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手困局的舆论风波里，ta们还是缺位了
9月8日，一篇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公众号文章传遍网络。在这个系统里，“人”不再是目的，而已经被异化为“工具”。文章详实地展现了外卖骑手的生存困境：在算法的驱使下，骑手们成了“跑单机器”，为了准时完成订单，骑手不得不逆行、超速、闯红灯，甚至引发各种安全事故。
在巨大的生命与安全风险背后，是模糊的平台责任与难以得到保障的权益。大量骑手在遇到交通事故后，都无法顺利获得理赔。这也让外卖骑手的劳动保障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对此，饿了么迅速回应，表示将增加“我愿意多等5分钟／10分钟”按钮，多给骑手一点时间。美团也承诺会给骑手留出8分钟弹性时间，在恶劣天气延长配送时间；同时改进骑手奖励模式，不再局限于送单奖励。
那么，哪个方案能解决问题呢？
其实，无论是平台给出8分钟的宽限，还是消费者愿意等待5/10分钟，都并不足以成为治本之策——
资本逐利，舆论压力过后，长期仍有动力从骑手身上最大化地获利。
消费者的个体慈善行为，也无法系统性地解决骑手的困境。
而在这场算法的困局里，政府部门、以及最重要的骑手自己的声音，缺位了。
政府的声音
除了部分兼职的情况，许多骑手都是全职受雇于配送站的劳动者。劳动者的一个基本权利，就是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比如建筑工人在高空应该有保护措施，比如油漆工人应该在无毒的环境下工作。企业有义务提供这样安全、卫生的劳动环境，政府有义务督查这一义务的落实。
当一个骑手在平台和站点的要求下，不得不逆行、超速、闯红灯、超时工作才能完成单个配送任务和数量配额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安全的劳动环境。
而《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当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行政部门应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面对广泛影响如此多骑手生命健康安全的“算法”，政府的劳动部门，是否应当有所作为？
有的人会认为，这样的劳动条件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如果政府干预、增加对骑手的保护，将增加企业成本、减少就业。虽然又苦又累，但这也是快递员的自愿选择，否则他们的生活水平将更加糟糕。若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演，我们的劳工环境又将回归工业革命时期的血汗工厂，没有最低工资，没有工作时间限制，没有人的基本尊严……这会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社会发展结果吗？
骑手的声音
“算法”作为直接涉及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的重大事项，同样根据《劳动合同法》，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这里，我们同样发现，骑手自己作为劳动者，并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何听到骑手的声音？劳资双方的地位天然不平等，尤其面对庞大的平台、企业，单个劳工毫无议价能力。有人说你可以用脚投票——但其实骑手换一个平台、换一个配送站，仍会面临同样的算法和困境。而如果一个努力生活的劳动者，到哪里都要以牺牲安全和尊严为代价获得生存，那么这样的现状即使再普遍，也并不代表是合理的。
有的人诉诸法律，来对抗这种不合理，比如有的骑手受伤后起诉企业和平台。但这种个体维权也是困难重重。首先，在缺乏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骑手要证明自己与配送站的劳动合同关系就实为不易。其次，冗长的法律诉讼程序，也成为骑手维权的拦路虎。
根据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的《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护调研报告》，外卖、快递人员约有33%的人在工作中受过伤，主要为交通事故。这些受伤的人员67%的人选择“啥也不做，自己忍着”，13%选择和企业私了，只有剩余的20%会选择寻求法律援助或者投诉、起诉等救济。
在政府法律监管之外，真正能有效保障劳工权益的，是劳工的集体抱团。
劳资双方的利益平衡，关键在于双方的博弈。劳方以罢工为后盾，资方以撤厂等手段为支撑，双方通过集体谈判达成一致，工人方获得权益保障和福利提升。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现了石棉对工人的危害，甚至有很多工人因为这个因素而致病甚至死亡，于是他们向汽车企业提出了禁止石棉的要求，包括不再让石棉出现在工作场所中。通过集体谈判，三大汽车公司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都签订了新的集体谈判合同，石棉在这些工厂中被禁止了，工人的职业安全健康权益得到了维护。
工会将主动调查此次事件吗？这次事件中工会的声音在哪里？现有基层工会可以将骑手们组织起来吗？骑手们在现在的情况下可以被允许组建自己的工会吗？问题提到了这里，答案取决于：我们对于“人力资源”究竟是只看到“力、资源”，还是重点看到“人”。而这个问题不解决，没有集体力量的骑手，在这个算法的系统漩涡里，也许只会越陷越深。
而未来在算法困局中的，将不仅仅是骑手——越来越多种类的工作的效率也许都可以被纳入算法。有一天，你我也会被困入这个系统吗？
作者：叶明欣
C计划联合创始人之一。毕业于北京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曾从事法律实务工作和政策倡导工作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