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政治之十一］橡膠子彈與Hallelujah的鬥爭

林鄭月娥在修訂逃犯條例，一役開罪超過200萬市民和建制派之餘，變相為台灣蔡英文連任助攻，為即將赴會G20（20國集團）峰會、與「美帝」續商經貿談判的國家主席習近平添煩添亂，其「貢獻」為歷任特首所未見。能夠維持其管治力量的，除了中央祝福和操盤，只剩下手握殺人武器的執法部門。

警方在6月12日以武力攻擊、驅散群眾，和特首一起抹黑集會為「暴動」，激起民憤，成為200萬人上街的導火線之一。顯而易見，警方在6．12集會的表現並非源於個別警員的個人品行和專業操守，而是制度因素促成。筆者認為警方武力鎮壓示威，相比雨傘運動和旺角衝突，其實變本加厲。警察在清場時反映的粗暴和傲氣，至少折射4個制度問題：

（1） 警察本來就是唯一能合法使用殺人武器的公權力。警察用橡膠子彈、布袋彈、催淚彈、胡椒彈和警棍對付示威者，不止是有無權用的問題，而是應否使用的問題。在6．12集會，警方使用上述武器，絕對是過度和不合乎比例。驅散大量群眾的集會，根本毋須使用針對個別目標的槍械。一發橡膠子彈可以嚇怕民眾，換來的代價足以是傷亡。使用什麼武器並非前線警員作主，自然是獲授權的指揮官和高層決定。

（2） 警員如何用武器執法、如何行動、配戴什麼裝備等，由警察部門訓練和設計，警務處有責任去確保前線警員行動而非縱容濫暴。6月12日警員在無示警之下，向已獲不反對通知書的民陣集會施放催淚彈，險釀人踩人慘劇。而且，有警員將上彈的槍枝指向示威者頭部。警員配備的橡膠子彈和布袋彈，為免傷亡，即使要開槍也只應向下半身發射。警方現場指揮決定，以及警員向市民頭部開槍，是意氣用事抑或習非成是，甚至是一早就預備好要生事？目前實在無人知曉。

更可怕的是，特別戰術小隊（速龍小隊）在6．12當日制服並無佩上警員編號；但在3年前旺角衝突和今年6月9日遊行後的衝突，速龍小隊均穿上有警員編號的裝束。故此，警方是刻意改變速龍小隊裝備、刻意除去裝束上的警員編號。警員執法時倘有濫權行為，市民有權追究，就要知道警員身分；警員身分被掩蓋，等於縱容執法人員可隨意行使權力而毋須問責。市民無法知道警員身分，又何以分辨眼前戴上頭盔、手揮短棍的黑衣人，是除暴安良的警察，還是假裝執法的暴徒？

（3） 警察執法期間的言行，反映了警方對示威者非常敵視的態度。這種態度，很有可能是「同溫層」 — — 不，是同袍之間潛移默化和警察制度文化的結果。網上流傳警員在6．12清場時，在太古廣場玻璃門外以粗言穢語問候示威者母親，大罵他們；清場後，一群基督教牧師開記招，憶述當牧師在前線試圖勸警員不要清場，反被警員指罵「叫你個耶穌落嚟見我哋！」，表現就如《聖經》中戲謔耶穌的羅馬士兵。警員敵視和平示威者，是個人取態還是整個警察社群的立場？看看最近4個警察協會的聯合聲明，強烈反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查明6．12清場真相，辯稱現行制度行之有效；加上多年來不少休班警員犯法案件見諸媒體，反映同袍相衛、錯在他方、警權大於民權的思維和文化，溢於言表。

（4） 現行監察警方執法行為的制度，根本行之無效。監警會並無獨立調查權；市民如要投訴警察濫權，只能先到警務處轄下投訴課立案。監警會只能核查警方內部調查報告，也不能處分或刑事檢控涉事警員。再者，亦有報章發現，2011/12至2017/18共7個年度，共有2119項投訴警察毆打的指控，但只有兩項指控被調查為屬實，成功率僅0.09%。換言之，香港警察權力之大，除了是其武裝本質，就是來自缺乏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警方毋須受外部機制限權和承受濫權後果，

面對以執法為名施暴的權力，無權者依仗的只有道德價值和宗教情操。網上有人描述警民衝突為「你有子彈，我有Hallelujah」，正是寫照。今次反修例運動最突出的，除了是各界自發聯署，就是基督宗教展示的道德力量。信徒徹夜禱告，反覆唱誦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成為團結人心，甚至是面對暴力作出和平抵抗的「良藥」。

教會領袖和牧者不卑不亢站在前線，與抗爭者同行，又積極發聲，例如天主教香港教區輔理主教夏志誠，在媒體以一句「人民的聲音就是天主的聲音」（Vox populi, vox Dei）勸特首回心轉意；200萬人上街後，在現場與抗爭者一同留守。他自道：「羊在哪裏，牧者就要在哪裏！牧者不單止要在羊群中間，更要帶領他們，亦要在互相互動之中，去認識自己的身分，亦要體察羊群所面對的困難和痛苦。」夏主教和其他神父、牧師，盡力消除戾氣之餘亦堅持大是大非，贏得非教徒肯定。基督徒和牧者為今次運動展示的道德勇氣和抗爭恆心，相信是繼和平佔中後，民間非暴力抗爭的重要支柱。

正是 — — 你有子彈，我有Hallelujah。

（本文原刊於《明報》觀點版，2019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