嬷嬷的外孙女

我不喜欢《姥姥的外孙》这个译名，「姥姥」这个称呼在我听来是多么北方，而电影说的，分明是南方的故事。

南方人不把母亲的妈妈叫做姥姥，大多喊外婆，闽南语系里又略有不同，「嬷」是最常见的。我就喊外婆「嬷má嬷mà」——但这不只是因为我是南方人。

据我的小学老师讲，她的孩子本来也要喊外婆作「嬷嬷」的，但是孩子的奶奶不高兴，她声称自己是唯一的「嬷」，跟在「爷爷」这个称呼后面的、唯一的「嬷嬷」；而孩子的外婆，应该被称为「外嬷」。

我没有见过我的奶奶，所以我的家庭里没有这个争论，我只有一个「嬷嬷」。

《姥姥的外孙》里的姥姥和我嬷嬷很像：头发已经全白，生了三个子女，喜欢打扑克牌，时时念着菩萨保佑，对了，她们还都讲潮汕话。

嬷嬷的三个孩子里，我妈是长姐，比舅舅姨妈大四五岁。小时候嬷嬷去做生意，我妈带着弟弟妹妹，十岁未到的时候煮粥，站在凳子上拨弄高压锅，哗啦一下一锅粥翻下来，淋了半身。

别急，我没有要怪罪我嬷嬷，她没有不爱我妈妈。

恰恰相反，我可以很笃定地说，她最喜欢的就是我们一家。几年前我回家，看到嬷嬷几乎每天都会给我爸打电话，问三餐冷暖，着实是被震撼了一下：丈母娘和女婿如此亲厚，在潮汕家庭里实在不多见。

这是因为我们家确实是最省心的一户。嬷嬷说我妈像外公，是老实巴交、默默付出的长女；我爸也是个好人，外公病重的时候，他还没正式成为家里的「女婿」，但也请了假在床前伺候，比亲儿子付出的还要多；我呢，从小不调皮不惹事，好成绩也给她挣了很多面子。

我们一家三口都是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

嬷嬷也是这样的好人。我从小就是她照看的。那时候舅舅闯荡到上海做生意，常年不在家，爸妈都要上班，所以我的假日和周末大多和她一起度过。

暑假的时候我和她一起睡觉，常常是我还没睡着的时候她就已经开始打呼，我听得睡不着，把她摇醒，她嘟嘟囔囔说“阿嬷又打呼了啊”，然后又睡过去。我还是睡不着，睁着眼看蚊帐上打结的网纱，想着头上那个点以什么为中轴线就能和另一个点对称。

第二天，嬷嬷在天亮之前叫醒我，踩着自行车载我到海边，在太阳还没有全升上来之前泡泡海水，天下大亮的时候我们回家，到巷口买一点甜豆、乌榄或者鲜豆腐，回家就着白粥，就是我们的早餐。

自然也有叫不醒的时候。我醒来已经是九点了，我从二楼往楼下大声喊一句“嬷嬷”，没有回应，要么继续躺在床上做白日梦，要么打开电视机看《猫和老鼠》，等嬷嬷买菜回来已经是九点十点了。反正嬷嬷不会喊我做作业，我只管冲着风扇纳凉就好了。

等到我五六年级的时候，舅舅从上海回来，买了带小区的公寓房，嬷嬷也搬过去了。从两层的小平房到带花园的小区，嬷嬷的家一直都是舅舅的家。

住小平房的时候，嬷嬷的烦恼大多来自于子女的夫妻争吵，他们有什么事儿都会到嬷嬷家的客厅来，一边对吼一边要嬷嬷评理。到了花园房以后，我去嬷嬷家的次数变少，她来我们家的次数变多，我总能听到她和舅舅的矛盾，有时候是舅舅埋怨表弟常常呆在自己家，有时候是舅舅嫌她买菜买的不好。嬷嬷一边抱怨着，一边也说着「真是没办法。三个孩子里就只有你妈像外公，老实不惹事」。

这样的状态持续到我上大学。我去了北京以后，我和嬷嬷说，到我家来住吧，我的房间反正也不住了，她过来不就好了嘛。有次她和舅舅吵架，她真的搬了过来，可是也不过几天，她还是回到了舅舅的家。我不解地问妈妈，她说：「嬷嬷怎么会过来呢？那边终究是儿子的家。」

我再也没有问过嬷嬷要不要来我家住。我已经知道了，我的嬷嬷是不可能住到我们家里来的。

不是儿女有别，而是内外有别。

儿子是内，而女儿是外。对应到《姥姥的外孙》，则是那句被广泛引用的台词：「儿子继承遗产，女儿继承癌症」。

这句台词出来的时候我哑然失笑，倒不是嫉妒那个能够继承遗产的性别，是因为这句话工整得宛如真理，「存在即合理」的那种真理。

电影里的性别结构几乎就是多数潮汕家庭的缩影。

大儿子成功，事业家庭美满，但是母亲患癌后不会主动提出带她治疗，向菩萨祈福的时候也不会多写一句「愿母亲早日康复」；

小儿子机灵，总能逗笑母亲，可是他滥赌成性，甚至去患癌的母亲家里偷钱；

外孙也是一样的，照顾姥姥的目的不过是她的遗产，即便在照护的过程中对姥姥有了更多的爱意，但是在知道自己手里拿不到一分钱的时候还是非常愤怒。

重男轻女传统里长起来的男性，如果对自己所在的文化毫无反思，大概就是这样。

或是精致利己主义，或是不精致的利己主义。

这样的家庭里，男性被赋予了所有的期待，他们的愿望总是被无限满足，因此他们天然地觉得自己理应获得这世界的一切。母亲也好，姐妹也好，妻女也好，如果不能被索取，也不能用来证明他们的价值，那就没有意义。在这样的结构中，他们只会「要」不会「给」，只会「赢」不会「输」。

所以姥姥临死之前体验的，是一种灵肉层面上荒无人烟的孤独。她的肉身向死亡走去，她的灵魂旁边空无一人，而那些「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身外财物，被儿子和外孙窥视着，谨防它们随着她的肉身一起死亡。

或许这样的孤独对她来说早已不陌生：「我不喜欢农历新年后的那一天，冰箱里塞满了剩菜，而我必须一个人吃完。」

而那些在冰箱里被放坏了的食物，只有女儿每周探望的时候会拿出来，然而，女儿的冰箱里也时常有剩菜。

过期的食物代代相传，带来癌症，留给家里的女性继承。这些只会「给」不会「要」，只会「输」不会「赢」的女人。

「儿子继承遗产，女儿继承癌症」——儿子不是一个身份，而是一个性别；女儿不是一个性别，而是一个身份。

无论是孙女，还是外孙女，我们都只能继承癌症。

我小时候趴在门边看着爷爷把好看的彩色橡皮递给表哥，说「这是只给你的。」我呢？我当然不会有，用最性别歧视的角度想，表哥是他的外孙，而我和他同个姓氏，但这没有用，我不会有属于我的好看橡皮，更不会有被郑重给予的钢笔。

我再长大一点，姨妈生了表弟，我从乖小孩变成容易生气的小孩：为什么表弟可以不用跟人打招呼？为什么他可以只吃肉不吃菜？为什么他不需要考很好的分数？我没有办法质问大人，我只能偷偷把表弟的屁股掐出青来，然后等到姨妈来问我妈的时候等着被数落。

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那是不公平，不知道我为什么讨厌表弟，不知道为什么表哥分数一般也会被夸聪明而我数学成绩那么好却从来没有。而今我开始觉得不公平，我想知道：家里的其他女性是否曾经也有不公平之感？

嬷嬷是家里七个孩子里排第二的女儿，她被留在家里帮着做家务，不能上学，毕生不识一字。

妈妈是贫困家庭的长女，十五岁读完中专就开始工作，支持父母，照顾弟妹。

姨妈呢，人生艰难却无法从女性亲友那里得到支持，只能听到她人的「你脾气太差」和「要多宽容」。

这些都是无解的死结。我甚至能想到，她们的应答不过是无可奈何的「这是老传统，没办法的」，或者是防御性的「那又能怎样呢」，或者是更愤怒的「你还要我怎么做」。

可我不会装作看不见，不会粉饰太平，因为结构性的问题不会因为我不承认就不存在，更因为结构的问题不应该由个体来负全责。换句话说，一个人的痛，可能并不是另外一个人故意造成的，只是因为痛的那个人看到了自己的伤疤，就无法再无视问题。

而当个体不再拒绝承认自己的苦楚时，存在千万年之久的制度就有了松动的可能。

所以我还要继续问「你会感到不公平吗？」我不是为了找到答案，也不是为了「兴师问罪」，我只是要写下我看到的一切，要提出我心里的问题。

我要继续写，写到写不下去为止。

我希望有一样问题的人可以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其他人也有同样的疑问。

我也希望，公平和不公平不是唯一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