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谦：我所经历的“六四”

2009-06

1989年春，高文谦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他亲眼目睹了学生的抗议示威活动，当局随后的“六四”镇压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决心把被共产党掩盖的文革历史真相通过自己的笔告诉世人。他的努力后来主要都凝聚在他的备受欢迎却在中国大陆被禁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

一晃“六四”镇压已经过去了20年。这是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一提起“六四”，又把我带回20年前那个残暴、血腥、令人心悸的夜晚。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夜，刻骨铭心，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命运，也包括我自己。1989年年初，当时时局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改革已经进入了第10个年头，邓小平跛脚鸭式的改革已经累积了许多社会矛盾，而前一年物价闯关的失败更是激起了民众的不满。这年春天，胡耀邦抑郁而终。1 他是中共党内最后的一个理想主义者，赢得人们的爱戴。以大学生悼念胡耀邦为先导，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运动。

当时，我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学生们提出的整治腐败、推进民主的要求，代表了普通民众的呼声，多数机关干部也都站在学生一边，很多人利用上班时间跑出去看学生游行。记得4月27日大游行那天，一早到机关，就听说大学生准备上街游行，当时武警和公安在中关村一带布置了几道封锁线，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整个上午，机关里都在议论这件事，牵挂着学生的安全。中午得知学生已经冲破了警方的防线，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我随即跑出去，站在复兴门的立交桥上，看着由北向南的游行队伍，一眼望不到头，各大院校的队伍依次走过。记得走在清华大学队伍最前面的是几位满头白发的老教授，他们举着一个白色的条幅，上面写着：“跪久了，站起来遛遛”。这是一种黑色的幽默，里面五味俱全。当时我一看到这几个字，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眼泪不由自主掉下来了。我能够体会出这句话的分量，其中所包含的沉重和酸楚，那是一种在经过精神虐杀的炼狱之后而从心底发出的呐喊。

当时，我真有一种精神上获得解放的感觉。中国民众经过多年的极权统治，已经让政治给整怕了，人性被扭曲，良知被吞噬。知识分子更是被打断了脊梁骨，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对政治的恐惧已经溶化在整个民族的血液里面，化成一种本能，一沾政治，就谈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这种心理阴影，像梦魇一样缠绕在中国民众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

我的童年是在恐惧中度过的。我6岁那年，我父亲因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2 表示了不同看法，在庐山会议后批判彭德怀的斗争中，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充军西藏。文革中，我的母亲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关进秦城监狱。家庭的遭遇，使我很清楚中共政权的残暴本质，当政者势必对任何挑战他们的人秋后算账。尽管如此，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后，一直牵挂着我的心，每天上下班的时候，我都有意识地骑车从天安门广场绕一圈，了解当天的情况，劝说学生不要过激，给自己留有馀地，祈望事情能够善了。

记得走在清华大学队伍最前面的是几位满头白发的老教授，他们举着一个白色的条幅，上面写着：“跪久了，站起来遛遛”。这是一种黑色的幽默，里面五味俱全。当时我一看到这几个字，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眼泪不由自主掉下来了。

5月18日，是学生绝食的第6天，当时不断有昏厥的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护车的呼啸声揪着每一个人的心。对当局的冷血，当时整个社会情绪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在这种情况下，我带领机关干部走上街头，声援学生，并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自愿请愿团”的名义，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否定把学潮定性为“动乱”的《人民日报》社论，3 承认学生发起的爱国民主运动，并提出“清除腐败，要从最高领导人做起，大义灭亲”。这封公开信后来被人贴到中央组织部的报栏里，成为清查时的一件大案。

中国民众经过多年的极权统治，已经让政治给整怕了，人性被扭曲，良知被吞噬。知识分子更是被打断了脊梁骨，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对政治的恐惧已经溶化在整个民族的血液里面，化成一种本能。

戒严后，4 北京市民自发地组织起来，把戒严部队堵在城外，形势一度密云不雨。不过，当局不惜流血来重新控制局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6月3日那天早上，我上班时绕道六部口，看到北京市民截住了一辆装有刺刀、钢盔等军用物资装备的军车。下午，听说集结在中南海5 里的军队出动，抢回了军车和装备。我急忙骑车赶到现场，当时军队刚刚动完手，还可以闻到空气中瓦斯毒气的味道。几个市民被打得头破血流，阳光下，雪白的汗衫染着殷红的血迹，格外刺眼。这是自学生绝食以来，第一次看到血腥的场面，心一下子揪了起来。

当天晚上，吃完晚饭后，我和妻子又去了天安门广场。当时，气氛已经相当紧张，空气中甚至可以闻到血腥的气味，让人透不过气来。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的直觉告诉我，中国现代史上即将发生惨烈的一幕。当时，我准备在广场上留下来，做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但是，我的妻子死活不同意，硬要把我给拉回去。当时，我的情绪很冲动，和她争论得很厉害，表示坚决不回去。最后，我妻子的一句话打动了我。她说，你是研究历史的，不能无谓地死在这里，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用你的笔来记录历史。

当时，我准备在广场上留下来，做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但是，我的妻子死活不同意，硬要把我给拉回去。当时，我的情绪很冲动，和她争论得很厉害，表示坚决不回去。最后，我妻子的一句话打动了我。她说，你是研究历史的，不能无谓地死在这里，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用你的笔来记录历史。

我的家在沙滩附近，离天安门广场不远。当天晚上回到家中，我几乎一夜没睡，站在凉台上，望着广场的方向，可以看到那里的火光，入夜以后，远处的枪声清晰可闻。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赶往天安门，在南池子路口亲眼看到军队屠杀北京市民的场面。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公安部的大门口，向抗议的市民开枪射击，当场有五六个人中弹。杀红了眼的士兵还不放过，端着枪朝胡同里追杀逃散的市民。

当时，我随着人群躲在一个小胡同里面，蹲在背阴的墙根底下。听着街面上传来“嗒嗒、嗒嗒”的枪声，我的心一阵阵发紧。和我蹲一块的是一个蹬平板车的老大爷，看起来有六七十岁的样子，阅历丰富。他不像我那么紧张，但脸色阴沉，按捺不住心头的愤恨，气得浑身发抖。这位大爷对我说：当年小日本进北京城，也没有这么杀人呐，真是造孽啊！共产党缺了祖宗八辈子大德了！

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赶往天安门，在南池子路口亲眼看到军队屠杀北京市民的场面。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公安部的大门口，向抗议的市民开枪射击，当场有五六个人中弹。

6月4日下午，我骑车穿过满目疮痍的北京城，回到我妈妈家中。一路上所见所闻，令人发指。回到家后，我打开收音机，焦急地收听美国之音每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一边放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和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一遍一遍地听着。当时美国之音正在播放对郑念女士的访谈，她是《上海的生与死》的作者。她以一个失去女儿的母亲的身份，向天下所有在“六四”血腥镇压中失去子女的母亲们讲话，理解她们的丧子之痛，同情她们，宽慰她们，语调悲切哀婉，富有感情，我一边听一边默默地流泪，心里在淌血。

这以后，我擦干眼泪，准备应付即将面临的整肃。我妈妈帮我把我父亲当年挨整时写的检讨找了出来，让我做些心理准备。我翻看着一页页已经发黄的检讨，百感交集，父子两代的命运竟如此相同！那年夏天，是在极度压抑和恐怖中度过的。戒严部队端着枪在北京大街小巷巡逻，公安局和武警半夜三更抓人，官方电视上连篇累牍地播出“暴徒”被逮捕被押送处决的画面。

当时，我想的一个问题是：8 0 年代初，官方曾经开展了“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为什么坦克车一开进城，文革的逻辑和语言就立刻回来了？

与此同时，各个单位内部也在进行清查运动。我是单位清查中的重点人物。在那些日子里，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对外说是在“闭门思过”，写检讨，实际上是在反省自己以往所扮演的角色，探究文革浩劫与“六四”镇压两者之间的关系。我是研究文革的，曾经是官方《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文革部分的执笔者。当时，我想的一个问题是：80年代初，官方曾经开展了“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为什么坦克车一开进城，文革的逻辑和语言就立刻回来了？原因就在于导致文革浩劫的制度根源，仍然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政治体制换汤不换药。为此，我决意要把自己所了解的文革浩劫的历史真相告诉国人。写《晚年周恩来》一书的念头最初就是在这时候萌生的。

1993年我来到美国后，有幸得到李慎之先生的推荐，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作访问学者，把写书的愿望变成现实。但事情刚刚开始，中国当局就知道了，通过各种渠道劝阻我不要写这本书。他们采取了软硬两手：软的一手是收买我；硬的一手是派人传话，说我母亲在文革中已经受到很大磨难，不希望看到她晚年再有什么不幸。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恐吓，我当然不能接受。他们就向哈佛大学施加压力，切断了对我的资助。这反而更坚定了我一定要把《晚年周恩来》这本书写出来的愿望。

这以后，我靠妻子为生，在家里全力写书。我母亲也在精神上给我很大的鼓励，给我写“万金家书”，说这是老天爷交给你的任务，一定要把文革的历史真相告诉老百姓。《晚年周恩来》一书历时5年，终于出版，但立即遭到中国政府的封杀。官方之所以这样怕我写这本书，是因为他们深知前苏联东欧共产政权的垮台正是从历史解密开始的，重新评价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势必瓦解极权统治的基石。

当前，中国正处在历史变革的前夜，面临从极权体制向宪政体制的转型，而“六四”问题则成为梗阻社会转型的死结，令中国百年宪政之路步履艰难。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和不幸。

上个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急于救亡图强，被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狂想所蛊惑，误入歧途，整个中国成为共产主义的实验场，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经过一个世纪的血腥实践，共产主义虚幻的光环早已不再，露出了本来面目――残暴、邪恶、虚伪和违背人性。在意识形态破产之后，当局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只剩下赤裸裸的暴力镇压和谎言欺骗。

“六四”血案已经过去20年了，历史的伤口至今没有愈合，还在继续化脓溃烂。当年导致抗议的各种社会矛盾，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更加激化，积重难返。当前，中国正处在历史变革的前夜，面临从极权体制向宪政体制的转型，而“六四”问题则成为梗阻社会转型的死结，令中国百年宪政之路步履艰难。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和不幸。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六四”问题一天不解决，不还死难者一个公道，中国将永远无法堂堂正正地站立在世界舞台上。

编辑注释

1. 胡耀邦于1981至1982年期间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至1987年期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86年发生了一系列学生抗议活动之后，他于1987年1月16日被迫辞职。中共党内的强硬派指控他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过于软弱，对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于同情。他在党内受到侮辱性的批斗，并被迫做出检讨。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当天就开始不断有民众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悼念他，表达了对他遭遇的同情和对当局的不满。从4月17日开始，悼念活动规模不断扩大，很快演变成民众发泄对官倒腐败的强烈不满、要求政治改革的抗议活动，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八九民运。^

2. 为使中国在短时间内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10年内超过英国、15年内赶上美国（“超英赶美”），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为此，全国大炼钢铁，甚至要求家家户户献出铁锅铁盆炼钢，荒废了农业生产，导致了大饥荒，至少饿死2000万人。^

3.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人民日报》，1989年4月26日。^

4. 戒严令颁布于1989年5月20日。^

5. 位于紫禁城西，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机关办公及中国国家领导人居住的地方。^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

高文谦：六四亲历的两个杀人场面

2019年05月22日

六四血腥镇压已经过去30年，许多往事已经淡忘了，但6月4日当天亲历的两个杀人场面却一直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现在把它写出来，以纪念六四国殇日——中国现代史上那个令人心悸的日子。。

1989年6月3日晚饭后，我和妻子来到天安门广场。当时风声已经很紧，广播里反复播出北京市政府的紧急通告，显然当局要动手了，晚上要出大事，空气里都可以闻出血腥的味道。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本来我想留下来，见证这一幕，但妻子死活不同意，说服我回了家。

当时我住在宽街，在天安门广场的北面。回家后，我一直惦记着广场的情况，不断地收听美国之音和BBC。入夜后，我站在凉台上，望着天安门那个方向。那一夜，基本上没怎么睡，到了下半夜，看到广场方向火光冲天，令人揪心的枪声伴随着人群的呐喊声隐约可闻。

清晨５点左右，美国之音报道戒严部队已经占领了天安门广场。天一亮，我就骑车去天安门广场，沿途像战场一样，一片狼藉，水泥桩子、无轨电车堵在街上的十字路口。快到沙滩路口时，听到后面有车高速开过来，我就踩在路边的马路牙子停下来。一对军车急驶而过，在经过前面的沙滩路口时，看见路障，不得不减速。当时天已经大亮了，有不少北京市民站在路旁议论纷纷。车上的士兵先向人群施放催泪瓦斯弹，发出一声很闷的响声，冒着呛人的黄烟，然后就是几梭子子弹，当场就有人倒在血泊中。人群惊叫着四处散去。

军车走远后，我骑车过去，人们又重新聚集起来，七手八脚地把中弹的人用平板车送到附近的隆福寺医院。其中一个肩部中弹，血染红了圆领汗衫；另一个打中腿部，倒在地上呻吟。路口的一家印尼华侨餐厅的墙上留下个鸡蛋大的弹孔。戒严部队这样毫无缘由地杀人，人们既惊恐又愤怒。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跺着脚，用颤抖声音说：“真是伤天害理啊！大白天的，就这样杀人，以后说什么也不让我孙子参军！”

后来我继续往天安门方向骑去。途中看到人们围着一个头上系着红色布带的大学生，看样子是从广场撤下来的，他满脸悲愤，痛不欲生，摇着头说：“中国完了，中国完了！”说完，就头也不回地骑车北去。随后，又看到人们围住一个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她大概是刚从医院下班回来，白大褂和裤脚上染的血迹已经凝固，变成黑紫色。她含着眼泪讲述了值班时看到的情况，连说：“太惨了！”

大约八点钟的时候，我到了南河沿路口。当时戒严部队已经占领天安门广场，用三排坦克封锁了广场东侧。坦克前面站着三排士兵，后两排端着冲锋枪，前面一排拿着三角铁。在公安部门口，数百名北京市民与列阵的士兵对峙，其中有不少是用血肉之躯与戒严部队抗争了一晚上的人，他们面容疲惫，嗓子嘶哑，痛斥戒严部队是“法西斯、刽子手”，高喊“绞死李鹏”，“血债要用血来还！”

当时，我站在人群的后面。在双方的对峙中，前排拿角铁的士兵不时地冲出来恐吓民众。不久两辆小面包车，一前一后开过来，要进广场。人们拦住车，问干什么去？他们开始支支吾吾，后来承认要给戒严部队送面包和汽水。这一下，把在场的人们气坏了，把前面那辆车的人拉出来，揍了一顿。后面那辆车趁乱冲进广场。就在这时，枪声响起来，前面有人当即中弹倒下，人们四处逃散。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见士兵端着枪冲了上来。我和十几个人跑到南河沿路口的欧美同学会，看门的大爷不让我们进去，说“他们会追进来的”。一个黑脸的中年人对他说：“如果我们死在门口，你一辈子都安生不了！”老大爷叹了口气，放我们进来。

进院子后，我们一帮人蹲在靠街那面墙下。街上冲锋枪的点射声越来越近，显然，杀红了眼的士兵已经拐进南河沿大街追杀逃散的市民。记得当时在一起的有两个复员军人，一个是39军的，另一个是40军的。他们说起头天晚上阻挡戒严部队进城的经历，其中一个撸起袖子，露出红肿的臂膀，说是扔便道上的水泥砖扔的，还说：“我他妈的就是没有抢，要是有枪，我一个顶他们十个！”后来我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平暴节目中见过这位老兄，背景是火光冲天的广场。当时真为他捏把汗，不知他逃过这一劫没有？

枪声渐渐停下来后，我们走出欧美同学会大门。太阳已经升得很高，天气也变得燥热起来。人们正在抢救刚才中弹的人。一个小伙子借来当时常见的家用三轮脚踏车，把他送到附近的协和医院。他蹬得飞快，边蹬边喊“让路，让路！”车上是一个中年人，头仰在车靠背上，由于失血过多，在阳光下，脸已经变成黄绿色，估计已是凶多吉少。多少年过去了，这张脸我一直忘却不了。

后来，我回到住在南河沿的岳父家。刚消停一会儿，街面上的枪声又响起来。出去买菜的妻子没回来，岳父很着急，让我赶紧下楼去找。我刚走到街上，就看见戒严部队士兵端着枪，三人一组，沿南河沿大街两侧的人行便道齐头并进，时不时朝人开枪，街上的人四处躲逃。我随着人群跑到一个小胡同，蹲在墙根底下。大街上传来一阵阵令人揪心的枪声。和我蹲一起的是一个蹬平板车的老大爷，年纪有六七十岁的样子，他气得浑身发抖，说：“真是造孽啊！当年小日本进北京城，也没有这么杀人啊，共产党缺了祖宗八辈子大德了！”

当天下午，我骑车绕了半个北京城，回到我妈妈家。一路上所到之处，满目屠城后的景象，整个京城遭受了一场战祸的洗劫。几天后，我回到自己的小家，桌上的台历还停留在6月4日这一天。我把它撕下来，把这几天的经历和感受浓缩成下面这句话：“国殇日——共和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写在这天的台历上，然后把它缝进被子里，准备迎接单位即将开始的清查整肃。

我的人生道路也从此发生转折。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第261期，2019年5月10日—5月23日）

高文谦：中美外交棋局与人权

人权问题一直是中美外交棋局中的一个棋子。美国虽以自由、民主、人权理念立国，但在外交上国家利益始终起主导作用，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历届政府都是如此。当选总统川普鼓吹“让美国再次辉煌”虽然煽惑人心，但出发点却是一脉相承，不过是此一时彼一时，反映出美国国家利益的侧重点有所变化罢了。

当年尼克松推动中美和解，就是冷战时期出于“联中反苏”的战略需要，其后历届政府都延续了这样的思路。卡特本来素以“保障人权”著称，但在他上任伊始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老布什在六四镇压血迹未干，就派特使秘密会见邓小平，达成协议维持中美关系。克林顿在竞选时宣称“从北京到巴格达的暴君”，但很快就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即便是强调人权理念的希拉里在与中国进行经济和战略对话时，宣布人权问题不在讨论议程上。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一味软弱退让，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中国经济发展了自然会民主化，直到最近两年才开始对此有所反省，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变化，但为时已晚，铸成大错。

再从中国外交的历史演变来看，中共建政之初，毛泽东采取“一边倒”战略，与前苏联结盟对抗美国。接下来，中苏反目成仇，毛发动“乒乓外交”向美国示好，与尼克松一拍即合，构建了中美联手抗苏的“准同盟关系”（基辛格语），形成了世界战略格局的三角关系。前苏联解体后，原有的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战略背景不复存在，但按照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方针，中国选择了一条不扛社会主义大旗、“闷声发大财”的路线，从江泽民时代开始逐渐演变成在经济上靠拢美国、政治上亲近俄国的外交路线，形成与美国政冷经热、与俄国政热经冷。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特别是习近平上台后，对内推翻了中共集体领导体制，对外改变了韬光养晦的策略，拒绝普世价值和国际人权标准，挑战并试图主导改变国际规则，成为国际社会的“麻烦制造者”。

不少评论认为，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是对全球化的逆转。其实，问题不是出在全球化，而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做生意，这是一种不对等的经贸交往。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靠牺牲环境和人权发展经济，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掏空了美国经济，造成产业空洞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跨国公司和中国政府是最大获益者，而受害者则是中美两国的民众，美国老百姓买到便宜货却失去工作，而中国农民工得到了工作机会，但完全没有人权保障。川普如果真想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和贸易失衡，那就应该认识到中国的人权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世界的问题，中国的人权问题不解决，美国民众也会深受其害。

美国是中国唯一有所忌惮的国家，中美关系是整个中国内政外交的基石，牵一发而动全身。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念迥异，既在经贸交往、国际事务中存在许多合作的领域，同时又在地缘政治、经济合作中存在许多利益纠纷和价值理念的冲突，近几年越演越烈，呈现出对抗大于合作的势头。目前中美之间存在四大话题：国际安全、经贸、人权、环境，其中人权问题事关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是令其最为尴尬的话题，绝不容忍任何人触碰，给国际社会划了一条红线，不得逾越。

正因为如此，在这次美国大选期间，中共高层内部曾做过评估，认为强调民主自由价值的希拉里更难以对付；而商人出身的川普主张美国优先，更看重经济利益，不会为捍卫美国价值观而战。因此将只会关注美国与中国的经济纠纷，而把人权问题搁置一旁。不仅如此，川普还主张进行全球战略收缩，这将给中国一个喘息的机会，用北京官方的话说是“战略机遇期”。为此，中国官方决定助川普一臂之力，尽管并不看好他。与俄国公然通过黑客介入美国大选不同，中国做得更加隐蔽，主要是通过微信群在幕后煽动，传播大量假新闻，抹黑希拉里。这是许多美籍华裔一反以往的政治冷漠，高调支持川普的一个重要背景。

其实，川普并不是省油的灯，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更难缠的对手。据知情人说，川普当选后，中共高层措手不及，外交圈乱作一团，根本找不到马上可以和川普搭上线的人，急切之下，为了讨川普欢心，把一个在中国拖了10年的商标官司，判川普胜诉。但川普并不买账，利用候任总统身份的灰色地帶，先发制人，与台湾蔡英文通话，挑战“一个中国”的底线，引起轩然大波。不仅如此，川普还与普京眉来眼去，美国“联俄抗中”的战略调整呼之欲出。

川普虽然是政治上的白丁，毫无从政经验，却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很会把商业谈判的技巧策略用到国际外交上，收集一切可以要挟对手的筹码，测试对手的底线，占据谈判优势，逼迫对手屈服。川普的真实目的并不在台湾问题本身，而是佯攻，把台湾问题做筹码，压中国在经贸上让步，以便兑现竞选时对美国选民的承诺。

川蔡通话，突破了历届美国政府与中国打交道时的底线，点中了中国的穴门。台湾问题是中国所谓“核心利益”的重中之重，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用台湾作家李敖的话说，台湾是中国的睾丸。川普打台湾牌，逼中国在经贸上让步，这对正处于经济全面恶化的中国是不可承受之重，经济问题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是维持中共政权的生命线，经济一垮，就会引发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这让中国陷入两难的困境，进退失据。

多年来，中国官方靠煽动民族主义来凝聚人心，现在惹火烧身。川普挑战“一中”底线，摸了老虎的屁股。这给中国出了一个难题：软了也不行，硬了也不行——软了，对内威信扫地，对外引发连锁反应，其他国家可以有样学样；如果对美强硬回应，川普又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反而可能触怒川普，把中美关系搞僵，更不好收拾。一向在国际社会上蛮横霸道的中国，现在撞上了川普这个愣头青，左右权衡之下，目前只能暂时保持克制，这正应了中国老百姓“横的怕楞的”那句话。

当然，川普要想改变40多年来形成的中美关系格局，并非易事，特别是在中国已经坐大的情况下，中美双方在经贸、国际安全等领域有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预见，川普当政后，中美将会龃龉不断，但仍大体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问题在于，中国目前正处于多事之秋，经济全面恶化的同时，围绕十九大党内权斗暗潮汹涌，现在又加上川普川普突破“一中”魔咒，动摇了中国内政外交的基石，势必给中国带来变数，产生连锁反应，让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的人权进步离不开国际压力，美国在其中的领导作用至关重要，但归根结底要靠中国民众自己的努力抗争。人权问题虽然只是中美外交棋局上的棋子，但中美关系一旦发生动摇，将会导致原有世界格局出现重大变化，这或许成为推动中国进步的契机。川普虽然常常放空炮，也不会为捍卫美国价值观而战，更不会在意中国的人权问题，但并不等于他不会利用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这将使习近平面临的困局雪上加霜，顾此失彼，焦头烂额。一切关注中国人权进步的人们或许不必过于悲观，好戏还在后面！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7年01月19日

高文谦：骆惠宁想做许家屯也难

新年伊始，一直传得沸沸扬扬的香港中联办主任易人一事终于被证实了。北京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换马？我的解读是，香港乱局已经持续了半年多，北京急于想要翻篇，营造一个“新年新气象”的局面。王志民因误判送中条例、特别是区议员选举的形势下台，成为替罪羊。其实除了中联办外，北京在香港还有很多收集情报信息的渠道，比如国安、军方、统战部等系统在香港都有眼线。应该说，误判形势的不只是中联办，也包括北京最高当局，结果掉进了中共信息控制、自我循环放大的坑里，自食其果，让王志民背黑锅。

至于之所以选择骆惠宁接任，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骆尽管毫无港澳和外事工作的经历，也不会粤语和英语（只短期进修过），但共产党的传统历来是“外行领导内行”，而骆的派系色彩不强，与党内各派都有过交集，可以说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人选。另外，骆惠宁为政有些政治手腕，主政山西时处理当地的塌方式腐败大案，又尽可能地保持了山西官场的稳定，得到中央肯定。而这一点，正是现在负责香港事务亟需做到的。

骆惠宁本来已经退居二线，刚从山西省委书记的位子上转任人大财经委，又被任命为中联办主任。这说明骆并不是一个早已酝酿成熟的人选，是在匆忙之中决定的，是党内各方博弈的结果，否则不会让他在人大只呆了两个星期，屁股还没坐热，就又有新的任命。其中缘由，凸显中联办主任人选难产，因为香港问题是个烫土豆，没有人愿意趟浑水；或许中联办主任是兵家必争之位，党内各派相执不下，最后骆胜出。习近平选中他，我想看中的是他政治上的忠诚，希望他能稳住局势，同时清理大陆权贵集团在港势力，把香港掌握在习的手里。

无独有偶，骆惠宁退居二线又重新出山这一点与许家屯很像。当年许本来已内定从江苏省人大主任的位子上退下来，结果阴差阳错，又被任命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兼任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在香港干得风生水起，得到人们的好评，开启政治上的第二春。 后来他因反对六四镇压决策，为中共体制所不容，不得不亡命海外，终老异国他乡。

骆惠宁能像许家屯一样开启第二春吗？我看很难，弄不好只是个过渡人物。原因在于两人面临的形势完全不同。许家屯当年是乘改革开放的东风，顺势而上，有空间可以施展拳脚。而骆则完全是逆势而行，手脚被捆住，回旋余地有限。原因就在于习近平上台后开历史倒车，逆人心而动，以强势应对内政外交，凡事逞强斗狠，结果在香港问题上踢到铁板上，现在进退两难，弄得灰头土脸，不仅自己政治强人的形象破产，而且更担心蔓延到国内，引发骨牌效应。现在习坐困愁城，既不敢像邓小平六四镇压那样对香港悍然屠城，害怕弄翻共产党这艘百孔千疮的大船，又不愿意放弃一党之私，兑现对香港民众普选的承诺，担心这会被指为败家子、共产党的罪人。

对习近平来说，谁能把乱局给摆平，谁就是功臣，否则难逃被撤换的命运。这就好像邓小平在天安门学潮时，谁能平息，他就支持谁，平息不了，就成了替罪羊。毛在文革天下大乱时也是一样，最后牺牲中央文革的“小三”——王力、关锋、戚本禹，结束乱局。香港问题症结在于习近平的既定方针绝不会改变，而半年多暴力镇压的做法又尽失香港民心。在这种情况下，骆惠宁是戴着镣铐跳舞，手脚被捆住，想摆平香港乱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骆再按照北京的意旨推动国家安全法和改变教育体系，势必引起香港民众反弹，结局未必比林郑月娥好。

应该说，骆本人很清楚这一点，上任时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网上视频显示，他在首次见媒体讲话时腿微微打颤（视频：0:32-0:42；2:22-2:33），内心之紧张由此可见一斑。他最多只能在表面上说些柔性的话，比如没有提止暴制乱，“真心希望香港好”，但骨子里还是要坚决执行北京的既定方针，使用警察暴力毫不手软，新年当天把香港人往死里打就是其真实面目。

结论是：骆惠宁时运不济，想做许家屯也难。

中国人权双周刊

2020年01月08日

高文谦：习近平是武汉疫情肆虐的祸首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多月前爆发的武汉新冠肺炎疫情，迅速演成一场世纪性灾难，蔓延整个中国，扩散到全球。当局先是掩盖疫情，营造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错失防控时机；后又惊慌失措，实施极端防疫模式，野蛮封城封户，无所不用其极。武汉现在已经成了一座危城，生灵涂炭，饱受瘟疫和暴力维稳的双重碾压，各种人间惨剧每天都在上演。

武汉肺炎疫情为什么发展得如此迅猛，成为一场世纪瘟疫、人间浩劫？最大的肇因是中共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最大的责任者是定于一尊的习近平，是他顽固坚持一党天下的底线思维所造成的人祸。习上台八年来，全面开历史倒车，实行“高科技极权主义”，大搞个人崇拜，取消任期制，打压民间社会，封杀一切不同声音，强硬应对内外危机。这种所谓“新时代”的倒行逆施，党内外的有识之士都觉得要出事，而且要出大事。不承想这只灰犀牛竟是武汉肺炎疫情，捅了一个天大的窟窿，引发了多年来积累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总爆发。

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习近平苦心打造的“定于一尊”的地位开始动摇，他本人也乱了方寸，应对一错再错。习先是把李克强推出来担任中央应对武汉疫情领导小组组长，舆论哗然，为李鸣不平，直指身兼多个小组长的习胆怯自私，不敢去武汉；不少网民怀念江泽民、胡锦涛当年去抗灾第一线的往事。弄得习非常尴尬，既不愿被李抢了风头，又怕被江、胡比下去，急忙出来宣布自己对武汉疫情“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遭到网民的嘲笑后，官方又改来改去，闹出新华社和央视两家官媒打架的笑话。

不仅如此，已经被习近平反腐整怕的中共官场也不再那么驯服，开始“甩锅”。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地方政府只有授权，才能披露疫情。周做得很聪明，不明指习，而是让国务院背黑锅。可这么大的事，国务院岂敢做主？大家心里都明白“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习才是最后拍板者。尽管人们只敢腹诽耳语，但武汉疫情来势凶猛，已经失控，党内外舆论汹汹，反习势力又趁机煽风点火，给习造成很大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官方《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在2月3日在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一开始便自我辩白，这是习上台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因为闯了这么大的祸，总要对党内高层有个交待。结果反而欲盖弥彰，越抹越黑。习在讲话中提及的四个时间点恰恰做实了他本人是下令捂盖子，延误时机的祸首。习在讲话中说他1月7日就提出要求，但没有具体内容，是“无字天书”。即便是在1月23日春节团拜会上，习也只字没提武汉疫情，还举办了盛大晚会。这期间，官方宣传的调子是“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新春佳节”。正是根据习的指示，从1月7日到20日整整两个星期，当局迟迟没有在武汉启动应急响应，错过了控制疫情发展的黄金时期。

习近平的讲话效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洗刷自己，反而惹火烧身，人们议论纷纷，更加确信习应对武汉疫情的扩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习急于开脱自己，找下面当替罪羊。他撤换了湖北省、武汉市的领导人，还准备拿医学界的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开刀，让他背黑锅。国家监察委网站本来已经发了双规的消息，但高也不是省油的灯，被抓前通过香港媒体发表紧急声明：疾控中心1月初就上报了，不公布疫情是中央的责任。不仅如此，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丈夫、经济学家华生出来为高打抱不平，发表文章《如果群殴高福是搞错了对象》，爆出国家卫健委和地方政府对疫情的反应“不算晚”，矛头指向中央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由于担心事情闹得不可收拾，国家监察委网站才不得不把这条消息撤下来。已经跟进报道的贵州等地方媒体只好道歉，为这个“乌龙事件”背黑锅。

眼看武汉疫情失去控制，习近平才慌了神，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又亲自拍板，下令武汉封城。他完全不知道中国早已不是毛时代的自然经济，也完全没有管理现代经济的常识和治理现代国家的能力，只知一味蛮干，不知道野蛮封城的后果，从根本上违背了经济规律，会造成整个中国物流中断，经济活动停摆，而产业链一旦转移出去就再也回不来了，而且将引爆本已经危如累卵的债务危机，这是中共不可承受之重。在习近平反腐立威形成的“一尊体制”下，没有人敢讲真话，任由他一味胡来。而且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各地政府拿着鸡毛当令箭，封城封路封户，花样翻新，彰显应对危机模式的“中国特色”。

草率封城导致经济停摆的后果马上显现出来，失去正常的物资供应，中国社会开始陷入混乱，国计民生全面吃紧，百姓叫苦不迭，武汉首当其冲。习近平这才反应过来。不过，与民众的生命和疾苦相比，他更关心的是经济不能崩盘，因为事关中共政权的安危。用官方的说法是政治安全第一，经济安全第二，第三才是民众的生命安全。对习来说，死多少人他并不在乎，只是一个数字，甚至连数字都不是，官方的拿手本领就是统计数据作假。

当局可以对疫情统计数字造假，却无法让经济运行不受影响。尝到经济停摆的苦果后，习近平非常着急，从一个极端又到另一个极端，铤而走险，下令各地尽快复工，要各地封城适可而止，别太过分，强调现在是考验各级政府执政能力的时候了。复工与疫情的交叉感染扩散是两难选择。为此，习进行了一场豪赌，把赌注押在全面复工而又不发生大的疫情扩散，以避免经济崩盘。他如意算盘是：赌赢了，凸显自己指挥若定；赌输了，责任在地方政府，是他们“执政能力”不行。而他本人左右逢源，稳赢不输。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地政府官员采取的办法是阳奉阴违。在“一尊体制”下，官员必须绝对服从习近平的意志，否则轻则丢乌纱帽，重则锒铛入狱。他们知道经济停摆的压力在中央，即使经济崩盘，法不责众，板子也打不到自己身上；而本地疫情一旦恶化，他们就会被问罪。于是，他们按兵不动，以保本地安全为优先考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有个别官员认为习的要求太脱离实际，公开表示不满。比如，全国第一个发布战时管制令的湖北十堰市张湾区副区长就公开表示：“坚决抵制急于复工复市利益冲动。”自强令复工以来，全国多省已经发生企业员工聚集性感染，不得不封闭工厂，隔离员工。民众也对中央推迟两会，却让老百姓复工表示不满。这给了强令复工的习近平当头一棒。

当前，习近平被武汉疫情弄得焦头烂额，面临上台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他的对策是牺牲武汉，保住全国。一方面在武汉封街封楼封户，严防死守，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任其自生自灭；另一方面刻意释放抗疫利好消息，力争达到世界卫生组织28天无新增病例的标准，说服其只把湖北省定为疫区而给中国“摘帽”，从而启动国际航线全面复航。习很清楚，目前经济停摆加上国际封锁的局面如果持续下去，势必对中美贸易战后已经危机四伏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最终将导致整个经济崩盘，中共政权陷入灭顶之灾。

为此，习近平派出自己的嫡系、具有公安、政法背景的应勇坐镇湖北，控制局势。应勇上任伊始，全力贯彻习的旨意，铁腕治鄂，不是把重心放在防疫上，而是以防民变为主，确保政治安全。用应勇自己的话说是：决不能让真相还在穿鞋时，谣言已满世界跑。在封网禁言的同时，实施暴力维稳，下令强征民产，封闭所有小区，不许出门，把老百姓折腾得生不如死，被逼得上吊跳楼以及全家灭门的惨案屡有发生，整个武汉已经成了人间地狱。网上热传一段武汉某大学校园内学生们高喊“应勇滚蛋！”的视频，正反映了湖北武汉民众愤怒的心声。

一个多月来，习近平“亲自指挥”的抗疫斗争一误再误，给中国乃至全球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但他仍然嘴硬，在日前召开的全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宣布：党中央是正确的！然而，病毒并不听党的指挥，最新的发展是连首都北京也沦陷了，成为“疫都”，弄得人心惶惶，如临大敌，直接威胁到中南海政要包括习本人的安危，不得不把北京升级为武汉的处置级别，重新启动和扩建当年集中萨斯病人的小汤山医院。事态的最新发展弄得习焦头烂额，在政治局会议上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危机，疫情还没到拐点。

武汉疫情对中国政局造成重大冲击，大规模的人道灾难更是激化了内外各种矛盾，民众要求结束一党暴政的呼声越来越高。原来一潭死水的政局暗潮汹涌，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阵脚大乱。中共的铁板一块也开始出现裂痕，中央与地方的明争暗斗越来越激烈，重现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中共党内的各派势力蠢蠢欲动，重新选边站，一场血雨腥风的权斗即将上演，习近平能否过得了这个坎？让我们拭目以待。

2020年02月24日

来源：中国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