行政边界的大事。如果这样事关你个人隐私和公民权利的事情你都能无视或漠视或无所谓，没有质疑，没有拒绝，没有生气和反抗，那我要说，你被中共管控，被中共奴役，被中共盘剥和宰杀，那是活该。

从健康码到户室码：疫情封控的延续与升级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武汉有这样的“扫码亮灯”专项行动？它背后有何深意？它是不是一种大面积行动计划前的试探或者预演？它是不是为推行“枫桥经验”做好技术上的准备？它真的像这封信中所表白的那般简单？应该说，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效能的方式多的很，为什么非要进你的家入你的户，为什么非要把你的家底扒得精光像个光着身子的裸体。想想看，这是多么熟悉的腔调——“都是为你好”，还记得吗？疫情封控三年，中共亮出的招牌就是，“为你好”，结果怎么样？十几亿人被封控在家里，生产停摆了，生活荒芜了，像是做了三年的大牢，随之而来的是，工厂倒闭了，工作的饭碗丢了，仍然还有上百万的人被夺走了生命。“清零国策”之下的“核酸盛世”，荒诞至极。最终是一场乌鲁木齐的大火点燃了公众怒火，引爆了一场“白纸革命”，才使三年封控得以在一夜间解封，这就是“为你好”的下场。有人说，封控三年就是管控民众的一场世纪大演练，也许是吧，不管是预先设计的还是一步步形成的，总之大演练很成功，十几亿人像温顺听话的羔羊，要你向东不向西，让你关在家里，你不敢迈出大门一步，要拉你去方舱，你就乖乖地被拉去拉回，像牲口一样。更为悲痛的是，因过度防疫，夜间转运，还造成连连惨烈车祸。 2022年9月19日，中国贵州一辆载有隔离人员的转运客车因发生侧翻导致27人遇难。荒诞剧场里27个怨鬼在悲鸣呼喊。

 疫情三周年刚刚过去，人们忘不了封国封城封区封路，人们忘不了为进出社区、商场、单位、出行而用“三色健康码”；人们忘不了为证明过去14天内活动轨迹的“行程码”；人们忘不了为展示核酸采样时间、检测机构、检测结果的“核酸码”；人们忘不了显示接种次数、疫苗种类、接种时间的“疫苗接种码”；人们忘不了用于一人一码限制每户每天或每周出门次数的“居民出入证二维码”；人们忘不了扫码登记进出公共场所的“场所码”；人们忘不了用于跨省跨市转运和隔离管理的“转运码和集中隔离接受码”；还有“复工复产码或企业码”，“学生健康码或校园码”。总之，在那三年里，是一码接一码，码码相连，人人像是监狱中的犯人，甚至比狱中的犯人更少自由空间。这一切都要拜武汉病毒所所赐，这一切都要拜邪恶的独裁者习近平所赐。

当“扫码亮灯”行动与公民社会遭遇时

在这里，我想把我那个自由民主宪政群里的种种发声，种种据理力争，种种据法力争呈现给大家。我归纳了一下，至少有三十多种质疑和忧虑，请大家评述一下，他们的质疑、反诘、发声和主张有没有道理？有没有必要？该不该如此？要不要发扬光大？

一、“扫码亮灯”专项行动是否违法或侵犯个人隐私？此项行动是不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不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法》或其他具体法规？2021年施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一是收集个人信息必须有明确、合法的目的，不得过度收集。二是应征得个人“知情同意”，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三是公共管理机关必须在合理范围内收集信息，并承担保护责任。问题的关键在于，若公安机关未征得居民知情同意或未充分告知收集用途、范围与保护机制，这种“入户+扫码+人口信息详查”的做法，可能涉嫌“过度收集”或“知情不充分”？我们要特别警惕信息采集过程中是否存在强制配合、暗示惩罚的现象？四是我们还想了解该项行动是否经过本级或上级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是否由相关人大机构批准通过？

二、此项行动是否属于公权力滥用？公安机关是否有权做这种信息采集？公安机关在城市治理、户籍管理、流动人口管理方面，确实有一定的法定职责，但逐户上门，采集详尽的人口居住信息并与二维码地址绑定，这种做法接近“实地普查”甚至“网格化监控”，如果没有上级政府或人大正式授权或条例支持，是不是构成了行政越权或隐性监控行为？是不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所规定的“最小必要原则”？是否存在可替代的非入户手段（如自愿扫码登记、线上核实地址信息等），以降低对居民正常生活的干扰？

三、社会公众对类似行为普遍存在着担忧：一是信息安全担忧。居民的个人住址、身份证号、联系电话、家庭结构等数据被公安采集后，数据将存入哪个系统？是否设有第三方数据处理方？我们不知道。二是我们不知道数据将用于哪些用途？是否存在商业用途或社会信用系统，或治安布控，房屋征税等？我们担心被用于监控、限制行动、维稳打压等非服务性目的。三是我们担忧也质疑这类数据是否真的用于提升服务？而不是为了完成某些特殊任务。四是一旦信息采集完成，作为居民我们根本不知道数据的去向，数据将保存多久？是否设有加密与访问权限控制措施？是否允许居民选择性提供或拒绝部分数据？拒绝是否会带来负面影响？信息泄露的责任谁来追究？如发生信息泄露，是否有追责与补偿机制？谁来告知我们这些？事实上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人来告诉我们。

我们期望尊重我们的知情权、自主权与选择权，而不是“变相强制”或“默认同意”。我们不希望“高科技+门牌二维码”技术对我们居民家庭进行精准画像和轨迹化管控。

“为你好”的陷阱：自由让渡下的无声监控

 《致广大居民群众的一封信》中最具迷惑性的一句话就是，“为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效能”。这种打着提升“公共服务效能”的旗号，似乎立马就拥有了正当性和合法性。看到这个名头，估计99.99%的居民都会自愿或半自愿地服从和配合官方的“扫码亮灯”专项行动的。我之所以断定会有99.99%的居民，是因为我了解中国人的几大特性：一是迷信官方，官方说什么干什么都是对的，极少有人怀疑或质疑，说白了，就是奴性极强。二是中国人的个人隐私保护意识极其薄弱，所以有人因此认定中国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竞争优势，而且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应用场景极其丰富广阔。三是中国人个人权利意识极其淡漠，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个人权利，如何保护个人权利，更不知道怎样去捍卫和争取个人权利。所以，相信居民的配合度一定是极高的，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可怜还是一种悲哀？

但是，在这里，我必须站出来高声地提醒，你们这样做是要吃大亏的，疫情三年你们吃的亏还少吗？诺奖得主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良好意图”是走向奴役的开始。即便出发点是为了解决贫困、稳定社会、提升效率，一旦国家开始越权干预，就会侵蚀法治与自由，而个人自由的丧失常常是“自愿”的。所以，哈耶克说，“那些为了暂时的安全而放弃自由的人，最终将既得不到安全，也失去了自由。”

经济学诺奖得主弗里德曼也曾深刻地指出，“以效率为名的让渡”是危险的开端。他认为，一旦政府拥有过多权力，其滥用只是时间问题，他强调，隐私权与选择权是不可交易的。因此，公民的数据、隐私、生活方式，不能以提升“公共管理效能”为借口被政府收集与使用。

在“健康码”、“门牌二维码”、“AI人脸识别”等技术的加持下，个体逐步被编码和标签化，个人信息成为国家治理工具。而以“疫情防控”“公共安全”“效率提升”等公共名义，大规模采集数据又缺乏透明监督，最终将必然导致哈耶克所说的“良好意图之路，通向奴役之门”。这正是哈耶克式的忧虑，即技术极权的潜伏路径。这也是弗里德曼式的担忧，当政府越界进入个体家庭空间，公共服务就异化为社会控制。一旦权力结构被技术重构，则技术会让权力更隐蔽更高效。于是，数据采集不是公开征用，而是技术渗透，不是“警察上门”，而是“扫码亮灯”，不是暴力掠夺，而是技术裹挟下的“自愿奴役”。治理手段从显性权力转为算法规训，个体自觉服从，反抗成本极其高昂。

因此，我们必须守住自由的底线，必须重新找回“有限政府”的边界意识，重新唤醒个体“不可让渡的权利认知”，否则，“扫码亮灯”的下一步，可能就是“关灯”与“闭嘴”。

 （作者泽西，资深财经媒体人，曾供职于中国最大的财经传媒集团20多年，曾撰写过近200万字的深度报道和评论文章。现在干净世界平台和YouTube平台上创建自己的频道“泽西说真相”。主要讲述四大系列：中国问题报告系列，毛泽东的幽暗心理解析系列，时政财经新闻评论系列、泽西杂谈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