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大学生骨干的政治启蒙

2010年我进入华南一所双一流高校读大学。我极热诚地投入学生会的活动，并很快地成为了学生副主席。那时候我并没有体会到这一份课堂以外的“工作”有政治的色彩。它更像是一场鱿鱼游戏：数百名学生会干事们在一年时间内参加面试，策划，宣传等各种试炼以角逐仅有的几个主席团席位。每一次组织学生会活动或与资深学生会干部碰面时，我都全力以赴地表现自己，而通过每一层选拔的短信通知都让我无比兴奋——这是那个偏僻市郊大学城里唯一让我上瘾的东西。而回到学生会工作本身，政治宣传任务并不是那时候的重点，我们更像是在类似“市场经济”的KPI中去证明自己。举办晚会的上座率，活动的社会赞助金额，学生会媒体的点阅数量是我们最关注的东西。比如在微信公众号功能推出的早期，我们首先发现了它在大学生里的媒体价值，并打造了学校第一个流行的学生会公众号。这种新媒体形式一度是学校官方主推的学生工作样板。

得益于学生会“领导”身份，我受邀参加了中国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它是由共青团中央组织全国学生会主席、研究生会主席的培训活动，目标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在南方重商氛围中长大的我第一次去北京体验到了文化冲击。大学生骨干们夜夜在簋街组局喝酒，拉圈子，攀关系。鲜有人交流发展学生会的心得，大家更感兴趣于谁是二代，谁有后台。每个人都热情好客，我们热情地组起来粉红泡泡，憧憬着建立革命关系在毕业后找到掌握权力和资源的捷径。白天我们听团中央或中央党校领导做讲座，参观部委，团建活动或做汇报演出——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八股文形式进行。我常常是带着宿醉熬过所谓的学习，仔细回忆，内容大概都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比如四个自信和新四大发明：高铁，网购，移动支付，共享单车。讽刺的是比起如今中国舆论的“赢麻了”竟然还显得及其克制。

打上了鸡血的不仅仅是大学生骨干们，那几年中国社会的狂热也开始积累。OFO共享单车快速占领了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贾跃亭的乐视造车“为梦想窒息”。就近来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开始涌进校园。我身边不少优秀的学长带着商业计划书或者科研成果在挑战杯中展露头角。也有校园里的朋友带着商业计划找到我，我们就互联网社群或分布式光伏的创业计划侃侃而谈。我第一次亲身体会到中国社会对成功的渴望，我们开始乐此不疲地“创造”成功——他们像肥皂泡一样美丽，闪烁着霓虹的闪光。

但肥皂泡从膨胀到爆开不过一眨眼的功夫。社会的现实快速给了粉红憧憬冷冰冰的回应。OFO单车的车锁系统相比它的营销手段显得非常拙劣和低智，公司因无法管理和运营单车而倒闭，超1000万人在网上排队等待退还押金。贾跃亭的烧钱补贴和财务造假最终无法掩盖乐视生态在商业上的失败，曾经的明星企业在2015中国股灾中退下了舞台。中国的新四大发明很快便无人再提了。人名币不会骗人，事实不断地证明如果没有扎实的底层逻辑，风口上飞起的猪始终会被地心引力给拽下来。我身边踌躇满志的朋友们也没有好消息。曾经靠着商业计划获奖登上新闻头条的朋友，辗转换了多个项目无法获得盈利，转去踏踏实实做小学课外教培，不料在2021年迎来了中国教培行业的政治性团灭。我的许多大学生骨干同学们也并不能凭借象牙塔里的“关系网”获得一份满意的体制内工作。如果能留在原学校团委系统，也需要面对城市高额房价和高校行政岗位微薄薪水的矛盾。在现如今习李争斗的背景下，圈内已没有人再相信共青团是升官发财的快车道了。大部分大学生骨干们按部就班地升学或去企业工作，偶尔也聊到某些X二代同学在官场成功的故事，大家已经云淡风轻一笑置之。

那时候的我在申请美国的研究生院，每天翻墙查找学校信息做在线申请。偶然间在youtube上看到了郭文贵的采访，斩钉截铁地爆料令计划，王岐山和海南航空。我快速查了下互联网，发现他说的东西似乎言之有物。我想了想那几年看到的故事，从学生会组织到明星企业，社会风潮，背后都有权力的牵引。种种不合理的商业现象，都可以找到政治搅动的痕迹。我仿佛是窥见了房间里的大象，仿佛是把那几年心里的疑问和积郁都串联了起来。那样的时刻很像是我在高中时第一次翻墙看《天安门》纪录片，一个粉红泡泡幻灭的过程。我曾经用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去观察我经历的这些浮躁，我从来不曾真正相信那些商业计划书，那些酒后的兄弟富贵，但我也不在意他们与我的联系——在我人生的头二十年里我只是在埋头完成应试教育罢了。不过在那个申请研究生院的当下，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我的人生第一次有了选择权，我要拒绝这些虚伪而去追求美国梦。那几年便是我的政治启蒙吧，从此我便有了在youtube看时政节目的（不良）嗜好。对了，那一年川普竞选美国总统成功，那时候的他在知乎上是一个非典型的政治异类，一个横空出世的美利坚英雄。

闪烁霓虹的泡泡格外吸引人眼球，直到破灭的前一秒。与我写这篇文章巧合的是：两天前郭文贵因诈骗罪在纽约被捕，而今天川普也在他的社交网络宣称他即将被曼哈顿地方检察官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