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文集_【看得見的疑慮重重】
蘇暁康：看得見的疑慮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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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島嶼，面對一座大陸，背靠一片大洋，夾在中間，這個位置是奇妙，也是痛苦。一個是她無法拋棄的根柢，一個是被她遺忘了幾千年的起源，兩廂都由不得她。
在漢文明的地緣文化上，東亞的台灣離北京最近，政治分離殊為不易，若某種機緣湊巧，或能走掉，但它稍縱即逝，一旦錯過，便只剩徒勞，其中是否也包括文化認同的抗拒呢？在這一路向的話語中，南島語族的再發掘，自然提供了遼闊的想像空間。
一、七十年、四百年與七千年
一九六四年在台灣發現的「大坌坑」，一個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距今七千至五千年，絕對是文化認同的強大原初資源。哈佛考古學家張光直詮釋：「在中國有兩群早期農業文化平行發展：一為黃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另為東南沿海的大坌坑文化。」
生理學家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指出，一個農業發生的中心，便意味著一脈文明，台灣島與整個華夏文明，竟平起平坐了，令對岸的「統一」話語霸權大打折扣；設若一個龐大的海洋文明在台灣找到了「祖庭」，這個島上的總統再去「遙祭」遠在陝西的黃帝陵，就有點勉強了。
但是，關於台灣文化上的「認祖歸宗」，又有時間上的另一種「遙遠」：調頭轉向認同那萬頃碧波裡的南島語族，自然是台灣原住民的歸宿，可對於無論四百年前，還是七十年前來到此島的兩撥大陸族群來說，也似乎有點勉強。這遙遠，是四百年與七千年的距離；或許，把南島族群趕出大陸的，恰是四百年前過來的那個族群的祖先，即華南人呢？而七千年前就分叉了的兩個文明，是不能由你任選一個的。
所以我在普林斯頓遇到余英時教授，他對我說：「你說中國文化沒有海洋文明，這種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余教授說得很客氣，「但是我很贊成你提出的關於海洋文明和內陸文明的矛盾。」
他認為，中國文明是從黃河流域發源的，南北朝以後重心移向長江流域。我們一般談中國文明談到這裡，就不往下談了。他說，宋以後，特別是明清以後，中國文明向整個太平洋地區進行發展和開拓，但本土的中國人談得很少。整個南洋的開發，以及現在南洋諸國的早期歷史，都跟中國的移民、中國海外社會的發展有關。中國宋代以後，向太平洋的發展，實際上就是中國的海洋文明，但是中國人自己不談它，只談長江、黃河，這是一種陸地思維；同樣的，而今在台灣，如果只談中國的長城、「四大發明」、地大物博、通商盈利，而不理南洋、亞太、海洋、全球，便意味著還陷在陸地思維，即便在一個海島上也沒有看到海洋。
2023底季季轉來「《臺灣的未來在海洋》新書講座：臺灣的未來為什麼在海洋──陸地思維和海洋思維需要對話？」
郝明義帖子裡的句子：「很像是陸地到了盡頭，出現海洋。思維和價值觀的海洋。同屬海洋世代，淺海和深海世代的思維和價值觀也有所不同」，便可知「海洋思考」已經啟動，可惜我此刻無法飛躍大洋去聽這個講座。
但是我一直是一個海洋文明的鼓吹者、思考者，前陣子我還出版了一本《海慟》，專門講陸權與海權的對峙，也講「華夏民族誕生在黃土高原，不知道海洋是什麼」；
然而反之，海洋民族不是也不知道「內陸取向」是什麼，而心心念念於「大陸情結」——封閉、保守、恐懼海洋，所以需要維持千年秦制的情結，為什麼已經建立民主政體的台灣，還會幻想再去親暱、勾連、貿易那個專制大陸呢？
海洋文明雖然近年才成熱門，它卻是一個悠久的文化概念，甚至更是一种地理生物学概念，因为南太平洋，从来不是「汉文化」的势力范围，那里从六千年前就生存着一个海洋文明和族群，汉人反而是外来的。
《河殤》曾有「蔚藍色文明」一說，當年頗為標新立異，而我們身陷「黃土高原」，受困於知識的貧瘠和內陸型的封閉，以為那「蔚藍色」獨屬歐羅巴，卻不知近在東方的婆娑之洋上，便有一個龐大民族群體，存活在無數的島嶼上，其領域東西橫跨地球一多半的經度，擁有人口一億五千萬，乃是史前便興起的一個「海洋文明」，人稱「南島語族」（Austronesian）。
二、南島語族被華北漢人逐進大洋
在生理學家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看來，這個「南島語族」，可能是被說漢語的華北人，從亞洲大陸驅趕到太平洋上來的，他們甚至可能就是當年華南人的孑遺。如此壯闊的史前大波瀾，也被戴蒙建構成一種簡略的「語言代換」過程（language replacements），可參見其名著《槍炮、細菌與鋼鐵》。此說基本脈絡是，華北的漢語族群向南擴張，驅趕或同化了華南土著，即那裡的苗瑤語系、傣／佧岱語系的族群，而後者迫於來自北方的壓力，則從華南掃過熱帶東南亞，包括泰國、緬甸、越南、馬來半島，掀起另一波更為徹底的語言劇變，把先前曾在那裡的語言統統消滅。於是，殘存於大陸漢語海洋中的苗瑤語系，成為語言孤島；南島語系則飲恨大陸，存活於整個太平洋上。（見王道還、廖月娟的中譯本，台北《中時出版》，一九九八年初版）。
這本書的理論框架，有點像是把「物競天擇」的達爾文主義，擺進生物、地理、環境等新學科中，做了嶄新的綜合和闡述，要旨無非是，地理環境、氣候、物種等先天優勢，注定了誰能獲得農業的先機，便可獨領風騷於史前，而滯留於狩獵／採集階段的族群，只剩下滅族的份兒，其斷言「優勝劣敗、弱肉強食」之決絕，比天演論有過之而無不及，卻都是言之成理的。
「語言代換」寫來輕鬆，卻涉及戰爭、謀殺、傳染病、移民殺戮土著的血腥過程，最後迫使降族採用新語言；而華夏正宗從來蔑視未開化的夷蠻戎狄，漢文明的擴張，一向也是征伐驅趕、招降納叛、改土歸流。神州自古東有九夷，南有百越，相傳楚滅越，而越之子孫流落波濤大海；百越之族則遭北方華夏人擠壓，亦避遁南亞，此皆為上古歷史，恐怕還不是新石器時代那邈遠的一萬年前的波瀾呢。
戴蒙以演化生物學等多學科重建史前史，也困惑於中國無數其他語言消失而只剩漢語獨霸的反常。一般而言，人類學研究中，遺傳的證據最有信服力，文化證據次之，語言證據則最弱，但是在中國文明的個案裡，恐怕需要倒置這個順序才行——關於中國，離了漢語和漢字，便什麼歷史、文明都免談，倒也佐證了戴蒙之「語言代換」說的睿見。
三、台灣已陷戰降迷陣
1995年的台海飛彈危機，潛台詞則是，台灣舉世稱傲的民主選舉，一直處於對岸中共的武力威嚇之下，選民的心理怎會不受暴力影響？這個因素，從未納入過「台灣民主」話語之中，所以2022年「九合一」選舉结果蓝胜绿败，民进党从七席缩减到五席；国民党夺回台北市市长，代表「中间路线」的民众党拿下科技之都新竹市；身兼民进党党主席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宣布辞去主席一职。
這個大選結果，令眼鏡碎片滿世界。下一步，台灣的戰降選擇，估計會很快浮現，否則習近平還會有大動作——這個二蛋其實已經陷入「攻台」、武統的尷尬境地，拿不拿得下台灣，已是他的「執政生命線」，假如島內有人投降，他真是喜出望外，實際上，他武統藉口也只有一個：解救台灣祈求統一之民眾。而這次大選的民意，也將令歐美望而卻步，第一島鏈將後撤到日本⋯⋯。
選前民調，常常是最準確的社會心理溫度計。專家預測這次九合一大選，民進黨僅保四席、國民黨穩贏；台北蔣萬安領先、陳時中輸掉，這分明是對習近平攻台武嚇的反應，不畏戰、敢抵抗的候選人低迷，「避戰謀和」的反而高人氣，頗有南宋主戰派主和派之氣象，中共對台之認知戰、離間計均收效極大，利用的都是人性之弱項，一九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以阻嚇台灣民選總統為目標，中共並未成功，我留下一文《「武嚇」是因為「嚇」而有效》：
『北京對台「文攻武嚇」很象一齣肥皂劇。「文攻」不必談了，令人皆可回味當年對「蘇修」之《九評》，主要是說給大陸百姓聽的，無非讓他們相信「李登輝要把台灣出賣給日本人」一類的政治神話。
那「武嚇」就很有些講究，先是新立什麼「戰區」、搞飛彈射擊，後又沿海集結大軍「演習」，弄出一派戰云密布的氣氛。接著上場的是「捎話」的新套，刻意選美國前國防部官員把話徑直捎進白宮，弄得媒體一派危言聳聽，臺北股市狂跌，其效果豈不比放飛彈還好看。總之是仿佛生怕全世界懷疑他要「拚命」的決心，這套伎倆在中國典故里是很著名的，叫做「此地無銀三百兩」。
其實，放出「要打仗」的空氣與真打是兩碼事，花錢不多，還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事實上他們做得很成功，不僅逼得臺灣「統獨」糾葛彌漫于選情，逼得亞太各國噤若寒蟬，也逼得美國望而卻步、唯恐避之不及。自一九八九年那場執政危機以來，中共在西方「制裁」下「韜光養晦」地學了不少本事，知道如何在國際間「討價還價」，也頗懂得拿捏耍橫的分寸。
北京不愿看到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民選總統居然出現在臺北﹙不論誰當選﹚﹐是這場危機的本質，問題是他們如何能夠干擾這件事情。若替北京設想，有效的辦法也確實不多，再加上「第三代接班人」對「統一」的氣度、耐心、技巧，都比鄧小平當政時又跌了一個量級，「武嚇」實在是他們不得不冒的「風險投資」。
縱觀中共半個世紀的執政史，「對外戰爭」哪里是那麼容易下決心打的？
毛澤東當年欲介入韓戰，眾元帥都反對，他最後幾乎是「一意孤行」，他有那個權威。如今大陸除了鄧小平，再無第二個人有發動一場戰爭的權威。
當年鄧小平討伐越南的所謂「自衛反擊戰」，乃是打了就走，還萬分辛苦，後來弄到各野戰軍輪流上去「財政包干」打仗的境地，前線士氣低落，官兵都不知道為什麼要打這一仗。
平實而論，眼下中國大陸的「綜合國力」和軍事實力，對于發動一場必須以征服為結局的戰爭，尤其跨海登陸作戰，是力不從心的。中共目前還不是那一類伊斯蘭黷武軍人掌權，愚蠢到會去發動一場沒有勝算的戰爭。
他們敢于「武嚇」，最要緊的是，看準了有可以「嚇」住的對象。我們與其在那里虛構「解放軍」海空強攻臺灣，象某部小說寫的那樣，倒不仿真實地想象一下，他們事先是如何由總參、外交部、新華社、國臺辦等一起「沙盤推演」，放了一陣導彈之後，臺北股市慘跌了多少，總統參選人們惊呼了些什麼，白宮又有何反應……這大概才是他們認真做過的「攻臺演習」。』
三、「藍綠對決」就是中美对决
范疇這位大俠留下一句醒世之言：「這次台灣大選，不是選白宮，就是選中南海」；当下「藍白合」破局，其根本含義，乃是沒有「白」的生存空間，柯文哲自負的聰明、投機、中性，在藍綠對決中，被徹底「玩兒完」，他的黨最終也會被棄保；「藍綠」不容「白」的存在，旁邊卻有一個「紅」在操盤，這麼殘酷的遊戲，因為背後是中美對決；甚至連當年的「統獨」爭議，也演化成「親美」還是「親中」。
習近平最近已將「武統」改為「和統」，其緣故不止經濟崩潰、實力銳減、軍方消極，還在於中共看到「和統」的可能性已在島內生成，習的歷史經驗也來自毛泽东，此梟雄當年曾说，「夺取台湾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空军和制空权有关，到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内应就是代理人或同路人，或在广义上包含所有可以达到瓦解台湾民心士气的岛上资源。而广义上的"内应"，达到一定强度时，往往能够以非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相较于动武，毛泽东更看重内应——什么是"内应"，如今中美都看得很清楚。二〇一九年先是香港的抗爭與沉淪，接下來便是二〇二〇年初台灣大選，藍綠兩營皆有「亡國感」，我當時留下一則文字，頗可與當下對照：
黎智英接受《財訊》訪問，對台灣人苦口婆心：你們要是選郭台銘、韓國瑜這樣的人，台灣人不會死嗎？
他當然指的是台灣總統選舉，誰都知道，韓國瑜、郭台銘可以接受「一國兩制」，經香港一場轟轟烈烈的「返送中」，郭台銘表面上改口了，而韓國瑜反應遲鈍，還說「我不知道啊」，民調大跌。香港效應在台灣發酵，最大受益人是蔡英文，因為她對中國最強硬。
转眼七月，台湾大选鏖战，蓝绿对决已然是一场美中"代理人"战争了。我先听到一个高分贝的字眼"亡国感"，忍不住也去议论，台湾"亡国感"大行其道，却是不一样的两种"亡国"危机。绿营之亡，乃民主制度有被对岸专制吞噬之危；蓝营则有"中华民国"寿终正寝之危。"两危"激荡2020大选，又在于台北已经出现"中共代理人"，而且民意度极高（有的民调甚至是最高）——此民意的背后，积淀着外面人不易解读的恐惧和诉求，而且非常情绪化，却是最棒的选举资源。
绿营的"亡国感"，除了对岸"大国崛起"的霸凌，更大的背景，反而是美国重返亚太的强势，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已势不可能，两强对决，逼她必须选边站，自然不可能站到专制那一边，虽然是"同文同种"；弔诡的是，蓝营难道可以选择站到习近平那一边去吗？那就是被关进"一国两制"囚笼中，香港的苦苦挣扎與覆亡，就在眼前！
相对而言，"蓝亡"迷思偏重一点，因为其中暗含着"偏安"误区，那自然是七十年积淀下来的；甚至"偏安"思维，就是一种中国传统，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宋临安，赵宋小朝廷的苟且偷生，就不要说它了，那时的中原文人，对丢了北方半壁江山，痛心疾首，心心念念于北伐，到死都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这种亡国情怀，锤炼出许多大诗人，但是政治上毫不可取，最终气数尽在崖山。时至今日，蓝营中人乃不能看清今日北京就是当年的蒙古人，还存侥幸，岂不怪哉！
至于"绿亡"之误，僅在執政包袱。强敌之下，一水之隔，哪里来的许多空间让你挥洒？"转型正义"也好、回馈选民也好，执政只有四年或八年，原是办不了太大的事情，也容不得挤压政敌太甚，「中华民国」之壳非要毁掉吗？蓝绿基本盘相当，输赢全在中间选民的好恶，每年政党轮替的意义，已经扭曲。我在大洋对岸，何敢妄言？这点感觉还是2018年底赴台观选"九合一"得来的，当时民进党"雪崩式惨败"，跌破众人眼镜，我听到内行解读，肇因乃"年金改革有侵犯财产权之虞、追讨党产有政治清算之嫌、转型正义有违宪滥权之虞、前瞻计划有违宪之嫌"，当然也包括"拔管"之类，绿营领袖被权力迷惑，可见一斑。』
而今，美国從奧巴馬執政時期，返回太平洋，构建第一岛链，堵截中国"走向大洋"，後來更加明確的部署，是前後兩任国务卿蓬佩奥和布林肯皆赴东京，要组建一个"印太架构"以对付中国，其实早在三十年前就有这个架构，卻因為美國誤判中共，過早撤離東亞而前功盡棄。這次美國不僅聯合整個東亞、東南亞乃至大洋洲國家，還拉上了印度，徹底包圍中國。
今天的東亞，最敏感部位已非朝鮮半島，而是台灣海峽。在第一島鏈，台湾因是岛链咽喉，就成了「印太联盟」或称「亚洲小北约」的支柱，美国舍它便使整个战略瓦解，因此军援已然开始，F-35将"出租"，现在全世界都在猜的是下一个爆炸弹：美台复交。但這件事一直說不清楚，也總是口水仗。無疑美國的猶豫不決，其政黨輪替的制度，又因每個總統的東亞政策之模糊，而台灣朝野疑這疑那，靠中還是靠美的族群博弈，比任何時候都激烈。