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窃.格瓦拉出狱事件聊一聊自由讨论的边界
互联网永远不缺热点，伴随着火遍中国互联网的精神领袖“窃.格瓦拉”出狱，他本人再次被社会所关注，并一度成为了流量热点。
在资本市场，“窃.格瓦拉”带来的流量和关注，也引起了资本的关注。据报道，“窃格瓦拉”刚出狱就遭30家网红公司哄抢。最近，国内主流媒体对资本追逐所引导的错误价值观进行了批判。
在今天，国内的媒体和民众，在话语讨论上相对于多年之前拥有了巨大的自由权。这也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律体制的完善。
但是，这种自由权力并不是百分之百引导社会向积极的一面发展。“窃.格瓦拉”只是一个缩影，在自由的互联网世界，很多人利用这种自由在讨论“恋童癖”、“恐怖主义”等等对社会造成危害的思想和文化。
事实上，非常理想的自由世界，在这个世界并不存在（不论在哪个国家和社会）。即使有一个极为宽松的政府和社会，我们仍然会发现有着许多约束，即使有十分坚信自由主义的人士，在涉及到人类的生命安全或者社会体制的安全的时候也不能保证一定不会动摇。
一个非常理想的自由世界建立有着众多前提。
众多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包括经济学家，也都认同自由的建立是有前提。这种前提，一般来说，还是需要有经济基础、教育水平的近似平等（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前提）。
经济基础的太大差距，会导致人们在话语权上本身就会产生差异。这就像富人可以利用资本操纵话语，而普通人只能在这种被操纵的话语体系之下去自由讨论，所讨论的内容本身就是有失偏颇。
教育水平的差距，对这种自由讨论的不利影响更大。反智主义、民科其实都是在教育水平不一致情况下，且在自由讨论的氛围中产生的。今天在美国，仍然有许多人认为地球是平。这些人并不是不认识字，而是他们在自由讨论的氛围中，面对多种选择，选择了错误的观点和答案。而之所以会这么去选择，是因受其本身认知水平的限制。同时就像许多人坚信永动机存在一样，也是同样的原因。对于有这些信仰的人，你没有办法或者说很难去和他们解释清楚。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所积累的知识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可观的数量。个人能在社会中掌握知识占人类总体知识的百分比在一直不断下降。对于人来说，承认无知往往是一件难为情的事情，但事实上，我们的确挺无知。）
这种经济和教育的差距却是一直存在着的，自由的资本市场经济也加剧了这种差距。所以即使在个别国家有着极为宽松的环境能够进行自由讨论，但实际上也衍生了众多的问题。这些社会也有着有形或者无形的限制性边界。
举个例子（再拿美国来做介绍），在耶鲁大学教授道格拉斯W.雷（曾获得古根海姆奖，并担任西班牙议会、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和BBC的政治顾问）的公开课《资本主义的成功、危机和改革》上，他介绍了一个事件：一次在耶鲁大学准备出版的一本书中，书中有关于穆斯林社会先知默罕默德的丹麦漫画（丹麦漫画的意思请自行搜索），在这本书即将要出版之前。作为出版委员会的成员，教授接到了电话，被要求撤去这些漫画，而教授最终也妥协撤去了这些漫画。
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因为耶鲁大学需要考虑到这些漫画会激起穆斯林社会的不满，以及随之可能会产生的安全威胁。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可能会坚决要求出版这些漫画，他们反驳的理由会有很多种，比如这种做法类似于绥靖政策，不断地妥协最终导致其根据地的丧失。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面对各式各样的压力，即使政府机构并没有出具相关的限制性要求，但如果涉及到人的基本需求（特别是生命权），自由讨论往往显得并不是那么重要。
以上部分的讨论是为了告知各位，自由讨论，或者说完全的自由讨论本身就是个理想。既然这样，还是要回到文章的主题“自由讨论的边界应该在哪里？”
这个话题，一直是各个社会在不断争论的内容。因为每个社会的发展程度本身就是有差异的。可是相对宽松的社会，永远在不停的催促那些还在发展中的社会“快一点”再“快一点”。
中国有个成语叫做“揠苗助长”，其实这种催促往往是这种“揠苗助长”。我在之前的文章里讨论过资本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介绍了资本想借助“自由”的力量来占领发展中市场的行为。实际上，在对发展中社会的催促中，普通人很难说没有受到资本的影响。
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宣传的思想和理论是为了对方好，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特别是在双方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时候，往往是占据较高位置的社会说的更有道理，但是实际上在之后来看这并不是多有道理。所以你能看到在之前推动自由思想和理论的市场之中，并不是所有的都能成功。
在中国的经济崛起之后，外部社会对中国内部自由的讨论慢慢变淡了。但这依然存在，只不过曾经是对我们整个社会和政府的否认，现在更是局限于对部分问题的否定（比如对待google、youtube等问题的讨论）。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和自身对自由讨论的包容度已经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提升（不否认有外部社会的催促带来的影响）。但国内并没有按照他们催促的那样突然间完全开放，而是一步一步到了现在的社会。这得益于管理者对节奏的把控。
但是，当国内社会在并没有按照外部的轨迹而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水平，管理者以及这个社会的成员是否还能继续保持一个理性的态度看待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自由讨论的边界。是否会固步自封，不再继续扩大自由讨论的边界甚至缩小这个边界？
至少从武汉疫情和“窃.格瓦拉”之间的一系列事件来看，这种不扩大和缩小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但是政府仍在不遗余力去做讨论的引导，这在坚定的自由讨论拥簇者来看可能是不能容忍的，甚至在他们来看是可以扣上集权主义的帽子。但实际上，政府的引导或者是约束，不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者是“互联网管理条例”，其主要内容仍然是积极和正向的一面。
在matters上经常会有人讨论关于国内小红粉的问题，但实际上，小红粉也是在自由讨论的氛围中发展并壮大起来的。可是现在自由讨论的拥簇者们却视之为威胁，这不得不说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当然有些极端的小红粉给国内造成的负面影响和麻烦并不少，比如动不动就喜欢宣称“XX希望回归中国”、“明日将要多XX开战”这样的极端红粉自媒体。这样的媒体给国内带来的麻烦（实际上已经上升到了外交和政治问题），国内也在着手去整治和引导。如果按照坚定的自由讨论拥簇者来看，这应该也算是对讨论的压迫。
我本人坚信自由讨论的边界和经济发展存在着正相关性，经济发展的越好，这种边界也会不断扩大。我也赞同对这种自由讨论进行一定地约束，这种约束可以是法律上的，也可以是社会认知上的，只要这种边界能够阻断负面思想（比如杀人、放火、恋童癖之类危害社会体系的思想）。但是如果这种边界阻断的是人们的正面思想（比如反对腐败、提倡人们相互尊敬的思想），那这种约束和边界，可能给社会带来的会是无穷的麻烦。
参考资料：
【1】耶鲁大学公开课：《资本主义的成功、危机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