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4）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担心受到波及的人希望借由受害者的沉默，让事件渐渐淡去，而希望去说话的人，也因为事件渐渐淡去，所以选择了沉默。但叙述是永远没有时效性的，鼓励身边遭受过不公平，遭受过非正义对待的人，去叙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克服自己的羞耻感。你会发现，第一次说总是最难的，而当你一遍遍地去说，你的心灵会变得和你的叙述一样，越来越勇敢，越来越有力，一样完整，一样坚定。

        武汉市第四医院赶过市级医院（一医院，二医院，三医院等），超过省部级（人民协和等）医院，豪气干云，但凡以所握世俗权力希望图谋改天换地之际，也就是最为恐怖之时，其代价是通过各种假大空的洗脑强制将一套浑身上下透着邪气的东西根植于医务人员的内心，培养一批又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与反文明的中坚力量，通过利益诱惑与逆淘汰机制提拔一批誓死捍卫主子利益、出卖良知帮助主子洗地的所谓专家。如果医患双方的权利有保障，大家才能活成真正的人；如果医患双方的权利没保障，大家永远是一群奴才和饿狼。奴才就是上级机构，保护伞，医院某些领导让它去咬谁它就咬谁，饿狼就是医护人员只要有利可图，无论对错，甚至谋财害命也在所不惜。在上级机构，保护伞，医院某些领导支持下，奴才和饿狼组建的团体，恐怕不逊于薄周徐郭令苏孙等利益集团，几年下来持续作恶而无所顾忌，尤其一些科室负责人更是如此，作恶更多的人才会受到上级机构，保护伞，医院某些领导的青睐。但是，它们永远不会强大，更不会伟大。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里，其最大破坏性并不仅仅是腐败滥权等信息的屏蔽、作恶观念的灌输、强权的干预，还有对人性、精神、伦理和思维的毁坏。除了外部监管的不足与内部的形式化管理使得滥权腐败存在较大空间，还因为（类似薄周徐郭令孙苏等关系网）长期的作恶观念孕育和恶行示范，以及一些医务人员处于对各种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的低参与、绝少阅读、封闭性职业习惯、经济上不安全感的状态，决定了在压力和引诱下，很容易成为机器上的一枚齿轮继续作恶。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给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的言论给予高度评价，即使有演戏的成分，“敢于革命的勇气”，“不该死去的病人死去了”，“耗材也居高不下，这就极不正常了”，“有些知名学者专家……”等，虽然他们对武汉市第四医院的问题认识还不够深刻，但是可能要承担巨大政治风险的。很多医疗专家都不敢提及医疗体制改革，革命等观念，甚至走上了历史潮流的对立面（维护上级机构，保护伞，医院某些领导等权贵利益）。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上级机构，保护伞，监管部门与某些院领导内在的一致性（滥权和腐败），这样才能够理解它们持续打压和损害医患的合理权益的原因。没有公平正义，没有制衡与监督，没有言论自由，就不可能减少对医务人员和患者的剥夺，就不可能有以全人类命运与共的视野和远见。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等。

书记：袁英红 院长：李文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