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術刀是怎樣刻字的？評安妮・艾諾《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
2022-12-21、2022-12-22 分兩篇刊於 udn 鳴人堂：《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作家以「手術刀」刻出社會對墮胎女性的壓迫 | 許恩恩 | 鳴人堂 (udn.com)、《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切開集體意識的病灶，書寫墮胎真實的痛 | 許恩恩 | 鳴人堂 (udn.com)
這裡使用原標題，以及全文。
手術刀是怎樣刻字的？評安妮・艾諾《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
初讀《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最驚訝是它的輕薄好讀，沒有原先設想「傳記體」可能有的厚重與冗餘感。再者，是全書有許多的括號，而括號內容幾乎自成一個完整故事；我會說，如果我們重構這本書的內容，括號裡的就叫做「方法論」。
諾貝爾文學獎給安妮・艾諾（Annie Ernaux）的獲獎理由所說「手術刀式的精準筆法」，我喜歡這個比喻。所謂手術刀，我想不單指敘事簡練的純熟，也不單指問題意識的尖銳與正確，或者使人聯想疼痛；另一端的理由，該是她處理了訪談、田野等質化研究方法經常面對的「回溯性問題」——也就是因為素材被「分析」的時間點，距離「現象」發生的時間點太遠，而產生詮釋上失真或偏誤的風險。
為了逼近真實，有效地讓「書寫成為事件」，安妮・艾諾這本充滿括號的傳記體小說，就像醫學手術那樣奠基於嚴謹的理論與方法，示範了以小說寫作的具體細節來推動劇情，又相當體現社會科學在對待「回憶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所具備的反身性。
當我們閱讀這本書，可以賦予幾乎是學術上的欣賞，同時配備著角色與場景細節的故事——乍聽這個描述或許以為是大塊頭著作，但這本書最顯著的特徵還竟然是「輕薄好看」。《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這場精準切割肉體來處理集體病灶的手法，如何能夠既動人且動魄，載體又能像晶片那樣微小？我想這便是她所開創的文學成就。
在這篇文章裡，我想至少強調一個觀點：安妮・艾諾的成就是一種融合社會科學知識的寫作方法，而不只是被眾多強調的「自我揭露的勇氣」而已。
這本書不是用寫的，是「刻字」而成
想著手術刀的比喻，一邊反覆重讀《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時，我想到的是今年六月台灣的一部紀錄片《台灣男子葉石濤》。片中林懷民回想葉石濤在清貧的自家門前執筆與紙，那樣的專注與神情；林懷民形容那是在「刻字」（khik jī）。
我能夠想像，《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的每一字也都是「刻」成的，就像她梳理回顧這段記憶，稱之「刻骨銘心」，那個場面「是死也是生」。當她第一次使用毛線針嘗試墮胎，她直接寫出了她沮喪於「沒找到子宮頸」。不假以形容修飾而點出了一個大眾知識上的空白，正如書中所寫「許多小說談到墮胎，可是從未描述詳細經過。發現自己懷了身孕的女孩，轉眼間就打掉了小孩，其中的過程付之闕如。」（頁38）其實必經之路就是子宮頸。單單是「針」與「子宮頸」這樣的描寫，有意抵禦父權加諸以「不敢談」以及「冒犯感受」的道德壓力；這就是「刻」，而不只是「寫」。
故事前提：主角深知壓迫的根源，並非女體本身
1960年代，墮胎是嚴重違法的行為；到了接近21世紀，她才透過年輕時寫下的日記語句（最重要的素材），以及當時她的論文學業、看過的電影、風行的歌曲、街道以及面孔來拼湊記憶，並不時分析、質疑、反覆確證這些自我文本素材。
為了讓小說主角立體化，又不流於自說自話的無趣，她以「沒在更早以前就懷孕，簡直是奇蹟。一直到去年夏天以前，我和人做愛時，總是半途就強迫自己踩煞車，因此我被罵過下流，被罵過賤人。」（頁30）一段話來告訴讀者，她並非對於懷孕的風險一無所知。
她也以「我不用去工廠當女工，不用管收銀機、招呼客人。然而，雖然我通過高中會考，擁有文學學士學位，一但未婚懷孕，也扭轉不了註定的悲慘命運，就像酒鬼的下場。」（頁30）一段話來表達她清楚明白社會現實，而非愚昧無知的年輕人。
接著，她以聽聞前人口述墮胎的疼痛，說出「我也準備好要緊緊攀著洗手台」（頁32）這句話；也就是說，她對女性身體所可能具備的疼痛，有了承擔的覺悟。她一點也不自怨自憐，敘事也沒有落入厭女的陷阱；那是一個知識份子的完整思想配備。
然而，當時代的法律與文化對她是一種辜負；她明白是這一整個結構辜負了她，而非受到她先天被給予的女性身體所辜負；所以她嘗試處理那段歲月裡的「罪惡感」是如何被建構出來。她清晰壓迫的根源。
角色細節帶出劇情，劇情再帶出結構性課題
劇情轉折手法與結構壓迫意涵的雙重表達，在「微笑修女」這段最為深刻。當主角出門尋找醫生，她說那是11月，淡淡的陽光，腦裡哼著流行歌，歌名頗為洗腦的〈多明妮克，妮克，妮克〉歌詞教化人心又天真，旋律輕快愉悅；她說那「給我勇氣繼續我的找尋」——讀者或許幾乎就要以為她求醫的途徑會有所斬獲，總算有點正向感。
下一個段落，並不是直接寫求醫的挫折，而是寫她十年前在報上讀到微笑修女自殺的新聞；因為修女離開教會，跟一個女人同居，並且酗酒。「有些女人讓我心生認同。她們當中有些已經作古，有的尚在人世，有些真有其人，有的只是虛構的小說人物。」她不說破這些女人的定義，抗拒簡化的歸類，只以「她們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繞道而行去闡述這個悲劇，不陷入純然的悲情或輕浮自嘲，甚至帶有肯定感。這在小說中是發生在她前往一個實則大失所望之解法的路上。讀到這裡，我感覺沒有一個情緒跟符號是被浪費的，一切如此精準。
在求醫經驗後，她重新抽離回到分析位置。她說，她曾經花了好一段功夫遺忘掉這首歌、這個診所、這個冬日陽光大道，然而，這些避免回想的功夫，其實是「抓住回憶裡隱而不現、抽象、未曾現形的真相——其實正是法律，逼得我自生自滅，獨自奔走，尋覓不知道在哪裡的醫生。」她的無功而返，畢竟是在一個協助墮胎的醫生會被驅逐出境，或者禁止職業的法國社會，如此合理。
藉由回憶方式，帶出「究竟是因為墮胎罪大惡極，才被立法禁止呢？還是因為立法禁止，墮胎才變得罪大惡極？」這個叩問，又是對當時徬徨自我的一種鼓舞，而且並非將挫敗跟失望之情的負面感丟到角色身上，而是法律。她把人們都視作被規範而形塑，實際上這些醫生確實也在劇情中扮演著灰色地帶的作用。
括號裡的方法：刻字過程，作家的暫停與反思
接著，我們就可以示範一下開頭所說的「括號作為方法論」的效果。在微笑修女這個推展劇情且具有分析性的段落中，她插入了一則括號，因為她察覺並反思自己在「下定義」。括號內，她強迫自己「別快馬加鞭而略過記憶的一大段日子」，並「試著用各式各樣的方法，讓記憶裡的光陰緩慢前進，遲緩如夢，比如：探索、記錄各樣細節，使用未完成過去式，分析事實。」（頁48）
在更後面的章節中，她也表現了對於一些措辭的躊躇，可見她對記憶方法與真相的執著。例如當「又一次看見」（頁65）這個詞彙出現，以及當她發現自己在不同文件中反覆使用了「手榴彈」、「酒桶木塞炸開」（頁109）等語彙的意味；又或者，她藉由對物質的捕捉來作為更有力的回憶證明（頁77）；又或者，她說明她如何處理書寫與情緒的關係（頁99）。
這些文字同樣讓我感受到「刻的過程」。即使，對作品的前後刪改，本是任何寫作者都有的經驗；她的括號方法卻是更為直接且誠實地讓讀者感受這個「刻的過程」。而且並不只基於那是一段痛苦的自身經驗，也因為她對待自我記憶的素材是如此嚴厲。我們甚至能夠猜測、想像哪些內容是被這樣嚴謹的回憶寫作方法給取捨掉，哪些又是為了讓所有細節敘述構成一個更好的故事，而被精煉地打磨過後成為敘事主軸。
透過角色，反覆提及「知識份子」與「務實需求」的矛盾
這本書，也像許多成功的小說那樣，不是絕對的正反雙方，而是描繪了灰色地帶。例如不願執行墮胎手術，但繞道方法開盤尼西林給主角的醫生。又例如一名道貌岸然的男性朋友，他後來確實間接協助傳話給一名具有墮胎經驗的人給主角認識；但身為「爭取避孕和家庭計劃自由」的組織成員，起初邀請主角到家裡來，竟趁老婆外出時想與主角做愛；當主角掙脫這名男性組織成員，繼續洗盤子，聽到隔壁房裡傳來孩子的哭聲，她的心裡描繪是一句「我好想吐」。這個想吐，可能是害喜，可能是想像自己也懷孕並可能生出小孩的抗拒感，也可能是對著這名男子有些不快。
類似這種對「知識份子幫忙有限」的輕巧批判，也出現在她描述兩個好朋友身上，她說女性好友們「都沒有評判我，可是顯然嚇壞了。別人的恐懼並不是我需要的東西；她們沒辦法幫上我的忙。」（頁62）而出於機緣，陪在主角身邊、後來也為她剪掉三個月胎兒臍帶的，卻是一個「出身資產階級、篤信天主教」的不討喜女孩。她的一句心理描繪是「我多麼渴望告訴別人我的狀況，我才不管他們的思想是保守或開放，才不管他們會怎麼評斷我。」讓她感到無助的，更是務實上的墮不了胎，而不是進步思想。
當年的墮胎師、現在的人蛇，都是正式法律和常規的產物
真正幫上大忙，也被她稱為天使的，是後來遇見的墮胎師，「不故作親熱，發問直擊重點，不帶感情也沒有道德批判。」但她不避諱在與墮胎師打交道的過程中，對其粗鄙氣質抱有一種不適。在這場不對稱權力關係的互動中，她不忘同理墮胎師的處境。由於墮胎師的正職工作是清理病人便盆的護理師，她設想，對方平常在職場受盡醫生鄙視，除了賺錢，墮胎這個秘密工作，或許也有種職業成就的認同。
當墮胎師功成身退，主角又再次加了一個括號，說她在寫這本書的時候，來自科索夫的難民正在嘗試從法國加萊偷渡到英國，說即使人蛇可能會丟包他們，科索夫人也不打退堂鼓，「來自貧窮國家的移民也不會：他們別無他法。人蛇被通緝，被眾人唾棄，就跟三十年前人人撻伐的墮胎婆一樣。沒人去質疑，正式法律和常規造就了這兩種人。跟從前的墮胎婆一樣，那些人蛇裡頭，一定也有正派的人。」（頁95）以過往的個人經驗，與數十年後寫作當下的社會事件來做比較，批判論述的強度又提升一階，也不免讓人反思現下許多議題中的行動者，確實處於難以簡單定奪是非的狀態。
回到書中，她在放導管的劇痛手術後又加了括號，說全世界沒有一間美術館藏有她當時所看到的畫面。總結了女性經驗在知識系譜上的空白，以及在務實需求的匱乏。
同學們、精子來源者P，都只是主角回憶歷程的參照點
人物，同時也是回憶方法的一環。她回想當時身邊「不懷有身孕」的同學們，不是為了寫出欽羨或嫉妒，而是藉此追尋「當時的自己的狀態」是如何偏離常軌。
括號說明「竭盡回想同學面孔跟名字」作為一種參照方法，她說，是這群人召喚出二十三歲的她，而不是她個人的記憶。「正是他們，讓我明白，我當時確實過著學生該有的生活。這些臉孔和名字的存在，也解了我當年何以心慌意亂：和他們相比，和他們的世界相較，我的罪惡感油然而生。」（頁55）這段補充，不但確實地增加了內容的可信度，也解釋了主角一開始決定墮胎的決然好像毫無罪惡感，後來卻屢屢受挫的矛盾心情。她原先理智上不覺得這是罪惡，卻因為她身處的世界而不得不感受到罪惡。
再者，人物之中理應有一個特別的角色，就是讓主角懷孕的那名男性P。確實，P出現在故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然而，這段環節之所以重要，完全不是因為精子。
主角提到她在執行墮胎手術前，需要一點放鬆與娛樂，所以跟P和一對情侶友人去滑雪。她輕描淡寫彼此的親密與衝突。接著我們會發現她真正的意圖「我只對運動有興趣，冀望靠著劇烈的活動或是狠狠摔一跤，讓我擺脫『這個東西』」是因為滑雪，她才會去。愛情、友誼與性，都是其次。可以說，一個女子懷孕必須處理，在這個故事之中，使懷孕發生的男子是無足輕重。P作為角色推動故事的功用，僅限於此。
讀者或許以為這個段落是要處理意外懷孕劇情之中理當配備的男女愛情關係故事，卻被作者完全的割捨掉，這個切割又更好回扣到主角的心理世界，更顯推進之精巧。懷孕女子冀望意外發生而流產，這是對於「不必去執行墮胎手術」的最後一個嘗試。
如果不寫出毛線針這段過程，就是「站在男性宰制那一方」
安妮・艾諾（Annie Ernaux）這本《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最受到媒體摘錄、也最帶有某種獵奇意味而受觀眾記住的隻字片語，應該就是「自己拿毛線針墮胎」的經驗。在書中，經歷毛線針找不到子宮頸、因為疼痛而無法完成墮胎的哭泣與挫敗後，接著是一個括號：
「這段文字可能惹人不快或反感，要不然就是被扣上壞品味的標籤。我有權利寫下親身的經驗。事實就是事實，沒有高等或低劣的分別。對於這次經驗，如果我選擇輕描淡寫，我不啻在隱瞞相關事實；這樣一來，我也站到男性宰制的這一方。」（頁58）
這是全書最具批判力道的一段話。這段書寫，直視墮胎，而且是親身經歷，不僅具備自我揭露的勇氣，更是一種指控與平反。如果沒有這段括號的意志，僅僅摘錄她的毛線針一詞，那並沒有真正再現出書寫者的意志，更是辜負了她曾經歷過的恐懼。
如同集中營倖存者，對於「受苦經驗被否認」的恐懼
電影，是推進主角思想轉折的工具。例如看義大利黑白片《差事》（Il posto）時，她說「面對影片所透露的深沈絕望，我明白我的月經不會來了」；接著看《絕路》（Huis clos）後，她自述筆記本寫下「一齣好戲，精彩絕倫。要是我的肚子裡沒有這個東西就好了」。而後經歷導管手術、需要等待一至兩天讓胚胎排出的期間，她和天主教好友去看《波坦金號戰艦》，她一邊看電影一邊陣痛，直到再也看不下去；她說印象中的最後一幕是「高吊一塊肉上，密密麻麻的蛆在蠕動。」意象也頗有呼應。
不只如此，電影的題材本身，似乎也有些耐人尋味之處。在她嘗試將毛線勾針放入私處前，是先看了《我的奮鬥》（Mein Kampf），並體認「和慘絕人寰的集中營相比，我要承受的痛楚根本微不足道。」（頁57）集中營元素的登場，首先是透過類比來表現出主角的心理恐懼；往後的段落，她的心理描述卻跟許多「集中營倖存者」題材不謀而合：害怕曾經受苦難的經驗被否認。
墮胎師的導管手術，雖然後來確實讓胚胎成功流出體外，但並未使主角脫離險境。她大量出血，被送到天主醫院。當她自述躺在擔架上而視覺模糊，內疚著何以她無法自行處理完成，終究要被送到醫院時，她擔心的是「狀況不再是我能掌握的。」
緊接著括號是這樣的抽離補述：
「我覺得這本書一寫完，我也會面臨同樣的命運。我的決心、我的努力，暗中進行、甚至可說是偷偷摸摸的這一番回顧——假如沒人懷疑我正在寫這個事件的話。一切的一切，都將驟然煙消雲散。將要公諸於世的文章，我對它再也沒有掌控權，就像在天主醫院，我失卻了對自己身體的掌控權。」（頁119-110）
括號內容自成一個「書寫者」的故事，振奮了受苦經驗的共鳴者
普利摩・維爾在《滅頂與生還》的前言寫到：
「奇怪的是，集中營囚犯在絕望中以夢境形式表達了同一個想法（『即使我們開口說，也沒有人會相信我們。』）。幾乎所有倖存者，無論是用口述或筆錄，都說到自己在被集中營囚禁期間常常做一個夢，細節各有所異，但本質不變：回到家後，鬆了一口氣的他們慷慨激昂地把他們經歷過的種種苦難說給親近的人聽，沒有人相信，甚至不願意聆聽。......此刻的重點在於受害者和加害者雙方都清楚知道在集中營內發生的事罪大惡極，因此叫人難以置信。」
安妮・艾諾在書的中段也有一個括號，提到夢景。她夢見自己回到1963年，正在尋尋覓覓墮胎的方式。醒來後她感到沮喪與無力，彷彿書寫當下三十多年後的自己，仍然和當時沒有兩樣。因此，「我所做的夢，不啻證明了書寫的必要。」她才艱辛地繼續完成了這本書的寫作。
這些「方法論的括號」之所以深具魅力，就在於它們不只是方法，也是自成一個具有推進感的故事。年長後的作家本人回顧年輕時的經歷，就是一個動人而糾結的故事。
同時看著兩套故事運作，而且是透過精準而短促的敘事方法，濃縮著時間跨度的感受與思想，卻是如此融貫一致地在這名女性身上。這個成果使我們大受振奮：不只是對於經歷過墮胎之痛的人，甚至不只是對於女人，而是對所有經歷過苦難並想要透過回憶書寫、也期盼這些書寫的意義不僅限於自身、免於遭受他者否定之恐懼的人。
平白書寫：手術刀是怎樣刻字的？
安妮・艾諾的寫作，確實就像是一把手術刀，讓「痛」字的意涵遠離膚淺表面，直往下切，深入集體意識的病灶。「把故事寫得很好看、很輕薄」本身也許是一種麻醉技術，讓讀者跟著角色劇情走著走，刀子隨即劃向病灶。病灶是當時的法律，以及與為法律所相生的文化所蔓延的種種行動者，共同上演的真實故事。
安妮・艾諾自稱以「平白書寫」（“l’écriture plate”，英譯為“flat writing”）作為寫作理念。紐約客的報導是這樣詮釋：
「她不想落入同情氾濫加上譁眾取寵的連環陷阱，不想表現得過於傷感、或誇大貧困勞動階級的生活。她選擇使用當今狄更斯派別筆法偏愛的那種「小說式的」豐富細節，但效果卻很疏離（clinical）——未能妙筆生花（colorful），反而感覺像我們端視著顯微鏡下的載玻片一樣。」
冰冷、疏離、平白，並非無情，而是為了直接，讓書寫成為一場手術實驗。當她在書中堅定而平穩地談論她年輕時的墮胎經驗，並用括號這樣看似任意的形式來帶出記憶方法的嚴謹，她的用意是明確的：讀懂她的著作（在各種意義上）不需要任何多餘的門檻。
在《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之中，我們或許也能同感，像是安妮・艾諾這樣經驗與時代座標的人，當她往後透徹地理解了自身墮胎記憶的真相，便會知曉那場1960年代的法律、墮胎事件與種種細節本身具有何等的重量與地位。實際上，她的書寫作品，也是確證與平反這些過往沉痾的重要事件；一定程度地抽離與扁平化陳述，將物質具象到讀者面前，確實是最有效的手法。
於是，她的書寫便如同手術刀：長得非常簡約，幾乎為了功能而設計，只為了目的而形塑，卻更顯其銀白光亮的銳利之美。
刻字是一種「勞動」：寫不出論文，比墮胎更急迫
安妮・艾諾的生命歷程及其書寫方法，都具有階級關懷，這也是我在閱讀這本書中最有共鳴的部分。書的前段，她提到懷孕一事讓她無法寫作：
「就某個角度來說，寫不出論文這回事，比起墮胎的急迫性更叫我驚駭失措。寫不出東西，確確實實標誌著我的墮落與失勢（我的記事本寫著：『我不再寫作，不再念書。該如何是好。』）。我不再是『知識青年』。我不知道別人是不是有同樣的感覺。我為此痛苦莫名。」（頁50）
對一個未曾焦慮恐慌於「向上流動」、未曾擔憂於從知識行列中脫隊的人而言，或許會覺得「寫不出論文」的慌張怎麼能夠跟墮胎的痛苦與風險相對比？
然而，這正是對一個時值青春、產出知識文章的學院青年、出身工人階級家庭的女性來說，必然會最關注的「現實」。在社會性的層面，非法墮胎，跟寫作失能的實質風險是一樣的：身敗名裂，努力跟收穫不等價，無法翻身。
其後的括號更是精彩，也是我私心最愛的段落，以最簡約的不安感袒露出最多層次的思想：「我常感覺，自己還不夠深入事情的核心，彷彿某種根基遠久的理由阻止我更進一步挖掘真相。也許跟我出身的工人階層有關，那個世界懼怕『花費腦力』的行為；或者跟我的身體有關，與我的肉體所經歷的一切有關。」（頁50）
身體感受與思考反芻，抽象概念與物質存在，這些兩極辯證與交織在書裡不斷出現。究竟是什麼阻礙了我們與「真相」之間的關聯？階級與性別，貧窮處境與身體苦難，在墮胎一事之中，如今我們回頭頗析是再清楚不過。對年輕的她來說，那卻是一個親身的經驗，是透過了數十年的生命以後，才回頭整理出的「（接近）核心」。
流產與生產：翻轉後的極端，更加肯定女性主體與多元經驗的存在
墮胎結束後，她說是因為這趟經驗，更對具有生產能力的女性身體有深刻認同，並不時將「流產」跟「生產」相互對照。身為一個人工流產者，她毫不自卑，甚至更加自信，即使那在1960年代是高昂代價之非法行為。勤懇勞動地將自身經驗刻字成書，安妮・艾諾歷經辛苦「生產出」這一本傳記體小說，其實也孕育了人類知識的重要「產出」：女性的個體經驗，亦是女性的政治性訴求。
我們如果也同她挖掘記憶那樣，一而再，再而三的檢視這本書，尤其是反覆讀著那些括號，就能明白許多段落一定是重寫、刪改、剪裁過，乃至於成品有如手術刀切割後那樣精確銳利；其所對應的結果，也是一場本該基於切除某些病灶的手術。不只是誠實，不只是自我，而是素材處理的技術，也是堅定的價值關懷，還有持續漫長時光不懈的寫作，做到「掀開個人回憶的根源、疏離與集體束縛」。
書的最後，看似自我喊話，更像是對每一個擁有「經驗」的人給予溫暖的喊聲：
「我從不覺得自己犯了罪。我唯一譴責自己的部分，是我竟然讓這種事發生，卻不曾回顧這段經歷，就像一份被白白糟蹋的禮物。藉著這本書，我消除了這僅有的罪惡感。我所經歷的這一切，包含了社會與心理的成因，但是其中有個理由，我再確定不過：正是發生了這種事，我才能有所頓悟。我的人生，也許只有唯一一個真正的目標：將我的身體、感覺、想法轉化為文字，也就是某種清楚易懂、普遍性的東西，好讓我的生命完完全全榮進其他人的腦海和生活。」（頁130）
全書，刻意凸顯出「墮胎」二字的存在，但在收尾這段賦予意義的環節，她又將墮胎經驗，轉寫成「發生了這種事」的字面模糊版本。我想，這個用意，便是要讓喊聲傳播到更廣大的多元經驗者身上。《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彷彿在對任何抱持「記憶」的人說：書寫是有意義的。好好將故事傳遞出去，更是值得被肯定的意義。社會所加諸的罪惡感，就經由面向公眾的書寫來消除；畢竟那真的，不是「妳」的錯。
註：本文內所標注之書頁數，皆為2022年大塊文化新版（如上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