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缘际会，不可思议

两件丧事赶在一起，一直让我觉得难以置信。

爷爷和奶奶，怎么看，都不像是门当户对的人。

爷爷的身世有些曲折。他的父亲据说是被过继来的外甥，但具体缘由早已无人能考证。更让人唏嘘的是，爷爷还有个弟弟，年幼时挨了一巴掌，正好打在后脑，竟然就这么夭折了。家里人几乎不提这件事，仿佛那孩子的生命本就轻飘飘的，像村北河岸飘的芦苇絮。

相比之下，奶奶的出身要好得多。她曾经是县城中学的老师，家里两个兄弟都是读过书的。但她为什么会嫁到乡下，为什么会走进爷爷的老宅，为什么后来变成那样一个疯疯癫癫的人？没人告诉我，我自己也问得太少。

所以，我只能靠猜测。婆媳不和？遭受暴力？还是结婚后陷入了漫长的抑郁？真相，被封存在比老宅更沉默的角落，早已无人能说清了。

老宅，是大家给那座屋子的称呼。

听说，原本是隔壁大户人家的家宅正屋，雕梁画栋，青砖铺地。土地革命时期，主人被驱散，房子被推倒，剩下的不过是一些青砖包裹的土坯残垣，和几根还算坚固的房梁。爷爷分到了这片宅基地，自己重建了一座三间平房，外加一间耳房。他用了那些残存的房梁，拼凑成新的生活。

院子东侧，牲口棚紧挨着院门，铡刀挂在草料堆墙边，刀刃锋利。我记得那匹骡子，黑毛在阳光下映得发亮，低头咀嚼草料的声音，在午后的院子里回荡。

夏天，骡子会被套上辕头，拉着石头辘轳去打麦场。石头辘轳沉重，压在地上时会发出低沉的摩擦声，像是整个夏天都在喘息。晒干的麦穗或谷穗铺满在场地上，骡子绕着场心走，一圈一圈地碾压。麦场边缘，孩子围着骡子跑，老人们吆喝着，不让他们靠近辘轳，以免被绊倒。

那时候的麦场，总有一种独特的气味，混合着干燥的麦秸、泥土的燥热，还有牲口的汗水。太阳落在村头的槐树后头，长长的影子拖过地面，风从河岸边吹来，把扬场时扬起的麦尘带到更远的地方。

我一直以为爷爷是个一辈子的农民，直到后来才知道，他曾经在公社的造纸厂干过活。工厂就在村北的河对岸，可等到我有记忆的时候，造纸厂早已荒废了，像一头死去的大兽，裸露出的红砖墙，被风雨剥蚀得坑坑洼洼，砖缝之间的白灰，被吹得像是西部的荒漠遗址，斑驳不堪。

工厂西北方，还有一个碉堡残骸，塌了一半，长满了野草。村里的人说，那是战争时候留下来的，具体是哪一场战，没人能说清。时间一久，反倒成了孩子们的探险地，攀着墙砖往上爬，像是在攀登一个早已废弃的世界。

爷爷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送我去理发，理发店在城关的街道的街北边，要穿过一个拱门。那拱门很特别，上头嵌着一个巨大的五角星，每次走过去，我都会抬头看一眼，心里莫名生出一种敬畏感。

理发店不大，门口挂着一串塑料门帘，推开时会“哗啦”一响，带着一点老式店铺特有的烟火气。理发的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戴着白色围裙，嘴里叼着烟。他手里的推子贴着我的头皮推过，凉飕飕的。

等他给爷爷剃头、刮脸时，我就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晃着腿。他安静地闭着眼，脸上是被热毛巾蒸过的红润。理发师用剃刀贴着他的皮肤刮过，发出细微的“刷刷”声。

理完发，爷爷带我继续进城。再往前走，能看到旧公社的乡政府。那地方看着不像政府机关，倒像是个普通人家的宅子，一扇黑色的大铁门，门里迎面就是一堵墙，墙上爬满了葡萄藤，浓密的叶子盖住了墙上的大字。我小时候总觉得那墙后面藏着什么秘密，直到后来才知道，那叶子下头其实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

再往城里走，就是新华书店。

书店在街南侧，砖墙是灰色的，门口是木质的大门。最醒目的，是上方的灰色牌楼，牌楼上写着“新华书店”四个大字，旁边还嵌着一个红色五角星。这家书店，我去过很多次，几乎都是爷爷带我来的。

书店对面是供销社，那地方我从来没进去过，至少在我的记忆里，它一直是个遥远的存在。再往前走几步，就是照相馆。那附近有好几家卖熟肉的摊位，摊主会把切好的肉卷进烙饼。那烙饼的香气飘在街上，带着温热的油脂味，每次经过，我总忍不住多吸几口气。

再向前走几分钟，就是中学。我当时不会想到，后来在这里度过的三年，竟成了我在家乡的最后时光。

爷爷一直是个善良的人。他有个好朋友，远在内蒙，两人亲如兄弟。小时候，我偶尔还能听到他们的消息，甚至能收到从北方寄来的物品，信封上贴着陌生的邮票，字迹工整而苍老。

后来，我从父亲口中得知，那人曾经带着儿子被下放到我们村，小儿子无人照看，只能在街上讨饭吃。那年月，谁家都穷，谁都自身难保，路人看了也只能摇摇头，没办法。但爷爷看他们可怜，把他们收留了。奶奶疯疯癫癫的，家里也不富裕，多两张嘴吃饭，就是多一重负担。

后来，平反了，他们一家回到内蒙，像是从黑暗里被捞出来，重新见了光。

奶奶却没有等来什么光。

她的疯病越来越严重，经常走失，小时候我跟着家里人满村找她。她常常一个人走到村口，或是站在麦田边，呆呆地望着远方，嘴里嘟囔着一些无人能解的碎语。听人说，她其实很喜欢我，总是留些好吃的给我，但我早已记不得了。只记得有一次，在老宅过夜，我对着窗户，看着被月光照亮的院子，影影绰绰的树影晃动，像是有无数的鬼影在徘徊。我吓得一直哭，不敢合眼。

我小时候不懂，长大了仍然觉得不可思议。但或许这就是业力因缘吧——两个人门不当户不对，一个是县城的女教师，一个是公社造纸厂的工人，后来成了农民。女人疯了，男人没走，仍旧带着她走过了一生。最后，男人死了，两天后，女人也跟着走了。

或许，这才是最深的羁绊，比门当户对，比郎才女貌，比什么都要更强烈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