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者经济何时能够到来？

想起吴博皓在采访时讲的，美国离那个大家理解中的橄榄型社会越来越远了。

前不久，朋友圈兴起的悼念《老友记》演员马修的情绪浪潮，我并没有完全跟上，但是后来和来访北京的好友交流了一下，我当时问的问题是《老友记》是偏自由主义的还是？他说：“非常”。并且是当我们使用“自由主义”这个词时，试图表达的最为理想的面貌——各个角色可谓涵盖“every walks of lives”，他们来自不同背景、从事不同职业、收入差距丝毫不小，但即使是收入最高的和长时期入不敷出的在一块儿生活，前者也能“cover backs”，让后者无忧并一同快乐生活。

我当时说，这令我想到了《小时代》，但我很清楚《小时代》是对这一理想求而不得的版本，甚至是掩盖在格外凸显的物质因素下尖锐化的形象。如果说《老友记》当真是表面drama不断实则的确相亲的关系，那么《小时代》就是表面和和气气实则drama深入骨髓的现代宫斗剧。如果这是我们曾有过的——橄榄型社会——的想象，那么我似乎倾向于认为，此刻连这个想象都并不存在了。

身在人文，我偶尔会困惑为什么金钱条件是一个比较重的欲念对象；即使是擅长并且热衷于创作的人，也很少笃定于此，而是转向了「搞钱」。

这个词能够链接起最大的一批人。不论要用什么方式概称中国，「搞钱」这个词都比富丽堂皇的“主义”（“消费主义”云云）要恰当。因为大家未必那么较真地要得到钱，而就是希望自己在可控地获得一笔看似增长的收入的路上。什么不可控？投稿不可控，朝不保夕的订单不可控，没有晋升空间的打工也不可控。但总的来说这里不存在一个基于大框架下的理性计划（请原谅我使用伯纳德·威廉斯批评理性主义的话，其实“理性”没有这么简单）。

对比一下，或许可以说，还是整个社会过于内收，并不共享国际性的资源。

其实，既然存在这么多政府以及超大型企业，包括家族财富持有者，和他们之间互不相同的利益需求，就存在大量获得资助的空间。当然，这样一套模式如果采用乡土逻辑大概是不买账的，乡土逻辑会倾向于批判这无非是给地主奉令行事，至多不过是师爷罢了。人文或任何类别的创作者，很容易在这种预判下败下阵来。复杂的社会事实给予了大量丰富的创作源泉，这是东亚始终的特征。但是创作是不被（主流地）尊重的，它看起来「不着边际」。在海外（甚至东南亚/中欧/东欧/甚至拉丁美洲等），可以说理直气壮去获得资助，是没有问题的事情，是一个walk of l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