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历史学者易社强：学术自由是西南联大最大的精神遗产

易社强（John Israel）是美国著名汉学家，现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也是研究西南联大史的专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冷战局势发酵；1951年，年仅16岁的易社强在福特基金会奖学金（Ford Foundation Pre-Induction Scholarship）的资助下，进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学习历史学和美国学专业，未满20岁时即完成了学业。1955年，他进入哈佛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踏上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道路。“差不多什么都是偶然的”，这既是他的人生信条，也是其过往几十年经历的真实写照。他将自己视为学术上的“投机分子”，并最终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哈佛八年，他曾师从费正清、杨联陞、卞赵如兰（赵元任之女、卞学鐄之妻）等人，并曾于研究生阶段的第一年向这群非常“奇怪”、彼此迥异且教研方法各不相同的老师们学习中文与中国历史。他的硕士论文研究“一二·九”运动，博士论文则关注1927-1937年中国的学生运动，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名为《1927-1937年中国学生民族主义》（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的学术著作。在哈佛攻读历史学博士期间，他曾于台湾学习、生活三年（1959-1962年），起初是想为其关于学生运动的学术研究收集资料；但与此同时，他还学习了中文和中国文化，熟悉了台湾社会和当地的饮食与生活习惯，与那里的普通民众和美国同胞培养了友谊，并逐渐了解在蒋介石独裁统治时期中生活是什么样的体验——这些对其一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于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查阅资料的一次偶然机会让他与西南联大相遇。联大之传奇故事的文学性、联大之校史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性以及其所彰显的自由主义的精神与价值，让他最终选择从事联大研究，并与其早年关于北伐到抗战的学生运动和晚近关于“上山下乡”一代的知青研究，共同构成了他对于20世纪中国三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谱系。他前后陆续二十多年完成的著作《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先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中文版又于2010年及2012年先后于台湾和中国大陆问世。此书被历史学家、西南联大校友何炳棣称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也因其开创性的西南联大研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纽约校友会授予易社强“西南联大荣誉校友”称号。

在易教授看来，以蒋梦麟、张伯苓和梅贻琦等为代表的早年留学生使命感强、视野广阔，把留学当作认识并通向世界的一个窗口，并将留学的经历视为为中国寻找出路的过程，立志通过其海外所学为解决中国的问题寻找良方；在这些方面，早年的海外留学生与当下的中国留学生相比则截然不同。进而，易教授认为，学术上的繁荣、教育上的投注、仁人志士们的牺牲以及政治上的革命性，共同成就了联大的辉煌；而这一切成立的条件，离不开学术自由的保证。他还指出，除非真诚、坚定地在观念和实践层面追求和恪守学术自由，中国很难再出像西南联大一样伟大的学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高校也绝不可能在学术自由匮乏的前提下成为重要和伟大的学府。

面对目前波谲云诡的中美关系和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易教授认为首要的就是要打开心扉，尽可能地减少偏见，必须从更广阔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中美两国，如此才能看到整个世界的图景。此外，比之于高层、官方的正式交流之外，民间、个人的开放互动也非常重要，甚至更加弥足珍贵。易教授也坦言，作为美国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他们无论如何看待或谈论中国，都绝不会向中国“布道”；他们把中国当作自己的朋友，但永远不会告诉中国人民该做什么，因为那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

2019年6月，笔者在上海采访了易社强教授，就其学思历程、西南联大研究以及他对于联大的精神遗产、中国留学生群体的今昔对比、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及目前的中美关系等问题的看法，与易教授进行了交流。以下是访谈节选（经过编辑与删节，已由当事人审阅）：

#“差不多什么都是偶然的”#

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家庭背景？您为何年仅16岁时就选择去威斯康辛大学读书？

易社强（以下简称“易”）：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冷战局势发酵，美国于1950年6月介入了朝鲜战争，这在冷战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随即，美国国会审时度势，推行了一个招募士兵的制度：如果军队有募兵需求，国会将会面向凡年满18岁的成年男子，根据其身体、教育和家庭状况等方面的情况征召入伍。

当时，美国国会中还有另一种声音认为所有年满18周岁的成年男子都应该参军服役至少两年。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的有关人士担忧这样的安排会使美国20岁左右的青年才俊在退伍之际因面临求职、婚恋和家庭生活的召唤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就此，福特基金会主张，不妨让他们于16岁时进入大学，这样在其进入部队之前仍有两年在大学学习的机会。

某日，我身为商人的父亲在阅读《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时看到了这一通告并征求我的意见，我也表示非常乐意，愿意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来尝试一番。最终，我连同其他参加这次实验的200名学生一道，被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或威斯康辛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录取，而我的第一选择是威斯康辛大学。

从学术角度考虑，人们可能会把威斯康辛大学当作最后的选择。但是，对于出生在纽约的曼哈顿（Manhattan），成长在长岛（Long Island）南岸一个犹太裔社群的我而言，我想尽可能地远离家庭，以体验不同的社会文化。因此，同在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化气质与我的背景过于同质，位于纽黑文的耶鲁大学也离家太近，而芝加哥在纽约人看来充其量是第二等的城市（second-class city）。恰好，我的舅舅威廉·舒曼（William Schuman）是一名相当知名的作曲家和音乐活动家（1945年起任茱莉亚学院院长，后于1961年任林肯中心主任），他曾荣获威斯康辛大学的荣誉学位，并对那里赞誉有加。

最终，我被威斯康辛大学顺利录取，并在福特基金会奖学金的资助下于16岁进入大学，未满20岁时即完成了学业。但直至我毕业的时候，国会也并没有通过原初的法案，所以事实上我从未入伍。

您是如何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的？您早年记者的工作经历对您之后的学术研究有何影响？

易：当我进入威斯康辛大学学习之后，我们家的一位朋友认识并帮我引荐了一位于《资本时代》（Capital Times）（麦迪逊当地一家具有自由化风气的主流日报）工作的记者。通过他抑或是经由我个人的关系，我最终机缘巧合地加入了由学生运营的威斯康辛大学学生刊物《深红日报》（The Daily Cardinal），从事新闻写作的工作，并被计划培养为专业编辑。后来，囿于当时校报内部的派系分歧，我最终选择离开，开始考虑除了记者外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我在大学时修习了两个专业，第一专业是历史学，第二专业是美国学（American Institutions）。我对历史特别是美国历史颇感兴趣，也曾考虑研究生阶段从事美国史的研究，并立志成为这方面的学者。但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从事美国史研究的人太多了，几乎所有有意思的话题都已经有人研究；另一个是历史学科的奖学金非常难拿，而我并没钱自费去读研究生。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我能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发现若干可能性，并得到一定程度的资助。

在当时冷战的背景下，尽管对于美国而言，那时主要的敌人是苏联而非中国（即使在朝鲜战争后也仍然如此），但在中国研究的领域确实有一些基金。相比而言，彼时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少之又少，一方面是因为对中国感兴趣的学者不多，另一方面是因为“麦卡锡主义”的盛行使得诸如约翰·C·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即范宣德）、约翰·S·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约翰·P·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等中国问题专家被排挤或驱逐，以至于当时的中国研究几乎处于真空状态（访者注：费正清喜欢开玩笑说五个约翰弄丢了中国，另两个是约翰·K·费（John King Fairbank，即费正清）和约翰·介石（John Kai-shek，即蒋介石）；参见《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美】薛龙（Ronald Suleski）著，路克利译，新星出版社，2012年3月版）。在此背景下，福特基金会和美国教育部陆续在中国研究方面加大了资金投入；我也因此而有幸获得威尔逊奖学金（Wilson Scholarship）和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得以完成研究生阶段的学业。

这里，我需要强调的是我早年记者的工作经历和之后的学术工作的内在关联。我没有学过新闻传播，但我在大学时期以记者身份工作过的《深红日报》是一家在美国高校里非常出色的学生报刊，从这里走出过曾在《时代》周刊担任30余年影评人的理查德·希克尔（Richard Schickel）、曾驻扎苏联的美国国务院记者杰罗德·谢克特（Jerrold L. Schecter）等一批相当知名的媒体工作者。在那里工作期间，我学到了一些写作的技巧，即好的文章须具备生动、具体和可读性强等特点，我也将这些习得性的经验实践于之后的学术创作中。

能否谈谈您于威斯康辛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研究期间，与费正清、杨联陞和卞赵如兰等人的交往经历以及他们的不同风格？他们对您踏上中国历史研究的道路有何影响？

易：濮友真（Eugene Powers Boardman）是我在威斯康辛大学求学期间中国研究的启蒙老师，他是费正清最早一批的研究生之一。濮是一个非常儒雅谦和的绅士，也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反战主义者，在中国文化方面也非常博学。但是，他的性格比较寡淡，所教授的课程和使用的教材也比较乏味，而且学生的工作量很大。我当初修习的课程名为《亚洲的历史》（The History of Asia）——并不只关于中国，而是一门包罗亚洲各个方面，前后持续一学年时间的课程。

来到哈佛大学之后，彼时哈佛历史系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当中，有“前费正清时代”（pre-Fairbank）和“后费正清时代”（post-Fairbank）之分。前者还是沿袭着传统的法国式的汉学研究（Sinology），将语言和历史相结合，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非常深刻的联结。相比之下，费正清的研究和治学方式则更现当代化，主要集中在历史学研究而非跨学科的综合，也正是他将史华慈引入了哈佛大学历史学系。杨联陞方面，我同他学习了第二年的中文课程；或许不能说他在某一方面对我有特别的影响，尽管我对他确实印象非常深刻。我不知道杨联陞和费正清的个人关系如何，但他们显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

此外，比之于如今非常成熟的对外汉语学科，当时的中文教学只是实验型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中文老师是谁。当时的哈佛，有三位教授中文的老师，我们叫他们“三人帮”（troika）。其中，卞赵如兰教授中文口语，杨联陞教授中文语法，而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教授汉字。三人的教学方法各不相同，但都使用赵元任撰写的教材《国语入门》（Chinese Premier），这无疑是最好的中文入门教材——大多数入门教材都非常无聊，因为要介绍一些最为基础的内容，但赵元任的这本书颇为幽默。与此同时，它还解决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即如何在中文和英文之不同的语言系统中实现音调的转换。一般的办法是附以阴、阳、上、去四个音调，而赵元任通过对应字符之不同拼读（如：妈mha，麻ma，马maa，骂mah）成功地将其罗马化；第一代使用计算机输入中文的人们对此喜爱有加，尽管现在已经没有人使用这套注音系统。

卞赵如兰是赵元任的女儿，但她与西南联大的渊源是通过作为西南联大波士顿地区校友会会长的她的丈夫，这比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的她的父亲要晚很多。第一次见到卞赵如兰时，我已是20岁左右的硕士一年级的学生，那次也是我上过的第一堂中文课。我对卞赵如兰最初的印象与语言无关，她身着旗袍的绰约风姿和昳丽形貌深深地吸引了我。和她的父亲一样，卞赵如兰也是一个很棒的老师。至于柯立夫，他是一个地道的波士顿人，有着浓重的波士顿地方口音；也曾于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生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他会汉语和蒙语两种语言，曾著有《蒙古的神秘历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Mongols）一书。我也曾跟随他学习过《论语》《孝经》等经典文本，其中的经典段落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就这样，在我研究生阶段的第一年，我就这样和哈佛这群非常“奇怪”、彼此迥异且教研方法各不相同的老师们学习中文，并不知不觉地颇有增进。直到我撰写关于“一二·九”运动的硕士论文时，我已能查阅并引用少许中文文献。尽管如此，等我1959年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之初，我还是很难在大街上和路人用中文交谈。

我之所以踏上中国历史的研究道路，既有大环境方面的历史机遇，也有我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我看来，学术也好，人生也罢，并非完全能由计划所决定，也充满着各种机遇与偶然；“差不多什么都是偶然的”，这既是我的人生信条，也是我过往几十年经历的真实写照。我说我是一个学术上的“投机分子”，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多么消极的自我评价。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能够审时度势，分析判断并善于抓住机遇，而这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人生往往是很难计划的，你并非总能预判或获知偶然性的机会。反之，你的计划越严格，你反而会感到越不高兴，因为你很难适应新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我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抓住机遇同时不断调整方向的历程。

#“台湾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哈佛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期间，您有三年的时间曾在台湾学习、生活。那一段的游学经历对您就中国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认识与理解产生了哪些影响？对您之后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哪些启发？

易：在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下，美国人不可能到中国大陆的任何地方去，哪怕你是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也并非那么容易；不只是中国政府不接受，彼时的美国政府也不允许，因此我只能选择台湾。我那一代的美国留学生要是想去中国学习中文或攻读博士学位，基本上只有两个选择——要不然去香港，要不然就去台湾。

如果你是个政治科学学者、社会学学者或经济学学者，在香港你将会有非常好的科研环境。香港当时有一个叫作联合研究中心（Union Research Center）的机构，能够收集来自中国大陆的报刊、杂志和其他资料。此外，你还可以采访那些“用脚投票”的逃离中国大陆的政治难民。总之，这些学科的学者在香港有希望做出很好的研究。然而，如果你是个历史学者、语言学者或哲学学者，就传统中国方面的研究而言，台湾无疑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至少从语言学习的角度来说，尽管台湾人的口音蛮重，但国语毕竟是台湾社会当时通用的语言（比之于粤语在香港），你可以在那里自然而然地学习和使用中文。就这样，我搭乘招商局的航船从美国经由日本最终到达了台湾的基隆。

就台湾对于我毕生的价值而言，首先是帮助我掌握并使用中文；尽管我的中文水平并不完美，但至少可以相对运用自如。其次，是使我有机会能够体会在中国生活的感受，并帮助我亲近而熟悉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目前，在美国和中国都有很多关于中国文化在台湾和大陆之异同的讨论，但毫无疑问都是讲中文且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地域。事实上，当我最初决定成为一个从事中国研究的历史学者时，我只是把它当作我的职业，并没有想到这一研究会对我职业生涯以外的人生产生多大影响。然而，或许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太强，结果就是我个人的生命与中国再也无法分割——中文是我的第二语言，中国也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的家庭生活与中国密不可分。甚至，中国成了我全部的生命，我自己也成了半个中国人，而这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并成为了现实。

同时，台湾对于我理解中国的政治也有极其重要的帮助。当时的台湾还是处于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时期，军队管制和思想、言论的管控还非常严格，警备司令部遍地都是。在我去台湾之前，我只认识一位在那里生活的人，即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后曾赴哈佛大学访学的李定一先生。他是我后来在台湾的担保人，我的名字也是他帮我取的——“易社”来自我的姓Israel，“强”来自我的名John。再有，著名的自由派人士、《自由中国》的创办人之一雷震先生是我在台北的邻居，我们之间也有过一些交往。

就我的学术研究而言，台湾有很多帮助我研究学生运动的很好的学术资源。我曾经前往位于彰化乡下的国民党档案馆，去过阳明山查阅国民党的党史档案，拜访过位于台北郊外的国民党司令部调查局以参阅关于共产党的资料。正是在那个时候，我有机会开始从事口述历史的研究，得以采访曾在中国大陆参与过学生运动的当事人，比如先加入共青团后又成为国民党党员的著名历史学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员胡秋原。此外，费正清还通过他个人的关系，为我引荐了蒋梦麟与梅贻琦。最终，我未能与蒋梦麟谋面，但我见到了时任教育部长的梅贻琦，并就清华的学生运动对他进行了访谈。

还有，我在台湾期间有幸结识了我那一代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彼时我们都还只是年轻的研究生。当时在台湾的美国人主要都是军人（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MAAG），再就是美国使领馆（American Embassy）和美国新闻处（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的工作人员，学生很少，也因此会时常被使领馆延请去参加他们的活动。我在台湾的第一年主要是从事关于学生运动方面的研究，第二年开始我进入IUP中文中心（The Inter-University Program for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最初由康奈尔大学资助，1963年起由斯坦福大学于台北建立，并搬入台湾大学的校园，后又于1997年搬入北京的清华大学）学习中文。当时班上只有包括我在内6名学生，其中就有很多后来非常知名的历史学者，比如易劳逸（Lioyd E Eastman）、柯文（Paul A. Cohen）、马若孟（Ramon H. Myers）、范⼒沛（Lyman P. Van Slyke）和杜尔文（James Erwin Dew）。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其中柯文到现在还是我最密切的朋友之一。我平生第一个熟识的黑人朋友（Junius Griffin）也是在台湾结交的。韩战期间，他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驻军媒体《星与条》（Stars and Stripes）的作者和编辑；1958年起，他又成为《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兼职记者。他想要就雷震事件对我进行采访，个人离异后也有较长一段时间和我与我当时的夫人以及家里的佣人住在一起。

起初去台湾，我是想为我关于学生运动的学术研究收集资料；但与此同时，我还学习了中文和中国文化，熟悉了台湾社会和当地的饮食与生活习惯，与那里的普通民众和美国同胞培养了友谊，并逐渐了解在蒋介石独裁统治时期中生活是什么样的体验——这些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联大研究对我而言非常具有吸引力”#

作为第一个关注并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西方学者，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对西南联大的历史感兴趣？联大研究与您之前关于中国学生民族主义和学生运动的研究有何关联？

易：我的第一本书名为《1927-1937年中国学生民族主义》，主要是基于题为《1927-1937年中国的学生运动》（The Chinese Students’ Movement, 1927-1937）的博士论文，讨论了全中国范围内从北伐到抗战的学生运动。付梓之后，我开始构思第二本书的主题，即从抗战到解放的学生运动，在逻辑和时间顺序上也与第一本书构成衔接。1968年，我离开位于加州的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彼时名为Claremont Men’s College），前往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任教，并于1971的夏天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开始了关于第二本书的调研工作。

偶然间，我在书柜上了发现了一本名为《联大八年》的薄书，并对此颇感兴趣；就这样，我把它带回家读了起来，并对联大研究一见钟情。与我之前关于抗战到解放的学生运动之研究主题不同的是，前者关乎整个中国因而更为宏大，后者聚焦于一所大学因而更为具体。两者或许未必是时间上或逻辑上的顺序，而是一种对话式（dialogical）的关系。与此同理，我现在从事的关于“上山下乡”一代的知青研究，也是试图从微观的角度洞悉中国近代历史的剖面。

其次，我选择联大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即从记者的角度出发，联大的故事在文学上也相当传奇。日本侵占平津，高校南下外迁，数万名师生从长沙、衡山到昆明筚路蓝缕，年复一年历经苦辛但仍坚持兴办教育乃至随后对于李公朴和闻一多等人悲剧性的暗杀等情节，均宏大壮丽且颇具史诗气质。一言以蔽之，正是联大之传奇故事的文学性和联大之校史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性这两个因素，让我最终选择从事联大研究。

在麦卡锡主义的时代，我的老师费正清在麦卡锡主义者眼里是极端左翼的共产主义者，在五十年代极具革命性的中国政府眼里他是文化帝国主义者，而他总把自己定义为自由派。费正清曾在课堂上开玩笑说，“所谓自由派就是走中间道路的人，而这样的后果就是会遭到来自左右两方的攻击。” 同样地，我也是一个美国的自由派，这并不是说我总是一个政治上的中庸主义者，而是说我认同自由、开放、公开讨论等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当我开始从事西南联大的研究时（哪怕那时我才刚刚起步），我就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在中国历史上竟然有这样一所中国高校，面对彼时中国的各方危机，却能彰显自由主义的精神与价值。因此，不管从以上哪一个角度来看，我都认为西南联大的研究对我而言非常具有吸引力。

蒋梦麟、张伯苓和梅贻琦等联大学者的留洋经历在他们对于西南联大的精神气质之形塑方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早年的留学生与当下的留学生在这方面相比有何不同？

易：我关于联大研究的著作出版于二十多年前（1998年），而我关于此书的研究工作是于四分之一世纪前完成的。从那以后，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变化，一个是我的记忆在衰退，对于当时的很多细节记得不再清楚，再一个是国内有关于联大不计其数的学术研究，而近年来我对联大研究的关注则非常有限。但是，我对于蒋梦麟、张伯苓和梅贻琦那一代人赴美留学的经历在他们形塑西南联大的精神气质方面的影响这一问题确实很感兴趣；而且，我们不妨将他们那一代的留美学生与当下在美国和现在于世界其他国家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相比较。当我们谈到无论哪个国家的留学生时，我们都会关心他们为什么去某个国家留学以及留学之后会遭遇和发生什么——越是将这两代留学生相比较，我越是能发现其中的不同。

对于蒋、张和梅那一代的留学生而言，彼时的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踟蹰不前乃至分崩离析且在寻找出路的国家。在一战之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彼时的美国代表着崭新的、开放的、民主的和崛起着的现代大国形象，所谓的美国模式对中国而言非常具有吸引力。同时，由于美国对于中国领土主权的支持，中美关系在当时也较为友好。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不只是一个留学圣地，也是很多人心驰神往的理想国度。

诚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建立有着非常深厚的美国渊源，不只有由庚子赔款设立的清华大学和由基督教教会创立的燕京大学和其他传教士设立的教会学校，还有很多由从美国留学归国的中国学者创办的高等院校，它们与美国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年的留美学生把留学美国当作认识并通向世界的一个窗口，并将留美的经历视为为中国寻找出路的过程；他们不只是为了在其专业领域获得一个博士学位，以便回国谋得一官半职或单纯为了解决自身的就业问题——然而，这种想法却真真切切地成为了如今绝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留学生的主流选择。

早年的留美学生回到中国时，他们有着极强的使命感，视野也不仅限于政治领域，而是遍及文化、教育和社会等各个方面。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立志通过其海外所学为解决中国的问题寻找良方，而不只是为了把自己锻造成一个有用、专业的且能够果腹饱食的人。一言以蔽之，他们留学是为了救中国；并且，他们都认为这是自己责任之所在——他们都非常清楚，自己是谁，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为什么要出国留学以及应该带回国些什么。在这些方面，早年的海外留学生与当下的中国留学生相比则截然不同；尽管我们都叫他们“留学生”，但这背后的涵义却非常迥异。加之，在目前波谲云诡的中美关系之大背景下，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意义又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尽管他们对于美国和西方文化的看法不尽相同，以蒋、张和梅等人为代表的早年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将其所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先是担任一流大学校长，后又在西南联大任教、讲学，确实开创了一代风气之先。

在您的著作《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您对于西南联大之师生和校友的采访内容非常丰富。您在采访过程中曾遇到过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易：困难和挑战当然是多方面的。首先，我是个外国人，在中文材料的理解方面，我最多只能理解一些二手材料，而且未必能够完全理解或领会中国人能理解的全部内容。其次，我访谈的对象很多都是西南联大的当事人或亲历者，而我显然只是一个旁观者和历史的记录者。以及，还有语言方面的问题，尽管在对方允许的情况下我一般都会录音，但无论对方的英文如何好或我的中文水平多么过硬，语言的问题或多或少还是存在。再有就是史料本身的可靠性的程度。很多访谈都是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甚至是90年代讨论上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的事情，人的记忆本身往往并不是那么可靠，既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也不可能完全中立而没有来自个人经历和政治立场等方面的偏见。

以上这些，都是口述历史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如果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完全放弃口述历史的方法，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损失，因为这些人毕竟是历史的幸存者，拥有很多从书本上无法获知的切身体会。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可以采取史料对比的方法排除谬误；但事实上，我在撰写联大研究的著作时，并没有试图去排除这些主观记忆和个人经历中可能存在的偏颇，而是选择将其如实地报告给读者——就像受访者告诉我的那样——并把自由裁量的权力交给读者。在成书过程中，我也并没有试图区分所谓的真相（truth）和传言（rumor），因为我认为所谓传言也是故事和历史的一部分，并由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语境（climate of opinions），与所谓的事实或真相是异质但同样重要的内容。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出版始末#

本书英文版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后，中文版又于2010年及2012年先后于台湾和中国大陆问世。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两个中文版的出版过程？大陆版在翻译、审阅和出版的过程又曾遇到哪些问题？

易：这本书的原版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在美国出版。甫一问世，就有来自中国大陆的联大校友询问我关于译介本书的相关事宜，我即刻的反应是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其一，译者的英文要足够得好，这一点对于那些联大校友不成问题；其二，译者的中文要足够得好，因为我很在乎我英文原版的文辞，并希望能够将其体现于中文译本中；其三，是不能因政治审查的原因而删改一字一句，对此我有两点理由。

一方面，我非常认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这个成立于一战前后、旨在保护公民权利、言论自由及学术自由免受攻击的民权组织的理念。既然我如此笃信这些自由主义的原则，我无法忍受自己的著作罹遇政治审查。如果只是一些事实性的或翻译过程中的错误，那当然可以直接修改；但如果是因为一些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被阉割，那我决不允许。另一方面，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西南联大是学术自由的象征，甚至可以说闻一多是为学术及言论自由献出了他的生命。难道我可以为了使我的书得以翻译出版而牺牲对于学术自由的捍卫和恪守么？绝对不行！

当我列出这三点（尤其是第三点）条件之后，事情就变得几乎不可能，即使在20多年前的中国也是如此；一个又一个找上门来的译者都觉得很难办，译介工作也因此无奈搁浅。我觉得也无所谓，如果我那些中国大陆的联大朋友想阅读这本书的话，他们直接看英文原版也问题不大。直到2007年11月15日，我和我的夫人正准备打包来中国时，一个自称刚从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的研究生（即本书译者饶佳荣）发来电邮，说是他通过朋友从北大图书馆借出并阅读了我的这本书，颇感兴趣，并已经把它翻译成了中文。起初，还是白天上班，夜晚翻查词典斟酌句意，忙得不亦乐乎；后来索性辞去工作，专事翻译，前后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直至2007年岁末（访者注：参见《对话饶佳荣：史中无“人”必苍白》，凤凰网，2012年4月9日）。

当时，我觉得很进退两难。一方面，我并不认识他，也从未谋面，更不可能放弃我拒绝政治审查的原则与立场；但另一方面，他已经花费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中文版的翻译工作，还因为此事辞去了工作。我在回信中向他解释了这些情况，并表示在中国大陆将其出版非常困难，或许港台的出版社会对此有兴趣。但说实话，当时我心里也在打鼓，并没有抱太大希望，毕竟他当时只是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一个无名之辈怎么有港台出版社的人脉。几个月后，当我们已经人在昆明的时候，饶发来邮件，说已与台湾的传记文学出版社取得了联系并达成合意，这令我非常意外和惊喜。要知道，传记文学出版社是台湾很好的出版社，它们之前的负责人也是西南联大的校友，我在台湾时还做过他的访谈；但这些都是饶主动联系和接洽的结果，台版也于2010年4月顺利出版。至此，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如果我的朋友想要读这本书的中文版，他们可以直接去读这个台版的译本。

几个月后，我又收到了饶的来信，说他找到了一家北京的出版社想要译介此书。我当时心想，它们绝不可能接受我拒绝政治审查的要求，但饶说出版社愿意把相关条款写进版权合同，那我当然欣然接受。又过了几个月，饶转来了出版社编辑的邮件，说是有三处表述可能要做修改；我看过之后，都是政治审查类的情形，尽管都是些小问题，但我仍表示无法接受。后来，出版社编辑直接来信，并提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即在每一处修改旁加一脚注，标明这是出版社而非作者的修改。最终，《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于2012年由九州出版社出版，两版的差异只在于繁简体字的不同以及各自的序言部分；对于这一结果，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也倍感欣慰。

除了您的这本著作外，海内外关于西南联大历史的研究状况如何？您对这些晚近的学术研究和相关的影视作品有何评价？

易：事实上，对于晚近的一些关于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和影视作品，我的关注非常有限，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去年联大八十周年校庆的时候，我在昆明参加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尽管我并没有非常细致、深入地阅读所有的文献或参与每一个小组讨论，但从会议主题上看，我意识到现在关于联大的研究不再关注宏大的历史背景，而更多地聚焦于一些微观层面的“考证”式的问题，比如哪个院系、哪些课程或哪位教授等等。我承认，历史考证是有价值的，但价值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为对更大问题的同情式的理解提供史料基础。我理解，现在或许未必是讨论宏大问题的时代，但我仍然希望在不远的未来，这些关于联大研究的新一批的学术成果可以作为重返那些宏大问题之反思的事实依据——即为什么联大这么重要和伟大。

#“失去了学术自由，联大的历史性成就将不复存在”#

去年是西南联大八十周年校庆，您认为联大留给中国近代教育史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是什么？在中国国内各高校争相“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今天，您认为它们应从联大校史中学习哪些历史经验？

易：事实上，我并没有跟进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及现状，尽管我有不少来自文献阅读和社会观感等方面的印象，而且我知道现在的状况与之前相比确实大有不同。那么，不妨让我们先看看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这方面的情况。

众所周知，西南联大基本上是参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博雅教育的模式创办的。所谓博雅教育，其第一要义即旨在开明心智，鼓励学生聆听不同意见，接受多样性，培养其自由思考和讨论的素质和能力。一言以蔽之，博雅教育是在培养学生如何做人——不只是培养那些专业的技能，而是教其如何成为一个拥有整全人格的个体。尽管美国的博雅教育在晚近的改革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加入了专业教育的成分，但相比之下，中国高等教育的专业化和专门化程度还是明显畸高。

关于中国大学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关于思想、言论、学术和出版自由等方面的问题，我也略有了解。在我看来，单凭学术上的丰厚或师资上的丰富，无法成就一所大学之伟大；真正能够笼聚名师高足且能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是一所大学所秉持并坚守的学术自由。去年是西南联大八十周年校庆，八十年过去了，之所以我们还在讨论联大，甚至还都认为联大是一所伟大的学校，显然不只是因为她有大师、名师或在学术领域有所贡献，而是承载了一代人对于教育的投入与热忱。在那样一个外敌入侵、战火纷飞且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的岁月，还有那么一群有志之士投身教育，兴办学校并付出了包括生命在内的重大代价与牺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无疑是令人惊叹而敬佩的。

除了学术繁荣与投身教育之外，联大的价值还体现在它的政治意义。如果我们回顾中国近代的革命和解放的历史，毋庸置疑地说，联大在支持左翼力量、共产党和统战工作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自“一二·九”运动以来的左派（亲共产党）、右派（亲国民党）和中间派人士都齐聚昆明，其政治光谱的中值从1938年之中间偏右逐渐转向1945年之偏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联大是“革命的摇篮”也并不过分。

由此观之，学术上的繁荣、教育上的投注、仁人志士们的牺牲以及政治上的革命性，共同成就了联大的辉煌；而这一切成立的条件，离不开学术自由的保证。如果失去了学术自由，这些历史性成就将不复存在。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学术自由，像闻一多这样的左派人士怎么可能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国立大学中生存？再比如，新儒家之代表人物的冯友兰是国民党的座上宾，但在捍卫学术自由方面，冯友兰却站在闻一多一面而反对国民党。当下，学术自由或许是一个敏感而颇具争议的话题，但在我看来这无疑是一场悲剧。学术自由并不等同于中产阶级式的自由主义、毛泽东思想、新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学术自由的意旨在于就这些话题展开自由、公开的讨论，而这也是为什么学术自由如此重要。

此外，当人们谈及西南联大时期的大师或著名学者时，不会提到他们的引注指数，那些也不是对其重要性的衡量指标；但据我所知，这对于今天中国高校的学者则尤为重要。我当然并不反对这一做法，但我认为这应当只是衡量和评价学术能力的众多维度之一，不该是评价教授个人或整个大学的唯一指标。我无意讨论当下中国高校之学术自由的实际状况，但我想表达的是，除非真诚、坚定地在观念和实践层面追求和恪守学术自由，中国很难再出像西南联大一样伟大的学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高校也绝不可能在学术自由匮乏的前提下成为重要和伟大的学府。

#“我们必须从更广阔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中美两国”#

在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和国际关系日益复杂的今天，您认为应如何坚持并进一步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学术研究与思想文化的交流？在这一过程中，民间社会和普通民众又能做些什么？

易：中国在理解美国和美国在理解中国的过程中须遵循的原则应当是一致的，首要的就是要打开心扉，尽可能地减少偏见，如此才能看到整个世界的图景。其次，比之于高层、官方的正式交流之外，民间、个人的开放互动也非常重要，这也是我本身更能够发挥作用和体现价值的方面，即与我的那些中国朋友们保持友好而密切的联系。事实上，这也是我从费正清等我的老师一辈那里学到的历史经验。

费正清本人即与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有着非常紧密的往来，他与上世纪三十年代于北京结识的朋友之间的友谊也一直延续到后来，哪怕是中美关系最紧张的冷战时期也是如此。当我1980年3月前往北京调研时，费经由他早年在清华的个人关系为我引荐了冯友兰、费孝通、陈岱孙、钱端升和金岳霖等联大校友。如果不是费正清和这些学者之间的个人关系，我永远也无法与这些大师见面，这也构成了费与联大之间的某种渊源。因此，无论两国的关系是好是坏，哪怕像当下一样如此严峻甚至会更加糟糕，这种民间和个人层面的往来仍显得至关重要，甚至是更加弥足珍贵。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从更广阔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中美两国；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而不只是政府、政党或领袖。我们不能只是从高层和官方的角度观察两国，而是应当将彼此视为整体而全面地观察和理解；否则的话，我们永远都难以理解彼此，这也应当是任何彼此理解的出发点。

作为学者，我和我那一代的美国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更多地是通过我们的学术研究试图客观地观察和描述中国，但难以避免会有我们的立场和偏向。与此同时，除了学者的身份之外，我们也经常收到来自学生、同事、媒体乃至决策者们的问询，被要求根据我们对于中国的研究和与中国接触的经验，谈谈自己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观点和看法。尽管我不是一个当代中国问题方面的专家，但我对于中国的了解确实超过我99.9%的美国同胞，所以我也愿意分享我对相关问题的意见和判断，而不只是学术观点而已。

其次，我们还有传教士的传统，尽管我本人不是传教士——我是犹太人，不是基督徒。耶鲁大学的著名学者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曾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著作叫作《改变中国》（To Change China），其中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说，每一个和中国接触过的美国人到最后都想改变中国。我其实还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想部分可能和传教士的传统有关。

作为美国人，我们会觉得有一些价值是普世的（universal values），尽管普世价值这个提法在中国并不一定那么被认可。但哪怕所谓的中国价值，其背景和组成也很复杂和多元；儒、释、道、法和其他许许多多从传统到现代的思想都在其中，任何一种我们都不能否认。因此，我的看法是，如果你认真对待中国价值，最终你会发现它仍是一个多元式的光谱和组合，而不是单独的一类思想、一个体系或一种传统。那种将中国价值和普世价值人为割裂或对立开的做法，是一种讹误的两分论；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政治口号，但绝非理解和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作为外国人，当我们理解中国问题的时候，时常会觉得非常困难，因为我们以不同的身份和从不同角度来理解中国。但归根结底，我们无论如何看待或谈论中国，都绝不会向中国“布道”，我们必须把中国当作自己的朋友。我或许会对美国政府或美国人民应当如何做有自己的看法，但我从来不会告诉中国人民该做什么，因为那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