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实、历史虚构与历史学的客观性 ——《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评介

摘要：彭刚的《叙事的转向》深入考察了叙事主义历史哲学思想家及其史学理论，并将其置于西方史学理论的总体进程之中进行了分析与论述。作者先对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和斯金纳的思想进行了个案考察，接着又从历史史料、事实与历史解释的关系出发，建构了19世纪以来的史学理论发展脉络，即“重构论”、“建构论”与“解构论”，最后又探讨了相对主义与叙事主义对历史学客观性的挑战。在第二版书中，作者对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再探讨。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李怀印的《重构近代中国》与伊格尔斯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对历史表述中的真实与虚构、历史学的客观性进行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叙事的转向》；历史真实；历史虚构；历史学的客观性

一、引言

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完成了由思辨的历史哲学向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转变，尤其在二战胜利以后，分析的历史哲学成为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的主流，在对历史解释的特性、历史研究的客观性等问题的探索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在某一种理论范式之下，对该领域的理论探讨，往往会因为该范式所提供的核心问题在一定阶段内可被深入的程度、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各种可能性被大量消耗之后而陷入“回报递减”的窘境，而这正是20世纪60、70年代分析的历史哲学所面临的僵局。于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出现颓势，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开始占据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的主导地位。这一学术范式的转换，称为“语言学的转向”，也称“叙事的转向”或“修辞的转向”。这三个概念虽则侧重点不同，但其内涵大同小异，反映出叙事主义史学理论与前两种历史哲学的不同取向。

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兴起与后现代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后现代主义思潮极为庞杂，在后现代思潮冲击下的史学理论和史学观念所发生的变化，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指的是宽泛意义上的后现代思潮在史学理论领域中所造成的冲击和效应。举其要者，法国思想家利奥塔所标举出来的后现代境况中“宏大叙事”的终结，动摇了传统上以“进步”、“自由”、“阶级冲突”为主线的历史学叙述和解释模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微观权力分析；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狭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指的是植根于历史学学科内部来进行理论阐发，而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史学理论范式。较之前者，它更是史学理论内部的理论变革。而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体现于史学理论专门学科领域内的主要范式。

《叙事的转向》一书基本可以说是一部论文集，全书各个部分贯穿了作者所关注的主题——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尤其是后现代史学理论视野下的历史学客观性问题。他的叙述方式不是按照时间顺序严格地依照编年式的编排，而是有重点地突出当代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然后再把它们置于史学理论的总体历史进程中加以分析、论述。作者特别聚焦于史学叙事转向中的两位在理论上的领军人物——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对他们的研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展示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基本思路。同时，也论及在思想史研究中深受维特根斯坦和奥斯特等人语言哲学影响的昆廷·斯金纳，作者希望借由这样一位重要史学领域中的领军人物的个案分析，从一个侧面呈现出当代史学的理论自觉。理论家的个案研究之外，作者讨论了事实与解释的关系，以及相对主义、叙事主义与历史学客观性的问题。在第二版的书中，作者又讨论了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相关问题的辨析，最后考察了史学实践中历史学家的历史理性与历史感的体现及其对史学理论深入认识的作用。

二、内容概述

（一）海登·怀特

怀特自1966年发表《历史的重负》一文以来，他的理论取向基础从关注历史研究走向了关注历史的叙事性写作。作者考察了海登·怀特的理论、内涵及其根本立场背后的理论逻辑等问题，作者认为，怀特将想象、建构这些诗性因素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并没有否认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和人们获取历史知识的可能性；虚构也并非意味着历史著作就可以排除史料的限制。作者提出，从历史认识论到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革命，怀特是“促成这一转型的最为关键的人物”。

（二）安克斯密特

第二章论述的是继“怀特之后风头最健的领军人物”安克斯密特。作者从叙事实体的概念出发，考察了安克斯密特1980年代的观念：叙事赋予了过去以结构和意义；作为整体的历史叙事或叙事实体，并不真正指涉过去的某个部分；叙事的功用在于将熟悉了的过去陌生化。作者分析了安克斯密特从叙事实体到历史表现再到历史经验的过程，认为这是后现代史学与审美、认知、政治三个范畴结合的产物。在叙事实体到历史表现概念转换过程中，作者认为安克斯密特是用描述取代了陈述。作者认为，将历史经验取代历史表现则是由微观史学实践提出的疑问和当代西方主流哲学的取向造成的。因此，作者提出，安克斯密特将历史经验作为核心范畴进行探索，或许能够引领史学理论发展的新阶段。

（三）昆廷·斯金纳

作者论述斯金纳时，将斯金纳的思想史研究取向与日常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等联系起来，认为语言在社会交际过程中涉及种种行为场合即“语境”（context），语言并不只是某种规则或理论，还是人类活动行为、活动本身，渗入了习惯、动机、意图、价值与情感等因素。这种观念其实挑战了文本与语境之间的截然对立，同时与后现代史学强调主观性等联系起来。

（四）史料、事实与解释：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考察

第四章首先讨论了史料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紧接着就从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的关系角度把研究视野投向了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的总体发展，作者将这一发展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即重构论、建构论和解构论。“粗略地说，在重构论看来，事实的积累自会呈现出意义和模式，历史解释出自历史事实；在建构论，事实并非解释所要围绕的‘硬核’，事实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和工作程序，本身就包含了解释的因素在其中，而解释的结构符合于事实的结构，乃是解释成功的标准；在解构论看来，事实没有独立于文本之外的实在性，解释主导和支配着事实，但解释和事实之间在没有截然分界线的同时，却又可以相互转换。” 进而，作者在三个发展阶段的基础上，讨论了历史解释由一元论向多元论转化的过程中所带来的史学危机——历史研究的碎片化。

（五）相对主义、叙事主义和历史学客观性问题

在讨论过历史事实与解释之间的关系后，作者自然地就将视角转移到历史学客观性的问题上来。历史学的客观性，是专业历史学家最为关注的问题核心之点。20世纪的史学发展过程中，历史学的客观性遭遇了两次挑战。20世纪20、30年代，史学相对主义对历史的客观性提出了一定程度上的质疑，在二战以后，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过程中，分析的历史哲学对客观性进行了短暂地维护，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则完全否认了历史的客观性。

（六）叙事主义：理论转向、问题意识与政治蕴含

在讨论了全书最核心的内容后，作者又回归到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理论取向、问题意识和它的政治蕴涵。作者认为，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最显著的理论取向就是以历史文本作为对历史学家全部工作进行理论反思的重心；而其中最突出的理论特征就在于它将历史学彻底文本化了。而文本化难免会将历史实在放入括号内，存而不论。在分析的历史哲学以历史解释的模式为核心议题的讨论中，只注重考察历史学文本中的个别陈述或者简单陈述，而在叙事主义是学理论看来，“历史写作中最本质的和最有兴味的东西并不发生在单个陈述的层面，而是发生在历史学家采用何种策略（politics）来选择陈述，以描画他们心中‘关于过往的图景’这一层面。”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家们在自身理论和现实关怀中，也表现出了不同的学术取向。

三、历史叙事中的真实与虚构：从《重构近代中国》到《叙事的转向》

（一）反思《重构近代中国》

有人说，历史就是讲故事、说故事。那么这其中就包含了很多问题。既然能够成为一个故事，就必然会存在开头、主叙事和结尾。那么中国近代史学研究中，历史学家往往会构建一个宏大叙事，这个宏大叙事有一个既定的结局，为了符合宏大叙事和结局，这个故事必然会选择与此相关的、并对它起到推动作用的事件；同样，那些不符合需要的，则被抛弃。这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尽管著作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是真实的，但是抛弃了其他历史事件之后，则会感受到历史表述中的虚构性（假的）。然而，回到史家的著作当中，我们尽管看到蒋廷黻与范文澜在关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等侧重视角不同，但是他们在叙事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承认了这些历史事件的真实存在。不可否认，“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使得一些学者开始怀疑文本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他们认为历史学家在表述中，并不能将历史上切切实实发生的历史事件本身真实地反映出来。作者不可避免地会将自身的主观情感代入其中，抑或他们根本没有亲身体认而求诸他人口述（口述者又带有自身的主观情感）。

（二）反思《叙事的转向》

怀特将关注视角转移到了历史研究的最终产品—历史著作—之上，由此发现，历史著作最明显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言辞结构”，它乃是一种文学制品（literary artifact）。[①]历史叙事话语本身乃是一种言辞的虚构（verbal fictions），这种虚构是由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的比喻理论与转义理论发其端，将研究对象的历史领域预构为一个精神感知对象。在转义的基础上，才会出现历史解释的三种模式，而这三种解释模式构成了历史叙事的文本——历史著作，由此可见历史文本是被建构出来的。在怀特看来，过往的历史实在之间毫无联系，相互孤立，过去实在处于一片混沌之中。而历史学家工作时提出的一套叙事或解释的结构，这套叙事的结构并非过往历史本身的结构，而是我们赋予过去的形式。对于安克斯密特而言，叙事实体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作为真实过去的替代品的东西。就此而论，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所描述的历史文本的虚构性，海登怀特从文学理论出发，将历史文本看成是言辞结构，安克斯密特则在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叙事实体”的概念，虽然叙事实体由指涉过去的单个陈述所构成，但其本身却不指涉或对应（refer to）过去，而只是有关（about to）过去。但实际上，不论是海登·怀特或是安克斯密特，他们至少都没有否认作为过去的历史实在的坚硬存在。他们没有像德里达和詹金斯走的那样远，认为“文本之外无它物”、“一切皆文本”。

尽管怀特力图将作为文本的历史著作看作是史家可以通过不同的叙事策略而自由选择或编排（譬如革命史叙事、现代化叙事以及米什莱和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叙述），安克斯密特把“叙事实体”看作是看待过去而提出的一种视角，而不对应过去实在（譬如他认为“工业革命”只是看待那一段时期的一个视角）。但他们在遇到一些特定的历史事件，譬如南京大屠杀等人类道义与生命关怀的事件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理论产生了动摇。因为历史事实是给定的，事件之间的关系、事件所构成的情节化模式、事件相互之间所蕴涵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给定的。历史事实、历史实在、人类全体的政治伦理关怀对历史构图和历史叙事所具有的约束力量，超过了他们理论立场所能够涵括的范围。他们自己的叙事理论产生动摇的同时，也说明了过去实在并非可以随意编排，过去实在确确实实作为真实而存在。

叙事主义史学理论不否定真实过去的存在，它断定我们无从接触到它，我们所具有的历史，只能是历史学家所书写出来的历史。这也正是叙事主义史学理论不吝笔墨所着力之处，它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历史文本，而将过去实在放在括号内，存而不论。由此可见，历史文本是建构出来的，历史叙事话语是一种言辞的虚构这一论点，在很大程度上，也仅是历史研究中的一种视角。所以，虚构指的是历史作品是由史家运用文学意义上的叙事策略书写出来的，不能在绝对意义上还原过去实在的一种现象和视角。我们承认在历史研究中无法直接面对我们所要研究的真实的过去，而注定了是要通过“中介”（文字记载、宫室器皿、考古发现等广义上的史料）来重构过去，但过去实在真实不妄的存在着，我们总不能面对着二里头遗址、陶寺遗址、安阳殷墟等历史遗迹，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叙述。史料虽是我们透视过去的中介，但就其本身抑或是文本的载体而言，不论是纸张、还是物件等客观存在，它能流传至今，已然是历史实在中一个实体，它就是真实的历史。

四、历史学的客观性：《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与《叙事的转向》

那么，既然谈到真实与虚构，又不得不谈历史学的客观性问题。首先，要关注的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历史（history），传统上被认为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历史学（historiography）则是研究历史的学科。尽管在古希腊时代，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已经开始撰写历史，但是历史作为学科则是19世纪才开始，而在往后的日子里，历史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面对着各种挑战，包括目的、方法、历史哲学等。它也正是在不断地演变和争论中，渐渐形成了今天的面貌。

（一）讲故事的传统叙事史学

今天我们在考虑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的时候，答案当然是见仁见智。但笔者相信包括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在内的相当一部分历史研究者们看来，都会赞同美国史学家伯纳德·贝林所言，历史学“有时候是一种艺术，从来不是一种科学，永远是一门技艺（craft）。”但是，在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兴起之前，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成为19世纪历史学产生以来的“真理”。历史学家们自然知道“科学”这一概念不同于自然科学，他们所希冀分享的是各种社会化科学的乐观主义，即受控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就使得客观的知识成为可能。对于历史学家们也像对其他科学家一样：真理就在于知识和客观实际想符合；而这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便是“要像它实际所发生的那样”建构过去。[②]尽管要实现“科学的”历史学，但自兰克以来，“科学的”取向就与从修昔底德到吉朋的文学传统共享有三项基本前提：真实性、意图性和时间序列。[③]换言之，就是在一维的线性时间里，通过历史叙事或讲故事还原过去实在。这三个前提，决定了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到兰克与从兰克一直到20世纪的历史著作的结构。

兰克视历史学为一门科学，提倡“如实直书”，严格排斥一切价值判断和形而上学的思辨的客观研究。他受到1848年普鲁士政治现实的影响，其历史观反映了国家中心观，强调政治的首要性，相对而言，就孤立于社会经济的各种力量之外，几乎全然有恃于国家的官方文件。到了19世纪末叶，兰克史学已经成为法国、美国和其他地方历史学专业的样板。进入20世纪以后，在社会科学化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影响较为深远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的计量史学。尽管各地历史学因意识、兴趣和政治等因素，而有着不同的发展，但大家依然遵守着兰克史学的基本原则——历史研究必须保持科学和客观。除此之外，叙事史学也并没有随着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进程而衰微或销声匿迹。一方面，许多职业史家捍卫着作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叙事；另一方面，一些社会科学化史学阵营内的史家，也开始以讲故事的叙事方式来解释历史和组织他们的历史著作。（譬如勒华·拉杜里《蒙塔尤》、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提倡的“叙事的复兴”）在这里，叙事依旧指的是讲故事（story-telling）。

以上可知，真实性、意图性和事件序列这三个前提并未改变，在20世纪60、70年代之前，西方学界仍在此基础上维持着历史学的客观性。而对它们产生质疑的，则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它对统一而连贯的历史、一维而历时的时间的解构预示着传统史学及其客观性所面临着的危机。

（二）相对主义的挑战

在此之前，20世纪的历史学客观性还遭到了相对主义的挑战。就历史学家的主观因素而言，主观因素无法避免，历史理解有赖于移情（empathy）、“重新复活（re-live）”、“重演（re-enact）”等想象方式，来设身处地地回到历史情境当中。可以说，历史学的客观性包括了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在内，真正的客观是必须承认主观因素的客观。历史学的高下取决于历史学家精神境界和思想水平的高下。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历史学家的主观精神因素越是强有力，他的历史认识和历史理解也才能越是“客观”。 其次，除了历史学家对史料的主动选择之外，史料到达史家手中，还有个被动选择的过程。一方面，不能期望历史学在绝对的包罗无遗的意义上还原过去，真相的还原和本来面目的重建，经常会遭逢重要因素和环节出现缺失的情形。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应“知道自己的无知”，对不知道的东西及其重要性有着清晰的意识。可见，相对主义从历史学的选择性和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两个层面来质疑和攻击历史学的客观性，虽然不见得危机客观性本身，但也确实无法再维系绝对意义上的客观性。

（三）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挑战

怀特考察了历史学文本，对于过去的同一个片段，可以采用三种历史解释模式的不同组合，用不同的情节化模式对其进行编排，以不同的论证模式对其做出解释，赋予其不同的意识形态蕴涵，而这也赋予了人们编排、把握和理解过去的自由选择。“选择某种历史图景而非另外一种最好的理由，归根结底乃是审美的或道德的，而非认识论的……”审美或道德的因素决定了人们对历史图景的选择的话，客观性和一致性就不是历史学所应该追求和自许的理想了。人们写作和接受什么样的历史，取决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具有什么样的个性色彩、伦理立场和审美取向。怀特否定了有任何实在的和认知的基础，可以在对于同一对象的不同历史叙事之间做出评判和选择，他在“解构所谓历史科学的神话”的同时，也否定了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正如自由主义者米什莱笔下的法国大革命是浪漫的，而保守主义者托克维尔笔下的法国大革命则是悲剧的。那么，安克斯密特提出，为什么同样的史实，一种历史构图会比另一种历史构图更为人能所接受？历史著作之间的优劣高下是否存在着合理性标准？至少如果完全否定客观性观念，就无从探讨这一标准。

那么，叙事主义所揭櫫的历史文本或历史表现的层面上，还有无历史学的客观性？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合理标准，来对不同历史构图的优劣高下作出评判？彭刚老师则是从认知和审美的、政治与伦理或意识形态的层面予以解答的。就认知层面而言，历史学家对史料的选择和编排有一定的自由度，但也有着约束。历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对于某些史实是有关特定主题的研究所必须包含而无法回避掉的，某些史实较之别的史实对于这样的主题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往年是能够达成很大程度上的共识的。在构成一幅历史构图或者说一份历史学文本的诸多史实陈述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重要性的等级制（hierarchy of importance），是历史学家学术共同体中往往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共识的。梅吉尔所谓“学科的”客观性，在历史学中最重要的蕴涵就应该是此种共识的达成。违背了这种共识，历史学家的职业操守和专业水准就会受到质疑。其次，“在不同的构图能够包容同样的史实的情况下，不同构图的优劣就取决于它们逻辑的严密性和简捷性。”再次，一副历史构图，其解释效力必须具有足够的涵盖面，至少是没有已知的重要史实是其所无法解释和容纳或者直接与其相冲突的。最后，历史构图或文本的新颖或原创性，也是相对于其他同一主题的文本或构图来判定其价值的重要考量因素。就审美的与伦理的层面，一方面，审美趣味和政治伦理的立场倾向并非全然没有合理的标准来进行判别和估价。另一方面，审美的层面、政治与伦理或意识形态的层面，虽然有别于认知的层面，但它们当中也都包含着认知的功能。

（四）重审历史学客观性

从传统叙事史学到相对主义历史学以及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对历史学客观性的挑战过程中，我们无可否认，传统实证主义意义上那种“如实直书”“还原真相”的绝对客观性，认为史料可以自动呈现出历史本来面目的观点是不现实的。但是，历史学的选择性和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并没有就此否认历史学的客观性；而叙事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学家在建构历史文本时所拥有的自由度和创造性，历史学文本所具有的除却认知层面以外的审美的和伦理的层面，也并未让历史学丧失了让人们在不同文本之间作出评判和选择的合理性标准。按相对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学家的主观情感的介入，不失为尽可能地保持历史学客观性的一个标准。叙事主义一如后现代主义的主导趋向一样，将历史学文本化，然而是否真如雅克·德里达所言“文本之外无它物”呢？无论如何强调历史学的文本性，史料对历史学家的约束和限制，却时时表明那个我们不能直接触及的实在的坚硬的存在。归根结底，历史实在虽无从直接触及，却真实不妄地存在着，它通过史料对史家的约束和强制，成其为历史学客观性的最终来源。正是面对这种强制和约束，历史学才“在它存在的漫长岁月中，逐渐形成了一些防止选择性沦为个人主观随意性的方式。”历史学家技艺和历史学学术规范，使得历史学家在进行研究和提出历史构图时，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和方法，而这些程序和方法，正是历史学家达成一致的根本渠道。

[①] 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2月，第6页。

[②] 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第2页。

[③] 同上，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