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男性一家亲？”：男性群体内部的分层与压迫

当许多男性面对女性主义的指责或批评时，常常会感到某种无辜且不满，因为在他们看来，遭到主流性别制度压制、剥削和伤害的不仅仅只有女性，许多男性也在其中遭遇着十分相似的命运。而也正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主义运动以及研究的启发下，欧美诸国的学术界也兴起一股男性研究，即通过对“男性”这一无论是在生物学还是历史文化意义上的身体、概念、气质以及与性别体制的互动、摩擦和冲突的研究，展现“男性”作为一个群体内部所存在的种种复杂、分层与压迫的运作和问题。

主流性别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建立在一个看似十分牢固的生物学基础上，即男女两性。这一生物学基础在经过文化、社会与权力的共同作用下，被塑造成某种先天的、自然的东西，从而为“男性/女性”注入了强烈的本质色彩。就如诸多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所指出的，在传统西方围绕着两性最典型的意识形态是理性与自然的差异，即男性被认为是一种天生就具有理性的动物，而女性则由于其生物性特质而始终留在自然领域。

伴随着其后历史文化对其的进一步细化与深入，也便诞生了其后蔓延至今的关于男女两性的诸多典型性别特质，如男性是理性的、阳刚的、主动的、具有冒险精神且坚强的；而女性则往往是感性、情绪化的、被动的、柔弱和需要被保护的。

这一二元建构本身其实是相互的，但由于男性始终被当作这一建构中的主体，而导致“女性”几乎成为所有“男性所不是”的性别特质的代名词；而也正是通过这种对比建构，使得性别制度建立起自身的等级，以及由此围绕它所展开的一系列不平等的利益分配和权力运作。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研究的重点便是希望揭开这层重重剥削的面纱，尤其是打着生物学和某种原始神话的幌子来掩盖社会文化本身的权力运作。而其后受其启发的男性研究，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并且发现了原本可能被简单的化作一个整体的“男性”内部也同样存在着诸多需要被关注和批判的问题。

就好似黑人女性主义学者贝尔.胡克斯在其《女性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所指出的，“女性”这一在六七十年代的女权运动中作为行动主体以及在女性主义研究中作为核心的概念，本身其实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忽略了女性内部本身的复杂性。这一同样是建基在生物学基础上的“女性”因为忽略其他诸如阶级、社会地位与民族和国家等范畴，而可能造成女性群体内部的区隔与压抑。所以在六十年代的女权运动内部才会出现众多分歧，如以贝蒂.弗里丹所领导的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代表的NOW（美国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就曾经因为对诸如黑人或女同性恋等女性群体的忽视而遭到批评，由此也引起了女性主义内部的反思。

而这一反思也被运用到男性研究中，即作为女权运动所批评的主流性别制度（或父权制）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的男性群体本身也并非铁板一块。当阶级、社会地位、性倾向以及民族与国家这些范畴进入其中时，我们便会发现如R.W.康奈尔在其《男性气质》一书中所指出的，男性群体内部同样等级森严，并且存在诸多压迫和问题。由此一方面维系着其中占主要统治地位的男性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也由此规训着那些可能越轨或是不符合这一主流男性/气质与标准的男性，从而束缚着整个男性群体。

康奈尔指出，在每个时代的社会中都会存在一个占据主流地位的“霸权性男性气质”，以此作为标准来要求和规训着所有男性都得为此努力，而一旦稍有松懈或是失败，就可能遭到被男性群体羞辱、污名甚至排斥的危险，也正由此造成许多男性面临着种种性别压力。而虽然各个时代与社会的“霸权性男性气质”会有不同，但伴随着20世纪西方殖民以及其强势的文化传播而形成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对近现代许多国家的男性气质都有一定的影响。而由此形成的主流男性形象和气质，在当下依旧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伴随着西方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诞生的是保守派的反攻，最近FX的剧《美国夫人》便讲述了保守派女性在反对诸如贝蒂.弗里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与凯特.米利特（激进女性主义）等女权运动中所形成的影响；而除此之外，男性诗学运动的诞生也以重新找回遗失的男性气质为主旨，强调传统的两性气质与职责，企图以此对抗女权运动的观念。在诸如《铁人约翰》这样的男性运动的代表作中，我们看到他们所推崇的男性气质本身就是西方18、19世纪的产物，但却被其塑造成某种亘古不变的天然之物；而在其中，男性的理性能力、阳刚、主动进取、冒险与创造能力被无限夸大，进而影响到其后的主流男性形象与气质。

霸权性男性气质通过塑造一个自然的、完美的男性形象来约束和要求所有成员。虽然这一形象本身来源暧昧，但它所具有的权威力量却直接被援引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于是便出现了“男女有别”的家庭教育、学校规训、工作场域的要求以及整个社会的凝视。“一个真正的男人应该是xxxx”的句式成为一把丈量所有男性是否合格的尺子。就如在美国纪录片《面具之下》中所展现的，男孩从小就被教育不能哭、不能表现出感性情绪、不能举止女性化、不能喜欢女孩子的玩具或东西，不能……而这一系列的不能就如我们上文所指出的，正是建立在对所有传统中被划分为“女性的”气质和因素的排斥。简单而言便是，“男孩不能像女孩那样”。

而对于那些未能符合主流男性标准的其他男性而言，性别制度对其的贬低和污名也便往往利用女性化这一手段。因此我们才会发现，一些特定阶级、处在特定社会地位、性倾向以及某个民族、甚至国家的男性会被“女性化”，即认为他们缺乏男性气质。在20世纪西方殖民东亚诸国时，这一“女性化”手段不仅被用在东亚诸国的男性身上，而且整个国家都被女性化，而殖民也由此与男女两性的漫长斗争产生直接的联系。并且，这一污名直到如今都未能彻底消弭，在西方主流性别意识形态中，亚洲男性往往被认为是缺乏男性气概的。但是这些关于男性气概的标准却是西方主流男性群体所定的。

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一规训和约束更加的常见，甚至由此会让人们轻易地忽视。如父母总会告诉男孩子，应该喜欢诸如蓝色的颜色，玩具是长枪短炮而非芭比或其他布娃娃；父母会对男孩子的好动和调皮不当回事，只觉得“男孩子本来就这样”，而对女孩则要求其学会安静与温顺；随着年龄增长，男孩进入学校，任何举止阴柔或女性化都会被其他男孩（甚至女孩）嘲笑，喊他们是“娘娘腔”，然后对其疏离；而在此阶段如果对同性产生好感，更是会遭到变态、神经病的谩骂与污名……害怕自己被叫“娘娘腔”几乎是每个男性青春成长中的噩梦，而在这背后运作着这一切的便是主流的性别制度与霸权性男性气质。

当男性进入社会，进入工作场合，茶水间关于女性的有色玩笑成为男性之间联系和增加亲密感的某种仪式。通过贬低女性而让男性们结成联盟，并被容许进入男性群体这个“兄弟会”。在这样的状况下，男性之间的相处似乎总是只能浮于表面，难以谈心和触及感性部分，因为任何的情感泄露所表现出的情绪化和软弱都可能被看作是女性化的，而遭到其他男性的鄙夷，进而在男性群体内部被贬低。而任何同性之间的好感，无论是否涉及性欲，都会遭到反复检查和审视，并且为了躲避同性恋的嫌疑而甚至可能转向对性少数的污名和打压。这也便是同志群体内部的一个古老玩笑所揭露的，即“恐同多深柜”的原因。

伴随着男性成长中所出现的种种性别/气质规范，虽然也来自传统的性别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但区别于女性成长中的遭遇的是，这样的压迫无论在量或是程度上都存在差异。尤其是当“女性”这个他者出现时，男性群体内部的差异有时便会被暂时忽略，而形成紧密的连接，以此对抗“女性”这个外部敌人。就如布尔迪厄所指出的，虽然男性群体内部等级森严，各种范畴也使其形成区隔，但仅仅“生物学男性”这一基本范畴便使得所有男性都能享受性别制度所赋予其的性别红利，只不过会随着他们所处的等级不同而不同罢了。

也正因此，我们才会发现很多男性即使本身遭遇着主流性别制度和霸权男性气质的剥削和压迫，但当他面对女性主义的批评时，却依旧往往站在前者一边，维系着自己作为“男性”所有的既得利益以及红利，从而失去反思性别制度以及批判霸权性男性气质的能力。而因为“男性”这一范畴内化所造成的臣服，甚至可能规训处于男性群体底层的性少数男性，从而使得他们同样能够成为这一压迫他们的制度和标准的拥护者。

在男同志群体内部，对主流男性气质的提倡和归顺，使得他们成为这一僵化且极具压迫性的男性气质的巩固和再生产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嘲讽娘、厌恶体型上不符合主流审美的同志，以及各种有女性化倾向的元素……而这些手段与霸权性男性气质的运作如出一辙。

这正是男性群体内部的复杂，一方面许多男性遭到群体规则的约束、剥削和压制，但另一方面，他们为了维护自己作为“男性”而能获得的性别红利，而积极地加入这一主流制度来污名和压迫女性，甚至是比他们的处境更加糟糕的男性。因此，当他们面对女权运动的批评而感到被误伤时，其实不仅遮蔽了自身在主流性别制度上的添砖加瓦，也可能掩盖了自己本身所遭受到的伤害。

只不过很多时候，这些伤害因为被内化而成为自己都已经奉行的标准，而导致他们最终失去了批判和反思它的能力，进而成了为虎作伥的伥鬼，既可悲又可恨。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号：罂粟与记忆（ID：cm0609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