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64）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院领导总喜欢把医院搞得天翻地覆，一来滥权严重，说你有罪就有罪，让医患觉的极度不安全；二来不作为或乱作为，腐败严重；三来某些院领导说的跟做的不一样，缺乏良知底线。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院领导的滥权和专制管理消耗浪费了大量医疗资源，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惩罚措施，导致它们继续制造大量不公不正，所以既往的错误就得不到纠正，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院领导的作恶也就会毫不犹豫的进行到底。某些院领导的黑恶化继续与上级机构，保护伞等公权力结合，蚕食的是国家医疗安全，侵害的是全体中国人的利益，并且通过医患矛盾和医医矛盾来掩盖它们的罪行。

       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院领导和科室领导认为，只要进行投票就是民主，却不知道或者隐瞒，不致力于发展制衡机制，那么投票可能会成为一个危险的游戏。原因在于，在一个缺乏制衡的环境下， 投票很容易成为所谓管理者的囊中之物。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院领导通过打压异议、投票舞弊、操纵投票委员会、削弱反对者的自由等方式，他们能轻易把投票改造成威权管理的合法化机制。重要的是保住权力，手段则可以与时俱进。既然社会和“老百姓”都想要投票这层“皮”，我就披上这层“皮”。

      医院管理者之所以如此糟糕，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医院职工和患者允许他们如此糟糕。由于缺乏制衡机制，人们给某某投票往往不是因为他所能提供的治理绩效，而是因为他是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院领导钦定的“自己人”，有私利联盟。事实上，如果人们基于认同而非理性投票，后果很可能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越善于煽动仇恨、“制造敌人”的管理者越有机会，越正直冷静的人越没有机会。

       所以，首先要有制衡机制保证投票的的公正性（否则任何投票，包括举手投票，微信投票，网络投票都是虚假的游戏而已），其次将预算收支的透明、是否言论自由、以及收入财产公示等廉洁措施与医院领导的收入挂钩，减少基建设备耗材等开支，增加医务人员收入，将资源更多地导向医务人员的健康发展（例如责任心）和制衡机制的配套措施。的确，事情总是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无穷倍，但这不是无所作为的理由，而只是抱有更多谦卑、智慧与耐心去行动的理由。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等。

书记：袁英红 院长：李文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