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獨火塘｜關於狩獵：始終自說自話的動保團體

歡迎回到【原獨火塘】。上週我們談過林務局《狩獵管理辦法》修定座談會及草案大要，今天我們來談談動物保護團體鬧場行為的背後心理。

去年春天，俱樂部【那麼講堂】藉著獵人王光祿釋憲案四度談論狩獵議題，曾反覆說明以下要點：

1. 原住民傳統狩獵是自給性食物生產活動，是透過體力勞動換取肉食，不是以殺戮和娛樂為目的的商業活動。
2. 自然環境敗壞、野生動物因棲地被剝奪面臨生存壓力，不是原住民傳統狩獵所導致，而是現代工業社會剝削自然的惡果。
3. 獵人不是一種職業身分（如大學教授或建築工人），而是原住民社會土地與自然資源管理體系的一環，本身是維繫體系的機制之一，但管理獵人並不能確保體系運作，相反的，要確保體系正常運作，獵人才能發揮作用。

對許多人來說，上述第三點稍費思量，因為這畢竟不是包括台灣在內的現代主流文化熟悉的思維方式，但前兩點純屬對事實的認知，並無理解上的困難，但長久以來，動物保護團體一直漠視這兩點，將原住民指責為戕害動物的生態殺手。這令人匪夷所思的現象似乎只有兩個可能：一，動保團體成員都有難言之隱，無法理解上述這麼簡單的陳述；二，動保團體成員都很聰慧並理解事實，但基於種種原因選擇漠視事實、反對到底。兩者相比，似乎以後者的可能性較高。

最近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系教授戴興盛撰文表達了類似觀點。他在文章開頭指出，動物保護團體反對原住民傳統狩獵活動，是一種昧於事實的指控。他主張「翻轉這個議題的論述框架」，從根本上否定動保團體的論據，不再和他們糾纏不清。

戴興盛在文章中寫道：

原住民族毫無疑問是為台灣野生動物保育工作付出最大代價的族群。請大家翻開台灣地圖，只要是有相當程度野生動物存在的區域，大致上就是原住民族主要居住的地區或是傳統領域。這一點都不令人意外，因為劃設保護區是野生動物保育最根本的工作，而各類型保護區大多都是劃設在原住民族區域。所以原住民族是對野生動物保育付出最多的族群，此一說法無疑是事實，雖說這對原住民族而言，是無奈、傷痛、反映極度族群權力不對等的事實。

戴興盛臉書：應對部分動保團體的無理杯葛，翻轉論述框架才是解決之道

確實如戴興盛所言，原住民的傳統領域成為生態保護區，於原住民而言是極大的壓迫，原住民無力徒手對抗國家，於是不得不屈服於統治權力。在這種情況下還要背額外的黑鍋，原住民的憤怒是理所當然。且原住民還不能將憤怒訴諸無理，卻必須日復一日與真正無理的動保團體糾纏。戴興盛作為相關領域學者，付出時間與心力參與制度的建構和修正，表達了如下的心聲：

面對這些無理質疑，我經常想在會場上翻桌走人。這是何等的無奈!!!!一個民族已經被欺壓至此，明明他們已經為保育付出不成比例高的代價，明明原住民族區域內的野生動物已經多到嚴重影響農作物，他們還被要求要提出最嚴格的證據，去證明自己的文化慣習是不會影響野生動物。然後所有的族人以及參與狩獵自主管理工作的人們，就需忙著去證明這整件事不會影響野生動物。所有人努力證明多年，最後還是換來動團一句話「草率修法」的抗議。

戴興盛主張：「面對動團的無理杯葛，我們應該反轉整個論述的責任歸屬，對動保主張提出以下要求：動保團體應達到以下標準，在未達標準之前，其實際行為與其理念主張實質違背，因此喪失控訴原住民族之道德正當性。」

他提出的三項標準為：

1. 動保團體成員應主動將其住家與土地恢復為原有自然棲地，並達到台灣目前保護區平均之野生動物多樣性與族群水準。由於野生動物需要完整的棲息地，動保團體成員除其住家與私有土地之外，應推動將至少部分平原與都會區劃設為保護區，其最終新增保護區面積不得低於原住民族地區。
2. 動保團體成員應將其所得水準、生活方式所涉及的生態足跡、碳足跡等指標降低至原住民族平均水準。以所得水準而言，這約略需降 50%，以生態足跡、碳足跡等指標而言，這百分比會更大，因為原住民族山林守護者（一般所稱之獵人）所得偏低、幾乎從來不出國、不旅遊、也少進行高消費水準之活動。
3. 以上指標是否達標，動保團體應負證明之責任，並應有科學長期研究之佐證。

戴興盛的論法與原住民的論法不盡相同，更多是從生態學者的角度出發，可能更容易讓一般非原住民理解問題。我們邀請對此一話題感興趣的朋友細讀戴興盛的文章，如果同意他的論點，由於這篇文章公開在臉書上，也歡迎大家轉載。最後附上【原獨語錄】一則，祝大家週末愉快。

❝ 原獨語錄 062｜關於狩獵：文化的實踐是個人行為，但文化是集體概念，因此要透過保障一個文化的集體認同實踐，來彌補現有個人權利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