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打墙：她在新疆的镇压中幸存 [上]

【文宣中國/私造社】@文宣中国VoiceofCN 手足共同翻譯 2021年4月6日April 06, 2021

副標題：大规模羁押监控主导着中国维吾尔和哈萨克人的生活之下，一位女性为自己的自由而抗争。

Raffi Khatchadourian

2021年4月5日

原文🔗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1/04/12/surviving-the-crackdown-in-xinjiang

一. 家

二十多岁的Anar Sabit生活在温哥华，她喜欢告诉她的朋友们，人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她自身的经历已足够证明了这一点。

2014年来加拿大之前，她生活在戈壁滩的边陲小城奎屯，其地理位置楔形嵌入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和蒙古之间。蒙古语“奎屯”意为寒冷，相传成吉思汗军队曾在极寒冬日驻扎于此，被冻的发抖就喊这个词。萨比提的童年时期，这个城市其实是一个落后的殖民哨所，处在当地人称之为东突的争议地区。中国在十八世纪吞并此地，后两次脱离中国，直到毛泽东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重新纳入中国版图。北京称之新疆——未驯服的广袤之地。

像Sabit这样成长在亚细亚腹地的小孩，会发现身边到处都是征服的遗迹。新疆地广如阿拉斯加，与八国接壤。原住民是维吾尔，哈萨克和其他突厥民族。但是在萨比出生时，奎屯等新疆北部地区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几十年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上百万的汉族移民，其中很多是革命战士，来这里务农。虽然新疆南部原住民仍占多数，而在奎屯原住民已成为少数。

Sabit从小就接受中共教育，尽管周围建设兵团的汉人们一直像殖民者一般地对待他们，她还是坚信自己是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奎屯的汉人将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人统称为“少数民族”，就好像他们之间的民族差别完全不存在似的。这种境遇，Sabit也习以为常了。她的父母，一位是医生，一位是化学老师，从来不跟她谈起任何遭受种族歧视的经历；他们送她上了普通话教学的汉人学校，并告诉她要在那里好好学习。小学时，Sabit和她的同学们都得给兵团摘番茄。到了中学，他们还要摘棉花，这是Sabit憎恨的工作：你得弯着腰一连干好几个钟头，或者跪在尘土飞扬的地里干很久很久。她母亲只是跟她说，这是锻炼你的性格。

Sabit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2004年高中毕业以后，她去了上海学俄语，希望这能帮助她在更广阔的世界里找到一条好的职业道路。她非常喜欢上海这个轰轰隆隆、步伐飞快的繁华世界。但是，她只是一个“少数民族”。如果她告诉朋友她的家乡是哪里，谈话通常会变得十分尴尬。有些以为新疆人都是“野蛮人”的朋友，还会非常惊讶她的普通话说得这么好。就在她大学毕业之前，她和她的朋友们一起申请了华为的职位，而她是所有申请人里唯一没有得到面试机会的——她非常肯定，这不因为别的，就因为她的出身。

Sabit试图默默地抹去这些偏见对自己的影响，她开始隐藏自己的出身。只要情况允许，她会说自己是来自其他地区的人。她在一家投资公司找到了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工作本身很吸引人——有很多去俄罗斯、老挝、香港等地出差的机会——她也很喜欢自己的老板和同事们。

当Sabit在上海打拼的时候，她父母都移民去了哈萨克斯坦。他们希望Sabit也一起移民，但她拒绝了，她认为中国是一个更大、更有发展前景的国家。她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希望成为一名模范公民，并且坚信她的未来是跟中国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在她的家乡，政治已经让一切都蒙上了绝望的阴影。

2009年，中国广东省的一座玩具工厂里发生了打斗。在一片混乱中，两个维吾尔族的僱员被一伙汉族人杀害了。紧接着一个月里，几百名维吾尔族人冲上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的街头，挥舞着国旗，高喊着「维吾尔人」，希望能引起中国领导层的注意。警察赶来制止，于是暴乱发生了。几百人要么受伤，要么死掉，还有几百人被捕。超过四十个维吾尔族人在这个过程中失踪不见了。十几个人之后被判死刑。

暴乱发生一年后的某天，Sabit和几位同事打算一起去吉尔吉斯斯坦。当他们准备在乌鲁木齐乘飞机时，机场工作人员把她叫到一边，告诉她因为她是新疆人，所以需要特别允许才能继续她的行程。因此，她在民族宗教事务局花了一整天去办理所需的手续，她的同事们已经都走了。

共产党的宣传使她相信这样的手段是必要的。然而，她仍然感觉到了不被当作自己人的深深的不快。在中国，不管走到哪里，她都是个外人。有天她回到上海，望着城市里一座座塔楼公寓，她问自己：「这些都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不久以后，Sabit和一个已经移居到温哥华的朋友聊了聊，就飞过去探望。她立刻被那里的友善和机遇所吸引，任何时候，她只要告诉一个加拿大人她来自新疆，得到的总是善意的好奇。她登记加入了一个可以获得商业类文凭的项目，然后在同年夏天，她又租了一间公寓，有了一个室友。她在温哥华的一间公司入职了，成为一名会计新手。她还找到了一个新的朋友圈，遇到一个自己爱的人。她的生活在她的计划中徐徐展开，一切还不错。

2017年春天，Sabit的父亲因心脏病突然去世。她的母亲打来电话，但为了不让Sabit惊慌，她只说父亲在医院里，她应该来看他。Sabit当时在度假，立刻放下计划，飞往哈萨克斯坦。在飞机起飞前，她用手机进了家族群聊。里面有人用哈萨克语写道：“愿他的精神在天堂安息”。但是这条消息是用阿拉伯字母（译者注：哈萨克语有多种书写的文字，阿拉伯字母是新疆地区哈萨克族广泛使用的字母）写的，Sabit只认得出“天堂”。她在痛苦的不确定中熬完了这次飞行。她抵达后，另一位亲戚不知道Sabit母亲善意的隐瞒，为她父亲的去世表示了哀悼。Sabit这才意识到父亲已经去世，她失声痛哭。

Sabit发现她的母亲悲伤绝望，因此她决定留下来支持她。她向老板提出休假数月的请求，但老板不能保证她的职位能为她保留这么久，所以她辞职了。她给温哥华的朋友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帮她收拾好东西。

那个夏天，Sabit和她的母亲回到Kuytun奎屯，为父亲办丧。而朋友警告她不要去：因为流传着对新疆原住民的镇压不断升级的传言——比如有哈萨克商人在边境失踪了。但是不到一个月前，Sabit在刚去过那里，安然无恙。她想站在母亲这边。他们用两个星期的时间与家人见面并拜访了祖先的坟墓。她后来回忆说，这次旅行“充满了泪水和悲伤。”

7月15日，Sabit和她的母亲驱车前往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飞往哈萨克斯坦。他们在半夜到达，航站楼几乎空无一人。在海关，边检检查了她母亲的护照，并准许她出境。但是，当Sabit提交文件时，边检停了下来，盯着她，然后将她的护照带到了后台办公室。

“别担心，”Sabit向母亲保证，并解释说拖延很可能不过是官僚作风。几分钟后，边检带着一名维吾尔族官员返回，他让Sabit坐在长凳上。说：“你不能离开。” “你们俩可以自行讨论决定母亲到底是去是留。”

Sabit的母亲情绪激动恳求解释。边检回答：“我们需要问她几个问题。”

“你快点走，”Sabit告诉她的母亲。 “我今天坐不了飞机的话，我就明天再飞。”

母女俩的衣服装在同一个箱子里。当他们将彼此的物品分开时，她的母亲开始哭泣，而Sabit安慰了她。然后她看着母亲，泪水从脸颊流下，朝大门走去。母亲离开后，边检走向Sabit，冷冷地解释说，她已经被“边控”了——这意味着她被怀疑。他说：“刚才你的母亲在这里，所以我没有提及。” “你应该知道新疆现在的情况。你最好合作。”

二、“像老鼠一樣”

在Sabit决定搬到加拿大的2014年，北京召开了一连串秘密会议谋划新疆的黑暗未来。那之前的一年已成为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当时正在巩固权力。为了扫清终身制的障碍，习整治了一百多万政府人员，处罚范围从审查到死刑都有。对于中国的少数民族，他也绝不手软。

新疆动荡的历史使其成为特殊顾虑的目标。这个地区似乎从未在党的完全掌控之下：它总是外力干涉的目标——俄国沙皇曾经侵占过其一部分——得益于其短暂的独立历史，它也是独立建国思想的聚集地。共产主义理论学家们长时间里辩论独立思想在走向（共产）乌托邦中应该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在尚未完全工业化的外围社会里。苏联采取一种放任的政策，让各个民族建立加盟自治共和国。中国则采取了主动同化的政策。

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意识到党对新疆的控制不够，即开始动员兵团在北疆设立农场，作为对潜在苏联进犯威胁的缓冲。革命群众大批涌入，几十年后汉族已占四成人口。为了同化原住民，党干部们用各种办法去除他们的民族传统：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学校，甚至语言。政府开始否认维吾尔人身份认同的正当性：维吾尔人是中国人。

七十年代后期，邓小平上台，撤销了很多文革的极端政策。在新疆，清真寺重新开放，也允许使用民族语言，文化开始繁荣。但在这种开放环境下，人们开始表达对殖民现状的不满。遵循当地传统，乃至坚持用“乌鲁木齐时间”（比北京时间晚两小时），这些都成为一种潜在的不满的表达。一些小地方的示威打出了“把汉人赶出新疆”的标语。一小群极端分子谋划一场暴动。

1990年4月，喀什城郊爆发一场当地人和政府之间的暴乱，这很明显由非职业的民间军事组织挑头，后加入了搞不清楚来龙去脉的示威群众。警察和兵团迅速合力镇压了暴乱。此事发生在八九天安门事件仅仅一年之后，统治精英集团对于分裂事件少有忍耐度。一年之后苏联解体，中国共产党认为民族独立主义是造成苏联分崩离析的原因之一，之后对于这种事件愈发敏感。

政府以近乎偏执狂的态度搜寻任何一点“分裂主义”的迹象。 其中喀什市委书记朱海仑最激进。 曾担任朱的翻译和助手工作的Abduweli Ayup回忆说，1998年3月，棉农抗议一项关于禁止他们种植蔬菜的裁决。 朱指责他们是分裂主义者，并说：“你们拿清真寺当堡垒！” 在另一场合，他嘲笑《古兰经》，对维吾尔族听众说：“你的神就是屎。” 朱命令Ayup挨家挨户查询是否有家庭藏匿民族主义或宗教书籍，并告诉他找到了才能回来。 Ayup一直工作到天亮，叫醒了人们。 但是，他说：“我根本找不到任何书。”

事实证明，新疆的叛乱分子无法招募到多少追随者。 当地人喜欢伊斯兰教的苏菲传统，看重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而不是政治。 在9月11日袭击发生时，该地区没有恐怖分子暴力可言。 但是，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行动计划在阿富汗边境进行，为旧的焦虑提供了新的紧急框架。 中国当局草拟了一长串事件，声称它们都是圣战的例子，并向美国国务院提起了诉讼。 但是其中许多事件无法核实，也无法与非政治性暴力区分开。 在中国，用刀，斧子甚至是简易爆炸物进行的大规模袭击非常普遍，并且通常与种族动荡无关。 官员说，不久前，一名男子走进云南省的一所学校，向五十四个人喷洒氢氧化钠，以“向社会报仇”。 同样，一名来自中国东部的截瘫患者在北京的一个国际机场引爆炸弹，显然是对警察殴打的一种报复行为。 爆炸被视为一次性事件。 一名维吾尔族人对在新疆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感到沮丧，他在推特上问：“为什么我们做的每件事都是恐怖主义？”

 2008年奥运会临近时，中国当局更加沉迷于维稳，中国社会学家孙立平指出这是一种可以与朝鲜相比的残酷镇压行为。 孙曾在审查习近平博士论文的委员会中任职，他指出，该党是自己的错觉的俘虏：通过高估即将发生的社会破裂的可能性，它已经看不到人民不满的根本原因。 孙警告说，这种为了消除“不稳定的幻象”而进行的反思性镇压，将导致镇压和动乱的螺旋式恶化，并可能最终导致一直以来他们所担忧的崩溃。

在新疆，似乎没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更典型：在新疆，中国领导人似乎总是将民众的不满误认为是叛乱活动的增加。 2009年在乌鲁木齐举行的抗议活动（紧随着西藏的类似活动）促使党的理论家呼吁建立一个单一文化的社会，一个单一的“国家竞赛”，从而为“新型超级大国”铺平道路。 一位有影响力的国内安全官员指出：“稳定在于解放人、规范人、发展人。”

乌鲁木齐新任党委书记开始奉行这一政策：告诉妇女不要戴面纱，禁止维吾尔族书籍和网站，拆除历史建筑。 几年之内，孙立平警告过的下降恶化开始出现。 2013年秋天，一名维吾尔族男子在两名家人的陪同下开着SUV冲进天安门广场的一群游客中，可能是因为他们当地的清真寺在一次袭击中被破坏了。 他们点燃了装满自制燃烧装置的S.U.V.，最后，该男子和他的家人死亡，并且造成2名行人死亡和38人受伤。

几个月后，在云南省，一小股袭击者身穿黑衣，袭击了一个火车站，残忍地杀害了29名旁观者，并导致140余人受伤。尽管没有组织声明对此事件负责，一组叛乱组织庆祝了这一事件。政府声明这群人是维吾尔分离主义者，并将此事称为“中国的911”。习近平被激怒了。“我们应当团结人民，建起一堵对抗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他对政治局说道，“让恐怖分子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2014年，习近平去了新疆。 在喀什噶尔的一个警察站，他检视着在墙上的武器。“我们同志们手中的武器太原始了，”他在视察中说到，‘这些武器不能用来对付大砍刀、斧头和冷钢武器。“他补充道，我们必须如他们一样残忍，并且不对他们手下留情。”

在他视察的最后一天，两个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攻击了一个在乌鲁木齐的火车站，造成一人死亡以及几十人受伤。在一次北京的高层会议中，习近平表示了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反对。“这就如同吸毒一般，”他说，“你失去了神志，变得疯疯癫癫，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不久后，在新疆的党领导宣布了一场“人民战争”。这场战争针对三大“邪恶势力”———分离主义、恐怖主义，以及极端主义。该地区的最高官员实践了这个政策，但习近平对此感到不满，并在两年后换上了新的官员——陈全国，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思想坚定，忠诚度毋庸置疑。

陈全国是一个雄心勃勃且训练有素的人。他曾在军队服役，然后迅速升任政治职务。2011年，当他到任西藏时，僧侣们以自焚对抗达赖喇嘛称之为“文化灭绝”的长期镇压。这场危机当时占据了国际头条新闻。

在一片压迫已经成为常态的地方，陈全国的暴力镇压并没有什么稀奇之处。相反，他以系统化威权策略而著称，并且时刻准备针对整个人群的日常生活。

当时绝大多数的自焚事件发生在自治区的东部，因此陈收紧了他的司法管辖区的边界，限制了藏人从其外部进入。在拉萨，他使得没有身份证的人无法购买汽油。他建造了数百个城市警察站，称为“便利站”，这些警察站以紧密的形式布置，这是压倒性的武力展示。他派出两万多名共产党干部到乡村寺庙去进行宣传和监视。一些当地人说，名为“红臂章巡逻队”的志愿团体成员闯入房屋去没收达赖喇嘛的照片，因为中国当局将西藏的动荡归咎于达赖喇嘛。拘留因此有所增加。 2012年，当大量藏人前往印度接受达赖喇嘛的祝福时，陈将他们送进了“再教育机构”。

尽管自焚事件继续在邻近地区发生，但在接下来的四年中，西藏仅记录了一次自焚事件。他宣布：“我们严格遵守法律，严厉打击非法组织和关键人物”。他有能力被提拔。官方媒体指出，2016年3月，就在他被任命去新疆之前，来自他所辖地区的代表来到北京的全国人大，戴着有习近平形象的徽章，“这是一种表达谢意的自发行为”。党认为陈的策略是成功的。

陈顶着一头稀薄而漆黑发亮，梳得严丝合缝的头发进疆，随行的是从西藏带来的一队安保。他没搬进党委书记的住所，而是住进了一个由政府控制、解放军安保的宾馆。宾馆紧邻多个警察机构，陈还有一条从住处到该地数字安全中心的高速数据专线。

习曾把改革比作吃饭，把肉挑完了，那剩下的就会难以下咽。陈向其表明他来就是“啃硬骨头的”。他把自己的一段讲话标题取为：“在习近平同志的领导核心下，坚持贯彻党中央的新疆治疆战略”。

陈的前任就曾从他那里学得西藏策略，在新疆部署了二十多万党员干部。陈到任后加码到一百万，并督促这些人一家一家地“用感情贴近群众”。在一个名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运动之下，各地党员干部上门到少数民族居民家中自我介绍，宣布“我们是你的新亲戚”。这些干部们不请自来，登门吃饭，有时候还按上级要求过夜。惊吓之下的住户们只能强装笑容，礼貌地接待他们，回答他们的各种询问，甚至把自己的床让出来。

在时任新疆代理党书记朱海仑的协助下，陈招募了数万“协警”来实施大规模抓捕和镇压任何动乱。他开始建造数千个“应急指挥中心”，谋求对城市生活实施“网格化”管理 （译注 原文iron grid，铁网，应该是指中国官媒的网格化管理）。他把人划为三类：可信、一般、不可信，并抓捕任何不能证明自己足够忠诚的人。

到任半年后的2017年初，陈发出指示应对长期、复杂、“极为严酷”的运动。他要求下属“把严打作为首要任务”，其必要性在于“先发制人，消灭于萌芽”，目的是根除新疆分裂问题。对于任何不愿意热情参与实施计划的“两面派”官员，他宣布零容忍。

之后习召陈到北京开会，几天之后，在乌鲁木齐举行的大型集会上，陈检阅了上万全副武装的钢盔部队，直升机盘旋上空，多个装甲车组成的方队驶过，陈在集会上宣布“粉碎和消灭敌人的进攻”，誓言要“把恐怖分子的尸体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陈的指挥特色之一是突击检查，有时候随机传召警察来检验他们的反应时间。他指示“应抓就抓”，到2017年4月已有大批民众被捕。一个泄露给在荷兰的维吾尔运动分子的官方文件显示，仅仅在6月19日的那一周内，四个南疆地级地区就抓捕了一万六千余人，另有五千五百人因为调查人员找不到他们，以“暂时无法收押”记录在案。

即使收押人数不断增加，当局仍在力推更多抓捕。一位公安局长回忆一个党员同志的话是这样说的：“庄稼里的草没办法一根根拔，你得喷除草剂全杀了”。到了六月，朱海仑起草了一个公文，里面写“坚持应抓就抓”，并强调，“只要他们现身了就抓”。

在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一位官员递给Sabit一张拘留证，那是逮捕她的的行政命令，上面的日期是6月20日。Sabit被带到一个小审讯室。她的手机和证件被没收，机场官员通知她即将接受 "录像调查"。

她被带到电脑前；通过视频链接，另一名官员开始用维吾尔语盘问她，但她并不懂维吾尔语(陈先生招募来很多少数民族的人，用来镇压少数民族)。

Sabit 询问："你能用普通话吗？" 电脑那段的官员改为用笨拙的普通话，询问她的移民记录和护照，为什么她曾经在中国驻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领事馆更新过护照？ Sabit回答说，她是去探亲的，旅行的时候护照页数用完了。大约一小时后，一名士兵把她带到外面等候。她本以为会被放行。她的回答很诚实，而且很容易进行核查。但她却被叫回了房间，由两名士兵看守。

最初维吾尔机场的边防检查官员对她进行检查时，Sabit 问自己做错了什么？对方恼怒地说："你知道你做了什么。现在我们要等奎屯公安局的人把你带走。" Sabit 问那是什么时候？他态度十分恶劣地回答："这要看他们什么时候动身。"

扩音器里传来通知，说她的航班延误了，她想象着母亲在飞机上忧心忡忡的样子。她坐着的时候，看守她的警卫和她聊天。她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女性，从 "内陆"（新疆人对中国其他地区的称呼）入伍。她们说，她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需要离开中国，尤其是去哈萨克斯坦。"真是个落后的国家，"一个人说。Sabit决定，这时候最好“聪明”一点，不要反驳。

大约6个小时后，奎屯公安局的几名黑衣青年男子赶到。当Sabit被移交给他们看管时，机场的官员告诉她，如果没有问题，局里可以撤销边防，然后她就可以离开了。Sabit点了点头，心想也许他是个善良的人，能看出她是无辜的。

外面晨曦将至。公安局的人把Sabit引到一辆汽车的后座上，在那里她的两边各坐一名警卫，并准备好了手铐。这些人开了一夜的车，看起来很疲惫，但他们警惕地注视着她。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一名情报人员对她进行了盘问，司机以狂躁的速度向奎屯方向疾驰，将车速飙到每小时110英里以上。

到了公安局，Sabit被带进地下室，地下室里面有几间拘留室。他们在一间狭窄的拘留室前停下，让她进去。这个场景令她崩溃了，她开始哭泣。"求求你，能不能不要把我关进去？"她哀求道，"我不是一个坏人。求你了，让我在办公室里等着吧。"

 "我们就因为你跑了五百公里。"情报人员说，"别再给我们添麻烦了！" 她进入牢房，注意到墙壁上有泡沫填充物--她怀疑是为了防止自杀。两张软垫凳子，每张凳子下面都有一根装在墙上的管子，是用来装手铐的。 Sabit吓得坐都不敢坐。

牢房外一名助理警察告诉她，"你可以休息一下"。她缓慢地坐下。这名警察姓韩，来自邻近新疆的一个贫困省份，那里是新兵的来源地。他告诉Sabit，调查人员会在当天上午九点到达。他拿着她的档案，留意到她的档案很薄，说这是个好兆头。

Sabit 在脑子里盘算，试图不要责怪自己之前无视返回中国的警告。她后来在一份未发表的证词中写道："我的焦虑就像蚂蚁吞噬猎物一样，一点一点地吞噬着我。"(这篇报道参考了她的书面证词、包括她保存的文本在内的原始文件，以及长篇的采访)。她盼着能尽快向更高级别的官员解释自己的情况，让他们明白自己是被冤枉了。

几小时后，一男一女两名警官把Sabit带到一间审讯室，里面有一张 "老虎椅"，这是一种用来铐住坐着的人的金属装置。Sabit吓得退后一步。男警官见状，命令为她拿来一把普通的椅子。"在这里，我们尊重人权，"他说，"你要做的就是配合，诚实地回答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放你走。"

惊恐中Sabit感到胃部一阵刺痛。警官叫她吃早餐。她吃不下饭，询问能不能用洗手间。

 “来吧。”女警官说。此前，Sabit被允许使用她拘留室附近的一个厕所——一个地面上的肮脏的坑，几个监控摄像头对着它。"我们能不能不去那个有监控摄像头的厕所？"她问。警官把她领到另一层楼的厕所。当他们回来时，Sabit 瞥见自己对面的一间审讯室。在那里，她看到一个身穿橙色背心和黑色长裤的年轻维吾尔族男子，他的手腕和脚踝被锁在一张老虎椅上。他的脸很脏，没有刮胡子。他的眼睛失焦，他的头耷拉着。穿着黑衣的警官对他大喊大叫。Sabit被带了过去，回到她的房间接受询问。

任何接受过审讯的人都知道，审讯就意味着重复。审讯者一遍又一遍地问你同样的问题，试图从里面找出前后矛盾的蛛丝马迹，来给你定罪。

Sabit的审讯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审讯者只是不断重复询问着她在机场就被问过的问题。审讯过程中，隔壁关押那个维吾尔族男人的房间不断传来拷打和电击的声音。那个男人的惨叫声不绝于耳，她根本无法集中精神。主审讯官跟他的同伙说：“让他们先停一停，太影响我们这边工作了。”刑讯这才消停下来，但也只是暂时的罢了。

她的审讯官离开了，有人给她送来午饭，但她还是什么都吃不下。一个她很礼貌地称之为“大哥”的维吾尔族官员进来了，给了她一点热水和胃药。

三个小时以后，主审讯官回来了。“你去过太多敏感国家了”，他说，“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次新的审讯”。Sabit问到底是她去过的哪些国家有问题，审讯官回答说：比如美国、泰国、马来西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俄国。

“除了美国，我去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出公差啊！”她说。“这一点我的同事可以作证。”

第二次审讯结束时，天已经黑了。“大哥”回来了。Sabit绝望地问他：“我能走了吗？”“大哥”摇摇头，跟她说：“把热水杯子留着喝水吧，记得吃点东西。”

把她从机场带来公安局的情报人员把她的行李也从机场带来了。

“我能回家了吗？”Sabit问他。

“你到时候就知道了。”他回答。他押着她走出审讯室。另一个人男人过来，在他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但这个情报人员摇了摇头。“她的名字上了黑名单，”他说，“谁也救不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