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年前的一场股灾，成了压垮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成都的人民公园大概是这座休闲之都最具烟火气的地方之一。喝茶、唱歌、掏耳朵以及帮子女相亲，组成了老成都人在这里的生活日常。

和公园里其他人声鼎沸的地方相比，矗立在公园西北角的一座砖石结构的方尖碑周围多少显得有些冷清。

这座始建于1913年的纪念碑是为纪念保路中运动牺牲的烈士而建。很多人知道保路运动点燃了清王朝覆灭的导火索，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场运动的起因是1910年的上海大股灾。

争夺筑路权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逐步将势力范围向四川扩张，意图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强迫开商埠，甚至夺取航运权。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日本迅速夺取重庆汪家沱作为租界。次年英国强迫四川东部门户万县开为商埠，作为进一步侵略四川的据点。

为了加强对四川的掠夺，列强们对四川铁路修筑权打起了主意。英国提出“扬子江流域铁路系统”，计划修建一条由上海经过南京、汉口、宜昌到四川万县、重庆再到达成都的铁路。法国人也提出过修建一条从越南经过云南再到四川的铁路。随后其他列强也纷纷加入到争夺行列。

当时的清政府也意识到修建铁路的重要性，但是由于财政匮乏，不得不允许铁路商办。在此背景下，四川在日本的留学生首先提出了自办川汉铁路的要求。1903年，经时任四川总督的锡良奏请，民办的“川汉铁路公司”在次年正式成立。

川汉铁路公司成立后采取了中国人集股的办法，公司章程明确规定：川汉铁路“不招外股，不借外债，是以专集中国人股份，非中国人股份概不准入股”。股本来源分为“认购之股”、“抽租之股”、“官本之股”、“公利之股”，其中最主要的方式为“出租之股”。租股的抽收办法，一般是随粮征集，值百抽三，带有强制性，因此凡是纳税的四川农户皆为公司股东。至于官股，则是由政府加收厘金筹集，实际还是来源于普通百姓。

也由此，几乎全川百姓都和川汉铁路发生了切身的利害关系，为后面保路运动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施典章，一位曾经担任过广州知府的前官员，被清政府任命为川汉铁路“总收支”，在上海负责资本运作，此时他的手里掌握着川汉铁路公司350万两巨款。他不知道的是他将赶上清末最为严重的一次股灾，并将亲手加速整个王朝的覆灭。

疯狂的橡胶

1908年，美国人亨利.福特发明了第一辆可以流水线生产的T型车，从此汽车走进了美国、欧洲普通人的家庭，汽车产量随之暴涨，而用于汽车轮胎生产的橡胶的需求量也开始激增。1908年美国橡胶进口额为5700万美元，次年便达到7000万美元，与此同时，欧洲橡胶进口额也在快速增长。

然而橡胶生长于热带，生长周期长，从种植到可以割胶需要6年的时间。市场上供不应求，橡胶价格一路飞涨，与之相关的橡胶公司股票也开始快速上涨。

1908年伦敦橡胶股票平均价格为20英镑，几个月后便突破100英镑，嗅觉敏锐的商人们纷纷在东南亚、澳洲等地区建设橡胶种植园，成立橡胶股票公司，出售公司股票，牟取暴利。

因为离东南亚比较近，欧洲人纷纷将橡胶公司设立在当时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上海。40多家橡胶公司先后在这里成里，其中就包括一家名叫兰格志的公司。

这家公司由英国商人麦边创办，同时出售橡胶股票。极其擅长炒作的麦边，在公司成立两个月后，在上海各大报纸上炮制了名为《今后的橡皮世界》的文章，大肆宣扬橡胶股票日后一定会大涨，鼓动人们购买兰格志公司的股票。宣传很快就起到了效果，一些小商人开始购买兰格志公司股票。

随后麦边联合外国银行坐庄，先从银行贷款出来，宣称种植园产量已经大增，为股东们发放红利，每股分红竟高达12.5两，实际上远在澳大利亚的种植园才刚刚种下橡胶小树苗。麦边又发动其他公司互相收购股票，抬高股价，同时几家银行也宣布接受兰格志公司股票作为抵押。

在巨大的利润和真金白银的诱惑下，精明的上海商人们再也坐不住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橡胶股票越炒越热，兰格志公司股票开始疯涨：1908年末，兰格志公司股票面值还是60两，到了1909年5月，股票面值就飙升到1160两，利润率高达1833%！

在这之后，上海的金融机构也加入了这场炒作的狂潮之中，外国银行和本地钱庄都宣布投资者可以用手中的股票作为抵押，继续贷款购买更多的股票，不断的加杠杆。

面对上海如此火爆的股票市场，手握巨资的川汉铁路CFO施典章很难不为所动，在但是巨大的利润和潜在的风险却让他进退两难。就在此时，施典章收到消息，汇丰银行因投资者抢购股票造成混乱不得不停止营业，同时粤汉铁路公司开始动用公款投资股市。得知消息的施典章彻底打消了顾虑，决定加入这场疯狂的资本风潮。然而，施典章不知道的是，抢购股票的场面是英国人在背后有意策划。

当时的川汉铁路公司有着明确的规定，禁止资金投资股票，即使是存入钱庄也不能存入同一家钱庄，而且每一家钱庄不得超过15万两。因此施典章需要找到一个中间人帮忙运作，而这个人就是陈逸卿。

陈逸卿是上海金融界的风云人物，是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的老板，同时还是利华银行的买办，陈系钱庄正是这次投机风潮的主力。两人最终见面商定：由陈逸卿帮助施典章购买兰格志股票，但需要将剩余公款存入陈逸卿的钱庄，而这一部分钱后来也通过贷款的方式全部投入到了股市当中。

到了1910年5月，兰格志公司的股票价格已经飙升至1650两一股。

然而泡沫终究会有被刺破的一天。1910年6月，美国采取了限制橡胶消费的政策，国际橡胶市场行情回落，股票价格也开始下跌。危险开始在上海蔓延。

7月，嗅觉敏锐的麦边带着大量白银回到了英国。短时间内兰格志的股价便下跌了100两，施典章开始有些不安。上海股市持续下跌，银行宣布不再贷款给各大钱庄，股票也不能作为抵押贷款，同时还催收各大钱庄借款，最后就连交易股票的上海众业公所也关门了。

危机四伏

1910年7月15日，陈逸卿的三家钱庄宣布破产倒闭，亏损高达数百万两白银，之后其他钱庄也大量倒闭，上海金融市场一片哀嚎。据统计，中国商人在这次橡胶市场总投资达到惊人的4000-4400万两白银，而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总共才一亿两左右。

施典章得知了陈逸卿破产的消息，知道自己存在陈逸卿钱庄的210万两白银彻底血本无归，无法向川汉铁路公司和四川百姓交代，打算携家眷逃往香港。而此时面对混乱不堪的上海金融市场，另一个人更是心急如焚，他便是当时的上海道台蔡乃煌。

当时，清政府大量的公款和即将到期的庚子赔款也存在这些即将倒闭的钱庄之中，如果这些钱庄倒闭，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可能会引起外交纠纷。

很快，便传来上海两家龙头钱庄源丰润和义善源门前挤满了要求提款的储户的消息，蔡乃煌深知只要这两家钱庄不倒闭，就可以稳住上海的金融市场。蔡乃煌决定动用政府的力量救市，随即召集商务总会人事商量对策，经过讨论一致认为救市的关键在于救钱庄。

根据商务总会的估算，想要初步救市需要大约500万两白银，蔡乃煌决定由上海财政出资150两，另外350万两向外国银行贷款。当时的上海属于两江地区，向外国银行借款需要两江总督出面，于是7月21当晚，蔡乃煌便乘坐专列直奔南京请示两江总督张人俊。

蔡乃煌到达南京后立即汇报了上海的情况和自己的救市计划，张人俊深知如果大量钱庄倒闭，那么整个两江地区的民生、经济都会受到波及，而且庚子赔款一旦不能按时支付，必定会引起外交纠纷。于是张人俊连夜奏请清政府，等待朝廷下达最后的批示。摄政王载沣收到消息后，立即作出批示同意了张人俊和蔡乃煌的救市计划。

回到上海之后，蔡乃煌立即着手向外国银行贷款，外国银行同意以上海财政作为抵押向蔡乃煌提供350万两的贷款，但需要扣除钱庄欠他们的140万两，也就是说蔡乃煌从银行实际只拿到了210万两。加上上海财政的150万两，蔡乃煌将360万两分别存入源丰润和义善源，暂时稳住了局面。没过几天，用于救市360万两就被储户兑完，蔡乃煌不得不痛下决定将上海财政中的最后300万两也投入救市，终于救市成功。

此时，陈逸卿因不堪重负在会审公廨（外国租界内的司法审判机构）自杀，同时他和施典章的不法交易也暴露出来，张人俊立即派人将施典章控制起来。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恢复了正常。

但蔡乃煌心中还有一件事令他惴惴不安，那就是即将要到期支付的庚子赔款。

9月27日是赔款支付的最后期限，存放在钱庄用于救市的大量白银此时又无法提取出来。情急之下，蔡乃煌决定上书清政府度支部，请求大清银行先垫付200万两用于庚子赔款。蔡乃煌以为清政府了解目前上海的情况会很快答应请求，然而没想到的是，他的奏折落到了度支部侍郎陈邦瑞的手上。

陈邦瑞对袁世凯深恶痛绝，蔡乃煌属于袁世凯派系，因此陈邦瑞对蔡乃煌怀有很深的敌意。他认为这是一次打击政敌的机会，立即上书同样对袁世凯深恶痛绝的摄政王载沣，载沣得知消息后大怒，立即要求张人俊和蔡乃煌两个月之内从钱庄收回200万两支付当年的庚子赔款，否则就要严惩。

蔡乃煌知道这完全是一场政治倾轧，为了自证清白，也为了报复对自己的打击，蔡乃煌让手下催逼源丰润和义善源交还全部官银。此时的蔡乃煌不仅已经完全放弃救市，还要彻底搞垮上海经济，他派人四处散播源丰润无钱可提的消息，于是储户纷纷到源丰润提现。

1910年10月8日，源丰润终于支撑不住，宣布破产倒闭。源丰润的破产立即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全国各地钱庄迎来倒闭风潮。摄政王载沣终于明白蔡乃煌的建议是正确的，但为时已晚。载沣不得不向张人俊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前前后后支出了近1000万两，至此清政府为救市总共损失了1660万两，虽然暂时稳住了局面，但整个国家元气大伤。

义善源倒闭

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川汉铁路公司。一部分四川籍的官员和商人在宣武门外的全蜀会馆（四川会馆）召开了一次股东会议，目的是立刻找到川汉铁路公司总负责人乔树楠，让他去上海追账。从上海查账回来的乔树楠不但一无所获，而且还推卸责任，这让官员和商人股东极为愤怒。很快他们便得知，乔树楠之所以不认真查账，是因为自己也参与到施典章的公款贪污之中。

股东们一纸诉状将乔树楠和施典章告到督察院和邮传部，但乔树楠却利用人脉关系让这次弹劾不了了之。股东们再次几经周折把弹劾的折子呈报到载沣手上，载沣得知消息大怒，命令大理院严加查办。

大理院和川汉铁路公司的联合调查组来到上海，很快查清了施典章手中350万两白银的去处：存进钱庄的210万两血本无归，购买兰格志股票的70万两亏损40万两，还有70万两分文未动，350万两只剩下100万两。

股东们纷纷要求严办乔树楠和施典章，而最后乔树楠还是通过人脉关系仅仅被革职查办，施典章监禁三年，真正为这场股灾买单的还是四川的普通百姓。

在这次股灾中，川汉、粤汉等铁路公司损失惨重。载沣再次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让这些铁路公司尽快恢复起来，重建铁路和金融业，带动经济的发展。铁路和金融业统一归邮传部管理，而当时的邮传部尚书是袁世凯的旧部唐绍仪，载沣便换掉唐绍仪找到了盛宣怀。

盛宣怀曾是李鸿章的幕僚，以办洋务著称，被称为“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上任后并没有着手如何让铁路公司重新开始运转，而是盯上了交通银行，交通银行名义上归邮传部管，但他的负责人梁士诒却是袁世凯派系的人。盛宣怀下令严查交通银行账目，要求梁士诒立刻追回贷款给义善源287万两，义善源只好将欠款还给交通银行，钱庄账目上只剩下7000两现银，而他们却欠了储户和实业界1400万两，梁士诒最终也被罢免。

资金链断裂之后，1911年3月21日，义善源宣布倒闭，再一次引起市场恐慌。这一点令盛宣怀始料未及，本来只是想打击梁士诒，夺回多交通银行的控制权，没想到却引发了新一轮的危机。

保路运动爆发

1911年5月20日，盛宣怀不顾川汉铁路公司反对，单方面和英、德、法、美四国银行签订《川粤汉铁路借款合同》，清政府以湖南、湖北的盐税和商业税做担保，同时还出卖了川汉铁路部分的修筑权和经营权，向四国借款600万英镑，约合4800万两白银，企图用这笔借款重修川汉、粤汉两条铁路，重振清政府经济。这一次举措引起了川汉铁路公司的强烈不满，甚至有人说盛宣怀这是卖国行径。

此时盛宣怀急需拿出一套解决方案解决川汉、粤汉铁路公司收归国有之后股东赔偿的问题，经过和幕僚们的详细商议，盛宣怀决定：针对粤汉铁路湖北、湖南分公司的股东，全部按原值返还现银。广州分公司按百分之六十返还现银，其余折算为国家债券分期还清。而对于川汉铁路公司，盛宣怀不仅不出钱，而且还要拿走川汉铁路公司账面上的700万两白银。

盛宣怀之所以区别对待，是因为粤汉铁路的股东大多数是有影响力的官僚和商人，而川汉铁路的股东大部分是普通百姓和一些没有名望的商人和官员。1911年6月17日，愤怒的群众包围了川汉铁路公司总部，要求保住铁路的修筑权和账面的700万两白银。

川汉铁路公司董事会最终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坚决与政府对抗！盛宣怀完全不顾川民的激烈反对，反而邀请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北上，在盛宣怀的极力拉拢下，李稷勋交出了他手上的700万两白银。这个消息传开后，四川人民更加的愤怒，甚至提出口号要实现“川人自保”。

四川的局势越发严重，盛宣怀和载沣要求四川总督赵尔丰严厉处理闹事的川民，赵尔丰迫于压力扣押了保路同志会的重要骨干。闻讯赶来的川民闯入总督府要求放人，没想到的是赵尔丰竟然命令手下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普通民众，总督府衙门顿时血流满地。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川民的最大愤怒。

保路同志会很快升级为保路武装起义。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抓住机会，在四川南部的荣县发动武装起义，很快四川全省陷入全面战争状态。赵尔丰一方面派兵镇压，一面向清政府求援，之后湖北新兵受命入川，双方展开多次激战。

盛宣怀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立刻报告载沣马上归还本属于四川人民的700万两白银，1911年10月10日，载沣宣布归还四川人民这笔钱。但一切都晚了。

湖北新军入川之后，武昌防务出现空虚，就在载沣宣布还钱的同一天，革命党人乘机发动武昌起义，几个月后，国祚276年的清王朝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