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造一個台灣人、台灣文學、台灣民族
配一下：
一、早期的《台灣文藝》與《笠》
《台灣文藝》與《笠》兩者成為八零年代本省作家發展台灣民族意識的重要場域
吳濁流於《台灣文藝》中直指中國古典詩才是發揚中國/漢民族文化的精華。在尋獲台灣文化之特殊性的同時，呼籲詩人放棄西洋詩的寫作模式。同時必須注意的是，《台灣文藝》在早期並沒有系統性的意識形態展現，而僅僅成為本省作家投稿寫作的刊物。直到七零年代，鍾肇政成為《台灣文藝》主編後，才開始重視本省籍作家以及展現對鄉土文學的支持。
與《台灣文藝》一樣的，早期《笠》的創立並沒有明確的意識形態操弄，主要依舊是詩人投稿寫作的場域，主張以學習西方現代主義式的表達與形式進行書寫等。
七零年代鄉土文學的論戰同樣也對於此兩刊物並沒有多大的影響，換言之，這兩個刊物也並沒有直接的參與論戰的內容。
在鄉土文學論戰過後，笠詩社逐漸走向「現實主義」的寫作而與其他詩社有所區別（超現實、古典抒情等）與此同時也愈關注本省籍詩人，並將日本殖民時期的文學納入其文學史的論述之中，認為殖民時期的文人便已經納入了西方的各種現代詩形式與內容。自鄉土文學論戰後，笠詩社逐漸的將自己定位為「本土詩文學」的建立者，同時將「本土」一詞歸於台灣，將土地、台灣、鄉土、寫實等詞進行連結。地域的限制同樣的不應當被過分的誇張化，而僅是一種將固定視角的寫作形式。
二、1970年代國民黨的統治與台灣政治反對運動
70年代，外省人依舊佔有絕大部分的政治資源，即便如此，本省人的地位也在緩慢但穩定的上升著。隨著黨外人士躍上政治舞台，間接鼓舞了更多的黨外人士關注政治。這些黨外人士圍繞著政論雜誌進行意識形態以及政治活動的宣傳。
1978年美麗島事件爆發，儘管是黨外人士的挫敗，但因一連串的連鎖效應以及國際因素，民眾參與黨外運動的熱情不減反增。黨外的政論雜誌於80年代上半葉快速發展。「台灣民族主義」一詞也逐漸的被多次反覆運用。
三、台灣意識論戰與鄉土文學
當黨外運動愈來愈多，一個必須要解決的問題隨即出現：政治行動應當以台灣為取向還是以中國為取向？
（1）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
中國意識的代表人物陳映真認為中國意識乃是建基於對文化、歷史等內在情感之上的。此種情感是一種由衷且為世界各地的中國人所共有的。
他否認在台灣的本省人與外省人彼此存有實質的差異，也否定台灣意識的提倡者所說的「中國人=支配民族=支配階級」、而「台灣人=被支配民族=被壓迫、剝削階級」的關係。（頁181）
台灣意識的擁護者則捍衛台灣意識為一種「抵抗精神」，此種精神源自於對外來政權的抵抗，同時也因日本殖民的現代化進程將台灣島上原本四散的族群整合為一個共同體。發展出了不同於中國大陸的新民族意識。
（2）鄉土文學與台灣意識
八零年代的黨外台灣意識論述中，鄉土文學與黨外運動皆被視為是台灣意識自然分娩後的產物。同時佐以馬克思主義上下層結構的論點，認為鄉土文學論戰源自於被壓迫的台灣人民百姓共同抵抗來自上層建築壓迫的結果。在這樣論述的建構下，當初鄉土文學作家的中國意識皆被抹除，留下來的僅是二元對立般的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兩這在此時被想像為不可共容且互相排斥的。
四、陳映真、葉石濤與鄉土文學：中國史觀與台灣史觀
（1）葉石濤：台灣鄉土認同與中國國族認同的平衡
葉石濤一直是鄉土文學的捍衛者，並試圖去尋找一個「台灣認同與中國國族認同」的平衡點。一方面承認台灣的獨特性，一方面也承認台灣的文化乃屬於漢文化的一支。其對「台灣意識」的定義為：
既然整個台灣的社會轉變的歷史是台灣人民被壓迫、被摧殘的歷史，那麼所謂「台灣意識」─即居住在台灣的中國人的共同經驗，不外是被殖民的，受壓迫的共通經驗。（頁187，轉引自葉石濤 1977：69）
（2）陳映真：中國民族主義與「在台灣的中國文學」
葉石濤對台灣意識的著重引起了其他中國意識強烈的批評者的注視，陳映真就認為葉石濤所提倡的鄉土文學本質上就是在「台灣的中國文學」罷了。
陳映真所代表的是一種「以中國為取向的」鄉土文學，不同於葉石濤「以台灣為取向的」鄉土文學，前者較注重政治層面，並希冀鄉土文學發揮著喚醒台灣人喪失的中國意識之作用；後者則僅是七零年代對於文學界無條件西化的反抗與反動，透過關注現實來回應西化的文學形式（如現代主義），儘管兩者都有著反帝國與反封建的意圖，但實質內容卻相當之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至此的論爭無論是哪種取向皆包含著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的共榮，而非互相排斥。直到美麗島事件之後，激進的民族主義者挪用葉石濤的論點並加以激化，將其原本所固有的中國國族認同意識削弱或削平，重新演繹為另一套論述，並藉此服膺於台灣獨立的論述下。
五、1980年代前半葉「去中國化」的台灣文學
（1）文學的政治化
美麗島事件將文學論戰的各種理論與論述具體化，並進一步的刺激文學中台灣與中國的論述張力。社會與政治的動盪蔓延至文學界，政治化的文學也逐漸盛行。
（2）甚麼是「台灣文學」？：入世精神、抵抗意識與本土化
八零年代《台灣文藝》的作家們同樣的因應文學的政治化，開始更激進的展現葉石濤論述中的「台灣意識」。這些作家包括了高天生、彭瑞金、陳芳明等。
高天生一方面不否認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支流之一，一方面也倡議台灣文學必須擁有的獨特脈絡，這種脈絡並非是跟基於中國文學史觀，而是基於台灣自身的歷史。
台灣的文學是否能夠發展出特有的脈絡？彭瑞金從「本土化」著手，認為只有當台灣文學本土化並反映在這片土地上生存的百姓之生活面貌以即三百年來的歷史過程，臺灣文學才得以成為一個獨特且脫離於中國的文學史脈絡。此種論述被視為是葉石濤「台灣意識」的進一步發展。
「台灣文學」愈趨政治化，在陳芳明看來，葉石濤論述下的「台灣意識」與陳映真論述下的「中國意識」兩者是不可相容的。並批評陳映真對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之影響過度強化，認為中國民族主義被壓迫的性格並無法正當化國民黨之獨裁統治。主張臺灣文學應當追求自主性與本土化。
（3）台灣人的形象
在《笠》以及《台灣文藝》兩個場域中，文人也同樣建構了「台灣人」的形象。受日治時期吳濁流所著的《亞細亞的孤兒》一書啟發，將台灣人定位為「殘暴統治的受害者，以及被中國拋棄的孤兒。」（頁201）
（4）日本殖民統治作為一種「資產」
日本殖民的過程被視為是建構台灣民族主義或者台灣文學的一個重要「資產」。在台灣民族主義的論述之下，日本殖民統治成為台灣人共同的經歷之一，同時也帶有那種被壓迫的共同記憶。
八零年代上半，目標在於將台灣文學脫離中國文學之論述陰影；八零年代下半，隨著政治的激進，臺灣文學逐漸被建構為一種台灣民族的文學，至此台灣文學間接的反過來賦與了台灣民族的性格，在政治化下，台灣文學成為台灣民族主義論述下的一環。
六、1986年以後的政治變化
1986後，民進黨以反對國民黨的「中國意識」為號召，成為黨外最大的反對勢力組織。台灣民族主義成為民進黨的核心價值與意識形態。儘管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壓制，但黨外的勢力漸趨龐大與難以控制。1991年民進黨確立了「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的方針，1992年黨外壓力之下，國民黨當局修正法律，宣稱台獨不再是違法的事。
另一方面，國民黨自身也逐漸「台灣化」。李登輝成為國民黨第一任本省出生的黨主席，並受到本省菁英的支持。黨內的部份外省人不滿國民黨的在地化，因而分裂出「新黨」主張捍衛中華民國以及宣稱自己是正統的「國民黨」。
在此浪潮之下，新的族群劃分以及國族認同逐漸成型。民進黨開始使用四大族群來區分台灣人（福佬人、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此種分類也被其他政黨所援引，藉此來跳脫出原先本省與外省的二元對立。同時支持獨立的人也開始移植「命運共同體」的概念來框入「四大族群」並以此對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至此，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漸趨完備。
七、建立民族文學：1980年代下半葉及之後
八零年代下半葉，興起民族主義文化論述的浪潮，此文化論述在笠詩社以及《台灣文藝》兩個場域中交織形塑。
整體來說，這一波文化論述的最大特色是致力於將台灣文化「去中國化」之後再民族化」。（頁212）
此波文化論述之特色在：
- 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被對立起來，兩者被格式化的賦與了不同的印象（如中國是落後的、封建的；台灣是現代的、進步的。）
- 強調台灣文化的多元起源。台灣文化起源不再僅限於中國，而有荷蘭、日本等共同交織而成的
- 推翻所謂「中心─邊陲」的文化論述，台灣文化不再隸屬於漢文化中心的邊陲地帶，而是一個能夠有主體性的民族文化。
八、塑造民族文學
1987年由葉石濤所撰寫的《台灣文學史綱》出版，以提倡鄉土文學以及台灣意識為核心導向，建構出一套袋有自主性以及台灣性格的台灣文學史。
九零年代初期，文化民族主義者戮力將台灣文學民族化，同樣以笠詩社以及《台灣文藝》為出發。
首先，他們認為台灣文學之發展的目標原本就在於建立獨立的台灣民族，在這樣的論述之下，合理化或者說正當化自日治時期以來的各種有關語言與文學的論爭。
其次，將台灣文學的起源多元化，換言之，臺灣文學並非是單一起源於中國或者日本，而是根基於台灣族群（此時論述為四大族群）之多樣，而者種起源多元化也得以納入台灣民族之特殊性（獨特性）的論述之下。
（本文為讀Bar讀書會摘要內容）
讀書會議題討論：
- 你認為的台灣意識是甚麼？
- 在你看來，台灣文學是甚麼東西？還是你覺得沒有這個東西？
- 你覺得台灣意識跟中國意識兩者是可以並存的嗎？如果可以的話該如何並存。如果不行的話，為甚麼呢？
- 台獨跟華獨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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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2012）。
無情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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