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十二三岁孩子的问题，大部分都无法回答

 导语：在一场山区的支教的活动中，我们被那里的孩子问了很多问题，包含诸如成功、爱情、欲望以及悲伤等等内容，这不仅超出我们心理对现在孩子的认知预设，也超出了我们这些所谓“大人”的解释范畴，我们只能选择沉默，用一种平等的心态和孩子一起面对这些人生共同的困惑和疑问。

今年十二月，我报名参加了公司的一个支教活动，主题是给一群少数民族初中生开讲座，激励他们走出大山。

公司的活动有三个，一个是去城里一所小学教小孩子垃圾分类，剩下的一个是一对一扶贫捐款，另一个就是实地开展教育性质的讲座，我报名参加了后两个，不过活动组织者对整个活动的背景和目的都介绍不多，我们接到的需求就是去介绍自己的生活。

一共九人报名支教，按照初中三个年级分配，每年级三人，讲座共三小时，每个人讲半小时以内，剩余时间是问答环节。和我们一起前往的九个人中，有的是从大山走出来的，有的是有过支教的经验，这是我第一次支教，其实是抱着近距离观察穷困山村孩子现状的想法报名的。

在去之前没有太多想法，唯一不确信的是这个年纪的孩子想听些什么，被要求写介绍自己的PPT那天，可能是我这辈子过得最痛苦的一天，我对着电脑从早到晚发呆，到晚上十二点还是一个字没写，折腾到半夜两点写了初稿，一方面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好写的，另一方面实在对这些孩子们不够了解。

讲座安排在一个周五，一行人早上八点从公司坐大巴过去，上车后司机说单程要四个小时的时候我们还挺惊讶的，因为我们理解的那座城市其实不远，打开地图导航之后发现我们的目的与其说在那座城市里，不如说更靠近另一个贫困省里，这倒解决了我广东省居然也有贫困山区的疑问。

车子离开高速之后，路上的车辆也逐渐减少，到最后整个路上只有我们一辆车，蜿蜒上山之后，手机信号逐渐减弱，路边的护栏也由金属变为木制，不知道这些木质的护栏有什么用，毕竟旁边就是悬崖。

行完山路后车子到达一个破旧的村子，司机提醒我们到了，下车进入学校之后发现，相比于悬崖边的木质护栏和村子里落后的建设，这所学校其实很好，崭新的校园铺着颜色鲜艳的地砖，学生的课桌都很新，每间教室也都配备着硕大的触控显示器，甚至也都装了摄像头，当然最让我惊讶的是学生喝的都是瓶装的矿泉水，看样子像捐赠的物资，不知道为什么要给学生捐赠矿泉水，毕竟他们楼下就有热水器，其他除了还是旱厕以外，这里的基础设施都接近城里学校，所以这批孩子看起来过得还不错，确实不像“扶贫”，为什么扶贫办不找那些更需要帮助的学校呢？这是我们一行人最初的疑问。

下车后我们往学校搬运从公司义捐得到的物资，学生们显然对我们一行人很好奇，按道理他们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但似乎过于害羞，没有人向前搭话询问，这是我对这些孩子的第一印象。

讲座开始前由校长致辞欢迎，本来乱哄哄的课堂因为校长的出现立马安静下来，看得出孩子们很怕他。

讲座按先后顺序讲各自的内容，一位同事讲自己小时候在山村读书求学的经历，“我们那时候骑的自行车中间有个梁子，我个子矮跨不上去，但只有这种车可以骑”，这时下面立马有学生抢答这叫“二八自行车”，还真是，问起来才发现他们现在还在骑这种车上学，“我小时候教室经常停电”，“我们也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活动就是钓鱼”，“我们也是啊”，而当问起他们去过大山以外什么地方的时候，两个班只有一个学生举手，“我去过七星潭” ，提问者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对这些孩子来说很不合适，而答案也让人尴尬，大家都不知道七星潭是什么在哪里。

所以他们的确挺穷的。

这位同事本想表达现如今生活的变化，最后却发现这些孩子的生活其实没什么变化，这意味着这里至少落后社会发展十几年。而且据校长介绍，这些小孩的父母大多在外面打工，他们算典型的留守儿童。

而讲座的初衷，按照会后和校长沟通的是，“这群小孩都被国家少数民族扶持政策惯坏了”，校长认为这里的人因为扶持政策倾斜，会觉得即使自己什么都不做也会有饭吃，因此我们讲座的目标就在于唤起他们“世界那么大，要出去看看”的想法。

另一个同事讲完之后出教室，我们站在走廊里讨论，她有些紧张地说：“我觉得自己被学生看穿了”，我问为什么，她说当她想引导学生价值观的时候，发现学生早已经知道怎么说，比如当她问起“你们应该怎么走出大山呀？”学生齐声回答——“读书”。

所以我们显然不是第一个来到这个学校的团队。

按校长的说法是 “经常有人来”，看他的表情见怪不怪，估计认为我们也无非是那种献点爱心就为发一条朋友圈的人。

而这所学校的确是被扶贫爱心塞满的地方，有着现代化的设备和高楼校舍，甚至瓶装的矿泉水。但似乎除此之外，当地孩子的生活肌理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比如留守状态，比如二八自行车，比如无人知晓的七星潭。

后来大家讨论，有同事说此行目的确实不是扶贫，是扶志，我又想到了校长那个“被惯坏”说法，记得网上在解释凉山彝族贫困问题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在说“因为少数民族政策扶持，凉山人大都很懒不愿意工作，毕竟不工作也有饭吃”，但贫困问题答案就这么简单吗，解决方式就是捐钱出力吗，孩子们口中那句机械的“读书”是所有问题的答案吗？我不知道。

我关于此次支教的微博发出去之后，有一个人过来回复说他就是凉山人，他说的父母和周围的人都是整日为生计奔波，不知为何到了互联网的彼岸，远方的人口中就变成了“被惯坏”和“懒惰”。所以当我们去探究这种误解背后原因的时候，发现那些和成功及富有密切相关的因素，诸如地域、机遇和环境在个体的叙述中似乎消失不见了，而被兜售的成功学则拼命教育我们不够成功，是因为个体还不够努力，所以凉山人地区的人就是懒罢了。

讲座结束后，有几个小女孩跟我们一路走到校门口拍了合照，我们准备上车离开的时候，其中一个女孩哭了，她们显然不愿意我们这些“带来外面世界样子”的人离开。

在提问环节中，有个小女孩在纸条上写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钱包那么小，哪也去不了。”而有个孩子在纸条上则写着，“你们废话这么多，为什么要来我们这里，为什么说自己的生活那么多？”

显然他们也想出去看看啊。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曾经说过：“以特写镜头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远方受苦者，与有幸安坐在家中的观众之间根本就是一种虚假的联系”。这句话放在扶贫这个场景里似乎变得更有讽刺意味，当一群人带着爱心想贴近这些不幸的人的时候，却发现这二者中间有着厚重的隔膜，比如我们以想象着的这些孩子的生活状态，他们的想法以及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去和他们沟通，又以一种盛气凌人的外来者的姿态去指导和教育他们，却无法告诉他们如何让自己的生存环境里变好，也无法指出贫困的真正原因，最后也只能劝他们出去看看吧，外面有希望，急功近利又不近人情，最后也只能演变为朋友圈的炫耀闹剧。

讲座分享部分结束之后，我们让现场孩子在纸上写下他们想要问的问题，当问题收上来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比“想象中的孩子”更加荒谬的情况，这些问题中包含诸如对成功的困惑、爱情的渴望、欲望以及悲伤等等内容，不仅超出我们心理对现在孩子的认知预设，也超出了我们这些所谓“大人”的解释范畴，这些十二三岁孩子的问题，我们大部分都无法回答，也只能选择沉默，用一种平等的心态和孩子一起面对这些人生共同的困惑和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