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日/國殤日：平行日空裏另一個世界的故事
今天是201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週年的日子，亦是我人生至今二十幾個年頭中，最特殊的一個「國慶日」。
中午時分，正當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展開聲勢浩大的閱兵式之際，香港卻瀰漫著像過去三個月來每個週末都會出現的緊張氣氛：港鐵宣佈11個車站停止服務，各大商場——特別是那些示威頻發地區如沙田、荃灣、銅鑼灣等地也一早宣佈是日暫停開放⋯⋯一邊沉浸在歌舞昇平、銅鼓喧天的氛圍中，另一邊卻籠罩在動盪不安、劍拔弩張的陰霾下；一邊是「國慶日」，另一邊是「國殤日」——北京與香港，或者說整個中國大陸與香港，彷彿是平行時空裏，兩個截然相反的世界。
朋友T的母親昨天晚上已經打了幾通電話給他，苦口婆心地說今天會是個十分危險的日子，央他千萬不要上街；今天早上，又來電再三叮嚀，T君在掛斷電話後，跟我合了張照發給他母親：喏，我真的是乖乖待在宿舍，哪兒也沒去。給她母親派完「定心丸」後，換上黑色衣服，與我和另外一名室友朝著外面的世界進發。
我們走出大圍站的時候，對於將要前往何方，並無頭緒，好在出站後便見到黑色的人潮隱約在朝著一個方向移動，我們旋即尾隨。一開始是朝著沙田文化博物館的方向走，但前進的同時見到旁邊的人龍沿反方向折返，我們一頭霧水，便問路人：為什麼你們在往回走呢？對方答：我也不是很清楚，據說是前面，沙田的方向，已經有警察發射了催淚彈，所以那個方向行不通了。眼見越來越多人在往回走，我們也只好隨之折返。往後的兩個小時裏，我們隨著人群，在大圍與車公廟之間的大涌橋路和車公廟路之間來回走了一遭。
直走到大涌橋路與沙角街交界的十字路口前。而這裏，也是分歧發生的地方。
彼時路口處已經有人用鐵馬架起路障，遊行人群在這裏停下來。有人高喊：有裝備的手足，請轉左去新城市廣場救人，剩下的，就留在這裏守防線。此時，另一些人正在朝前方的路口投擲磚塊。不多久，一個人喝止正在投磚的人：「為何要在這裏投磚，在這裏投磚有什麼用？不如把磚集中起來運去新城市打狗好啦。」另一位正在投磚的少年回嗆：「這是之前手足留下並要央我們投的，投磚可以設置路障，為什麼說沒用？！」兩人怒目相對，回嗆的少年步步緊逼，眼看就要打起來，但很快就被旁人隔開。「好了好了，不要吵。」旁人說道。
大約五六分鐘過後，正當我跟朋友商討去路時，身邊有人大喊：「防暴來啦！」我大腦還沒來得思考，但雙腳已經率先邁開步伐，與此同時，三枚催淚彈從沙角街的方向射出。人群急忙退後，但未見混亂。跑出大概500米，有人喊停：「大家不要慌，警察沒有追來，催淚彈也是逆風，吹不到這邊來。」我停下腳步，站上路旁的石壆遠眺，只見十多廿名防暴警察在路口清理路障，並沒有逼進驅散，其實不難理解，畢竟這裏不是主戰場。
我們沒有返回路口，而是隨著部分人撤退，一直退回到大圍站附近。一路上，我在思考一個問題：如果剛才，警察有迅速推進並清場，而我不幸被捕了，我會恐懼嗎？我想了想，答案是肯定的。但今時今日的這種恐懼，與以往數次面臨相同場面的恐懼，我內心的感受與面對這種恐懼的思考，已經悄然發生變化。如果說兩個月前我面對警察的拘捕會心存恐懼，那是因為對法律制裁的恐懼——在某程度上，我仍舊認可當時的制度，對它心存敬畏，那是一種自己「做錯了事而要受到懲罰」的恐懼；而如今，我的害怕僅來源於警察可能會在羈留期間對我動用私刑與暴力的恐懼，對於這個儼已崩壞的制度，我只感到憤怒與絕望。
我和朋友來到一間糖水舖稍事休息，也是在那個時候透過新聞了解到相信是今日最轟動的消息：警察朝一個示威者開了槍——荷槍實彈的真槍。晚上回到宿舍再度觀看相關新聞畫面的時候，聽到那位僅中五的中彈者撕心裂肺的叫喊：「我個心口好痛啊！」我的心一緊，眼淚差點要掉下來。那顆子彈離少年的心臟僅三厘米，警察的一念之差，足以讓一個年輕的生命命懸一線。
警察朝示威者開真槍的消息迅速在我的社交網絡和通訊軟體的群組裏瘋傳，而我在滑臉書的時候，卻看到藍絲專頁「港人講地」的一個貼文：科大有一群學生在校內唱國歌揮國旗賀國慶，底下是一位藍絲同事的留言：「同學們，大灣區等著你們去建設，為港為國爭光！加油！」我不由感嘆：其實平行時空，又何止存在於現實世界？
我們走出糖水舖的時候，已經天黑。本想搭地鐵離開，卻得知大圍站封站的消息。我們在站旁的巴士總站商討離開的方案，彼時那裏聚集者一群披裝戴甲「勇武手足」，有人呼喊叫囂著要去「打狗」（打警察），於是一呼百應，人群湧進大圍站，並敲擊著落下的鐵閘；不多久，人群裏有人傳達警察到場的消息，於是眾人又一鬨而散，如此往復，如潮水一般。我們自覺留在那也起不了什麼作用，便離開。
截不到的士，巴士又改道，我們直走到新城市廣場附近，仍煩惱著要怎麼回去，就在這時，一輛車駛近，一個中年女人搖下車窗，問我們去哪，我們報上目的地後，她示意我們上車，我與朋友交換過眼神後，打開車門。
這是我第一次搭乘義載車輛，也就是所謂的「校巴」，每個衝突發生，公共交通停擺的週末，總不難看見這些「校巴」的影子。
「發夢發了一天吧。」車子剛起步，車主開啟了話題。
「大半天吧。」旁邊的S君回答。
「你們都是XX的學生吧？是讀社會學系的嗎？」對於車主的這兩個問題，我始終緘默，我本來對陌生人就有較強的防備心，更何況這是我第一次搭陌生人的「順風車」，在沒弄清對方的來路——至少是立場之前，我不會貿然說出自己的想法，天曉得下一個轉角，我們會不會已經到警署門前。
車主開始跟我們說起她先前的義載經歷，我這才開始放下戒備。
「我想問問你們，今天的行動，你們想要達成的是什麼呢？事先聲明，我對於這場運動，既無反對，亦不支持，我之所以出來義載，只是純粹希望能少一個人被捕、受傷；因為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多年紀更小的人走出來，衝上前線。」其實車主的問題，亦是不久前我和朋友剛討論過的問題。
「如果你們想Make some noise，那麼其實白天的行動已經達成了，為何要留到這麼晚呢？而且我更好奇的是，事到如今，你們每個週末行動的目的，真的還是那『五大訴求』嗎？」我們沒有給出答案，因為我們無法代表那些仍留在前線的人。
她自顧自地說下去，開始表達自己的看法：「我覺得現在的示威搞得太密，每週都至少有一次，很容易讓許多人感到力有不逮；相反，如果你們能存續火種，隔一段時間搞一次，相信響應的人會更多，始終不是所有人都像你們這些年青人一樣那麼有精力。你看，8月5號三罷的效果不是很好嗎？」「而且，我覺得你們是不是應該轉變一下策略，去爭取更多像我這般年紀，五十至六十歲年齡層的人的支持呢？這群人有時間有資源，如果他們也能加入，對運動的幫助不是更大嗎？」她的這個說法令我很感興趣，我於是追問：「那要怎麼接觸到這個年齡層的人呢？我也很想跟長輩多溝通，說服他們，改變他們的想法，可是畢竟缺乏渠道，擺在面前的，又有一道似乎難以逾越的代溝。」很可惜，車主沒有直接回答我，把話題扯開了。
聊著聊著，不覺間已到達目的地。我們下車的時候連聲道謝，車主只瀟灑地揮一揮手，便又開始下一輪的義載了。回到宿舍的Common Room，打開雪櫃看到裏面放了幾盒便當，是某間房的同學特地買給「發夢手足」的，真是人間有情。
撇除所謂的國慶日也好，國殤日也罷。今天是無比特別的一天，卻也是和過往三個月來的每一天一樣，既充滿令人痛心的消息，卻也處處洋溢著讓人感動的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