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子与“米兔”在中国

初识弦子，是在成都的一个活动中。她和其它朋友坐在台阶边，不注意可能还真发现不了。弦子给人的感觉，友善可亲，单薄瘦弱——与她内心的坚定与散发的巨大的能量，似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说我是做中国的MeToo研究的，能否加一个微信。她说好呀，有需要可以找她。我给了她一个拥抱，谢谢她所做的一切。

这个题目看似很大，也比较抽象，但是作为一名研究当代中国数字女权的博士研究生，我觉得我有必要用中文去写一写。不少西方学者，如Karen Boyle都将西方的MeToo运动视为一个时刻，但是，中国的MeToo不是。“米兔”更像一场持久战­——从罗茜茜，高岩事件，到弦子，再到阿里巴巴事件。。。。。。从18年到如今，不断有人发声­——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幸存者受到鼓舞，愿意发声。这种发声，不仅仅是为自己寻求公平正义，更是为打破不平等的社会性别/权利关系迈出的重要一步。我们期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二次和弦子联系是因为前不久的西安建大事件。弦子非常热心地帮那个女生联系了千千律所的工作人员，还给了她不少建议。而那时，离9.14弦子自己案子的庭审只有一周左右的时间­——我能感受到她当时的压力和焦虑。我很抱歉在这个时候联系她，给她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但她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了别人帮助、信心和关怀。其实这只是她所做的众多事情中小小的一件。除了坚强与勇敢，弦子确实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姑娘。

兴冲冲地订了去北京的机票，一则希望能够为弦子加油打气，二则自己或许能有更深入的观察。遗憾上海遭遇台风红色预警，众多航班都被取消，我的北京之行也被搁浅。遗憾之余，也只好抱着手机关注动态。开庭之前的一个视频引发了大家的热议，一个中年男子吵吵着叫正在听弦子说话的众人散开，因为在他眼中，这是“一个人”的“破事”。大家自然很愤怒。14号晚上部分航班恢复，我回了四川。第二天，朋友说要给我送行，一起吃个饭。刚坐定，我的老师就说“一个小女子，这么多年，一直咬着朱军不放，值得吗？”我听到这话时，不是愤怒，而是震惊——坐在我面前的是我中学时代最信任的人，她给了我太多关心和关怀，现在我们更像朋友一样相处。“朱军多半确实摸了她几下，那又怎么样嘛？”我由震惊变成了震愤，有些激动，说到：“怎么不值得？她不是为她一个人发声！这样的性骚扰、性侵害、甚至强奸，对当事人造成的伤害很多时候是永久的，不可磨灭的！”我又讲了鹿平的故事——从两岁到十四岁遭受父亲的性侵。她们点点头，一边承认这件事可以推动社会进步，一边庆幸这样的事没发生在自己身上。整顿饭我都吃得很伤感：我曾经最信任的人，我最好的朋友，都离我越来越远了——或者是我离她们越来越远了。很多时候我都像一个女权传道士/扫兴的人（killjoy），不厌其烦地给人分析着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以及作为女性/男性，我们如何能促进性别平等。自然，有不少人对我嗤之以鼻，如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就老抱怨，你能不能不要老讲你那一套女权理论；但她还是在我的鼓励下找了份工作，而不是靠她男朋友。而我的另一个朋友，我们认识快20年了，我第一次给他讲女权时，我们简直快吵起来了，不过后来他说他愈发能在生活中理解我所说的了，我竟有一丝欣慰。

相比西方主流媒体对MeToo铺天盖地的报道，中国主流媒体关于MeToo的报道几乎是看不见的，除了几则公安局发布的简明通报，而社交媒体上的发声又常常遭到删帖、禁言等——中国的“米兔”可以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西方媒体对MeToo的报道甚至成了一种竞争，与种族、阶级、性少数话语权等问题杂糅；而中国的MeToo似乎还挣扎于如何被看见和被听见上（当然，相对来说，与名人相关的话题更容易博得关注；与此同时，在所谓的名气后面，受害者/幸存者会背负更大的压力，甚至是骂名）。“米兔”作为一场社会运动，在当代中国是与官方的“和谐”话语不和的；而群众聚集等运动特征更是当权者最为敏感而极力镇压的。但是，网络空间的虚拟性、网友的隐匿性、言论发表的自由度（相对的）都为这场数字媒体运动提供了可能性。勇敢智慧的中国网友还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冲破官方的审查，如用小图标🍚🐰来代替“米兔”和“MeToo”，用各地方言，如四川方言“老子也是“来代替等。当然，萧强创立的中国数字时代/中国数字时代也为着场持久的运动备份着重要的材料。

近代中国，性骚扰很长时间都是用“耍流氓”一词不清不楚地掩盖过去的，甚至强奸也只是被草草地看作“女孩儿被欺负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性骚扰”才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但话语层面的缺失并不代表没有这种现象。1997年《刑法》修正案才废除了“流氓罪”，其包括“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淫乱罪”、“聚众斗殴罪”、“盗窃、侮辱尸体罪”、“寻衅滋事罪”等6种犯罪，并将其分解为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淫乱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等。200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虽明确规定了“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可是对于“性骚扰罪”的行为特征没有作出具体界定。2018 年12 月12 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明确规定就业平等、性骚扰侵害纠纷为新增的两个案由。立法的推动，老一辈的女权学者、官员功不可没，但新一代的女权活动家和数字女权主义者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其中就包括“米兔”运动中的这些受害者/幸存者与她们的支持者。

类似的话语上的缺失，还有“家庭暴力”。95年世妇会之前，国内根本没有“家庭暴力”一词，以至于学者们都不知道如何翻译“domestic violence”。但是没有“家庭暴力”一词并不意味着在家庭内部，女性不会受到男性的攻击。如佟新教授所言，“问题是中国妇女接受了“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的婚姻观念, 把被打看做是一件常态的家庭内部事务。虽然她们身心受到伤害, 她们接受的社会化太强, 以至于没有人把其视为问题。甚至10 年前(九十年代)，有人说中国几乎没有家庭暴力存在。但随着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 中国在话语层面上开始公开使用“家庭暴力”一词, 甚至新《婚姻法》也已经把反对家庭暴力列入其中, 我们甚至看到在中国的家庭暴力数量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话语的浮现和被大众熟悉，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人们的觉醒，推动相关立法。

话语的背后是文化。2003年，“中国第一部反映性骚扰、性暴力事件的电视剧”《女人不再沉默》反映了当时/现在人们的一些观念：斯甜甜的妈妈因为自己曾在文革时期遭遇过强奸，在得知女儿被强奸后坚决反对她报案，要不“她这一辈子就毁了”，这种事情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吞”。但电视剧的立意相反——鼓励女性勇敢地说出来。这似乎与今天的“米兔”不谋而合。但是，即使是近20年后的今天，对于生长于中国传统父权文化中的很多性侵（强奸/性骚扰）受害者/幸存者来说，这种伤痛虽是撕心裂肺和生死相随的，但也是隐匿的，甚至不齿的。话语层面的搪塞或缺失，性的禁忌，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以及维权的苦难重重，常常使受害者/幸存者已之为耻，自我责备；旁人也理所当然地使之为女性“冶容诲淫”，责备女性。这场所谓的“西式的”数字女权运动，无疑不是在诉说着一个又一个令人心碎而愤怒的故事，抚慰着有着共同经历的人，使之正视自己的经历，挑战旁人的偏见，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故事，从而形成一张巨大而无形网，与整个父权社会抗衡。

2014年教师节，两批联署者在社交媒体上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敦促教育机构建立反性骚扰和反性侵的预防机制和处理机制，以及吁推动全面的学校性教育的活动。“女权派”和“性学派” 从两批联署者自我展示的身份而言，多为从事性别研究的学者，但是“性骚扰”的问题首先是社会问题，其次才是学术问题，这也解释了其将社交媒体作为论战平台的策略性。作为女权主义者，我更加赞同麦金农（Catharine A. MacKinnon）对性骚扰给出的定义，即权力关系下违背妇女意愿的性支配和性剥削，认为性骚扰的本质是一种男权社会中，性别权利关系上的不平等。一般情况下，男性作为施害者，更容易用武力强迫女性；在社会舆论中，也常常被宽恕，将责任归咎于受害者/幸存者。若施害者是位高权重的男性，事情就更加复杂了，不平等的性别结构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交织缠绕，一种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就被清晰地展现了出来，而结果往往是施暴者无法处置（untouchable），可是我们真的就无计可施，要眼睁睁地看着施暴者逍遥法外吗？

最近的庭审，很遗憾，我未能到场，但在大家的视频和描述中，我清晰地看到了强权以及公信力的沦丧。当弦子说出一个又一个三年时，我深吸了一口气，明白这是无数的时间、精力和情绪劳动。在这个功利的年代，太多人都愿意/被迫为了自己的面包和舒适的生活顺从于所谓的规则，即使规则那么不合理，甚至可以看作一种剥削；遇到事也会选择忍气吞声，息事宁人。这种态度可以理解，但是，对于整个社会、群体，我们需要也渴望勇士的出现。纵观历史，哪一次社会的进步，不是勇士的抗争和鲜血换来的？

败诉后，微信上有一篇叫做《走了法律程序的当事人，等待她的是程序正义吗》的文章，这让我突然想到了格非《江南三部曲》里的一个情节（暂且不谈论这本小说中的厌女），庞家玉的房子被人无理占了之后，作为律师的嘉玉一直想通过合法的手段要回房子；然而，这事似乎不归警察管，而上诉更是遥遥无期之事。最后的解决方法竟然是请地痞流氓恐吓占房子的人——他们不怕警察，但怕这些人­——最后占房子的人就灰溜溜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