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的日常》，盲人、彩券、城市與紀錄片

3月11日禮拜一晚上，馬來西亞朋友存全與華丹在燦爛時光書店放映他們的《黑暗的日常》紀錄片，存全和華丹是吉隆坡亞答屋84號圖書館的成員，因為前兩天在交大的文化研究年會來台灣發表論文，順道約了一起來書店放映。

《黑暗的日常》講述的是關於馬來西亞十五碑盲人的故事，片長約20分，是亞答屋圖書館《他者資料庫》計畫的延伸，但也在紀錄片裡面，討論了這群隱沒在主流社會黑暗中的視障者生活日常。華丹在台灣念了多年的人類學，存全在新加坡讀公共行政卻轉行當記者，兩人的觀點交織在影片裡，很有趣。

雖然影片不長，但是昨天的座談的觀眾背景非常的特別，有來自牯嶺街小劇場的姚立群、同樣來自亞答屋的藝術家區秀詒、台大人類學所畢業的人類學徒和同樣來自大馬的記者，其中也有一位紀錄片導演。這樣的映後座談組合讓討論的方向更多元，在相互不同的領域之下討論同一件事情，也有了許多更深、有趣的地方。

本來自己不打算記錄下文字，但是當騎車回到木柵的租處，會後討論的字句又紛紛浮現於腦袋，好想把昨晚的經歷、得到記錄下來，對於人類學、新聞、劇場、影像來說，議題的討論是共有的，各自思構的觀點，很不一樣。

日常

《黑暗的日常》討論了盲人的日常，對不了解盲人議題的我們來說，常常對他們產生一種既定的片面觀點，但是議題的認識需要由群體推衍到個人。片中的主角說，以前上學時常常被同學霸凌而被反鎖在小空間裡，他當時敲呀打的試圖要衝破那道門，但是校長從門外看見他這樣的舉動，卻覺得：「啊，這個人又在發顛了，他們就是這樣。」其實某個部份這段故事跟主流社會在理解少數群體的過程很像，我們是在門外看見他們在發顛，但卻不知道門內的他因為被霸凌而掉下眼淚。那樣的日常我們是看不見的，所以常常不知覺的陷入危險的單一觀點裡。

有觀眾發現了日常這一個特點，論台灣紀錄片歷史一定會談到吳乙峰的《月亮的小孩》，在台灣紀錄片發展進程當中，常常將弱勢族群導向一個正向的、樂觀的結論，視角常常會成為一種「盲人是可憐的，我們應該把他們帶向正向的、光明的那一面」，觀點從污名轉變到了同情，是有轉變沒錯，可是沒有意會到的是，認為他們可憐也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因為「可憐」也是一個單一的標籤。而《黑暗的日常》談到了日常的細節、在家中的生活、在路面行走時的狀況，從盲人視角談城市規劃明眼人眼中的漏洞，更重要的是它談到了死亡。當紀錄片不再是積極樂觀，而是反映現實和真實的情緒，是一個很珍貴的時刻。

誰買彩券

紀錄片呈現的一段主角Ken求神問彩券號的段落，是一個很真實又象徵的片段，骰子擲四次，得出四個數字，Ken用手機的語音得知這充滿神力的四個排列組合又在財神的眷顧之外，失落。是什麼樣的人會持續的一直一直買彩券？買彩券的心境究竟是如何？為什麼一般人買過幾次認為不實際、不太能中獎的彩券，這群人要這樣持續地買下去？姚立群在映後分享他自己在劇場與視障朋友工作的經驗，片中買彩券的段落讓他好有共鳴，在他身旁的視障朋友，真的就是這麼熱衷這件事情。他說視障者日常其實沒什麼花費，我們會買書、看電影、吃好看的食物，對他們來說這些物質根本不重要，反而是在他們的生活裡，他們花了大把的錢去熱衷買彩券這件事情，甚至有時視障朋友買彩券的金額加總還比他一個月的收入還要多，他很訝異、很驚奇，但也對這樣的日常現象感到能夠同理。

這讓我想到台南公園的彩券行，台南公園是台南移工社群很重要的公共空間，從火車站到公園，中間路程的街道開設了各式國籍的小吃雜貨店。其中在台南公園對面一間台灣彩券行就緊鄰菲律賓連鎖超市EEC。每到假日，我們常常看見彩券行外聚集著非常多的移工朋友，熱鬧得就像過年。其實台灣許多大型東南亞社群的彩券行也都是這樣。而且也不只是台灣，去年九月與Sally一起到新加坡緬甸移工聚集的柏齡大廈，我們看見大廈裡的商店街櫃檯常常吊上一個圓形曬襪子架，但是襪子架夾的不是襪子，而是一個個正方形的小紙張，後來才知道，原來那也是彩券。

對我來說，我只在過年收到紅包時，沾個喜氣蹭發財、買彩券，一年就僅只那麼一次彩券經驗。我只有在過年買彩券，那平常時候都是誰在買彩券？原來一直不放棄希望在買彩券的人是處於社會邊緣的人，因為有些時候只有，那小小的我們這類人不相信的太過微小的希望，才能支撐起他們在許多時候無以盼望的生活吧。

城市規劃

在看完紀錄片之後，有記者背景的一位大馬女生說，她在紀錄片裡一直思考城市規劃這件事情，在觀看的過程中，她回想起馬來西亞熟悉的街道，在心裡想著：「哇，回望馬來西亞的路面，時不時就有障礙物、垃圾、一個大水溝，這些盲人朋友到底是怎麼活下來的？」在講這句話的同時，也許正有一位馬來西亞盲人在路上踩空路面坑洞而跌落也說不定。在看紀錄片的時候主角Penny說出了她在路上行走的不便，當一位盲人撐著導盲杖出門，你可能會想，那不是有導盲磚嗎？姚立群說導盲磚根本常常引他們走去一個危險的地方。Penny在紀錄片裡還說，有時走著在人行道上，會被隨意停放的機車排氣管燙到腳。看到這裡的我很心虛，因為我也常常貪圖方便而將機車停放在人行道上……。

華丹在座談的時候分享他們在田野調查和紀錄片拍攝的一年之間，吉隆坡十五碑的路面工程非常的多，但是令人訝異的是，在一年過後紀錄片拍完之際，路面工程竟然還在那裡。盲人在路上安全的權益似乎一直被明眼人的我們及政府所忽視，究竟誰才是那看不見的人？

講到馬來西亞的路面，也讓心虛的我想到另一件更心虛的事情。每每有馬來西亞、印尼朋友來台灣，他們總讚嘆著台灣的公共設施健全、路面較為乾淨，並反思著自己國家公共政策的不足。但是當我到了這些地方，當他們講著同樣的話語，我卻總是用一個很不負責任的回答告訴我的朋友：「不會髒亂啊，這樣不是很好嗎？混雜裡面有很多細緻多元的東西。」原來我過去一直回覆的那一句話其實很獵奇，某種程度和台灣批判的某群嬉皮文化的觀點很相像，我們都只是看見表面的東西。這當然是一個一體兩面的事情，整潔之後必然面對更深一層的問題（例如會不會是一種同化），不過我給出這樣不負責任的回答，卻是沒有看進馬來西亞的脈絡裡。我們無可避免地要面對新的現代化的秩序和事實，那在這個現代化的世界裡，如果一昧地去回望過去，其實沒有一點幫助，反而是我們要在新的秩序裡替不同的群體思考，用一種現代化的方式，想想接下來，路面該怎麼改善、盲人生活裡有哪些日常的制度我們可以更加注意。

紀錄片拍完之後的關係

我問存全與華丹，紀錄片拍完之後該怎麼處理與受訪者之間的關係？100個人類學家、記者、紀錄片導演裡，就有100個人會面對這個問題，為之苦惱過，甚至還在苦惱中。

這部紀錄片讓我想起我的世新學妹岱瑋，她在兩年前出了一場車禍，有大半年的時間都得依靠拐杖行走，但是有趣的是，那一年的她也申請了一個計畫，想要在身體受傷的時候理解跟她一樣身體受傷的人，她訪談了學校裡許多跟她一樣的身心障礙者。但是當計劃做完了、她的腳好了，她卻發現她自己很難處理跟原來受訪朋友的關係，我該怎麼做而不會變成在消費他們？特別是身心障礙族群，與他們一段時間的密切相處過程中，好像特別會有依賴的感覺，因為在他們平常的生活中其實一直很少人關心；好不容易有一個跟我生活很不一樣的人真心的想了解我，他拍完片子跟寫完文章後，難道不能繼續當朋友、載我出去玩嗎？

存全和華丹都對這件事情有很深的感觸，存全說因為自己還有馬來西亞、新加坡兩地可以移動，某種程度上迴避了這個問題，但是華丹的生活空間仍然是在吉隆坡，在假日時候，他說他還是時常接到主角Penny的電話，要他開車載她，但其實認識他們以前Penny都是搭uber。

我對這個問題一直都還是很困惑，前幾個月在政大看一部社會局的紀錄片《人家》，充滿官方正向色彩，映後座談有同學問了導演同樣的問題，導演那時說：「這個問題是你們學院自己的問題，一直斟酌在這個問題不斷討論是很象牙塔裡的作法。我雖然這段時間接了一個案子拍他們的故事沒有錯，但是我還是有我的生活啊，我可能有空還有餘裕的時候還是會去打招呼看望一下，但是我還是有下一個案子、我自己的生活要過。」《傷心人類學》講不讓你傷心的人類學就不值得一試，人類學研究倫理老師時時叮嚀要重視倫理，要禮貌、要有持續的互動，但是當一部紀錄片、一則報導、一篇文章完成之後，我們離開了密切關注相處的對象，在抽離的過程或之後，心裡總還是一直矛盾不已。

一位台大人類所的大馬朋友說，關於這個問題，事前的溝通協商是很重要的。最初我們與報導人接觸的時候，就需要講清楚我今天是要做一個研究、做一則報導，讓彼此知道會有結束的一天，然後我們再一起討論這件事情要怎麼做。一位紀錄片導演阿甘也說，他過去也拍盲人紀錄片，在一部片一部片之間，有時進也有時退，但是也要跟他們說：「也許我們最後會沒有結果。」事前的前提建立是很重要的。

時鐘接近九點鐘，拍手謝謝大家來。我以為這個問題的討論就到這裡，原本已經要準備收拾東西，姚立群和一旁的劇場夥伴與華丹、存全在前面聊天，我聽到了一些關鍵的字句，便蹭著坐在旁邊一起聽。

姚立群提出了一個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的觀點：「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抽離？」姚立群分享在他們的牯嶺街劇場中，他常常跟視障朋友一起工作，而在與他們相處的過程中，他們常常帶給他許多他不曾有過的體會，他們確實會很熱切的想要繼續跟我們接觸沒有錯，因為他們很少接觸到擁有不同生活經驗的人，也確實跟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可以去吃大餐、買衣服等等。但是其實不用去想我要怎麼抽離啊，就去享受這個過程就可以了，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這樣的話，我擁有了一般人所沒有的跟他們接觸的生活耶，你可以看到在他們的生活裡面，是有很多衝撞和可能在裡面的。」

姚立群說，在所有身心障礙者裡面，盲人是很特別的一群人，他們與其他身心障礙者的經驗是不一樣的，在他們看不見的生活裡，我們可以看見更細緻的紋理、他們身體經驗的體會，很多時候，是我們在他們身上學習。「這個不是什麼身體論就能夠去解釋的，在劇場裡，我經驗到的是這樣。主流的論述是想著要去抽離，但我認為可以很放心的就去接觸，這將會是一個很特別的生活經驗。」

對啊，聽完姚立群的分享之後，對於這個問題，或者是我心裡矛盾的洞好像被打開了。為什麼我們不能這樣思考呢？而是要一直陷入苦惱倫理的無限循環裡？為什麼我們總是要想著去抽離，而不是想著繼續在這群人的身上學習？

我想著想著關上書店的鐵門，騎車經過景美與中永和，啊！這種心情好像台北的天氣終於放晴，思索已久的問題終於豁然開朗了。

感謝存全、華丹在短暫的台灣停留中到燦爛時光播映這部《黑暗的日常》。其實在黑暗裡，我們反而能看見更多東西。每次書店演講都會分享一句印尼俗諺，在此也想分享給這場講座在每個領域試著想與盲人、移工、無國籍寶寶一起發聲的每位工作者們：「每個人都有義務成為暗夜中的火光。」謝謝存全、華丹也成為了許多人的暗夜火光，昨晚我還夢見存全坐在夜晚的沙發上吃薯片，期望能夠快快放假到馬來西亞找你們玩呀！

（原文寫於201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