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记者会遭取消，曾被斥为“作秀”，如今却被怀念的“有限知情权”？
文｜夏念梓
原文发布时间｜03/15/2024
延续30余年，被喻为紧跟中国改革开放脉搏的总理记者会突遭煞停。2024年3月4日，在中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的会前记者会上，人大发言人娄勤俭表示，今年人大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强不会召开总理记者会，后几年也不会举行。大会新闻中心将增加部长记者会，为中外记者提供更多的采访机会。
娄勤俭宣布取消总理记者会后，外界认为其措辞相当含糊（“过几年也不会举行”到底是要“过几年”？）；取消理由也很牵强，毕竟李强在2023年曾主持过一次记者会，表现被评为“中规中矩”。由于事出突然，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就连一些身居要职的高官也表示此前并不知情，还有全国政协委员认为这一决定有些“奇怪”，应该给公众一个交代。
每年全国两会后国务院举行中外记者会的惯例缘起于1987年中共十三大，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在党代会后举行记者招待会，首开先河。 1988年，中央电视台开始直播两会结束后的记者会。1990年，受六四事件的后续影响，两会后没有举行总理记者会。之后在1991年恢复，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出席。 1993年起，两会后总理记者会趋于制度化、常态化。 1998年朱镕基出任总理后，记者会更成为两会中的焦点，时间也延长到两个至两个半小时。从1991年至2023年，这32届总理记者会作为两会的“休止符”，为沈闷的议程带去了仅有的“亮点”，成为各界对两会的重要期待。而历届总理在记者会直播中时不时爆出的“金句”，或引发的意外状况，也令总理记者会成为两会各项议程中，最具谈资、收视率最高和最受关注的节目。
这一传统恐成绝响，意味着国人再也无法收看“总理答记者问”这一具历史意义的直播节目，中外媒体被剥夺了几乎是仅有的能向中国顶层施政者当面提问的机会，全世界亦再失去了一个了解中国政策和动向的重要窗口。此次总理记者会遭无限期煞停，不意外地引发外界对中国政局的各种揣测，除了叹息改革开放将进一步“开倒车”之外，各界亦忧虑中国的政治走向将陷入黑暗、陷入沉默。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失去了“有限的知情权”，之后要面对的会不会是无限的权力黑箱？
搭台唱戏，一场早已安排好的对外宣传秀
历年的总理记者会主要由全国人大新闻局筹备，负责邀请和招待媒体。从1993年开始，总理记者会的与会媒体数量从600到800家不等，但通常一场记者会的提问人次不会超过20位。时间则一般控制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半小时左右。不过，2012年温家宝总理任内的最后一届记者会时长近3小时。
由于总理记者会一开始的设立初衷就是为了提供一个采访机会给境外媒体，以宣传中国内政外交政策，因此负责“点将”的记者会主持人，均由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即退休的外交部官员担任。原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就曾担任多届记者会主持人。
全国人大新闻局在发放时邀请函，会更多照顾外国和港澳台媒体。 2007年，大会发放的750张邀请函中，外国记者占了350张，港澳台和大陆记者各占200张。提问机会也向外媒倾斜。 1999年朱镕基总理的记者会上，8个提问机会中外媒得到5个；而在温家宝两届任期内的10次总理记者会中，每年都有6到7家外媒获得提问机会。
外媒中，美国媒体获得的提问机会最多，其次是英国媒体和日本媒体。每年都有一家台湾媒体和香港媒体获得提问机会。在大陆媒体中，获得最多提问机会的是《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
至2014年，只有央视和新华社曾经两次获得首次提问的机会。其余“首发”的七家媒体分别是：农民日报、美国华尔街日报、凤凰卫视、中国日报、英国金融时报、人民日报人民网和新加坡联合早报。在朱镕基和李克强的首场记者会中，首个提问机会均给了外国媒体。
每场记者会，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记者关注的主要问题，占提问的两成左右，包括金融体制改革、物价体制改革、人民币汇率、私营企业发展和国企改革。当然，外媒也会提出不少“敏感”议题，包括领土问题（西藏、台湾和香港）、人权问题、政治体制改革、贪腐问题等。香港记者关心的是“如何支持香港发展”，台湾记者则聚焦“怎样加强两岸合作”。
如何从几百名记者脱颖而出？ 1998年朱镕基在记者会上“钦点”一身红装的香港凤凰卫视记者吴小莉提问后，令凤凰卫视和吴本人从默默无名到家喻户晓。亦有记者另辟蹊径。 2006年温家宝的总理记者会中，有记者突然起身，挥舞着拐杖抗议“提问权要民主一点”。温家宝随即请他提问。 76岁、来自台湾《人权新闻通讯社》的周自立于是问了与环保相关的问题，他指“上海的水是黄的，不能吃了，即便经济发展得再好，丰功伟业也会化为乌有。”
管中窥豹？在“被安排”下捕捉意外和脱序
即便记者会直播的形式让现场少了过滤与宣传的意味，但事实上所有的问题都是预先准备好的。媒体圈内人尽皆知的秘密就是，看似随机的记者会实则是一场事先安排好的的公关秀。《纽约时报》2014年文章披露，总理记者会所有的问题都事先经过了审查，外交部的官员和外国记者早在大会召开几个月前开始谈判，允许讨论哪些话题，及可接受的问题该怎样措辞，并规定哪些问题绝对不能出现（在2014年，它们是昆明火车站持刀砍人事件、西藏自焚事件、周永康）。而这样的安排已经至少存在了10年，外媒之所以愿意“被利用”和配合中国政府操纵其公众形象，是因为惹怒中国官员会有危险，他们有权推迟或拒绝给记者发签证。其他的指责还包括“假”记者，一些外国记者其实受雇于受中国官方操纵、冒充海外新闻机构的媒体公司。
即便总理记者会被官方“控场”，中外记者愈来愈沦为“作秀”的工具人，但这有限的百余分钟仍然考验每一位总理的口才和应变能力，更是他们展现个人风格的舞台。朱镕基、温家宝和李克强三位总理都以抛数据、掉书袋见长。旁征博引的同时，他们偶尔展现出来的幽默感，令这些高高在上、不苟言笑的中共领导人难得有机会，将人性化的一面展露在公众面前。
2002年，朱镕基最后一届总理记者会上，法新社记者提问“下一届总理应该在哪个方面向你学习，哪个方面不该向你学习？”时，朱镕基表示，自己除了埋头苦干外没有什么优点。并称“某家香港报纸说我的本事就是拍桌子、捶板凳、瞪眼睛，那就更不要学习我”。自嘲过后，他补充指：“但是这家报纸说得不对，桌子是拍过，眼睛也瞪过，不瞪眼睛不就是植物人了嘛，板凳绝对没有捶过，那捶起来是很疼的。” ，并指“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些贪官污吏。”
在记者会上，总理或会就中国本年度的重大政治事件表态，这自然是各路媒体最期待的“大新闻”，因为这代表了中国政府对此最高层次和最权威的回应。 2012年温家宝最后一次总理记者会上，温代表中央首次对“王立军事件”表态：“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央高度重视，立即责成相关部门进行专门调查。”有关中央对重庆的态度，温家宝表态称“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这一表态，在当时薄熙来尚未被官方宣布涉案的情况下，被外界解读为释放出某种特殊的政治信号。
李克强总理曾在记者会上预先透露有关改革劳教制度的进展，“有关中国劳教制度的改革方案，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制定，年内有望出台。”半年后，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废止劳教制度。
与前任留下的豪言壮语式的金句相比（ 温家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朱镕基：“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习近平的高压时代，李克强留下的金句则更有现实意义。
2020年，李克强在总理记者会上谈到中国当前6亿人口的月收入只有一千元人民币左右。 2020年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面脱贫收官之年。李克强透露的这些信息也被认为和习近平及党中共唱反调，甚至“打脸”习近平。在2019年的总理记者会上，李克强也透露了一个涉及民生的重要数字，他说：“我们的医保虽然覆盖全民，但是水平不高。尤其是我们的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1.5万元，遇到大病靠自己扛是很难的。”
这些偶然或刻意流露出的肺腑之言，还包括温家宝在卸任的最后关头，语重心长地警示：“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如今，温家宝的忧虑显然已经成真了，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果岌岌可危。
受绝对控制的记者会何必废除？中共“二号人物”实在多余？
32年里，特别是在江、胡主政的二十年黄金期，从李鹏到朱镕基到温家宝，再到后来的李克强，几位总理先后利用总理记者会这一平台做了非正式但是面向公众的施政讲话，在这一舞台上展现了这些中共二号人物对经济和总体局势的领导能力，又利用这一窗口对外投射出中共的集体领导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民主”的渐进发展。凭着有限的透明，又因着绝对的控制，每一年的总理记者会都在传递着北京想要对外传递的公众形象，以吸引外资，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更巩固了中共统治的认受性。
这一运作成熟的机制何以要废除？原因可能在于如今的中共，不再需要有“二号人物”。中南海的权力架构中，总理名义上是仅次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第二号人物。过去，“江朱体制”和“胡温体制”下的国家主席和总理的权力较为平等，但习近平上任后，“习李体制”却转为“南北院之争”。迈入第二任期后，李克强更处处受掣肘，以前属于总理管辖范围的事务逐渐被转移至党中央下属的各个机构。也正因此，在李克强卸任前夕，他频频在总理记者会等媒体见面会上“说真话”，与最高领袖“唱反调”。
新任总理李强长期在地方政府任职，并无国务院的工作经验；他的升迁之路全靠习近平的提携。而他上任一年以来，行事低调，包括打破总理出访搭乘专机的惯例，降格为搭乘包机，极力避免留下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平起平坐”的印象。在李强上任的同年，国务院公布最新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取代在2018年印发的版本。其中最明显的修改在第一章总则中，删除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保留并修改为“国务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同时，原总则第三条中“执政为民、依法行政、实事求是、民主公开、务实清廉”的内容也被全部移除。在第三章工作原则中，新增了“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重要情况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新《规则》更完全删除了原第六章“推进政务公开”的内容。
国务院的职能被史无前例地矮化了。因此，作为“最弱势总理”，李强和如今的国务院只是习近平路线的执行者。 《南华早报》有分析称，取消记者会甚至可能是李强总理本人的建议，因为这样一来，既能凸显习近平的领袖地位，也能显示李强对领袖的忠诚度。
不装了，安全感最重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发展”一直是中共领导人挂在嘴边的关键词。但近十年以来，“安全”，或者“维稳”开始逐渐取代“发展”，成为中共主政者施政的侧重点。
《日经亚洲》社论指，负责在“安全”和“发展”间做决策的人，不是李强，而是负责“国安”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政治局常委第五号人物蔡奇。而蔡奇是个强硬的执行者，由他来权衡国安和经济发展孰轻孰重，他一定会把手伸向维护党国安全那一边。在“安全”的框架下，所有政治、金融活动都必须在中央掌控之下，甚至于，所有牵扯海外的活动基本上都是可疑的。这种无端的恐惧，也可能影响了中共顶层面对外国记者的意欲。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就认为，不举行总理记者会可以避免“某些势力”“唱衰”中国。
外界观察到，当局以往的惯例正被一一打破：在取消总理记者会之前，原本应于去年秋天举行，且按中共党章规定“至少一年举行一次”的三中全会迟迟无动静。是改了会议举行时间，抑或是取消？无人知晓。与此同时，中国去年已陆续关闭外界取得中国公司资讯、法庭文件与学术期刊的管道，更修改《反间谍法》和扩大《国家秘密法》覆盖范围，加强审查外国公司驻中办员工。
在传统的共产主义路线中，主政者将民主国家提倡的政务公开、公民知情权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目前的情况就是，权力机构对政策法规的解释越来越少，重要的数据也不再公开发表。而普通人在日常传递的信息，也有可能会触犯日益收紧、措辞模糊的各种钳制言论自由和资讯流通的法律法规。
而取消总理记者会，显示了中共顶层积重难返的维稳思维，他们不仅不愿意接受中外媒体的现场提问，甚至连事先安排好的问答也不愿意参与。唯一的政情观察窗口被迫关闭，没有舞台，就不需要影帝，总理终变成“总也没人理”。
惋惜也罢、无奈也罢，中国公众不得不面对的是，资讯正在变成稀缺资源，大事小事都被装入黑箱。从法治回到人治再后退至一人治，北京的政治正进入可怕的集体自闭，若任何政治新闻都只能以“吃瓜”的形式出现，小道消息将逐渐替代新闻和报告的采编，直至连“谣言”都遭灭声。
如同吴国光教授的最新评论所写，“木偶剧，影子戏，踩高跷，唱双簧，这些中共向来拿手的把戏，如今都不给你演了，就给你看一场哑巴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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