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多年前在微信公号上还能读到钱钢先生的学生们写的“父母生日报”系列文章，后来有一天，那个公号就没了。除了阅读他的网文以外，还购读了他的《旧闻记者》。而我也是一个喜欢做旧闻记者的人。

“生日报”计划：钱钢和他的旧报旅行

新闻史不好教，老报人钱钢想了个办法，让学生们在历史中找到新闻，在旧闻中理解历史。

特约撰稿人 王一苇

2016-09-16

9月开学后，香港大学半山腰上已有102年历史的仪礼堂，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JMSC），二楼的一间小课室，每周都有一个夜晚人头攒动。

这是资深新闻人钱钢的《中国新闻史》课堂，从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讲起。钱钢今年63岁，板寸短发略见花白，平日总戴着金属框眼镜，斯文温和。从解放军军报记者开始，他从事新闻采编近40年，曾以1976年灾后亲身经历和1984年重访写成《唐山大地震》，被奉为经典。2003年，50岁的钱钢来到香港，加入成立才4年的JMSC，担任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在那百岁小楼中，围绕中国新闻与历史，教课、研究、写作，转眼已经13年。

《中国新闻史》2011年开讲，是门小课，每个学期，大概二三十个新闻系研究生选修。但每次上课，本专业学生、外校来的旁听者，上届乃至上上届的毕业生组成的听课队伍远超选课人数。而钱钢在JMSC开的暑期新闻史通识课程“通传媒、识中国”，几乎香港主要传媒的中国组记者、编辑，甚至主编，都来过。

听课者们期待的，除了钱钢的讲授，还有他特设的课前“开胃小菜”，由学生讲述的“生日报”。

惊心动魄的生日报

“生日报”是《中国新闻史》的一份课堂作业。每位同学都要寻找父母或自己出生当天的家乡报纸，从当年的报头、新闻甚至广告中搜集值得一谈的材料，经探索和考据后，在课上做10分钟的演讲。

开讲新课，钱钢总会用自己的“生日报”给学生做示范。他出生在1953年。当年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史达林）去世，中国各地纷纷致哀。斯大林的俄文名字意为“钢铁”，而父亲也为他取名为“钢”。钱钢还发现，当时《人民日报》还是一份“有牙齿的报纸”，时常登载批评党政机关的报道；而香港的《华侨日报》上满是热映的英美电影广告。

这个时代对于讲台下的学生而言，大多是陌生的。来港大读研的学生大部分是80后和90后，他们的父母大部分生于上世纪50到70年代。钱钢曾说，“记者也是史家，新闻的理念在面对历史寻访和写作时是一样的”，他要求学生们，在旧闻中寻找 “历史的蛛丝马迹” 。

2014年9月，上海女生吴妍娇在这个课堂上讲述了父亲的生日报。她阅读1960年的上海《文汇报》，得知广东省轰动一时的“马口火灾事件”，进一步搜索发现，官方的“救火英雄”名单上少了六个名字。这六个救火牺牲者，都是处于劳教中的“右派”。直到火灾发生45年后，才有媒体揭露出这一尘封内幕。

“做生日报就像翻看一部有温度有厚度的老电影，”吴妍娇说，“情节、人物都带着某种年代感，甚至有些画面因为‘种种原因’模糊不清，但我们却从中剥离出真相”。

比吴妍娇低一届的徐然，来自江苏常州。她在1964年的《台湾征信报》上看到一篇报道，寥寥数语称“新疆的一个共匪少将军官已逃到苏俄”，却因字迹模糊，看不清这军官的名字。她求助网络，几经核实，发现这位维吾尔族少将名叫祖农·太也夫，他的叛逃，竟引发六万余边民外逃，史称“伊塔事件”。徐然继续分析，推测大饥荒、新疆民族分裂势力和中苏关系共同造成了这场逃亡。

广东人冯梓莹和重庆人刘乐凯，是唯一一对“组队”做生日报的学生。他们在父母的生日报上都看到了关于“驾机起义英雄”的新闻，50多年前，有不少从台湾飞行员驾机飞到大陆“投诚”而成为新闻主角。“乐莹莹”组合继续挖掘材料，发现了在大陆报纸上“不存在”的历史：从大陆“驾机起义”前往台湾的人数也不少。当年，两岸还在金门打过“宣传仗”，对驾机起义者给予金条奖励。直到1989年两岸关系缓和后，“驾机起义”才销声匿迹。

“生日报”中还有一些史料是未经报载而独一无二的，它们来自学生采访家中长辈时得知的家族历史。

来自内蒙古的姚晓天，在爸爸生日前几天的报纸上看到关于“爱国卫生运动”的报道，和奶奶一聊才知道，爸爸成为早产儿，正是因为奶奶在这场运动中打扫卫生时，从小凳子上摔了下来。

一位香港学生的妈妈是归国华侨，一度被派至安徽农场，后到香港，成为公屋居民。她展示的珍贵照片，显示内地“文化大革命”（文革）时期，一位女青年到港后刚刚有点打扮的样子。

“生日报演示的好处是，有大叙述，又有小叙述，”钱钢说，“既让人看到时代大背景，也让人看到生活的细枝末节。 ”

除了父母出生时的历史，学生们还挖掘自己生日附近的事件，比如80年代末内地一连串的动乱。

家乡在江苏的张雯生于1989年8月。虽然之前已了解“六四事件”，生日报仍给了她新的视角。从自己的生日报上，张雯看到国家领导人视察上海、表彰平息“动乱”的武警，新闻中一再强调 “四项基本原则”。她还发现，反腐倡廉成了当时热话，连重点拍摄的电视剧，都以现实和改革为主题。

来自四川攀枝花的李慎，在1986年生日当天的《四川日报》上，看到纪实文章《唐山大地震》，作者正是老师钱钢。这是唐山地震十周年的纪念连载报导。

历史与现实，时代与个人，通过旧报产生了奇妙的关联。

来自北海道报馆的新闻史教学法

“新闻史可不好教啊。年轻人没有多少兴趣，”钱钢记得一次在饭桌上谈起想开新闻史课程，一位传播学教授如此回应。为了“盘活课程，让大家快乐学习”，钱钢有过许多奇思妙想，比如让学生模拟竞选中共总书记，发表演说，而“生日报”的灵感来自5年多前的一次旅行。

2011年初，钱钢访问日本。在北海道的报馆入口处有台机器，钱钢投入硬币、在触摸屏上输入出生日期后，机器打印出了他出生那天的 《北海道新闻》。这一瞬间给了他灵感，从父母或自己的生日报开始接触新闻史的资料，会不会是一条路？

同年夏天，钱钢第一次将“生日报”的概念引入香港大学《通传媒、识中国》公开课。秋天，“生日报”实验在港大新闻硕士课程和广州中山大学也开始了。2015年，钱钢受邀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开设“中国当代新闻史”课程，“生日报”又进入了深研院的新闻课堂。

“生日报”初生时，董晋之担任《通传媒、识中国》公开课助教。据她回忆，最初目的只是让大家触摸旧报，激发好奇心，没有太多深入的探究。但不论是在香港还是内地，北方还是南方，“生日报”都成功激发了学生们的兴趣、热情和创意，探究成果独特而丰厚。

在中山大学，讲“三反五反”（编注：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针对国家机关和私营企业的一场政治整风运动），几个女生把《人民日报》上“一个会计的自杀”的故事改编成了话剧；讲文革“红八月”（编注：1966年8月，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支持“造反”，大规模的暴力和动乱由此开始），几个男女生戴上红袖章，像当年的狂热少年那样在台上且唱且跳。 在港大，学生们改编相声、弹唱反战歌曲；在北大深研院，有学生专门为生日报演示制作了时长5分多钟的动画，用戏说的形式“盘点”大饥荒后的1963年。

乐趣之外，“生日报”的演示中也有不少静默和悲伤。港大的一位同学讲起祖父在文革中的遭遇，一度情绪失控，泣不成声。

“回到现场，是历史教学的关键，”钱钢说，“生日报演示为同学创造了触摸历史的机会，让他们初尝寻觅史料、考证史实、大海捞针、慧眼识珠的滋味。这方法帮助他们，将我讲述的新闻史转化为人的故事，更好把握每个历史节点的语境。”

现任香港树仁大学新传网总编的资深媒体人陈竞新，就是这样通过“生日报”开始“读懂”大陆新闻的。

陈竞新出生在文革发动的1966年。2014年参加港大公开课时，他看到当年香港《星岛日报》上报道“毛泽东行踪不明”，西方专家推测毛已病危，“看到这消息，当时的感觉只是有趣，所以报告时也只是当笑话蜻蜓点水式地讲述”，但钱钢却对这则新闻很感兴趣，陈竞新于是进一步探究，发现这其实是文革爆发前毛泽东部署的重要一步──“我才知道自己是捉到宝也不懂。”

“好记者是‘有根的人’，那根就是历史感。”钱钢说。

痴迷旧闻，“这是我的家常便饭”

钱钢对旧报的痴迷，始于上海徐家汇的藏书楼。

1990年，钱钢的太太于劲正创作长篇纪实文学《上海1949：大崩溃》，钱钢跟着她在藏书楼看了一段时间民国报纸，其中有《申报》、《新闻报》、《大公报》，感到“大开眼界”──“昔人旧事从未消逝，历史只是在我们的身边熟睡着”──从此成瘾，“拿起放不下”，这些年读了多少旧报早已算不清，用他的话说，“这是我的家常便饭”。

后来，他在编辑《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主持《南方周末》、参与纪录片《幼童》策划拍摄的过程中，都很重视“旧闻”。2005年，钱钢在港大图书馆特藏部读了一年旧报纸，2006年写成《旧闻记者》一书，解读六十年前《大公报》等报刊的新闻。在自序中，钱钢说：“在历史面前，传媒人无法掩饰自己的人格。前辈们逐日留下了他们的白纸黑字；对后人，我们也一样。”

2016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从1月开始，钱钢选取这五年来课堂上学生所做过的1958年至1976年的“生日报”，整理成文，刊登在网站上，以作历史的纪念。截至8月，共发表62篇。

在为“生日报”系列文章撰写的结语中，独立媒体人江雪称之为一场“知识和思维的宴席”。宴席五年，仍未散场。

9月又至，港大迎来了又一批新闻系学生，他们的旧报旅行即将启程。

钱钢：2019中国语象报告

2019，中国政治最重要的话语现象，是有40年历史的“政治体制改革”被停用。

2020-01-06

2019，中国政治最重要的话语现象，是有40年历史的“政治体制改革”被停用。

“中国政改”由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启动，1986、1987、1988三年，该语在人民日报的语温达到“热”级，成为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主题。之后趋冷。中共十八大后该词词频速降，直至从体制改革话语体系中被正式剔除。

沸语烫词

笔者使用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MP）的“中国党媒语温方法”观测，2019年人民日报上主要政治语汇的语温如图：

和2018年相比，政治语汇的总格局变化不大。2019年的沸级词语有两个：“一带一路”，“改革开放”。2018年四个沸词中的另两个，“十九大”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在2019降为烫级。

2019年的烫词，新增了“两个维护”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两个维护”在2018年秋和“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一起成为党报规范用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2018年热语，2019年其随着同名教育活动在中共全党展开，升级为烫。

在2019年从烫下降为热的词还有“乡村振兴战略”、“创新驱动”和“依法治国”。

2019年新增冷词有：“政治文明”（从暖降两级）、“依宪治国”（从暖降两级）、“宪法权威”（从暖降两级）、“权利清单/责任清单”（从暖降两级）。

“敌对势力”是2019冷词，但不意味着此类表述减少。2019有另一个同义词“外部势力”，下半年被频繁使用，年度语温为热。

观语经济

2019年中国经济怎么样？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语词频率在2019年飙升。而在国民生活感受中，另有一字飙升：

“猪”这个词的上行趋势由负面消息拉动。猪肉市场的震荡，虽是经济运行个别事件，但无疑是2019年政府的一块心病，拆了“稳”与“好”的台。

判断中共十九大后的宏观经济形势，可以观测关键词“下行压力”。这个词语在2015年曾出现传播高峰，后滑落，最近3年的变动趋势如图：

每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有重要信息。2012以来，8次会议的关键词语是：

2012：“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2013：“稳中求进”；

2014：“新常态”；

2015：“供给侧”；

2016:“新发展理念”；

2017:“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2018:“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简称“六稳”）；

2019:“稳字当头”；

纵观8次会议，乐观情绪逐年降低，危机感递增。“中国经济新常态”是在2014-2015年GDP落到8%以下时提出的，意在使国人接受7%-8%增长的现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2016年后振衰起弊的应对之道，试图重拾动力。“新常态”和“供给侧”，提出后皆成党媒烫词。但2019年的传播显出疲态：

“供给侧”还维持烫级，但比2017减少了一半传播量；因为7%-8%的经济“新常态”已经改变，“新常态”则落到暖，接近冷级。

2019年10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三季度GDP核算结果，引起世界关注：

中国经济面临空前的下行压力。“六稳”是应急反应。2019，中国报纸上使用“稳就业，稳预期，稳投资，稳外贸，稳外资，稳金融”的文章篇数是2018的2.8倍。

“六稳”的排序，2018“稳预期”为首，2019首位是“稳就业”，该词频率连年上升。

2019年年底，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可见就业问题的严峻。

值得注意的是，“六稳”中“稳金融”殿后，可印证下面的曲线：

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语，2019有较大力度的传播：

两词结合想看，可能从侧面说明金融改革的結果。

此外，中国经济正在寻找创新驱动力。笔者关注2015以来的3个关键词：“量子通信”、“5G”、“区块链”，发现“量子通信”的传播在2017登峰后降温，“5G”和“区块链”连年上升，2019，“5G”甚至有大跃进之势。

首秀和剧终

2019年，中国政治词典增加了若干新语句，它们的首秀出现在十九届四中全会。包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

“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

“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

“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

“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

“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笔者用语象方法分析这次全会上通过的、1.8万字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现一个重要的词语已经消失：“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核心议题是制度。《决定》用了“国家制度”、“党的领导制度”、“国家治理体系”等词语来表述制度；《决定》提到的制度，从政治、经济、文化到社会、民生、生态包罗万象，但核心是政治制度；《决定》所说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共使用多年的术语，原本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规范性要求；《决定》第二、三、四条提出的“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和“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即上述的“三者有机统一”。

然而，全文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一词。

我们可以对比18大以来的几个重要讲话和文件：1，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2017年习近平十九大报告。3，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三个文本，均使用了“政治体制改革”一语。

而从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议题和《决定》的论述重点看，“政治体制改革”原本也是无法回避的。因为整个《决定》文本中，“改革”一词出现了27次，其中有5个“体制改革”： 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国防动员体制改革、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这么多的“改革”和“体制改革”，为什么偏偏遗漏了“政治体制改革”？

这只能说明，这个词语在“新时代”已不合时宜，当局决心弃用（不排除日后在历史叙述时零星出现）。

从1985到2019，“政治体制改革”在人民日报上留下的印记如图：

“442”跟进

2018年上半年，赞颂领导人的标配语“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以及“忠诚核心，拥护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和“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被调控降温，代之而起，是年底前升温的“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笔者简称“442”）。2019年，人民日报上该语温度为烫。

观察2019年各季度中国报纸和各月人民日报，可以看到“442”的传播有“两头高，中间低”的现象。对人民日报的语词统计显示，年底对“442”发起了新一轮宣传攻势。

“442”，重点是“2”；“2”的重点是“维护习……地位”。“维护”的反面容易理解，然而，2019年初，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在专门论述“两个维护”时指出了另一种“错误言行”。它强调：“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决不允许对党中央阳奉阴违做两面人、搞两面派、搞‘伪忠诚’”（人民日报2019.2.28）。

“低级红、高级黑”，恐令大批官员尴尬。“意见”发布后，截至2019年底，人民日报仅两篇文章使用这个词语。网络上有对“高黑低红”的批评，不过只是列举了先进人物宣传中的夸张现象（如宣传一位女干警为加班“28天不洗头不换衣”、“扶贫干部和女贫困户结婚”等），和“两个维护”扯不上关系。

和2018年相比，2019年人民日报对领袖的宣传明显谨慎。最接近2018上半年“标配语”的是下面署名“宣言”的作者写的这段话：

坚定的理想信念,高超的政治智慧,“以身许党许国”的担当,“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诚……在“四个伟大”的壮阔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成为党的核心、人民领袖,众望所归,当之无愧。认定主心骨、压舱石、定盘星,坚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步调一致,面对再大的惊涛骇浪,我们都能从容不迫,自信坚定。（人民日报，2019.9.28）

地方党媒和军报对“442”尤其是“2”各有发挥，如：

“忠诚核心、维护核心、看齐核心、追随核心”（重庆，2019.11.22,武隆报）。

“将维护核心、拥戴核心、追随核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江西，2019.11.22，赣南日报）。

“把拥戴核心、追随核心作为最大的政治。同心共向、同频共振、同轴共转”（山西，2019.10.29，潞城新闻）。

“政治上坚定拥护核心、思想上高度认同核心、行动上坚决追随核心、组织上自觉维护核心、情感上衷心爱戴核心”（四川，2019.2.15，凉山日报）。

“一切重大事项由习主席决定、一切工作对习主席负责、一切行动听习主席指挥”，“做到习主席提倡的坚决响应、习主席决定的坚决执行、习主席禁止的坚决不做”（2019.3.12，解放军报）。

西藏编印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100句》《习近平总书记经典语句摘编》等藏汉双语学习资料，“引导农牧民群众‘村规民约用语录、化解矛盾服语录、生产生活依语录、乡村振兴靠语录’，让习近平总书记人民领袖的光辉形象根植各族群众内心深处”（西藏日报，2019.11.3）。

“两个维护”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办主任丁薛祥在四中全会后撰文称：

“两个维护”有明确的内涵和要求，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对象是习近平总书记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对象是党中央而不是其他任何组织。党中央的权威决定各级党组织的权威，各级党组织的权威来自党中央的权威，“两个维护”既不能层层套用，也不能随意延伸。（人民日报，2019.11.18）

与丁薛祥的“是……而不是”异曲同工的，有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黄坤明赞颂习思想的句式“只有……而没有”：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这一思想而没有别的什么思想能够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指引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只有这一思想而没有别的什么思想能够凝聚近14亿中国人民的意志、汇集全体中华儿女的力量。

临近2019年末，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会议如何“发扬民主”，党媒语焉不详。报导的重点在此：

会议强调，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前进的根本政治保证。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作出一系列重大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策略，推动一系列重大工作，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上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展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人民领袖深切的为民情怀、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高超的政治领导艺术。（2019.12.28，人民日报）

这是有关“442”的最新表述，将引领2020年的领袖宣传。

区域温度

最近两年，笔者每月观测中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机关报，关注政治传播的热度分布。如2018年，做过关键词“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语温地图。

2019年，笔者选择6组词语进行观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维护习近平”（这个动宾结构带出的惟一句子是“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该语带出的惟一句子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人民领袖”、“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结果如下：

对这6组词语的传播，热度明显领先的是西藏（包括使用了“全党拥护……”，在5组中名列前三，而且有三个第一：“维护习近平”、“人民领袖”和“全党拥护……”）和天津（除了中央已调控降温的“全党拥护……”，其余5组都名列前三）。

进入后三位次数最多的是上海（4次）和安徽（3次）。

细看6组词语的传播，发现较为低调的除了上海，还有重庆和北京。

这个现象耐人寻味：“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一语，使用最少的，是由政治局委员蔡奇、陈敏尔、李强分别担任书记的北京、重庆、上海；但另一位政治局委员李鸿忠主政的天津，热度夺银。

此外我们还逐月观测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一把手在辖区党委机关报的出现频率，排名前三的是：河北王东峰，西藏吴英杰，海南刘赐贵。其中西藏的这项指标和西藏在前面关键词语温地图的排名高度吻合。吴英杰的出现频率有8个月进入前三，3个月排名第一。但天津李鸿忠曝光度不高，2019曾有4个月列入后三。排名最后的是新疆陈全国。

政治口号传播热度和个人曝光度的区域比较，可供政治学者深入研究。笔者的粗浅判断是：高调或低调，与地方首脑的忠诚、地位的巩固、上升空间等，未必有“正相关”的对应；或可作反向解析。

蓄势之“高举”

两年来，笔者一直密切关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向旗帜语完成版“习近平思想”的缩略，并在2018语象报告中判断“缩略速度折射最高权威的强度”。

2019，缩略未完成。2018曾出现的数十种习思想，已基本集中在四个思想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四个思想在2019年的总使用量比2018年小幅提升，比重如图：

如缩略告成，“习近平思想”将无悬念地被嵌入“高举……伟大旗帜”的句式中。这是中共话语仪式中的最高级形态，曾应用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然而笔者发现，缩略尚在路上，“高举”已然出现。

2017年秋的十九大上，军委副主席许其亮提出“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军委委员魏凤和的讲话多了修饰词“伟大”。大会闭幕后不久，浙江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写入了省委决定。

这一语句极为重要。十九大后的共青团十八大、工会十七大、妇联十二大上，这句话都写在人民大会堂二楼眺台上。奇怪的是，这两年在党媒上，它还远不是热语。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曾有过。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党报首次出现，是在1963年底。军方是该语传播的力推者。1964，解放军报上它的语温为“热”，人民日报上为“冷”。

1964年中国国庆，军报和人民日报的头版刊登的领袖像和报导完全一样，大标语却不同。解放军报使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人民日报却没有。1965年，军报上该语为“烫”，人民日报达到了“热”（国庆头版和军报一样使用了“高举”标语）。1966年，两报上该语都升腾为“沸”。文革开始。如雷贯耳的“高举”声中，上图左边的主席成为“光焰无际的红太阳”，右边的主席成为“叛徒、内奸、工贼”。鉴之历史，颂词里隐藏的凶兆让人不寒而栗。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生命周期为13年（1963-1976）。接下来的“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生命周期为16年（1997-2012）。它的声势不如前者，在人民日报上从未达到沸级。1997年，江泽民“5.31讲话”首秀此语，1997下半年，语温为烫；1998-2002，各年语温降为热（其中2000年为暖）；2003-2007，总体降到温；2008-2012，降为冷。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之后，零星出现过“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习近平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曾在报刊文章上使用）、“高举‘科学发展观’伟大旗帜”。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旗帜语，冠名尚不可能，“高举”焉能奢望。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降生已两年，其传播状况可堪玩味。人民日报上，2018、2019年，“高举”的语温均为冷，有点像1964年，不同的是并不存在两个声音。十九大后，军方一度发力“高举”，之后变得审慎。两年来解放军报上“高举”的语温不比人民日报高。1965年“高举”的升温，在2019也未发生。

这个重要的语句，既没有出现在2018、2019两会的各个报告中，也没有出现在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的公报里。两年来，政治局常委仅两人在公开讲话中用过“高举”（赵乐际，2018.10.30，中国妇女12次代表大会致辞；汪洋，2019.8.29，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大会的致辞）。

下图显示的是，2019年人民日报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的传播比例：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这个超长句必将缩略，“高举习近平思想伟大旗帜”无疑是巅峰目标。现实表明，受制于国内国际大环境，登顶并不轻松。2019是“高举”的蓄能之年。笔者判断，在中共的时间表上，上图中心的红圈，未来将扩大，在2021建党百年纪念日成为党媒烫级以上话语。而“高举习近平思想伟大旗帜”，他们是希望悬挂在2022中共二十大会场上的。

（钱钢，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荣誉讲师、中国传媒研究计划联席主任）

（参与本文数据挖掘的有陶乐思、朱蕴儿、丁丁，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