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姨学理论

没有天生的游牧民族，农业比游牧更早在冰期中产生，距今约1.2万年前的「 新仙女木冰河期亅令北半球气温下降2~30摄氏度，剑齿虎、猛犸象等史前大型哺乳动物在缺乏食物和人类捕杀的环境中灭绝。在北方游猎的人类部落因为食物匮乏而南迁到今天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叙利亚北区、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广阔山区谷地，北面的高加索山脉和安纳托利亚高原阻挡了北方寒流南下，他们在这个山谷河流丛林茂密的地区停下来, 在携带稻谷小麦等采集食物的迁徙过程中,发现并发明了农作物种植、让长期定居成为可能。农业产生后很长一段时间气候都保持着温暖，大象最北可分布到达北纬40度附近，河南自全新世到公元前九世纪左右都有亚洲象聚集，水稻集中分布地区最北也能越过山东半岛，正因为气候温暖，距今约8000年前，种植黍和粟的旱作农业开始普遍出现在西辽河流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群都处于半农业半采集状态，草原地貌并不占据主流，最早的游牧民族——斯基泰人在公元前8世纪才出现。农业是游牧的基础，因为地球的岁差运动导致季风带南移，农民才脱离农业生产变为牧民，草原资源不足所以才发起侵略。也只有农业才能够为游牧民提供足够的生活物资，比如游牧民所需的维生素和纤维素就来自于药草或茶叶。最早的马车实物遗迹出现在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基什王墓（四轮车形制）、底格里斯河下游东部的古埃兰苏萨遗址、幼发拉底河下游与波斯湾交汇附近的乌尔王陵（四轮车形制）等地，其年代大概为公元前2600年—前2500年，马车并不是游牧民族发明的。

关于突厥人历史有无民族性在起作用，首先突厥不能算作一个单一民族，因为即含印欧人种也含蒙古人种，而原始的突厥人是起源自贝加尔湖附近的蒙古人种，想要确立所谓的民族性，就要确定其是跨人种传播的。与其说游牧民族，不如说是印欧人才是文明的前期播散者。从分子人类学角度看，汉族逻辑上是一个混血民族，但这是建立在父系高度一致，而母系高度不一致上的。汉族在母系有强烈的原住民特征，而父系是大比例（八成以上）的O3。5万年前， K基因在印度分化出K1、K2，分别向南北东西方向挺进。大概4.6万年前，K在印度北部附近分化出NO(K2)基因向亚洲东部挺进，大概在4.4万年前K2基因北上高加索演化出P基因，P基因是雅利安人的祖先。雅利安人R基因与古羌人父系O基因起初没什么区别，都是以K2基因存在，只是因为婚配母系基因不同，才导致如今的差异。东亚混入了北亚母系M/CDGZ，古亚洲母系mtDNA M/CDEGQZ是分布极为广泛，正好覆盖黄种人地理分布区，北方汉人的母系D4和蒙古人D4是同祖同源的，万年前母系D4从西伯利亚寒带南下扩散，遍布北亚及其黄土高原。因为旧新石器时代是母系社会，男性出外活动死亡率极高，总是男少女多，母系对于后代体质常染的遗传作用非常大，奠定了蒙古人种的体质基础。新亚洲母系mtDNA R/B/F在基因突变点上接近欧洲母系，黄种人体质中的五官立体化、深目大眼、双眼皮、多胡须等伪闪米特特征，可能是由于 R/B/F起到的作用。2500年前临淄墓地以mt-DNA B4/B5为主体,2000年前临淄墓地以mt-DNA R9/F为主。简而言之：汉族是印欧父系与通古斯母系的混血儿。

印欧人在东亚的早期文明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以吐火罗人为例，前者原是定居于伊朗高原西北部的库堤人, 他们沿帕米尔河的瓦罕走廊翻越葱岭到达新疆塔里木河盆地, 于6千年前形成第一批吐火罗人（小河五号墓地等区域考古，出现过墓葬中白种人逐渐取代黄种人的现象）,是中国历史记载的疏勒、于阗、龟兹、焉耆、楼兰等西域诸国的祖先。其中一部分从塔里木盆地沿昆仑山南麓、祁连山进入青海甘肃河套的黄河中上游地区（即为分布在河西走廊的月氏人，敦煌一词便是月氏人命名的）与更早定居于此的通古斯人融合成为古羌人。原始印欧人血统的古羌人分成两支，一支古羌人入侵黄河流域，而产生了数百年的民族融合和迁徙, 引发了黄河流域从河姆渡部落文明向龙山文明的过渡。另一支进入四川盆地，在之后的1000年中征服当地原始部落并形成古蜀国的主体民族，也就是三星堆文化的由来。三星堆文明有明显且明确的西亚特征，这与三星堆文明与近东苏美尔文明系出同源有关，而商末周初刮起过一股鄂尔多斯青铜器形风格，从多瑙河到黄河流域域都有存在，甚至于云贵一代也有。通过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东亚才进入青铜时代，这离不开印欧人的迁徙。此外，斯基泰人的Tabit女神在先秦时代传入中国，进而演变为西汉的西王母形象，长沙马王堆1号墓漆棺的绘画、洛庄汉墓鎏金青铜当卢上都出现了斯基泰人所崇拜瑞兽——格里芬，由此可以相互印证。

非游牧文明面对游牧民族是否只能被动接受灌输，不完全是，列举一些保卫或反击战的例子，欧洲方面，希波战争中有地米斯托克利指挥的萨拉米湾海战；亚历山大二世靠着马其顿方阵在伊苏斯战役灭掉了波斯；贝利撒留在哥特战争与汪达尔战争中，收复意大利与北非；亚诺什指挥的贝尔格莱德之围、穿刺公弗拉德三世指挥的塔尔戈维斯泰战役都击败奥斯曼；伊凡雷帝指挥的俄罗斯—喀山战役击败蒙古。东亚方面，曹操在白狼山之战完胜乌桓；西晋马隆平定鲜卑的秦凉之变；冉闵在襄国之战灭后赵；刘裕北伐灭南燕和后秦；李光弼的常山之战平定安史之乱；北宋熙河开边收取复宕、疊、洮、岷、河、臨六州，重设陇右都护府；南宋郾城之战收复河南、陕西；明朝的徐达北伐灭元朝，京师保卫战击退瓦剌。而冷兵器时代农业文明战胜游牧民族最辉煌的战绩是两次元日战争，第一次元朝军总人数约在27300人左右，战后返回中国的有13500人左右；第二次元朝军略多于140000人，而战后仅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返回中国，可以说是同时代种蒙古人的最大克星了。而印度的情况乏善可陈，主体民族在冷兵器时代面对外族入侵，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保卫战，比刘仲敬所诟病的中国还少。

在《历史哲学演讲录》里，黑格尔将历史发展分成三阶段，分别是：1.东方精神，只有一人是自由；2.希腊罗马精神，有些人自由；3.德意志精神，所有人自由。德意志精神处于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黑格尔对历史阶段的划分与其对精神的定义相关，黑格尔定义为「自觉意识」，而「『精神』的『实体』或『本质』就是『自由』，人能否充分实现自我决定了自由的程度。黑格尔认为文化精神先于人类与自然的互动而存在，文化价值甚至实现的场所也被上帝决定，因此价值变化并不可能。只有海洋的无边无际才能使文化充分实现「自由」的本质，这其实和所谓的德意志精神不符，从东法兰克到神圣罗马帝国再到奥匈帝国，其领土扩张始终局限在欧洲大陆，德意志地区素来不以航海活动见长。无论是黑格尔所在的时代还是之前，波罗的海的贸易长期被北欧的维京人所垄断，地中海的贸易则长期被威尼斯所垄断。在黑格尔死后的第二帝国，德国的航海活动才变得积极，曾拥有德属西南非洲、德属东非、德属新几内亚及太平洋上的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亚洲方面则有胶州湾。然而这些殖民地不但没有给德国带来多少效益，反而因为经营成本的原因还要填记不少成本，一战结束后全部丧失，平均占领的时间不超过三十年，并且第二帝国的专制统治根本不符合所有人自由这一概念。由此可见，一个文化精神在何处实现，并不取决于文化不变的本质。和辻哲郎的风土论的好处在于：他的理论并无假设不变的文化精神存在。和辻却认为文化精神是人间（社会）与风土（自然）之互动的结果，由于和辻认为文化乃是人类社会与自然互动的产物，因此任何地理与历史条件的改变可以造成文化价值的彻底改变。然而和辻在考察人间与风土的互动时，侧重于气候，而忽略黑格尔所关心的地形，以下将结合双方的长处——黑格尔对地形之重视，以及和辻认为文化是风土与人间互动之产物进行文化分析。

中国和印度同为内向型的文明，具体表现为西北部都被伊斯兰教同化和被外来民族占领过，印度西北变为巴基斯坦，中国古称河西陇右之地的宁夏、甘肃现在也大多信仰伊斯兰教，元朝之后相当一部分汉族开始变为回族。中国被外族占领的事件有：西晋的永嘉丧乱、北宋的靖康之耻、南宋的崖山之役、清灭南明之战。而印度表现更不尽人意，先后被十多个民族占领（雅利安、波斯帝国 、马其顿、斯基泰、安息、大月氏、白匈奴、突厥、蒙古、欧洲列强），印度多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时间仅为357年（孔雀王朝137年+笈多王朝220年）。以上现象不能归咎于虚无的劣根性，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我们就能得出答案。周边的地形极大地限制了两国文明的外向性，印度的北部有喜马拉雅山脉与喀喇昆仑山脉；西北有兴都库什、苏莱曼山脉、塔尔沙漠；西南有西高止山脉；东部有若开山脉。中国北部有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山地；西北有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有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可以说，中印两国难以西进扩张、跟多方文明密切交流的原因正是因为那铁桶般封闭的地形。中国的三大平原与印度的德干高原都是纵向分布的，这决定了两国的核心区域一直都是南北走向，辛亥革命时的汉地十八省正是如此。更巧的是，两国主要河流都是横向或者说偏横向分布的，布拉马普特拉河与恒河，长江和黄河都是如此。河流横向会分隔南北，但按理来说应该能沟通东西，但是长江、黄河的中上游因为处在青藏高原，落差太大并不能通航，江河无疑是两块大鸡肋，东西南北都不通。而印度的河流虽说能沟通西东，但也只局限在半岛内部，印度河因为兴都库什山阻挡也无法向西流动。为什么游牧民东侵印度容易，而印度西进困难呢？这是因为东侵可以沿途中的印度河平原获取补给，而印度西边的苏莱曼山与伊朗高原提供不了太多补给，中国古代南征易而北战难也是同理，北战难以沿途获取补给，向西、向北补给都呈现逆向增长。而欧洲的河流基本是纵向，而平原则是横向，这也导致欧洲内南北交通便利与近东的交流密切。横向的河流确实会限制南北向的扩张，比如罗马帝国在巴尔干的边界大致与多瑙河吻合，这也限制了拉丁语的传播，欧洲拉丁语族国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罗马尼亚，五国所在的纬度差别不大，除法国以外，其余四国都是南欧或东南欧国家，拉丁语呈明显的横向分布特征。无怪乎会称长江为天险，东晋、南朝、南宋、南明才有底气偏安一隅，南北交通的不畅，直到明朝西南还有三苗叛乱，东南还有土客械斗。中国人的潜意识里一直都把长江黄河视作屏障，我们可以从汉字中象形文字的残影追溯先祖的目光，与边界有关的词汇，例如城池、金汤、九州、鸿沟，社会关系相关：没落、湮灭、流浪、奔波、沦丧、沉溺、消失、泄露，我们可以看到，贬义词部首基本都离不开水，光、日、火部首则包揽了绝大部分褒义词。当我们想到阴曹地府、阎罗殿下时，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火焰，有火焰大多也是以蓝紫绿的暗色调出现。中国造字的逻辑，进而影响到日本，比如女孩取名要避免使用与流动相关的字，如海、波、飘等，据说这些词会带来流产的厄运，取名不能出现“四”字，因为在日语中四的发音也是谐音“死”；其次笔画也要注意，日本民俗将姓名的笔画总数分成了大吉、半吉和凶三个层级，名头首字也不出现，笔画数为3、5、7、9的字。中国对于河流的认知也移植到海洋上，海洋也被古中国人视作屏障，就比如明朝的十五不征之国，天下就是海内而已。日本与中国的天下观念并不一致，日本丘陵细碎，河小错杂，以谁为界呢？日本境内有14000条一级河流，日本最长的河信浓川（367公里）也不过是世界最长的尼罗河（6690公里）的十八分之一。有“日本防沙之父”之称的荷兰工程师Johannis de Rijke，在看到日本的河流后惊讶地说：“这不像河,倒像瀑布。”浓尾平原、近畿平原、关东平原三大平原并不连贯，导致很容易割据一方。因为长期割据以及缺乏横贯全境的地标，日本人的统一观念是依靠天皇确立的，有天皇（的祖先）才有天下。海洋在日本人的眼中，不是屏障而是跳板，关门海峡和濑户内海不难跨越，四国与九州岛近在眼前，怎能不取？织田信长的天下布武，其天下并不局限在日本，他曾多次向丰臣秀吉强调过征服朝鲜的想法。

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也绝非偶然，从15世纪初开始进入的“小冰期”，英国由于纬度较高，不仅要忍受粮食歉收，还要为冬天的取暖发愁。学者鲁道夫·吕贝尔特估计，这一时期伦敦2/3的木材都用作了取暖燃料。同时，奉行“海洋立国”战略的英国还需要足够的木材来制造军舰，以木炭为燃料进行冶铁等。这些需求导致英国在17世纪出现了“木材危机”，自1500年至1630年，柴的价格涨了7倍，而同期物价不过涨了3倍。于是英国人被迫采用煤炭，1666年伦敦大火令上万栋木质房屋被烧毁，英国才全力开采煤炭以供取暖，政府也出台各种措施刺激煤矿开采。出于对煤矿的渴求，英国人不断向下挖矿，不惜挖穿透水层。为了解决抽水问题，最初的蒸汽机被发明出来。正是煤炭方便运输、热效率更高的属性，使蒸汽机得以被多数工厂和矿山用作动力源，工业革命由此发轫。因明末小冰期，山西开始形成规模的煤炭开采，官府鼓励办矿，当时煤矿数量及煤炭产量开始增多。如大同市左云县店湾镇西沟村等村庄，就是因为在明末清初挖煤的人不断聚居此地而形成村落。

英日两岛国历史上的暴君，相较于亚欧大陆，可以说是屈指可数，因为施行暴政的成本更高。辽国灭亡后可以到中亚重建西辽；金帐汗国灭亡后可以到喀山建立喀山汗国；帖木儿帝国灭亡后可以到印度建立莫卧儿帝国；西晋、北宋灭亡后可以到江南偏安一隅。英日两国的君主面对政变，却没有多少余地可以用以避难、重来。诺曼征服前，丹麦王朝的君主不在英国本土，威塞克斯王朝的君主想返回北欧老家距离过远，苏格兰王国此时未被统一。诺曼征服后，苏格兰发生了独立战争，而诺曼王朝又因为继承问题与法国进行了百年战争，君主一旦被推翻，并没有太多地方可供东山再起。所以这种情况下，岛国一般都具备贵族众裁这一形式来监督君主的行为，英国有英格兰议会、大宪章，日本有摄关政治、幕府、源平藤橘四贵族。游牧民族之所以能横行于封建时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皈依伊斯兰教，政教合一带来的高组织度所致，但政教合一又会妨碍民族国家的产生，所以伊斯兰国家并未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反倒是农耕民族的明朝走到了资本主义的门槛前，这一点明朝比帖木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要先进。伊朗经历了立宪革命与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土耳其经历了凯末尔改革，两国才得以实现现代化而自立，这都离不开政教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