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4年美国大选刨析美国的共和制度

何同志 Comrade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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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4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和背景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政治制度的深层问题。在表面上,美国推行的是选举制度,但实际上,这一制度依然带有强烈的寡头性质,而非真正的民主。选举虽然是民主的一部分,但无法完全代表民主的本质,因为它仅仅是选民对领导人的选择,而无法实现对政治过程的广泛直接参与与有效监督。更为严重的是,这一选举制度始终未能真正实现普遍性、公平性和自由性。

从2024年美国大选刨析美国的共和制度
Analysis of the U.S. Republican System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2024 U.S. Election

作者:何同志 Comrade He

创作时间:2024年11月6日(周三)到2025年1月20日(周一)

鄙文仅为作者个人兴趣所写,内容可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若发现,恳请您谅解,并不吝指正。

鄙文仅为阐述个人观点,并没有将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较的意思,请诸位按照自己的观点自由解读。如若鄙文引起了您的不满,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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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Prologue|

大家好!我是何同志!欢迎来到新一期“老何的政治与历史小文章”

最近,美国的总统大选和国会改选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而我们今天的这篇文章,将以2024年的美国大选为切入点,探讨美国的政治制度。

实际上,美国的制度一开始并非今天的“自由民主制”,而是一种共和政体,并不算民主。

可能有人会问:“欸?何同志,可是美国一开始就有选举制度啊,难道选举不就是民主吗?民主和共和又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答案远比这个问题复杂。选举只是民主的一部分,但它并不等同于民主。选举在历史上甚至被广泛认为是贵族制/寡头制的标志。

现在,让我们开始一步步走入第一个话题:民主与共和。【1】

|第一章 民主与共和 Chapter One: Democracy and A Republic|

当我们谈论美国的政治制度时,往往会想到“民主”这个词。然而,在美国建国之初,这个新兴国家的制度却并非民主,而是一种共和政体。那么,为什么说美国最开始是共和而不是民主呢?让我们从他们的历史背景与制度设计开始探索。

美国目前的制度确实是一种民主制度,被称为“自由民主制度”,或者更具体地说是“民主共和制度”或“总统制共和制”。然而,在建国之初,其制度的底色并非民主,而是共和。许多国父甚至公开表示他们“反对民主”。

例如,美国国父之一小詹姆斯·麦迪逊先生【2】曾说:

“政府若采取民主的形式,与生俱来的就是麻烦和不方便,人们之所以谴责民主,其原因就在这里。”

——【美】小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 Jr.),《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3】

或许有人会疑惑:“美国建国时不是已经施行选举了吗?那怎么不是民主呢?” 事实上,将“选举等同于民主”是一种常见误区。正如英国学者保罗·科克肖特先生【4】与阿林·F·科特雷尔先生【5】在《走向新社会主义》【6】中所言:

“历史上最为讽刺的事情是,几千年来都被视为寡头政治标志的投票选举制度,竟然在当下被认定为民主的标志。”

——【英】保罗·科克肖特(Paul Cockshott)与【英】阿林·F·科特雷尔(Allin F. Cottrell),《走向新社会主义》(Towards a New Socialism)【7】

“民主”这个影响深远的概念源自古希腊,在希腊语中为“δημοκρᾰτῐ́ᾱ”(罗马化:dēmokratíā),意为“人民的统治”:

“……这个词的另一半含义,即是“权力”或者“统治”(power or rule)。因此就有独裁政体一一由一人统治,以及贵族整体一一由贤人,最好的人即精英统治。民主制度的意义在于由平民(demos)统治。大部分评论家将其翻译为由“人(the people)”统治,但是平民(demos)有一个更加具体的意义,那就是普通人或者说穷人。“

——【英】保罗·科克肖特与【英】阿林·F·科特雷尔,《走向新社会主义》【8】

因此,“民主”不仅是“多数人的统治”,更包含由平民直接统治的意涵。对此,亚里士多德先生【9】在《政治学》【10】中提出了明确的反例:

“假设一个城邦共有一千三百人,其中一千为富人:倘使这一千人占据了治权。对那三百个出身贫穷而同他们相等的自由人全不分配公职,人们总不能说这是平民政体!“

——【古希腊·马其顿王国】亚里士多德(希腊语:Αριστοτέλης,英语:Aristotle),《政治学》(古希腊语:Πολιτικά,英语:Politics)【11】

关于民主的本质,亚里士多德先生进一步解释:

”“平民政体”(英文版为democracy,即民主,《政治学》中译为平民政体——译者注)一词的确解应该是自由而贫穷——同时为多数——的人民所控制的整体;相似地,“寡头政体”一词的确解应该是富有而出身(门望)较高——同时又为少数——的人民所控制的政体。”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民主的核心是“人民的统治”,是指人民直接对于社会进行管理。而这显然不是选举一个过程可以涵盖的——选举很重要,但是和其他的民主形式,诸如基层民主【13】、直接民主【14】、协商民主【15】、产业民主(或称经济民主)【16】等等的搭配更为重要。

亚里士多德先生还曾经说道:(在希腊)“抓阄(抽签)法素来被认为属于平民性质,选举法则属于寡头性质。”【17】

虽然如今,以抽签作为直接民主的一种形式已经是不可靠的了(至少在民众未受足够的教育,且政治参与度不高,未形成公民意识的情况下不可靠),但这也改变不了选举制度本身代表的是寡头性质的事实。

我们还可以引用一位知名的左翼政治学博主“公民伯里克利”先生的一段话:

“以选举代表投票为民主的本质,其实是对十八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民主的一种抽象化。事实上,民主的实践是多样的。雅典民主的典型模式是:公共决策由全体公民大会(ecclesia)进行,而日常行政事务则交给‘抽签产生’的委员会(boule)。抽签的目的是避免选举导致的贵族化倾向。……总体而言,‘选举代表进行投票’是对民主的一种稀释,与其说是现代民主的形式,不如说是民主的妥协和退化。”

——“公民伯里克利”,《关于【民主】的一些常见的误解》【18】

选举并非民主的全部。它仅仅只是选民通过投票选择领导人,却无法对领导人实施直接监督(唯一称得上是监督的可能就只有在下次选举中把领导人选下去了——这显然无法起到多大的作用,而且不及时),更难实现对政治的直接参与——而后者正是民主的核心。

关于“选举并非民主的全部”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中世纪时的罗马天主教教廷【19】,显然是黑暗而又独裁的,但是它也有选举。曾经在中世纪中不可一世只手遮天的罗马教皇,就是通过枢机团【20】中的全体枢机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甚至还要求必须获得选举票中的三分之二以上绝对多数【21】,但是这能代表着它民主吗?显然不能。

就算我们只看选举这一点,那么对于民主选举最基本的要求——普遍性、公平性和自由性,美国最开始也并不符合。例如,在美国建国初期,只有富有的白人男性才能参与选举,而白人贫民、全体黑人和印第安人则完全没有政治权利,这种制度实际上与现代的普遍民主概念是相去甚远的。【22】

至于只有选举的“民主”制度,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句话来批驳:

“财阀集团的权力产生于其对雇佣劳动的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的专政本质,并没有因为投票的权力而被废除。Psephonomia 或者说选举,只是选择个别寡头的程序罢了。选举的程序同时赋子了寡头们统治的合法性,使他们能够从底层阶级中招募最“好”和最精力充沛的成员。即便是最好的情况,选举也不过是将寡头制变成贵族统治。”

——【英】保罗·科克肖特与【英】阿林·F·科特雷尔,《走向新社会主义》【23】

这也是为什么我把美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定性为“共和制度”而非“民主制度”的原因所在。

对于现在西方国家所推行的民主共和制度,科克肖特先生和克特雷尔先生还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此放在这里供大家参考(注:仅供参考,不代表鄙人同意这一观点)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家所谓的民主程序,应该叫做 psephonomic 程序(希腊psephos:用纸票来投票)才更为准确。通过粉饰阶级关系的实质,这种意识形态将投票的权利与对于权力的运用加以混淆。事实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财阀寡头制政体。财阀制度即是有钱人的统治:寡头政体即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

上述即是现代国家的独特原则。现代国家,弗朗西斯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是自罗马共和国以来最佳的阶级统治模式。然而当它行使精神和世俗的霸权之时,却总像是在排除所有的竞争。有效的力量处于一系列同心圆之中。当他们通过议会或者内阁与首相或者总统接触的时候,这些同心圆便会聚集收缩,成为贵族制。统治者以资本的名义公开地行使这一权力,现在所有人都接受了政府的职能是服务于商业目的说法。而国家的最高目的就是财阀制度。”

——【英】保罗·科克肖特与【英】阿林·F·科特雷尔,《走向新社会主义》【24】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2024年美国大选吧。

|第二章 2024年美国大选的结果与意义 Chapter Two: Results and Meaning of 2024 US Election|

在本次总统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先生与副总统候选人詹姆斯·万斯先生以312对226的选举人票数击败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女士与副总统候选人蒂莫西·沃尔兹先生。【25】共和党作为右翼乃至另类右翼【26】的代表获胜,而民主党,尽管被视为左翼,由于其只在文化上持左翼立场(即所谓“文化进步主义”),因此实际上只是中间派系,这也凸显了美国左翼力量的弱势,以及美国的保守——连一个中间派政党都能说是左(进步)了,那可想而知这个国家有多右(保守)。

在国会选举方面,共和党也取得了全面胜利:在参议院选举中,共和党获得了100个席位中的53个,而民主党只获得了45个席位;在众议院选举中,共和党获得了435个席位中的218个,民主党获得了208个席位,可以说,国会已经成为了共和党的囊中之物了。【27】

2024年美国大选被广泛认为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正如“公民伯里克利”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到的那样,这次选举或许标志着美国政治格局的重大重组,即所谓“关键选举重组”:

“美国大选即将得出结果了。这或许是自1932年罗斯福当选以来最有戏剧性的一次总统大选——学者往往把这种会极大改变政治格局的选举称之为「关键选举重组」。而这种「断裂性」体现为「政治的极端化」。首先,两党似乎都在撕破美国寡头民主之中最后的温存,甚至已经到了将对方斥作为「非美国」的程度;其次,越来越多「去政治」的社会精英也加入到了这场选战绞肉机之中为了野心而生存去「站队」。譬如马斯克这样的企业精英,竟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投入了政治之中,这确实鲜见于美国的历史。”

——“公民伯里克利”《美国大选的结果或许已经不重要了……》【28】

这一“关键选举重组”也导致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把几乎任何一个美国都卷入其中的战争:

而在这种时候,任何一个美国人,不论是黑人还是亚裔、企业家还是工人、明星还是教授,每一个人都必须站队,都必须为了自己所珍爱的生活而战斗——不论是民主党获得胜利、还是共和党的黑色Maga走向胜利,那个胜利者都会拿到一切。“

——“公民伯里克利”《美国大选的结果或许已经不重要了……》【29】

这不禁让我联想到了十四世纪中后期到十五世纪时的西欧,在1378年-1417年期间,也发生过一场类似的事件,史称“西方教会大分裂”:在西方天主教世界里,当时日益腐朽而又黑暗的天主教会出现了两位教宗,罗马教宗和阿维尼翁教宗。他们互相争夺教会的最高权力,为了自己的权欲而不惜在这段时间内事实上分裂了本身看似铁板一块的天主教会,使得西欧的大小贵族们都不得不被卷入了这场教会高层的权斗之中。这场权斗中,罗马教宗和阿维尼翁教宗为了自己与推举自己上台的一整个利益集团的权益,不惜各种讨好世俗君主,不惜一切代价,只为了一己之私欲,最终罗马教宗凭借着自己的相对的正统性而勉强取得权斗的胜利。但是,孰赢孰输已经不重要了,这场权斗已然导致了天主教会权威的大幅削弱,天主教会也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天主教会了,还最终导致了历史上著名的新教改革。【30】

今天的美国实际上也是一样的情况——为什么“公民伯里克利”先生说“美国大选的结果或许已经不重要了”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原因:

“而也正因如此,对于我们这些大洋彼岸的人——我们并不会直接受到哈里斯或者特朗普政策的冲击,而是只会被美国未来走势的结果所间接影响——这场选举已经不再重要了。无论最终是谁在华盛顿凯旋、谁走进那间的椭圆办公室,那个人都得不到美国——他或许可以得到一切无上的权力、拥趸的欢呼、航母与坦克的指挥权、或许还有载入史册的资格,但他得不到美利坚合众国。

因为不论选举结果如何,美国已经死了。当前的选战,无非是两个屠夫在抢夺一具尸体罢了。

这场选举本身已经标志着美国理想的失败,即《独立宣言》与《格里斯堡演说》之中那个美国的死亡。”

——“公民伯里克利”《美国大选的结果或许已经不重要了……》【31】

那么,这次大选又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这场选举意味着美国权力精英的分裂:

“首先,当前这一场极端分裂的选举斗争标志着「美国权力精英的分裂」。民主党与共和党曾经一度是一个彼此一体的精英网络。选战之中双方和和气气、皆是一派儒雅精英的样子;而在背后,这些参议员与地方政客之间的利益也是盘根错节。”

——“公民伯里克利”,《美国大选的结果或许已经不重要了……》【32】

美国实际上在这次“关键选举重组”之前,是存在这一个广泛的共识的,可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共识”、“华盛顿共识”或“自由民主共识”,而这次选举也同样意味着这个共识的基本破裂——两方都撕破脸了:

“其次,这个精英网络的背后是一种理念上的「共识」——我们可以称这个共识为华盛顿共识或者「新自由主义共识」——而这次选举也意味着这个共识的分裂。「新自由主义共识的内容」为①在经济上体现为有管控的有产者优先;②在政治上体现为美式民主制的扩张;③而在文化上体现为当前LGBTG、文化多元主义所代表的的所谓「进步」。这种新的政治共识源自于里根、成型于克林顿。它最大的标志就是:一度作为新政主义之代表的克林顿民主党政府,居然也效仿共和党去推进福利政策的收缩与私有化。而这种共识的结果也就是①一个在文化上对于进步持开放态度的共和党与②一个在经济上全面右转的民主党。”

——“公民伯里克利”《美国大选的结果或许已经不重要了……》【33】

“新自由主义共识”实际上是非常有用的——至少对于美国来讲是这样。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美国自诩为“世界的民主灯塔”的资本所在。美国的权力精英们也从中摄取了大量财富:

“这个共识——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权力精英的共识——曾经一度给全球资产阶级带来了无尽的财富。譬如零八年金融危机这样类同于1929年的惨烈事件,不但没有成为一个重新开启平等主义新政的机会,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全球各国政府都敞开了印钞机与宽松政策,但这次不是面向那无数失业的穷人,而是把钱撒给国际金融资产阶级——然后在美其名曰「量化宽松」。而这个过程的背后,就是金融资本收益的迅速提高与工业资本收益的迅速萎缩。这正是后者的萎缩——其体现为除了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之外全球的去工业化——创造了当前失望的美国中小企业主与贫困中的蓝领工人阶级。正是这人构成了当今美国特朗普的基本盘之一。”

——“公民伯里克利”《美国大选的结果或许已经不重要了……》【34】

那么如果共识持续下去呢?“公民伯里克利”先生如此说道:

“因此,如若共识可以永远持续下去,那么特朗普就不会崛起。我们至少会面对一个腐烂的太平盛世:金融资本家大发横财、工业资产阶级奄奄一息、而那些在孟加拉国的纺织厂、美国最贫困的危险街区或者是欧洲的穆斯林社区之中的穷人,最终将在一次又一次平淡的经济危机中如老鼠一般成群死去。但很显然,历史并不会这样发展。可以说,无产阶级与工业资产阶级都不会白白等死。而这些群体在选战之中的反抗,就构成了今天的左翼民粹与右翼民粹的声音。当然,当前的无产阶级本身是破碎的、工业资产阶级也是如此。不过在这些碎片的纷争之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确凿的事实:投票箱的旁边的队伍之中激荡着不满、选战之后的大街上沸腾着愤怒。目前的新自由主义和平之下,孕育着一种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怨恨」(ressentiment)。可以说,当前这些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大多数无产阶级——甚至大部分资产阶级——都渴望改变,但很显然他们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改变。而正是这种迷茫与绝望就造成了今天的混乱。”

——“公民伯里克利”《美国大选的结果或许已经不重要了……》【35】

关于美国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情绪,“公民伯里克利”先生指出:

“可以说,当前这些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大多数无产阶级——甚至大部分资产阶级——都渴望改变,但很显然他们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改变。而正是这种迷茫与绝望就造成了今天的混乱。在当今的美国,美国蓝领工人将梦想寄托在了特朗普这个强人上,而特朗普塞进他们嘴中的、更多只是文化保守主义这样的奶头乐;而另一边哈里斯的民主党面对众多的少数族裔穷人与学生群体,同样不敢开出「经济再分配」的价码——毕竟在背后的金融资产阶级不会接受这样的政策——只是不断地用性别与族群议题来搪塞了之。因此,美国当前的分裂体现为工业资产阶级与金融资产阶级的总对决。而所谓的无产阶级——即美国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早已破碎成无数的马赛克。这些蓝领工人与少数族裔只是盲目地跟随着两个巨人,渴望得到一点赏钱。“

——“公民伯里克利”《美国大选的结果或许已经不重要了……》【36】

同时,以我个人的见解而言,我认为它意味着美国的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自由民主制度的核心——三权分立,首次在某种意义上转变为“三位一体”。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均由共和党掌控。三权分立中的三个主要政治机构——行使行政权的总统与副总统,行使立法权的参议院与众议院,以及行使司法权的最高法院,已全部成为共和党主导。可以说,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川普和右翼势力的“掌中玩物”。这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共和党在缺乏其他政党监督的情况下,是否还能守住美国那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制度?

此外,它意味着以川普与万斯为代表的右翼乃至另类右翼势力的崛起。在未来的四年,我们可以预见共和党政府可能会推进一系列右翼政策,包括限制移民、废除女性堕胎权、打压性少数群体(LGBTQ+群体)【37】、宣扬传统的基督教(主要是新教【38】)与家庭价值观、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以及更深度的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等。这些政策可能会加剧美国的政治极化,使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愈发明显。

还有另外一点,共和党政府可能还会挑战美国自由民主制度。例如,质疑选举制度(这从川普在2021年1月6日因选举落败而“破防”号召支持者围攻国会山发起骚乱中可见一斑)、加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压制异见等,这可能威胁到民主实践和法治。共和党在此次选举中提出的党纲便有此体现。【39】

对于现在的美国,“公民伯里克利”先生如此说道:

“2025的美国像极了1929年的魏玛德国。新兴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特朗普的新右翼——不但迅猛扩张,甚至直接夺舍了一个中右翼的大型政党、同时也获得了美国工业界的支持。而美国的民主党——相较于当年的德国社民党——与工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更加孱弱。至于桑德斯一派——或许在「生态位」上可以对应着德国的共产党则几乎被彻底驱逐。或许,美国民主党唯一的优势就在于它与金融资产阶级乃至于其他政治精英之间盘根错节的网络关系——这倒是只以让它不至死无葬身之地。”

——“公民伯里克利”《美国大选的结果或许已经不重要了……》【40】

《美国大选的结果或许已经不重要了……》这篇文章的最后,“公民伯里克利”先生还大胆地对于美国大选中的结果做出了预测:

“因此,无论是哪一派获胜,这次大选之后的结果无非是游走在1929年之后的德国与1932年后奥地利之间。如果特朗普胜利的话,美国迅速转向法西斯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民主党的势力恐怕会蓝州苦苦坚持,或者直接挑起宪政危机。而如果民主党上台,那么特朗普的势力毫无疑问会重现一场更加疯狂的国会山运动——历史书或许会称之为「美国的墨索里尼进军罗马」。对此,民主党无非有两个选择:如果软弱地投降、那么结果跟特朗普选无异。而另一种更有可能的结果是:他们回竭力用暴力保住自己的选举胜利,甚至不惜冻结宪法来摧毁共和党。那么最终的结果恐怕与上世纪30年代的奥地利类似——为了终止奥地利国家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与工人的罢工,奥地利首相直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且效仿希特勒禁止了公共集会与新闻自由。“

——“公民伯里克利”《美国大选的结果或许已经不重要了……》【41】

当然这句引文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主要还是要看各位的个人看法。

在了解完这次美国大选的结果与意义后,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美国的政治体制吧。

|第三章 美国的政治体制 Chapter Thre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在目睹美国大选的过程与结果后,不知您是否曾产生过这样的疑问:“美国不是全民普选总统吗?那么选举人团究竟是什么?美国的国会又是如何运作的?为何与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同?为什么要设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区别何在?”

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本章将带领大家一同探讨美国政治体制的运行。

美国政治体制的基础是《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以下简称“美国宪法”)。美国宪法是世界上首部成文宪法,于1787年9月17日在费城召开的制宪会议上通过,并在随后由13个州的特别会议批准,最终于1789年3月4日正式生效。在其后的235年间,美国宪法历经27次修订,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框架。【27】

美国的政治体制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三权分立、总统制共和制、以及联邦制。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三权分立吧。

三权分立 Tripartite System

三权分立制度的由来是法国启蒙时期的一位著名思想家与律师,孟德斯鸠先生。

孟德斯鸠先生当时提出说,要将原本集所有权利于一身的政府,拆解成为三个分支:他们分别是行使立法权的立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的司法机关,以及行使行政权的行政机关。

为什么要三权分立呢?答案很简单:通过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三权之间的互相制衡,以防止独裁者及威权政权的出现,以完善宪政民主共和制度。

(在当时更准确的来说是宪政共和制度,毕竟当时“民主”的概念还没有普及并得到广泛认同,还只是左派的专属主张与意识形态。后来,特别是自社会主义的理念提出后的那个年代后才被右派逐渐接受,并分道扬镳,发展成为了左上派(即“威权激进派”,上代表威权,下代表自由,左代表进步/激进,右代表保守)的人民民主制度——后来被官僚红色贵族阶级们用作红色官僚贵族制的遮羞布;以及勉强被左中右三派所共同接受的自由民主制度——一种阉割版的民主。)

到了后来美国制定宪法的时候,这一思想也被顺势继承到了美国的宪政共和制度之中。

根据这一思想,美国的中央权力被分成了三个分支机构:行使行政权的,作为国家元首而存在的总统,及由其领导的内阁,也就是行政机关;行使立法权的,代表全美国人民的意志的(准确的来说是代表美国公民的意志,因为当时还有很多财产较低的人和黑人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国会,也就是立法机关;还有行使司法权的最高法院,也就是司法机关。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一下吧。

总统与内阁 President and Cabinet

总统,这一机关毫无疑问是我们所有人提起美国,最熟悉的一个,那么他又是怎么运作的呢?请待我娓娓道来:

总统是美国中央政府的核心,同时也是三权中拥有着主导地位的人/机构(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美国政治的另一个特点:总统制共和制)。

与皇帝、国王等这一类的君主不同,作为一个民主共和制的国家的元首,总统这一职位虽然在美国政治中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但是却也并非至高无上的君主,并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绝非终身制乃至世袭制,而是由全民间接选举出的民选国家元首。

在职权上而言,他拥有以下职权:

第一、身份上而言,他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三军统帅。

第二、行政上,他拥有处理国政(包括但不限于内政、经济、国防、外交、国安)的职权;拥有任命内阁人事的职权(但需要通过参议院的同意与建议);拥有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统领军队,处理外交及国安事务并制定相关政策的职权。

第三、在立法上,他拥有否决国会通过的议案的职权(限期十天内可由国会以三分之二以上绝对多数票数重新通过议案,但这也导致一般来说总统可以直接驳回国会的议案的情况);拥有提出如国情、预算、经济等等咨文,以建议立法的职权;他还有委托立法权,即改组并设立新机构的权力。

第四、在司法上,他拥有提名最高司法官员(即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权力;拥有赦免除了被弹劾者外任何破坏了联邦法律的人的权力;还拥有对于联邦罪行的赦免权。

第五、在外交上,他拥有着任命驻外大使、公使和领事(须经参议院认可)的权力;有接见外国大使、公务人员的权力;有与外国缔结条约(须经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票批准)的权力;有与外国签订行政协定的权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总统的权力极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将美国定义为总统制的原因。

那么,可能有人要问了:那总统是怎么产生的呢?请待我细细讲来:

假设读者您想参选的话,您首先得满足参选条件:您必须年满35周岁,在美国出生,并在美国居住了至少14年以上,且必须是美国公民。

接下来就是登记为州的美国总统候选人了——有人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是州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呢?原因在于,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因此也就导致每个州都拥有着极大的自治权,美国总统和任意一州的州长,美国政府与任意一州的州政府,都是平级关系,没有上下级,也就导致美国总统也得一州州的选出来。

引用一句维基百科的话吧:

“……从联邦法律的层面上,美国不存在全国性的总统候选人。各党派内部支持的人选,虽然是全国性的,却是该党的内部事务,由美国宪法的结社自由所保护。过去曾经发生过个别州立法,对该州党内初选程序加以规范,最终被判为违宪废弃。”

——中文版维基百科,《美国总统选举》条目

但是,如果您要登记的话,也不是像来到选举委员会办公室,签两下字,然后就拍拍屁股走人那么简单的事情,而是要求公民提名的,要求登记候选人在限定时间内获得本州一定数目的选民支持。

这表面看似公平,但对小党和独立候选人而言却极不公平。民主党和共和党自建国以来,积累了深厚的基础,每个州都有牢固的执政基础,因此他们的候选人轻松就能获得公民提名所需的票数。而小党和独立候选人缺乏这样的资源,他们没有强大的人脉和利益集团的支持,导致第三党候选人几乎注定失败。

有人认为,两党制也保证了美国政治的稳定性,然而这显然忽视了一个事实——稳定一定是好的吗?

举个例子,20世纪初期,美国两党体制下的政治稳定,曾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经济不平等。尽管两党轮流执政,但他们在许多关键议题上的政策几乎一致,例如在劳工权益、财富分配和企业监管方面的妥协,导致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工人阶级和少数族裔的权利被忽视。这种稳定掩盖了社会中的不平等和压迫,也使得改革的呼声难以被政治主流接受。稳定的政治结构能够有效避免激烈的党派斗争,但如果这种“稳定”成为压制变革的力量,那么它就不再是一种有益的政治特征。相反,真正的民主和社会进步往往来自于多样化的政治声音和有力的改革力量,而不是固守一个不变的、局限性的体制。因此,稳定不等于公正,政治的僵化可能意味着无视社会的迫切需求和不公平的延续。

还有人认为,给予每个政党以公平的竞选资源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应优先支持有可能获得广泛选民支持的党派,以避免浪费公共资金。他们认为,只有民主党和共和党具备足够的资金和组织力量,才能有效推动政治议程和参与到国家管理中,而第三党和独立候选人往往因为缺乏相应的资源,难以在选举中产生真正的影响。因此,公平分配竞选资源可能会导致资源的低效利用,反而阻碍了政党的正常竞争。

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政治资源仅仅集中在两大党派手中,那么政治竞争的多样性和选择就会大大缩小,选民的声音也会被局限在两大主流之间。第三党和独立候选人虽然可能面临资金和资源的不足,但他们往往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理念和选民群体,他们的存在能够丰富政治讨论,并推动更广泛的改革议题。如果仅仅为了“避免浪费”而不给予公平的竞选资源,实际上是削弱了民主制度的多元性和活力,最终可能使得选民对政治失去信心,甚至导致政治的僵化。

接下来我们重归正题——在公民提名阶段结束后,便是党内初选阶段了。在这个阶段,党内候选人将通过一系列的选举、辩论和选民投票,争夺党内提名。虽然这看起来是纯粹的政党竞争,但事实上,初选阶段也充满了挑战和不平等。

首先,初选的竞选经费仍然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大党通常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可以投放高调的广告,动员选民,在大片州开展竞选活动。相比之下,小党和独立候选人通常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有效的宣传和动员,因此在初选中面临巨大的挑战。即使他们的一些政策和理念创新能够被一部分选民所感知,但由于资金和资源不足,他们的声音很难得到媒体和选民的广泛关注。

其次,党内初选往往由党内核心派系主导。核心派系通常是党内重量级人物、长期支持者和各种利益集团。主要政党内部的这些派系不仅为候选人提供资金支持,还决定候选人是否能获得大量党内资源和支持。小党派和独立候选人往往缺乏这种支持,因此他们不得不依靠微薄的资源和更分散的支持者来参加艰难的选举。即使这些候选人拥有潜力和合理的政策理念,突破这些党内派系的围攻也并非易事。

影响选举公平的另一个方面是党内初选规则。例如,一些州实行“赢者通吃”制度,而其他州则实行比例代表制。这种规则通常使主要政党处于优势地位,因为它们拥有更多的人数和资源,而第三党在这种规则下很难站稳脚跟。一些初选规则包括党内忠诚要求,禁止独立候选人参加,尽管他们可能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因此,党内初选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选举过程,而是一个由资金、资源、规则和政党力量共同塑造的复杂竞争。为了确保初选能真正代表民众的选择,让更多的政治力量获得公平的机会,改革这些流程和规则也尤为重要。

在此背景下,第三党派和独立候选人若想顺利突破初选阶段,除了需要出色的政策创新和号召力外,如何获取更平等的资源、参与更多的辩论和媒体曝光,如何打破党内利益集团的垄断,都将成为未来选举能否立足的关键。

在党内初选结束之后,才迎来了我们普遍熟知的美国总统大选:全民普选投票。

全民普选投票的流程是怎样的呢?

在美国,总统选举是间接进行的,这意味着选民是通过选举团间接选举的总统和副总统。

在选举人团制度下,每个州至少有三张选举人票,因为选举人票总数等于该州国会代表(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总票数。大多数州都采用“赢者通吃”制度,即在该州获得最多选票的候选人也将获得该州的所有选举人票。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是这一规则的例外;他们遵循“分配制度”,根据该制度,选举人票根据每个选区获得的选票比例进行分配。

选举团成员将在 12 月的第二个星期一投票选举总统和副总统。选举结果将于次年 1 月 6 日由国会联席会议正式计票并宣布。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至少 270 张选举人票,众议院将根据总选举人票的绝对多数从得票最多的三位候选人中选出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产生。当选总统和副总统通常在次年 1 月 20 日的就职典礼上宣誓就职。

在美国,三权分立保证了三权分立之间的制衡。因此,国会和法院监督总统和内阁的行为。总统与内阁之间的合作既体现了政治体制的灵活性,也加强了有效的政府和民主的稳步发展。然而,它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劣势。行政权力的过度集中使得决策在总体上变得迟缓,尤其是在需要时间和精力进行协商和沟通的复杂政治安排中。内阁成员有时会受到党派或个人利益的影响而做出决定;这会导致政策不一致,并带来为特定利益集团服务而损害普遍需要的风险。最重要的是,任命过程缺乏透明度和政治交易性,而不是专业能力和能力,这降低了治理质量。存在过度依赖行政命令破坏民主制度并创造政策波动环境的危险。当政党控制不一致并影响治理有效性时,合作困难中党派两极分化并不会加剧。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美国的立法机关与民意机关——美国国会吧。

国会 Congress

美国国会是联邦政府的立法机关,拥有两院制,包括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院由100名参议员组成,每个州无论人口多少都有两个参议员,在理论上代表的是美国五十个州的权益;而众议院则由435名众议员组成,按照人口比例划分各州的代表名额,在理论上代表的是全体美国公民的权益。国会的主要职责是制定法律、审核预算、对政府政策进行监督以及履行对总统的制衡作用。

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工作模式有所不同。参议院相对独立,参议员的任期较长,每位参议员任期六年,这使得他们有更大的空间去进行独立思考和避免政治压力。而众议院则更贴近选民,因为众议员的任期仅为两年,每次选举都可能带来较大的政治波动。

国会的立法过程通常较为繁琐。任何一项法律的提出,必须经过两院的讨论与表决,且大多数法律案需得到总统签署方可生效。然而,若总统否决某一法案,国会则可以通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推翻总统的否决,形成制衡。国会还拥有决定税收、支出、借款和宣战等重要职能,尤其在预算案的制定上,国会起着决定性作用。

尽管国会在理论上是一个强有力的机构,但实际上它也面临诸多问题。首先,由于两党制的存在,党派极化日益严重,往往导致党派间无法达成共识,影响立法效率。再者,参议院的“冗长发言”(filibuster)制度使得少数党派能够阻止法案的通过,极大增加了立法过程的复杂性。此外,议员们的选举周期短且受到选民强烈关注,他们可能更倾向于推动短期、能在选区内产生显著效果的政策,而忽视了长期的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跨党派合作。

最后,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的司法机关——最高法院吧。

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美国的最高法院是联邦司法系统的最高机构,拥有审理宪法和联邦法律相关案件的终审权。它由九名大法官组成,包括一名首席大法官和八名副大法官。大法官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确认后终身任职,这种设计旨在保障司法独立,使法官不受政治压力干扰。

最高法院的主要职责是解释宪法,确保联邦法律的一致性,同时对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权力边界作出裁定。在实践中,最高法院往往通过对案件的裁决对美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1954年)推翻了“隔离但平等”的原则,成为美国民权运动的重要里程碑;罗诉韦德案(1973年)确立了妇女的堕胎权,但这一裁决在2022年被推翻,再次引发激烈争论。这些案例展现了最高法院在美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最高法院并非没有争议。首先,大法官的终身任职使其与公众意见和社会变化之间可能存在脱节。其次,由总统提名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色彩,这导致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倾向常常反映总统所属政党的立场。例如,当一个党派在总统和参议院中占据多数时,就可能通过任命多名大法官而显显著改变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平衡。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成为总统的附属品。

尽管如此,最高法院仍是美国宪政体系的重要基石。作为三权分立的一环,它不仅在平衡权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还通过宪法解释为美国社会确立了许多重要原则。然而,其固有的政治性和终身任职制度也让人们不禁思考,这一机构在美国共和制度中的位置是否还需要改革和优化。

|第四章 总结 Chapter Four: Conclusion|

从2024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和背景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政治制度的深层问题。在表面上,美国推行的是选举制度,但实际上,这一制度依然带有强烈的寡头性质,而非真正的民主。选举虽然是民主的一部分,但无法完全代表民主的本质,因为它仅仅是选民对领导人的选择,而无法实现对政治过程的广泛直接参与与有效监督。更为严重的是,这一选举制度始终未能真正实现普遍性、公平性和自由性。

随着选举结果的逐步揭示,我们看到了美国政治体系的再次加深的极端化与两党对立。即使在这次选举中,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对抗依然充满了争议和分裂,这也为美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提供了新的视角。这种对立不仅仅体现在政策上,还蔓延到了文化与社会层面的深度裂痕。

正如“公民伯里克利”所言,2024年的大选可能标志着美国政治格局的历史性转折,成为“关键选举重组”的标志。这不仅意味着两党之间进一步割裂,也代表着社会精英与资本力量的深度政治化。我们看到,商业巨头如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企业家开始直接参与政治,反映出“去政治化”趋势的逆转。

最终,这场选举及其背后的政治风波,再次验证了美国“共和制度”的局限性,揭示了在一个资本主导的体制中,选举如何成为维护寡头统治的工具。正如科克肖特和科特雷尔所指出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是财阀寡头制,选举不过是为其提供合法性的一种手段。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需要反思,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或许,美国的选举制度更适合用“共和制”来定义,而非“民主制”。未来的变革,可能不仅仅是政治的重组,而是对“民主”的更深层次理解与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始终保持警醒,避免制度的表面改良掩盖了背后深层的阶级结构与权力关系。

|注释 Annotations|

(还未完工,尽量在明后天内完成)

(Not finished yet. I will finish the Annovations Part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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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同志 Comrade HeLibertarian Socialist & Democratic Socialist/Supporter of the Participatory Economy/Support 🇺🇦🇵🇸/Agnostic/Focus on History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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