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漂流信1】身在海外，如何连接彼此，思考劳工/运动
本文转载自工劳小报，原文：newsletter.laborinfo...
前言
工劳小报创立至今，除了持续关注国内工人阶级的热点新闻，也跟随着一些朋友们的脚步，将视野扩展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在当今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下，我们身处海外不仅仅是无奈之举。我们相信，带着我们从中国工人身上学习到的知识与经验，参与海外其它左翼运动，与不同的劳动者们保持交流、相互学习，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把工作进行下去，也能够给对中国工人感兴趣的读者们带来新的启发，拓展我们的视野和想象力，让更多的行动变得可能。
这一次，我们邀请了四名小报参与者或者朋友们，用信件漂流瓶的形式，聊聊ta们在海外接触劳工或其它社会运动的经历。我们散落在不同的国家，一边持续关注着中国工人们的状况，一边为了自己和身边人的权益，在新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扎根。这样的状况下，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观察，思考，挣扎与困惑，也会从自己所在的视角，对未来的社会变革产生一些愿景。因此，我们把这些想法统统记录了下来，放在小报网站这个数字漂流瓶里。愿它们漂洋过海，成为连接我们的桥梁。
第一封信：来自安静的岛屿
展信佳。
心中有此念头已经很久了，却迟迟没能静下心来开始书写，请求接下来的阅读者和写作者的原谅。这个书信计划是在讨论中形成的，也是在这多年来积累的经验中长出来的。从更早期的时候开始，在疫情之中及之后变得更明确，许多离开中国的人们开始在海外扎出根系。这些根系一方面汲取当地的社会运动经验，另一方面也是将自己的经验和思考渗入当地运动的脉络中。当然，还伴随许多困惑，其中之一是永远逃不过的——身体与中国社会间的距离。
这些参与在各国、各运动中的人们，多是离散的，彼此保持距离的。碍于无处不在的监控和风险考量，许多经验也都随着身份被隐藏。我希望在这个写作计划中，我们能借助信件的形式，将其中一部分可以言说、可供分享的思考记录下来。这些记录未必是成功的经验，它也可以是一路坎坷，或是思绪的零碎纷杂。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会为后来者或其他同样困惑者提供关于社会运动的启发；次之，它能提供一些关于各地工人运动的知识或对“什么是工人运动？”这一问题的新理解；最后，在最糟的情况下，它也诚实地记录下了我们的经验，让更多人相互遇见，为了让我们成为集体提供养分。
在我的这第一封信中，我想先介绍下自己所在之处的工运状况，以及我的参与经验，最后我想谈谈身为一个跨境行动者的困惑。作为读者，或许你会迫切想要知道我所谈的地方是哪里。先说声抱歉，希望你先忍耐住这个困惑，往下阅读。我相信，你要么会逐渐明白，要么会觉得这并不是个重要的问题。
此地的工人运动历史并不长，因为长期的反共冷战政策，工人运动从来是被严厉针对的。直到苏联解体后，在时代的剧烈变换中，工运才有了喘息、生长的空间。然而，这种空间究竟还是有限的，工人运动只能作为社会运动诸议题中的一支而存在。在更年轻的人或许多我的同辈眼中，工运只是关于劳动议题的社会运动，它比较老派，并不那么吸引人。也因此，这几年越来越多年轻人更倾向投身在关于社区创新、社会企业等方面，对于社会运动的整体兴趣在减少，工运在其中更显得暗淡。
工运的“老派”也并非全是刻板印象。此地工运的现实也部分如此，许多基层工会的干部和成员都是传统制造行业，较少有年轻人加入，而工运的行动方式与组织模式也在数十年间并没有太多突破。尽管如此，我身边仍然能察觉到一批年龄相近的偏年轻世代的社运工作者投身于工运。他们大多是在学生时期就参与了校内的学生运动团体，然后在各个社会议题中尝试介入，最后落脚在了工会，担任起组织者的角色。这些工运年轻组织者一方面试着突破既有的工会限制，将组织的触角深入服务行业、专业行业甚至没有工会组织权的公共部门劳动者，另一方面他们也尝试着用更激烈的运动方式来突破僵局，比如罢工。当然，罢工并不是新的发明，只是在工会运动逐渐僵化的过程中，成熟的大工会往往选择与政府、与资方协商或逐渐困守在既有的组织成果里。当街头运动取代了罢工，媒体宣传又取代了街头运动，整个工运/社运都在往更精巧、更专业的方向发展，它也离群众越来越远。
这里，我使用了“群众”这个词。其实我也并不那么肯定地去使用它。我也曾怀疑群众到底在当代的社会运动中位于何处。只是左翼的思路总会不断要求行动者扎根于基层与群众，强调建立组织的重要性。我大致是支持并试图实践这样的路线的，但种种现实又让我困惑，似乎这种选择在此地不那么顺风。人们更喜欢的社会运动方式是一种面向社会的理性辩论，有时甚至也不是面向社会大众而只是少数知识精英与权力者。大大小小的许多NGO团体每日醉心于研究议题，出版报告，并与代议士维持良好关系，他们参与各种咨询会议、公听会，竭力将自己关注的议题变成现实中能产生作用的法条。其中一些NGO也关注劳动议题，或将其包装为人权议题，进行游说。有时他们会成功，有时又四处碰壁。这其中的关键未必是他们自己努力与否，而是跟政党争夺权力时产生的政治机会有关。如果执政党权力稳固，它并不会花太多时间在这些缺乏草根实力的运动团体上。只有当权力松动，一切陷入不确定，要争夺某些进步光环或知识分子的选票时，社运团体、NGO们的意见才会被暂时捡起。
各工会也或多或少受这种主流的运动模式所限制。工会的组织者被迫要花大量时间与代议士进行沟通、游说，又要在尚未建立足够群众基础的前提下追打各类劳动议题。结果是，进行基层组织的时间变得更少了。工会运动虽然看似有着一定的会员基数作为支持，但你也说不清这些会员到底怎么看待工会。是买一份未来出事的保险？或是把工会当成自己理念认同的NGO进行捐赠？又或者是真心想要与同样处境的劳动者团结在一起？这恐怕并不好说。幸好，虽然劳动者中对于工运、工会的兴趣普遍不大，但近些年也没有太不利的因素产生（例如大量弹性雇佣、右翼政府对工会的狙击，暂未发生），安安稳稳之下工运也还是维持着一定的自主力量。
我是从大学时期开始逐渐接触社会运动的。当时初来乍到，作为一个留学生，与此地的社会是无关的，于是加入了校园内的学生运动社团。幸好做社运的人都很欢迎新来者，也幸好当时尚有工学联合的传统。我在学生运动日渐萎靡的年代，经过一些失败的校园内的组织尝试，渐渐接触到工运以及左翼的思想。我一直觉得，大学生是个奇妙的身份，这是社会中唯一一群有着稳定闲暇时光能够挥霍却还尚未决定要将其用于何处的群体。也因此，当前学生的样貌和行动方式往往也决定了数十年后社会运动的模式。
在参与进社会运动之前，我最大的担心是“社运行动者是不是都很暴力”，我怕被打。后来，我才发现，此地的运动者大多都太不暴力了、连违法的事情都不敢做，这让我反而略有失望。再后来，一些担心是关于国籍的，我要么害怕被识别出自己是外来者的身份，要么因为被关于身份的纠结所烦恼。一段时间，我选择开门见山直接说自己是谁，又一段时间，我选择闭口不谈，看看多久对方能猜出来，再往后，我也逐渐忘记此事了。这两年，传统的社会运动都在消弱，关于民族主义的、右翼的运动反而在兴起，我一直保持着距离，但或许这种时候跨境的身份反倒可以拿出来使用。
在许多年里，我都不清楚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到底为什么要参与此地的社会运动。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关心中国发生的一切。后来才意识到自己错过了许多历史的变化。但我并不觉得这些是问题。我不觉得跨境者要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必须讲出一套合理的叙事才能够参与进运动中，也不觉得时刻关心中国发生的事情是一种义务。虽然我诚实认为后者是责任，尤其是在当国内的情况越来越恶化的时候，身在海外的人的责任也会更大。但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在于把自己准备好、把自己的社群准备好。这需要一段时间的参与、乱动、反思。然后，才有可能意识到社会运动的问题之所在与自己的参与动力。
我也很感谢自己这尴尬的身份，它让我避免被本地的运动团体直接吸纳，不会变成职业的专业运动者，也没有因为接近权力而产生幻觉。于是，我就在各个团体内待着，看看想想做做事情，在某些运动势头来临时，我也曾走在街头与警察冲撞，在势头消退时，我也徘徊往返于学院和街头之间。相较于我高中时的前辈，我总觉得自己并不是想得很快、很清楚的人，他们当时看起来总像是个大人，而我至今仍无法学会他们的能力。但马铃薯放久了也还是会发芽的，我也在这样的“待着”过程中开始积累起来一些不同于前代中国运动者的思考方式，它们也是与此地的运动者有差异的。因为总有些格格不入的地方，卡在中间，反倒成了难得的机会。也是在这样的时刻，我才将视角转向来时的故土中国。
然而，讽刺的是，当我更坚定地想走一条草根群众路线的运动道路时，我才逐渐意识到，自己难以肉身回到国内进行这样的事情。离散的草根运动，这看起来就成了相互矛盾的词语。草不能离地，离地便会脱离泥土养分，便会枯竭死亡。但过去的经验又奇妙地呈现出，我是在离地的状态下积累养分以致于能够关注国内的劳动问题的。这是第一个我困惑的地方。
第二个困惑的地方在于，我越来越分不清边境的意义。我曾以为国境是运动的边界。跨越边境之后社会运动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可能是更多的空间和想象，也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处境。而不同边界内的社会运动只能相互参考学习，却不能直接套用，尊重当地、尊重Local好像是黄金法则。但对于身处海外，试图回望中国、建立联结的运动者来说，边境又该怎么被看待呢？我们跨越边境取回的是不知能否被应用的知识吗？又或者当代的边界其实并不应该是社会运动的边界。我们也可以不以边界为单位思考社会运动吗？在流行文化、资本与商品穿透国界的同时，社会运动应该怎么穿透边界呢？这是我的困惑也是我想提出的问题。
我有一些粗糙的想象也许可以暂时作为回应。我认为，社运的边界并不真实存在，但跨越物理和国家的界限确实需要我们采用不一样的运动方法。过往的社会运动专业者习惯以某种相互学习、合作，然后各国各地各自为战的模式建立浅的跨界联结。例如，从一些从前的中国NGO、公益组织工作人员常常来此地取经，然后将工作方法中可参考的部分应用回国内。这样的做法至今仍在继续，但也遇到越来越多麻烦。而主要的问题在于，这种联结的模式并不是在发展跨界的社运，而只是不同社会运动的交流。交流只能局限在知识和合作的层次，无法扎进群众组织，也更难以形成团结力量挑战权力。
如果说在一个社会内部，真正有效的变革力量来自于群众组织，那么在需要跨界的社运情境下，运动也需要深植于群众之中。只是这一次，群众并非天然的出现在那里，而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打造。它不单是常见的留学生、移民工等跨界者，还应该包括如何主动地建立跨境的工作方法来培养这样的社群，我们的优势在于有各种现代通讯工具可以使用，而麻烦的是，我们缺乏前例可循。我不敢说工劳小报是一种可行的方法，但它至少是其中的一个尝试。在白纸之后，一些类似的线上社群也正在冒出，伴随着许多地方以城市或地区为单位的小型团体。接下来的问题或许是，如何让社群不只存在于线上，如何让社群穿透至国内的线下社会，如何让社群变成坚实的群众基础。对于这些问题，我思虑尚不清晰。
来时路漫漫，未来仍难测，不论接下来的写作者是谁，都很期待你的文字。
By 深海炸弹
第二封信：来自欧洲大陆
朋友们，
久疏问候。如果说深海炸弹所在的国家因为历史原因工人运动历史不长，那么我所在的国家可以说正好相反。在太长，太辉煌的历史的衬托下，今天的工人运动反而像是坠入谷底。
特别是今年，虽然泛左组成的新人民阵线征用了将近一百年前那场第一次为工人赢得带薪假期的总罢工的名字，并成功在议会选举中阻击了抱持法西斯色彩意识形态的政党。但不幸的是，从统计数据上可以看出，工人阶级正越来越多的把选票投给极右政党，而不是传统左派。
正如一位来自老工业区的左派议员在他的胜选演讲中说的那样：“失去工人阶级，这对左派来说是太严重的事情：这不仅仅是丢失选票，也是丢失自己的灵魂。”
我们如何走到今天这步田地？所有人都在问。是从1973年石油危机开始吗？是从1981年选举时选择了社会党的叛徒开始吗？是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开始吗？是从1993年欧盟成立，欧洲各国一点点丧失完整主权开始吗？是从再之后新自由主义政策高歌猛进一统全球开始吗？
人人都有自己的答案，现实却不会因为每个人自己的观点而改变。工会平均参与率如今只有不到十分之一。定期（短期）合同工的工会参与率只有百分之二，而平台经济的自雇佣者工会参与比例比前者更低。越来越多的工人如今来自国外，这些人更是极少被工会吸收。
这是历代总工会秘书长和共产党总书记听了都要掀开棺材板坐起来的数据。
当然我们可以为此找很多借口，这个国家工会数量众多，彼此竞争，会费不低，即使不参与工会也可以享受集体斗争的成果，gig经济参与者还有待被组织，只要假以时日，等等等等。
但我想，左派最优秀的品质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而抛开这些乐观主义，现实就是，工会难以再吸引新一代的劳动者了，但工会却还在吸引政客。
以我的大学为例，学生工会由学生自己民主投票选出，今年胜选的是全国最古老的学生组织，已有117岁高龄。然而就像如今网民热爱嘲讽老人政治，我们的学生工会也是不尽如人意。
在我刚刚注册这所大学时，我们的学生工会就爆发出一次轰动全国的丑闻：总部举行了一次单一性别会议，把其他性别排除在外。随后便是谣言满天乱飞，包括但不限于干部们的伊斯兰恐惧症和组织内部性骚扰。面对这样的学生工会，除非是有志于从大学开始走上政治家的道路，否则很难想象什么学生会热情投入其中：这么多年了，学生工资没有着落，免费午餐没有着落，学生补充保险没有着落，要啥没啥。当然，也确实有不少青年政客把大学工会视为腾飞一步，他们反正锻炼了自己，组织没组织群众，就不好说了。
学生工会如此，行业工会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如果说深海炸弹那边的工会因为“老派”难以吸引年轻人加入，那么我们这边的大工会，光是“作风问题”就已经让许多年轻人望而却步了。就在去年，我们的总工会终于举行了换届选举，喜迎129年来第一位女性秘书长（她也是从大学学生工会做起的）。女秘书长的上台伴随着过去的旧帐被掀开，人们终于不得不面对工会内部多年来的沉渣，形形色色的性别歧视、性骚扰、性侵……甚至就在罢工游行的队列里，男性工会干部还要把手放到女工的屁股上。
还有没有人来管管啦？
虽然说了这么多“坏话”，但与其说我反对工会，不如说我反对以历史惯性继续运行的工会。左派政党和工会之所以会失去工人阶级，更多是因为他们脑海中固有的工人阶级正在烟消云散，而不是所谓的被工人阶级背叛和抛弃。我想要的，是一个代表今天工人阶级面貌的运动。
白人，男性，异性恋，胳膊上有肌肉，肚子上有啤酒灌起的肚腩，说话带有方言口音，给共产党，最差也是社会党投票，反对教会，家里好几个小孩，爱国，爱看体育比赛……这样的经典的“工人”形象在今天本来就越来越不具有代表性。更不要说这样的经典形象即使在上个世纪也有虚假的成分：这个国家多少矿工来自北非和南欧？
快递员，外卖员，仓库工，农业工，家政工，清洁工…… 今天，在这些行业中，越来越多的移民和女性，甚至在一些领域可以占到大多数的比例，他们不是工人吗？他们不是和我更加接近吗？
作为一个女性、外国人、注册的自由职业者、打零工的大学生，我的时间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我是加入一个致力于环保、性别平等、反对歧视、保护动物、慈善……的ngo或者社会活动团体，还是加入工会？我或许是想选择后者的，但事实上，前者离我更近，触手可及，内部也更加友好，会让人觉得做一天事情有一天收获，会让人真正摆脱叶公好龙和坐而论道的感觉，终于能把双手伸入实践的染缸，会让人学到和政府和公司和人打交道的技巧，也会让人明白游行不是靠浪漫主义举行的。
而后者，我们是双向的不可见。
可是这也很奇怪。因为很多时候，前者的话题对我来说过于中产。我来自一个工人家庭，我既不想吃素，也不在乎小动物的死活，我甚至厌烦这个国家lgbtq+群体里谈话的态度：是的，女士，你不能和你的女朋友生小孩真的太不幸了，但在这些问题真的是最急迫的吗，需要斗争精力都围着你们转吗？你反正已经有房、车和存款了，而我还什么都没有，我相信这个国家里和我一样的人比你们更多。或者更糟的是（尤其在慈善组织中），我感觉自己成了剥削社会得以维持运转的补锅匠。
或许和深海炸弹不一样的是，我很难以组织者的心态自居，我的渴望是加入一个为和我一样的人而战斗的组织。但在这个国家，正如和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一样，我不知道谁可以，并且愿意代表我。我在其他社会活动组织里学习到的经验，我在长期记录、报道工人运动中总结的理论，到底可以用到哪里？要如何把它们转化成为了工人阶级的实践？或许很多国内的年轻人会想象一种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国外的工人运动，但事实上，在这个原子化的社会里，没有长期合同，没有固定工作地点，没有稳定同事关系网的人们，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很难组织起来，捍卫自己作为劳动者的权力。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只不过，或许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更难而已。
但同时，这种“更难”或许也是一种机遇。回到深海炸弹的问题，我其实很有自信说，中国的年轻劳动者对各种现代通讯工具的应用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哪怕有墙、有审查、有监控、有等着和你喝茶的国家暴力机器，劳动者的线上社区（哪怕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微信群）仍然不可遏制。
当然，工劳小报也是一种社区。劳动者可以选择加入和发言，小报也可以用教育和宣传形塑劳动者。或许未来，基于小报，我们会发展出一个活跃的社区。然后，我们所缺少的，就只是一个让话语“道成肉身”的行动了。
BY gabby
第三封信：来自欧洲之二
朋友们，很开心通过书信遇到你们。
我所在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这个国家自诩为理性的代表，自认为以史为鉴建立了完美的体制，但现在极右翼已经快要掌权，而沉默的大多数仍在顽固地支持以色列对加沙的种族灭绝。而工会也是这个国家系统的重要组成——至少是作为官僚系统的这一部分工会。他们在10月初就开始“力挺”以色列，而大部分工会秘书，与现在向以色列出售军火的总理隶属同一政党。深海炸弹和gabby也都提到了工会的保守和选择性地代表工人，这完全可以用来批判我所在国家的所有工会。
尤其是在以色列大规模入侵加沙后，工会的保守让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与工会的关系。我是一个相对享受特权的学生，在校期间还能获得家里的经济支持；而作为国际学生，我打的零工也往往是最低工资、非正规的假期工作。我对工会感兴趣，并不是因为它对我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尽管弱势的工会势必会影响到我未来的生活——更多是基于学习左翼理论和想要参与改变社会的愿景。我参与工会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工会能够创造跨越性别/种族/文化的团结，共同反抗社会的不公和特权阶级，从而扭转日益右倾的社会，而这种团结，有朝一日也应该能扩展到其它群体，比如巴勒斯坦人。这让我对我所参与的行动的直接结果，似乎有点关心。工资涨10%还是8%，并不是我衡量行动意义与价值的标准。
但这样也让我有些困惑。工会的本职，还应该是涨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促进工人群体内部的组织，不是吗？工会最重要的目标，应该是工人们赢下能力范围内最好的条件。可是作为以学生身份进入参与工会的我，对这些具体的问题，有时缺乏足够的耐心和关心。在这样的情况下讲团结，是不是一种说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类似的想法，我很想听你们如何处理这种以学生身份参与工会的不清不楚的感受。
一段时间以来，我也试着更多接触工会在基层的事务。我学习过如何当组织者，如何介绍工会，鼓励工人入会，如何做工会培训。这背后有许多具体的知识和一套严密的方法，乍听上去有些枯燥。但是每次使用这套方法后，感觉到工人充满信任地给我讲出他们的经历和困惑，表达出对集体抗争的热情，都让我非常感动。
gabby描述的问题，在我所在的地方也存在。异性恋啤酒肚白男是工会会员主流，不少人投票给极右翼政党，比起抗争，加入工会更像是买一份保险，等等问题，我就不再重复了。
不过，这里的用工趋势也在发生改变。医院开始引进来自亚洲的护士，运输行业开始征用来自东欧的司机，街上送外卖的骑手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学生，而跨国资本也慢慢带来新的剥削模式。工会里的激进成员，开始学习美国工会的一些组织技巧，组织移民工人、新兴行业工人——虽然这里和美国的情况大不一样，过分学习美国也改不了西方中心的局限——但毕竟这是一个开始，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
其实，现在也不是这里第一次大规模引入外籍劳工了。五六十年前，就发生过和今天类似的故事：被困在厂房和宿舍的客工——就像后来中国的富士康工人——忍无可忍，自发罢工，却受到工会官僚的猜疑和背叛。当年客工背井离乡，在这个国家深受种族歧视，遭遇极右翼暴力，这些历史在少数族裔社群中留下了不少的伤痕，至今无法仍在继续。而工会能不能从过去的失败中学习和成长，能不能吸收这些移民劳工在自己原来的国家所发展的抗争文化，就要看今天新一代人的努力了。
说这么多这里的情况，是因为我真的不太会聊中国的劳工议题。我离开中国的时候，还是个城市中产小孩，我的绝大部分对政治、社会的想法，离开后成型的。在这个国家作为移民，让我开始能慢慢体会到在社会边缘生存的感觉。说实话，尽管经常阅读与书写与中国工人相关的议题，但还是有很多我可能永远无法感同身受。
而阅读和参与工劳小报，重新关心起中国的工人议题，就像深海炸弹说的，来自一种感受——尽管我所在的国家有悠长的左翼运动传统，但我总觉得有点格格不入，除了身份、语言等因素外，可能这个西方国家的左翼思想体系，很难接纳一些来自我作为中国人所关心的议题。与中国背景的你们接触，在帮我重新理解自己所处的境地。
和前面两位朋友一样，我也很感兴趣劳工运动如何产生跨国链接，而且这样的链接在当下至关重要。这个发达工业国家的左派，是不是也可以拿出一些他们的时间和资源，支持中国的工人运动？虽然这里的左翼在今天也只能勉强自保，但他们毕竟有深远的历史、完善的组织和资源。我们可以怎么说服他们呢？
另外，我想，作为在海外的中国人，我们可以帮助其他在欧洲的中国人组织工会，希望这能影响到海外华人，由此产生一些与国内的链接。可能比起建立跨越边界的连接，现在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地方建立一些社群。这可能需要在地的实践者一点一点打下基础，就像《飞蛾扑火》中描述的，努力去打赢一场场规艰难的抗争。可能有了这样的基础，聚集了力量，我们就更容易看清该如何相互支持了吧。随着中国资本也开始在国外进行生产，是不是这样相互支持的可能性在未来会越来越多？
我想，你们也都有在参与或关注其它国家的移工社群。跨越文化和国籍的团结，一直是劳工运动最感动我的地方。在我所在的城市，也有移工社群在慢慢建立。同处这个国家主流社会的边缘，大家之间的理解和相互帮助，常常超乎我的预期。通过一系列看似随机，但具体的团结互助，我们得以相互认识，并期待这样的联系有一天能够生根发芽。
在信的最后，我也谈谈我的困惑吧：在今天的中国，我们该怎么看待劳工议题？我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也相信集体行动。但是，在没有独立工会、大数据监控的情况下，我不知道我们除了关注工人的处境，有没有一些与其它政治议题结合的可能？在学校里我们常常讨论交叉性，而中国也有非常严重的基于性别、民族身份的暴力和压迫。我们要如何处理这种交叉性？如何更好地讨论不同类型的压迫和剥削？我对此完全没有确定的想法，很期待你们的回复。
拿我所在的国家来说，工人运动是重要的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但也不是全部力量。为巴勒斯坦的声援行动可能是当下最激进，也遭受国家机器打压最猛烈的运动。还有支援和救援难民的组织，反对地产商大资本的住房运动，关注移民社群和女性、酷儿社群的社会运动等等，他们也都在各自的领域，进行着对抗资本主义、对抗国家机器、建立基层团结的行动。正如gabby所说，这些运动中很多时候缺少对阶级关心，甚至成为了中产的自说自话。但我想，也有很多人，他们最迫切地需要的，可能并不是工会可以直接提供的帮助。因此工会应该更好地思考如何与其它运动合作。我最感兴趣的是劳工运动，我也很愿意看到这些不同运动之间有机的结合，以不同的方式动员群众。不知道在中国的背景下，能够和劳工抗争有机结合的，又是什么呢？
我这封信写得可能有点凌乱，因为很多事情我也还想不清楚。但写作让我很开心，把很多想到的事情整理了一下。我们身处世界各地，平时交流困难，因此我非常期待日后读到你们的信！
By baaren
第四封信：来自极东的岛国
伙伴们好，
在上世纪70年代，我所在的国家逐步形成了稳固的终身雇佣体制，包括工运在内的各种社会运动也开始如火如荼地展开，在席卷世界的赤潮运动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在这个时期，过激派发动的恐怖袭击和内部私刑被广泛报道，部分市民产生了对左翼运动的抗拒。转眼50年过，这种抗拒感一直残留至今。对年轻人来说，提到工会的第一印象是“严肃可怕”，对工会和社会运动抱有冷笑主义（犬儒主义）的心态。基数庞大的老左翼们仍然关心着社会议题，但工会的老龄化无可避免。到去年为止，企业工会的平均组织率是16.3%，创下历史新低。
正如前面三位朋友对工会的描述一样，这里的企业工会也绝大多数是由中老年的本国男性正式员工为主，移民工人和非正式员工并没有进入主流工会的视线。两个总工会组织分别和不同的国政政党联结密切，最大的总工会组织连续两年在MAY DAY动员大会上邀请首相出席发言，每年的MAY DAY成了政治拉票舞台。也因为这层关系，这里的大企业工会奉行着“劳资协调”的路线。“斗争”一词，在大工会中已经是遥远的历史。
在终身雇佣制逐渐崩坍的新世纪，现有的工会体系已经无法满足工人的需求。一些独立工会也应运而生。我在学生期间也曾在一家独立工会伞下的NPO做过志愿者。独立工会和企业工会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吸收了各行各业的非正式工人，尤其是在组织移民工人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随着社会的老龄少子化，这里对移民工人的需求不断增加。为了迎合企业对人手的需求，技能实习生制度应运而生。从牧场到汽车工厂，从鱼类加工厂到服装工厂，以亚洲发展中地区移工为主的技能实习工人们是制造业重要的一份子。而我加入的NPO就是连接工会和移工的一扇窗口。
我最一开始也是以学生身份加入，NPO内部有不同的议题小组，比如移工、过劳死、工伤等等，学生志愿者可以根据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加入不同小组一起行动。这家NPO整体风格是比较务实的。在这两年里，我们有很多内部研讨会，但几乎没有关于纯理论知识的研习，我们会提到资本社会和新自由主义这些词，但它们是做事的背景而非主题，更多的讨论聚集于具体的案件：怎么和工人接触、怎么梳理诉求、怎么做劳资谈判、哪些时刻我们需要政治的手段而哪些时刻我们需要法律的武器，在做中学，在学中做。我回想这两年里和工会和NPO的接触，留在记忆中的是一件件具体的案件和具体的人。
但我并不敢妄言自己是组织者，或者说也许我缺少了一些组织者精神。在这里我也想讨论一下baaren的困惑。因为我的情况刚好相反，在我同工人接触的过程中，那些我感受到成就感和能量的时刻，是ta们拿回加班费、争取到更高的工资、官司胜利的时刻，拿到一点是一点，前进一步算一步。我来这里前觉得组织不能太服务性，来这里后觉得是8%还是10%，还真的蛮重要的。不过一个组织里如果大家只像我一样想，那就会失去前进的远大愿景。我也被说过“我们毕竟不是讨薪公司”，我也为此迷茫过。
移工面临的议题充满了复杂性，而运动本身也有高潮和低谷，在高潮时期为同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的心意，和在高潮退去后选择保身离开工会的无奈，都是真实而现实的。其中种种人性幽微，无法单以左右叙事阐释清楚。
任何组织都由个体组成，对于工人来说，一是争取权利，二是同这个组织中个体的相处，团结诞生于这二者的缠绕之中。在一些移工离开工会后我仍然和ta们保持着私人的接触。我观察到尽管有个体差异，经历了维权的工人，在潮水退去团结消弭之后仍留下一些东西：反抗的经验和信心。ta知道下一次遇到问题该怎么办该找谁，ta的经验会传递到下一个职场和新的社群之中，星星之火被保留了下来。
可能是因为一直在接触移工的案件，我倒并没有产生过身为外籍学生的身份困扰，在这里做事的原因也很简单：我喜欢和大家在一起，和工会的伙伴和工人和志愿者们。我对劳工的关注是来自于一小段在国内的经验。我带着一些挫折和遗憾来到了这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萎靡不振。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案件、会议、活动、聚会中逐渐被鼓励着再站了起来。不只是工人，我也被赋能了勇气和信心。尽管后来因为同组织的一些干部在理念上的不和而有些疏远，但这段同行依然对我意义重大。
在一个初秋的夜晚，我和工会的伙伴们结束一场会议后，在街角的小公园闲谈，我们聊到中国工运的一些困境，同样盼望着国际联合的伙伴们也讲述了自己同海外工会组织交流的经验。我们提出了一个设想：这里的移工大多数人在工期结束后会回到自己国家，能否通过移工的流动把这里培养的工运经验带回到亚洲各国。我们为这个设想而兴奋，但是谁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于是我们只能回到手头的案件，先做好这个，等待时机吧。我看到几位前面的伙伴也提出了相似的设想，我觉得并非全无可能，也许需要探讨一下如何让它落地。
在NPO做志愿者，和工会一起行动这两年里，我自己心中也有种种纠葛。有时受困于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有时又会觉得完全去中心化的组织恐怕难以生存。而自己到底想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去面对劳工问题也让我摇摆不定过。这些时刻是工劳网络的伙伴们倾听了我的烦恼，同在异乡为异客，我们的链接本身就有巨大的意义。
正如前文提到过的，我接触劳工相关是在国内的时期。我想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看向国内是一种本能。工劳小报坚持对国内议题的关注，是为了传递信息，也是为了让参与成员的那份牵挂有一块自留地。对左翼话题的讨论仍有一些空间，如果小报能做出突破，那当然很好，如果不能，至少让我们不至于被浪潮推回原地。即便现实有着巨大重力，我们依然可以思考“我们还能做什么”。
这也是我们写下这封信的原因，希望和千里之外的你同烦恼，共命运。
让我们听听你的声音吧。
同下一位朋友隔空击掌。
By 蟹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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